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储蓄率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稳中有升，近年来上升速度加快，从2000年的37.6％上涨到2010年的52.6％。一方面，低消费—高储蓄的内部结构失衡开始呈现；另一方面，储蓄—投资差额也在扩大，造成了外部失衡(樊纲、吕焱，2013)。Greenspan(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高企的储蓄率导致了长期的低利率，是过去二十年来房价泡沫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不断上升的高储蓄率尤其引人关注。因此，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高涨的原因，并由此得到缓解结构失衡的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了解国民储蓄高涨的根源，首先需要对国民储蓄结构进行分解。国民储蓄按照部门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2009年，三部门储蓄分别占国民储蓄的48.3％、41.9％和9.8％。显然，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为国民储蓄的主体。而近年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家户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态势，共同驱动了总体国民储蓄率。因此，对家户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国民储蓄率。樊纲、吕焱(2013)解释了企业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原因。该文认为，中国仍处在刘易斯拐点前的二元经济状态，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力处在弱势地位，工资上升缓慢；伴随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企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部分价值更多的被资本占有。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利润会以更高的速率积累，最终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储蓄。
中国的家户储蓄率也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从2000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40.4％(图1)。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占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其份额仍旧很大，并且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政策导向下，其份额仍旧会上升，对未来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此外，根据Blanchard & Giavazzi(2006)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在跨国比较中并非异常，中国的高储蓄率仍与较高的家户储蓄率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中国近年来家户储蓄率上涨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国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
图1 中国家户储蓄率(2000—20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资金流量表。
家户储蓄率实际上是家户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所引致的均衡决策。而对当前中国家户决策的探讨，不能脱离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事实上，城乡居民面临的约束有显著差异，其消费—储蓄决策也会有显著差别。具体而言，城镇企业会为城镇家户购买一定水平的社会医疗保险(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6)，因此，农村家户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家户(Kanbur and Zhang,2005)，这使得农村家户需要更多的储蓄应对养老、医疗等问题(Kuijs,2006)，农村家户的储蓄率更高。同时，中国大多数农村家户仍旧处于“温饱”水平，其可用于储蓄的收入并不多，这限制了其高储蓄率。图2描述了中国城乡家户储蓄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在2004年以前，农村居民储蓄率高于城镇居民储蓄率，而2004年以后则有反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更高。
图2 中国分城乡家户储蓄率(1978—2012，％)
注：城镇居民储蓄率由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减去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然后除以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计算而得；农村居民储蓄率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减去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然后除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计算而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2的城乡居民是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划分的。而在目前的二元经济框架中，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深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一转移进程自然将家户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居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中包括了大批的农民工，而后者实际上归属于农村户籍，其享有的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并不能与城镇户籍的居民同日而语，而这些因素显然构成了家户消费—储蓄决策的约束，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居民储蓄率的构成及其上升的原因，我们需要分离出三类群体各自的储蓄率。表1汇总了不同数据来源下的城镇户籍居民、农民工以及在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的储蓄率。可以看出，在数据可得的2002年和2007年，农民工的储蓄率均为最高。城镇户籍居民2002年的储蓄率低于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而2007年其储蓄率反而较高。
注：1.在计算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的储蓄率时，假设只有极少数城镇居民转移至农村生活，因此可直接采用图2中的农村居民储蓄率。2.农民工2002年和2007年以及城镇户籍居民2007年的储蓄率数据来自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3.城镇居民2002年的储蓄率数据直接取图2中城镇居民2001年的储蓄率，因该统计口径下的城镇住户调查对象在2001年以前为全国非农业住户，2002年以后才改为全国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住户，因此2001年的储蓄率数据剔除了农民工因素，用其对2002年的储蓄率进行近似较为可靠。
在目前的二元经济框架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成为农民工。根据表1，农民工的储蓄率在三类群体中一直处于高位。因此，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壮大，这一过程带动了居民储蓄率和整体国民储蓄率的上升。本文试图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探究城镇居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农村居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差异，以及三者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基于此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近年来的连续上升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农村户籍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差异水平较低，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下，储蓄率有所提升；但农村居民还受到最低消费水平的约束，储蓄受到限制。农民工收入有较大的提高(卢锋，2012)，这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工的储蓄率。三类群体的消费—储蓄行为决定了中国家户储蓄率的走势，其中，农民工群体的壮大是带动近年来家户储蓄率上涨的重要原因。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中国家户储蓄率以及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从经典的理论出发，探讨家户储蓄的文献并不在少数。已有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高储蓄率进行了解释。①然而，高储蓄率并不是储蓄率持续上升的必要条件。针对近年来中国家户储蓄率上升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首先，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经济主体根据其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制定消费—储蓄决策(Modigliani,1970)。因此，在经济主体同质的假设下，总人口中工作群体比例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的上升(Modigliani and Cao,2004; Horioka and Wan,2007)，但该结论本身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吻合度相距较远(Chamon and Prasad,2010)。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民的实际隐形失业问题，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所带来的实际上的工作群体比例的上升，则对中国储蓄率持续上升的解释度就可以大大提高。其次，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有可能使经济主体年轻时面临较强的信贷约束，从而导致较高的储蓄率(Kuijs,2006)，这实际上是对生命周期假说的反向支持。但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的效率在提高，而储蓄率仍然在上涨，使得这一解释的有效性面临挑战。文化差异是东亚国家储蓄率较高的原因之一，但由于文化的时间不变性，也很难对近年来储蓄率的上涨做出解释(Wei and Zhang,2011)，必须结合一个持续变动的因素才能做出理想的解释。Du and Wei(2010)以及Wei and Zhang(2011)提出了竞争性储蓄说，认为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使得中国家庭为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而储蓄财富，使得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事实上，这种追逐财富乃至社会地位的行为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也被广泛证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精神”(Bakshi and Chen,1996)。但根据Chamon and Prasad(2010)的研究，中国所有年龄群体的储蓄率都在提高，很难说都是在为婚姻市场竞争而做准备，因而，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具基础性的因素推高了中国各年龄群体的储蓄率。
另一种对储蓄率上涨的经典解释是收入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储蓄。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很不完善，居民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自我保险和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而过度储蓄，推高了中国的储蓄率(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6; Chamon and Prasad,2010; Chamon et al.,2010)，事实上这也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个推广。有研究认为预防性储蓄说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有较高的储蓄率，但解释不了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不断上升。中国的社会和医疗保障系统在逐步完善，收入不确定性在减少，储蓄率应该下降，而这明显与现实不符(Wei and Zhang,2011)。我们认为，以往关于预防性储蓄的研究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系统也具有二元性：城市户籍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居民(Kanbur and Zhang,2003; 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6)，这就造成了农村户籍居民本身具有比城市户籍居民更高的储蓄倾向。然而，储蓄率水平的高低还受到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更显著，因此，农村户籍居民并不一定会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储蓄率。由于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农村家户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储蓄决策而提前消费，从而降低了储蓄率。只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受最低消费的限制，实现个体跨期优化的消费率，从而总体储蓄率也不断提高。
以上的机制分析考虑了中国家户储蓄率的二元性即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不同，但做出的分析并不完整，而根据以上推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大小也并不确定。事实上，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类规模和比重日益扩大的特殊群体，即农民工——转移到城市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农民工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户口仍然在农村，即属于农村户籍居民，仍然只能享受较低的医疗社保水平，因此他具有比城市居民更高的储蓄倾向；第二，他在城市部门的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城市户籍居民，是他原来在农业就业时所得收入的数倍，因此已逐渐摆脱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由于具有这两个特征，农民工群体成为三类群体中储蓄率最高的一类。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以年均800万的规模持续向城市部门转移，农民工总量在2011年已经达到2.5亿之多，占中国非农就业的50％以上。因此，如本文后面模型部分将更详细地分析的，由于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和城乡居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差距的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正在不断壮大，而这也已经并且将不断推高中国总体家户储蓄率。
事实上，根据Lewis(1954)和Jorgenson(1967)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古典假设还是新古典假设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非农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发展，国民储蓄率都会上升。以往一些研究已经认识到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将其作为解释近年来中国储蓄率高涨的一个切入点。例如，李扬、殷剑锋(2007)等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的增长模式导致了企业高储蓄的必然结果。樊纲等(2009)指出企业储蓄大幅上涨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使得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巴曙松(2011)认为中国在之前一个阶段的企业储蓄上升的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真实反映到企业的真实成本上，企业也未能将成本扭曲所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樊纲、吕焱(2013)也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探讨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然而，以上对中国储蓄率的研究，尽管考虑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但都是从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展开的，鲜有文献从家户储蓄的角度展开讨论。因此，本文将以二元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最低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说，考察三类不同群体在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建立一个刻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特征的动态模型，使用此模型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家户储蓄率乃至国民储蓄率持续上升的现象予以解释。
三、理论模型
其中，
和
反映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效率差异。这种效率差异或是由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或是由于专业化(农民工原是从事农业的)造成的。
三类群体具有相同的偏好，但面临的预算约束不同，一方面由于其享受的社会保险程度造成的。农村户籍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险水平较低，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社会保险水平较高，即有以下假设：
求解该最大化问题：
可见，两类工人工资比值决定于相对生产率差异和相对企业需提供的社会保险水平，其中，与相对生产率差异成正比，与相对社会保险水平成反比。
2.偏好
代表性家户最大化一生的效用，满足世代交叠模型，即：
(3)在(2)的假设下，进一步假设
则易知：
，即农民工储蓄率高于城镇家户，城镇家户储蓄率高于农村家户。
引理1中(3)所导出的结论与2007年三类群体的储蓄率形态相符。此处我们进一步讨论引理1中假设的合理性。针对(2)中，对于最低消费水平所导致的收入水平与储蓄率正相关的假设
，文献中已有丰富的讨论。Dynan et al.(2004)已证明，当投资回报率足够高时，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使得收入水平与储蓄率呈正相关。目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仍然较低(Lee et al.,2012)，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仍旧处于高位(Bai et al.,2006;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6; Lu et al.,2008；徐建国、张勋，2013)，考虑到贴现因子是外生的，这一假设相对合理，也不影响模型结论。这也解释了农民工比农村家户储蓄率高的现象。当收入水平比较低时，跨期优化的最优消费水平会低于最低消费水平，此时，由于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家户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储蓄决策，提前消费，从而降低了储蓄率和资本积累。随着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受最低消费的限制，实现个体跨期优化的消费率，从而总体储蓄率不断提高。而(3)中假设的直觉含义是，城乡社会保障差异仍然足够大，处于(15)式所处的区间中。综合来看，农民工尽管转移至城市后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其社会保障水平仍较低，使得其储蓄率比城市居民更高；而尽管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但农民的收入仍旧大致处于温饱水平，导致农民的储蓄率较城市居民更低。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三类群体2007年的总体储蓄率情形一致。
我们的模型也可以解释2002年的储蓄率形态。从表1可以看出，2002年农民工的储蓄率略高于农村家户，后者储蓄率则高于城镇居民。而2007年农民的储蓄率较2002年有所降低。事实上，2004年起，中国农村户籍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这导致2007年储蓄形态的变化，即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出现反转：城镇居民储蓄率反而更高。在式(15)中，这体现为2002年时，城镇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更大，大于式(14)中所定义的上限，即：
此时有
，即2002年数据所描述的储蓄率形态。后文将会看到，不管是式(15)还是式(16)成立，即不管是2002年还是2007年的情形，劳动力转移都能恒常推动储蓄率的上涨。
3.均衡
接下来讨论模型的均衡。农村户籍的人口可以选择是否向城市转移。事实上，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户籍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可以获取更高工资，但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民工面临一定的转移成本。因此劳动力转移会达到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下，农村户籍的人口无差异于转移与否，即有：
我们令：
可知τ主要取决于转移成本D的大小，且易证：
。因此，转移成本越大，农民工与农民的工资差距越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经济体的一般均衡定义。
定义1 经济体一般均衡条件由两部门最大化利润的一阶条件、劳动力转移均衡以及三类主体的消费储蓄决策构成。
给定城市、农村户籍人口，可解得三类人的工资水平，以及劳动力转移量即农民工人数。其中，农民工量满足以下方程：
引理2 随着非农部门资本的不断积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均会上涨。
需要指出的是，若不存在劳动力转移，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仅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资，而对农民的收入没有影响。③从这个意义上，自由迁徙使得收入更平等化。
1.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接下来讨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方程如下：
在引理2之下，我们有定理1。
定理1 在定义1的均衡下，经济体至少存在一个稳定均衡。
直观上，由定理1所得到的稳定均衡是一个长期过程，而由引理3，在达到这个稳定均衡之前，经济体的资本不断积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此外，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可以让经济体达到一个更高资本量和产出的均衡，即定理2所描述的：
定理2 劳动力转移提高稳态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④
2.储蓄率
接下来讨论二元经济框架下的储蓄率。由上述的世代交叠模型假设，一国在第t期的人口结构，由在t期出生的三类年轻人和在t－1期出生的三类老年人组成，因此总国民储蓄率取决于这六类人各自的储蓄率及六类人口结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在t－1期出生的三类老年人在第t期均把所有资本性收入消费掉，储蓄率为0。
定理3 一国总国民储蓄率取决于年轻人总储蓄率和老年人储蓄率(为0)及人口老龄化结构；而年轻人储蓄率取决于三类年轻人各自的储蓄率及劳动人口结构。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的差异，以及转移成本的存在，在引理1的假设下，只要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满足式(15)或(16)，则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即农民工的数量不断提高，中国年轻人总储蓄率及总体储蓄率将不断提高。
证明：
在式(15)或(16)下，我们恒有
。
因此，当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即劳动力转移进程进一步持续，中国劳动者总储蓄率将不断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只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同时解释2004年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前后两段时间的储蓄率的上升形态，而这是中国目前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的现实情形。
我们的模型还发现，单纯的资本积累和工资上涨也可以带来劳动者储蓄率的上升，这主要来自于最低消费水平对储蓄的限制作用。事实上，每一个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初期均会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带来储蓄率的上升。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形，我们从模型可以看出，劳动者储蓄率上升的更核心原因在于劳动者结构的变化：在没有劳动力转移的情形下，社会平均储蓄率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之间。而一旦劳动力转移开始进行，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及资本积累进一步深化，为使劳动力转移得以持续，需要对农民进行一定的货币补偿使得农民有动机转化为农民工，投入非农部门生产，而农民工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保持原来的高储蓄率，收入水平提高后其储蓄率进一步上升，使得全社会劳动者总储蓄额的增长速度比总劳动报酬快，从而拉高了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储蓄率。
(2)接下来考虑一国总国民储蓄率：
以下我们对式(27)的条件满足性做一定的讨论：
i.当两部门劳动产出弹性相等，即y=1-a时，
恒成立；
ii.一般而言，农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大于非农部门，即y＞1-a，此时当转移成本足够大时，劳动力转移使得中国总储蓄率上升。
为了证明这一点，假设转移成本无限大，即τ→∞，式(27)化为：
容易证明，G(τ)为转移成本τ的单调函数，因此存在一个转移成本的阀值
，当时τ＞，劳动力转移能够带来总储蓄率的上升。直观上，城乡劳动力转移成本越大，则农民工与农民的劳动报酬差距越大，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全社会总储蓄额增长率的贡献比总劳动报酬增长率更大，因而带来全社会总储蓄率的上升。
iii.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可以改变储蓄率的趋势：当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缩小时，只有在转移成本更高的情况下，储蓄率才会维持上涨的趋势；当社会保障水平完全均等化后，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社会总储蓄率恒常下降。
以上结论可从式(27)直接推断得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缩小并不一定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但差距的缩小，储蓄率的上升程度会有所下降。只有当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足够小，甚至相等时，总储蓄率才会下降。直观上，给定前一期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本期的差距缩小意味着农村户籍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对上升，由效用最大化决策，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会相对下降，导致全社会总储蓄率上升程度的缩小，甚至下降。
3.家户储蓄率上升的显著性分析
模型推演证实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会推动中国现阶段家户储蓄率的上升，据此也给出储蓄率下降的边际条件。由于本文仅对家户储蓄率的上涨做出解释，而与模型的结论一致，家户储蓄率在样本区间内基本呈现单调上升态势，因此我们预计，对模型参数的校准模拟结果也会大致符合预期的结论。为节约篇幅，在本文的末尾，我们运用推演模型对家户储蓄率的上升(图1)做简单的经济显著性分析，即本文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家户储蓄率的上升。运用表l的储蓄率数据，结合估算的三类群体收入份额，来推算2000—2009年家户储蓄率的涨幅，这一期间也是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区间。
注：家户储蓄率的计算依据公式(21)，进而得出其在分析期间的上升幅度。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农村人口数均采用常住人口口径，能剔除农民工因素。
数据来源：农民工名义工资总额数据来自卢锋(2012)，其余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2给出了两种口径下的推算结果。口径1中我们计算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份额为农村居民收入总额和农民工名义工资总额与劳动者报酬的比值，城镇居民收入份额也由此得到，测算结果表明，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2000—2009年储蓄率上升5.69个百分点，解释力为61.2％。口径2中，农民收入份额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劳动者报酬的比值衡量，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份额计算方法相同，测算结果表明，模型可以解释2000—2009年储蓄率上升5.96个百分点，解释力为64.1％。两种口径计算结果均说明本文模型对家户储蓄率的上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显著性测算综合考虑了收入水平和群体结构变化的总体效应：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后，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其克服了最低消费的限制，并且由于社保效应，其自身边际储蓄倾向的提高，导致其储蓄率进一步提高。随着该群体不断壮大，收入份额不断提高，造成家户储蓄率提高。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推算没有将两类效应进行剥离，这也是本文的后续研究方向。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已经造成了中国内外部结构严重失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性结构失衡，引发房价泡沫及金融危机。本文从家户储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储蓄率高涨的原因，由此也得到了缓解结构失衡的思路。根据本文的研究，缩小城乡居民所享有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差距将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降低储蓄率的有效措施。劳动力转移推高了家户储蓄率，原因在于农民工群体尽管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所享有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因而其预防性储蓄倾向仍然很高，没有将增加的收入转换为有效的消费。因此，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享有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可以促进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降低家户储蓄率，从而有助于降低国民储蓄率。此外，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也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减少企业大量的剩余利润，降低企业储蓄率，进而降低国民储蓄率。从社会学的角度，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理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权益。而在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缩小城乡居民所享有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差距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
除了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外，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也是降低储蓄率的有效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城乡劳动力转移成本越大，则农民工与农民的劳动报酬差距越大，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对全社会总储蓄额增长率的贡献比总劳动报酬增长率更大，因而带来全社会总储蓄率的上升。因此，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不仅可以促进劳动力转移，支持非农部门发展，还可以缩小农民工与农民的劳动报酬差距，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储蓄率上升效应。从政策层面上，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项权益等措施，从而有效地减少劳动力转移成本。
注释：
①已有文献主要从均衡和非均衡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储蓄率。非均衡角度主要从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短缺和配给制对中国的高储蓄进行解释(Feltenstein et al.,1990; Ma,1993; Wang and Kinsey,1994)。均衡角度的解释主要包括三类：1.凯恩斯储蓄函数，即认为储蓄率与收入高度相关(Qian,1988; World Bank,1988)；2.永久性收入假说，即认为仅有未预期到的收入可以带来储蓄率的上涨(Chow,1985; Qian,1988; Wang,1995)；3.生命周期假说，即认为经济主体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收入来制定储蓄决策(Jefferson,1990; Pudney,1993; Dessi,1991)，详见Kraay(2000)。
②现实中，农业劳动力并非毫无成本地在两部门间自由转移，而往往遇到各种流动障碍，面临转移成本的问题。在拉美和其他地区曾普遍观察到“半城市化”现象(Jacoby,1970)，在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农民工”这一特殊称谓体现了大多数转移劳动者的身份、生活方式与劳动要素产业化投入的矛盾。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制层面，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使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王春光，2006)。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劳动力转移会遇到各种障碍，包括移出、移入和流动障碍，面临转移成本的影响。Gupta(1997)早已认识到转移成本的重要性，构建了引入转移成本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③若不考虑工业品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条件时如此，或者两类商品价格均由世界价格决定时如此；否则，将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增加农业收入。
④限于篇幅，此处略去了引理3、定理1和定理2的证明，感兴趣的读者请通过《经济研究》网站工作论文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