邓小平的平等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等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出发，观察世界、分析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关于平等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改善我党我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和推动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并研究邓小平的平等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优化国际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邓小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平等的思想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经济社会平等观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邓小平明确地把发展观与平等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认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在评判关于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标准上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②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共产主义”，这就避免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平等与公正，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与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的界限。
其次，邓小平始终把大多数人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提出社会主义平等的精神实质是“共同富裕”。在谈及社会主义本质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的一个东西。”③“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⑤邓小平的平等思想深深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沃土之中，体现了平等主体的人民性，从而具有社会道义上的力量。
最后，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平等思想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即邓小平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平等观的价值取向，而且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等指明了具体途径。他从根本经济制度层面，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思想，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最广泛平等的基础；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以按分配为主体多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在具体的政策层面，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发达的地区带动和帮助不发达的地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实现更高层次上社会平等。他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⑥这种思想以及实现这种思想的制度安排，就使得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通过一定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为了一种可行性的现实。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既走出了平均主义的误区，又消除了制造和产生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因素和可能，在确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平等归根到底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实现，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这种平等观揭示了平等的实质，拓展了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角度深刻阐述了政治平等的思想，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邓小平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平等，始终是把中国最大多数人作为主体来加以思考，并且始终将这一问题放在社会主义本质高度和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层面来进行阐述。这是邓小平平等观的一个显著特征。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⑦。因此，在讨论民主问题时，他总是要问：是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他强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他认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⑧在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以所谓的“人权平等”来向我们发难时，邓小平首先反问的是：“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⑩。
第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平等的前提。他论述了党内不平等的各种现象，提出：“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主张“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的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11)他要求：“不论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的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总之，不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12)这些思想对发展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邓小平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保障社会主义平等，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把改革放在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高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谈到，“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3)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4)。他指出“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他认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主要是由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6)
第四，邓小平提出了人们的各种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都要通过法制建设来保障的思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17)“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8)，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五，邓小平从历史文化和社会观念上分析了产生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指出：“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的身份上的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等等，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认为“宗法观念的余毒不能轻视”。(19)他明确提出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出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民族平等思想，为探索和制定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世界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因此，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只有发展水平上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并无优等与劣等之别，各民族应该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分注重民族问题，始终把民族平等观作为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根本原则。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础上，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当代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较强时代特色的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观点。
第一，邓小平强调民族平等的基础是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没有互相尊重是建立不起平等关系的；要达到相互尊重必须消除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而造成这种隔阂的思想根源在于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各少数民族也要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增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以求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强调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
第二，邓小平强调大的民族在实现民族平等方面要起积极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20)他深信，各少数民族，会随着汉族放弃大汉族主义而抛弃狭隘民族主义，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推动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之间平等。
第三，邓小平强调民族平等应当是真正的平等，要把它体现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并用法律制度加以保障。指出，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尊重少数民族的愿望，真心实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认为“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只有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因此“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21)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客人时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22)
第四，邓小平强调，民族平等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是邓小平关于民族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3)可见，邓小平始终是把发展问题放到了解决民族平等以及其他民族问题的中心地位来强调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邓小平民族平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柱石，体现了在民族平等上的真实性、广泛性、彻底性、保障性和发展性，同资产阶级所谓的“民族平等”观划清了界限，为在一个有着50多个民族的国家中消除民族分歧、增强民族团结、同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理论前提。当今世界各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大多可以看到民族问题的影子，邓小平的民族平等思想对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国政党间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以及与其他政党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新境界。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主导作用，决定了正确处理政党之间关系在当今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如何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上，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过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共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经验；也有过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指责，以至于影响其他党、国家甚至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进程的沉痛教训。
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尤为深刻。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在恢复和发展同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党际关系的思想和观点。他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4)主张党不论人数多少、大小强弱、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应该一律平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什么领导中心，各个党之间也没有什么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之分，而应该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这些思想观点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我们党与其他兄弟党建立新型关系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和原则的提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辟了我们党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不仅同共产党、工人党，而且还同其他不同类型的政党，都建立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为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前政党政治十分活跃、政权在政党间更替日趋频繁的情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风云，科学分析和把握了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关于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
人类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之后，有正义和良知的政治家都在深入思考：国家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避免战争悲剧的发生，谋求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
邓小平对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形势与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准确的分析，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认为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在于霸权主义和由此而派生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国家平等的思想观点。他既把体现国家平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时期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点，也把它作为抑制国际霸权主义，推动建设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支点。
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到：“世界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并且“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25)在为马来西亚客人举行告别宴会上谈到：“我们都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改善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26)在1978年出席欢迎新加坡客人李光耀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27)并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2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这些思想指导下，正确处理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尤其是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与支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今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名，推行“新干涉主义”，邓小平关于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这是对邓小平国家平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⑨(13)(14)(21)(22)(23)(25)(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15、364、111、161、166、125、116、117、246、362、364、281-282、96页。
⑦⑧⑩(11)(12)(15)(16)(17)(18)(19)(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5、168、322、311、322、334-336、146、147、334-335、31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26)(27)《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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