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期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问题——人文环境与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人文环境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转折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南帆
参加者：王光明、俞兆平、华孚、朱水涌
北村、谢有顺
时间：1994年1月10日
记录整理：李勇
南帆：今天，主要是想请各位谈一谈对当下人文环境的感受，互相交流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个人立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人文环境相应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文化格局正在重新组合、调整。大家对权力主义的话语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面临着商业主义话语的冲击。这会带来怎样的景象？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一切？这是我们谈论的主题。大家没有必要回避自身的身份和境遇，事实上这个主题也就是从我们自身的境遇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谈话的主人公。商业主义气氛使我们无法再保持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时候我们有权力谈一谈自己。许多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困境，或者说被再度抛到了边缘。如果他们仍然不敢作为自己话语的主人公，如果仍然只能体验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者借用昆德拉的话说，只能“生活在别处”，那么这个阶层将可能整个消失。所以，我们的这次谈话不是局外人的清谈，除了在理论意义上探讨之外，同时还有给自己定位的意思。
王光明：前年二、三月份，我就感受到中国面临着一种转变。那时我还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我感到自己当下的工作没有意义。后来我考虑了一下，即将来临的经济大潮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两种东西：一种是思想的自由；一种是比较平等的竞争机制。一年多以后，我发现经济大潮并没有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竞争机制和自由，而一种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危机却紧逼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精神的和灵魂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现世主义和媚俗主义，物质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出现。这带来了文化队伍的分化。这种分化是惊心动魄的。分化导致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像张承志那样的人去追求更具根本性的东西；一种是更大量的人向世俗发展，趋向大众的趣味。马克思说过，消费者也生产了生产者的素质。我切身感受到了精神生产者的心灵、文风、追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要说大众，就是我们这些搞文化的、关心灵魂问题的人也出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变化。这种精神的失调对我个人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精神和灵魂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更迫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商品大潮没有带来我当初期望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几乎措手不及地去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消费趣味的变化。这种变化造成了我们生存失调的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应对上述变化的准备。于是中国的文化人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就特别焦虑。
南帆：在商业主义文化浪潮袭来之际，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出现了很大的恐慌和混乱，我不满意的一点是，这显示出知识阶层缺少一种内在的支撑。知识分子在这次浪潮中很少能站立出来，坚持自己的品格、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又开始作检讨，跟过去某些时刻一样，“百无一用是书生”，等等。在商品大潮下，社会上轻视知识分子的声势已经很大，知识分子自己再加入了这种合唱：我的东西不能卖、不能变成现钱，我就承认我不行。按我的理解，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他对知识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价值体系。比如知识分子爱强调理性、概念、论证、独立思索、反对独断，这正是知识分子内在价值体系的体现。正是因此，以往的许多小说都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保守的形象。因为理性和独立思索使他们不愿随意盲从主流声势。当今，一旦人文环境变化，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又失去了独立判断的信心，迫不及待地与当下的主流认同，否定自己，更不用说没有勇气来坚持自己的理性了。这再次显示出知识分子是相当软弱的阶层。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反省知识分子的形象。
朱水涌：这里有个角色定位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自由飘游”者。这里说的飘游不是流浪，而是说他跟社会中心不是一种附庸的关系。知识分子或在书斋中做学问，从事知识的阐释研究；或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心，用自身的社会行为、知识和思想对社会发言，但他们都不应该是盲目的附庸。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会左右摆动呢？因为长期以来解决不了“凯撒是凯撒，上帝是上帝”的问题，我们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以供自身去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
俞兆平：我觉得这可回归到它与经济形态的关系上。的确，经济权力所渗透的商业主义话语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态趋于媚俗，但这是一极的走向，即大众文化的走向。但我认为，它还内含着另一极的走向，也就是一旦在物质发展至有盈余养活精神时，它所包孕的精致文化需求这一内核也会日渐膨胀，破土而出。当然，现在的阶段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严峻的考验，是趋同前者，还是在贫困化中坚持作为后者的负载体，知识分子的人格品位的高低将在这艰难的选择中体现。
北村：这里有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满足肉体为唯一目的的，这是几乎不会改变的。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也正在把精神问题转变成物质问题，精神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知识分子又想担当生存责任、探索精神问题。这一对矛盾是简单明了的。为了改变肉身生存的境遇，人可能采取某种妥协。但是，知识分子又不愿让这种妥协来瓦解他自己。这样，矛盾仍然无法消解。也许走到他的灵魂不能承受的时候，他们要回来。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责任是试图向上面、向天空发展的，但他的肉身又在地上。知识分子面前有几条路：一条就是热情地投向市民主义的怀抱，走向经济大潮。这是肯定要以丧失良知为代价的，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市场竞争是最残酷的，根本不讲道德和良心。这与知识分子心里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冲突的、背离的；另外一条路是往上走，那么他就必然会渐渐走向乌托邦。现在中国基本上在重走工业文明发展的路，知识分子慢慢会走向边缘。他在位置上是边缘的，但关心的却恰恰是中心的问题，而他所期望的东西在这个充满官能欲望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是知识分子又要觉得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是有的，这样，他就认同这种乌托邦的实有性。上几个世纪，一家人在壁炉前朗读的时候、睡觉前祷告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是注重精神需要的。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下降到属肉体的层面了。但知识分子却不敢指证乌托邦是虚幻的，表现在作家和诗人身上就出现了幻想人格；第三个状态就是寻找一个信仰并得着这个信仰作生命，这是真正的超越、唯一的出路。
谢有顺：在社会转型期，一个过去被掩饰起来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个精神失重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物质的特别丰富与精神的极度贫乏。精神空间在物质的压力下萎缩了，但是知识分子又不愿萎缩，这是矛盾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品格？如果内心没有一个意义根据作为基础和支撑，当商品经济大潮迎面扑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凭什么越过这个冲击坚持自己的品格？这时，我们就要问：我的生存的意义是由什么来确立的？如果没有一个终极意义的话，我们在商品大潮面前是茫然的，我们只能把意义依托在外在事物上，比如经济指数、文化指令、主流话语，等等。但是这些东西都靠不住，它一变化，知识分子又茫然了。在社会转型期，中间的东西——文化指令、意识形态等——被抽去了，活着的问题就直接摆在我们面前：我是肉体在活着，还是灵魂在活着？当我体验到生存的本质与生存的环境分离的时候，我是怎么来坚持我的品格的？归结到一点，也就是我们的生存意义是由什么来确认的？如果是由一个不变的终极意义来确认，那么外在的变化就不是变化了，因为我所持守的意义尺度是不变的，我的内心是安宁的。
华孚：在人文环境变动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保持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与外部的人文环境沟通，那么我们肉体的生存乃至文化活动的展开都失去了根据。如何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这里有视点与焦点的距离。我们站的视点必须是超越这个时代的，超越主流文化，超越这种商业逻辑所主宰的社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对这些市场逻辑、市场文化提出批判。这是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的一条路子。在转型期，一方面是许多传统的高雅艺术领域的人为自己的生存和事业忧心忡忡，另一方面，跟现代商业社会、经济生产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现代大众文化又芳草萋萋。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如果欢呼雀跃地去迎接这种时代，那是消解了知识分子自身；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我们跟社会的距离就会拉开，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又无法释放为对社会的文化参与。所以，我们既要关注大众文化，获取与社会对话的渠道，我们又始终要保持着对这种东西的超越。
南帆：不管知识分子在当前的境遇如何，这个环境毕竟为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空前之多的选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正是知识分子应该聚精会神地思考的时代。
华孚：大众文化也许是肤浅的，但是对大众文化的思考却可以引向深入。
俞兆平：经济转轨期，许多知识分子都会出现逆向心理，这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前进的问题。历史前进，人要不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谈到：“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共产党宣言》中也谈到：“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商业主义的侵入使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失衡，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人的价值降低的问题。但随着经济运动的继续发展，会有可能出现商业性文化与精致文化平衡和阶段，知识分子应有地位恢复的时候，这有不少实例可以说明。
南帆：经济也是一种权力，在很多时候，经济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样掌握着大权。当学术逻辑与市场相互遭遇的时候，我们不能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人文学科。
俞兆平：我承认我是泛逻辑主义推演的思维方式，但我的目的在于提出另一种可能性。你能说它不存在吗？这不等于说我就屈从于当前的经济权力，而滑向媚俗的一极。残存着一点幻想也是一种活的方式，或许它就可以支撑着我顶着经济的压迫，坚持着自我的“话语建构”。我盼望着后者有可能在一天如聚核裂变，从边缘转向中心面触发。
朱水涌：关键在于，作为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应看到什么，应起什么作用。在我们反观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二十世纪末现代文明的严重危机。我们要直面这种危机，思考人及环境的问题，表述我们的理解，并以此为生活内容，批判或认可现实，这才会是超现时的。身处边缘，观照中心，这是有好处的。
华孚：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为一个民族确定核心价值的观念的人。如果失去了对价值的关注，那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王光明：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知识分子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他依靠智力上的自治面对广大社会。当然，这是与人格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不喜欢边缘这个词，因为边缘是相对中心而言的。中心就一定是中心吗？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价值观念不一定是边缘的吗？但是目前知识分子的边缘地位是不可否认的。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不断被抛出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中心，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作了有力的描述，但我认为不应该把边缘化简单地看成是失落。我们是否也可以自觉地去认同我们的边缘地位，对中心进行批判？如果达到这样的认同，那么边缘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这有助于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保持建构理想的权力。当站在脆弱社区的边缘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更能表现出新的意识、新的价值。我自己愿意站在边缘者的立场，保持自己对社会各个层面提出看法、设想的权力。
北村：什么叫边缘？什么叫中心？这里面是有层次关系的。在属体的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边缘，在灵魂的意义上我们是在中心。我们所做的事业目的是什么？我想离不开精神，就是说担当生存责任，也就是解释人为什么活着。现在我们也面临一些生活问题，但是，我们的努力要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动力。很多人都是分离的，分离有三种：一种是人与土地的分离，这就是肉体的分离；一种是灵魂里面的分离，比如智慧的困境；还有一种是内在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这是一种更深刻的痛苦，历世历代都有这种痛苦。单解决第一第二个分离就很难。退到民间社会，我们又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层次、哪一种立场，很尴尬，这是一种迷津体验。巴尔扎克也碰到这个问题。他也想去赚钱，但最终也没解决问题。我们面对的世界的确是官能化的。比如，我们只需要一支牙刷就够了，但是广告很多，我们一支又一支地买，结果，我们在本质上可能就变成了其中的一支了。怎么从中分离出来？要么服从欲望的引导，要么接受良知的引导，这是一对矛盾。对这对矛盾中国文人有一种消解策略，比如陶渊明和庄生梦蝶。西方却不同，他们有一个立场，当灵魂受到拷问的时候，他们走向终极，比如约伯的境遇。我们现在考察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应该给出一个立场。
谢有顺：我们在社会上的价值不是由经济指标来决定的，如果我们的价值可以随着经济指标变化的话，这个价值本身是值得怀疑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品格就是要超越这种庸常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在生存的物质环境中当有的态度。还有一种是我们当面对的文化环境——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后现代主义本身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推崇怎么都行，把一切价值都消解掉。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分子把人看成机器的时候，他自己却不愿像机器一样活着，正如福科说“人死了”，利奥塔德说“知识分子死了”，但是他们自己却还苟活着一样。许多知识分子在探讨问题时采取消解策略，实际上，他们又想坚持自己的品格，这是矛盾的。从精神立场上说，中心永远不会被消解，这个中心就是生存意义的问题，就是人类所需要的爱、温柔、美、光芒等，它永远以自己的深度方式存在着。后现代主义分子更希望像浪漫主义者一样活着，这是荒唐的。如果有边缘和中心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从中心到边缘就意味着中心被消解了，中心可能变成多元的，也就无所谓中心了。二元对立变成了多元。
华孚：至少有三极：一是权力中心，一是世俗的经济中心，还有一种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心。
谢有顺：从社会立场上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只是一个过程，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的时候，中心就被消解了，参照没有了，边缘也就不存在了。从生存意义上说，中心是存在的，过去被意识形态话语置换掉了，现在被经济大潮置换掉了，但是，生存意义问题始终是存在的，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南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实际上是人文环境的结构问题。人文环境是怎么构成的？人的生存状况与经济指标有关，但经济指标不能直接体现为人文环境，必须经过转换。人文环境是由当下社会共时空间里多种类型的话语结构组成的，多种话语构成了一种谱系，谱系中各种话语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构成了人文环境。六、七十年代的话语谱系中，政治话语决定一切，没有人能超越政治话语，自然科学的教科书里面都有无数的政治话语插入。现在，话语谱系发生了变化，商业话语很微妙地渗透到人文环境中，比如把初恋的恋人称为“原始股”。事实上，整个社会就不仅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它包括多种话语的平衡与建构。知识分子的话语要发出怎样的声音？在话语谱系中要争取什么样的位置？
华孚：知识分子的话语是哈姆雷特式的独白，还是力求与其他话语沟通？
南帆：如果独白不被融入其他的话语，独白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很多学术话语看起来很深奥，只有对专家学者才有意义，但是这种话语不被政治话语、商业话语等等其他的话语所消融，它本身就构成了对其他话语的抗衡。这里存在一个话语政治学问题。人文环境不能缺少这种话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篇甲骨文的研究甚至会对商业话语构成某种关系，不能不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
朱水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过去被政治话语淹没了，消解了，现在会不会又被商业话语淹没掉？古尔德纳有个说法叫“批判性话语文化”，说这是知识分子历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规则。有了这个，就较难被淹没。
谢有顺：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问题更值得讨论。知识分子的恐慌借着经济冲击作为契机被揭露出来。过去我们活着是依托在意识形态上、文化标准上、物质基础上，现在把这些外在的依托抽去之后，知识分子为什么活着？活着还有什么根据？经济上的危机是可以承受的，内在的精神上的危机才会把人压垮。比如精神分析学本来是病理学的范畴，而现在却成了世界性的思想潮流了，它说明人类有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病症。但弗洛伊德说“性”受到挫折，而我们的时代说“精神”受到挫折，后一种更严重。
王光明：公众社会的个人觉醒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到位是现代社会的关键问题。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在价值观念上与公众社会同样应该保持距离。不仅思想上、人格上是独立的，同时知识分子应该面向民间社会。民间社会不是世俗社会，它是相对权力结构而言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地位使他保持民间立场。这样，摆脱经济上的简单依靠，保持思想的独立才是可能的。作为边缘人的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思想面向民间社会的，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争取新的认同，争取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上升。他们代表的是社会的新的良知、新的精神向度。
俞兆平：现在的精神危机和困惑，既可以从长远的立场来看，也可以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都追求真善美，期待一个美好的“终极”出现。这个“终极”，这些美好的东西，靠什么才能实现呢？精神本体力量的追寻，“终极关怀”的召引，是一种实现的方式；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批判也是重要的方式。实质上，在支配着各式各样话语谱系的权力背后，从更深层来看，有不少是潜存着经济、物质的动因。
谢有顺：精神的问题只能靠精神来解决，它的大规模出现，起源于尼采以来的信念崩溃，我们今天要解决它，绕不过信念这道门。
北村：精神的问题绝对不可能靠经济能力来解决。如果一切都归到经济上，那么活着也就只能归结为本能。如果仅仅是经济的匮乏，到美国去就可以了。实际上，我们到处奔走，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为了寻找诗意的栖息。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来说，历史是一个废墟，上面是一个崩溃过的信念。在这个废墟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苍白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底要确立什么价值？我们对意识形态问题，对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总要采取一个立场。没有一个终极价值，人就会离开他的本质，人一离开他的本质，在创造力上是萎缩的，在体验上是虚无的、在精神上是颓废的，艺术所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枯萎了，艺术与满足官能的东西的界限消失了。有些诗人幻想一个理想的世界能够出现，这个理想却充满了无力性。对于一个充满无意义体验的后现代社会，痛苦消失了，真理的标准丧失了，甚至连理性也丧失了。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水土不服的时代。这种无力性还在艺术中体现出来。人在世界面前丧失了信心，人类一切美好的品格在艺术中都消失了，比如尊严，尊严来自圣洁，失去了圣洁也就失去了尊严；比如幸福，幸福是由爱带来的，没有爱也就没有幸福；比如自由，自由是由公义带来的。这些东西在西方现代社会中都芨芨可危。这就是当下的人文环境最本质的特征。所以，我觉得人只能向上走，恢复一种神圣立场，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困境。
俞兆平：单向的精神批判能不能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呢？能不能在历史前进的双向过程中也注意到物质的批判？物质批判与精神批判两者兼顾，方可达到理想的境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也不能仅仅归纳为人的精神的枯竭，它从另一个侧向触及了以往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是对人的精神本体多向度的开掘。如果看到了物质批判的必要性，可以更坚定精神批判的决心，而不是在物质的面前老是感到失落、迷惘。
朱水涌：知识分子的尊严、精神追求的基础是哪里来的？我们如果把自己置放在现在进行时当中，就很容易被消解掉。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过去时、将来时和现在进行时的交织点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立足之地。
华孚：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我们必须有生存的经济基础，否则就无法维持精神活动。但是如果没有精神的存在，就不成为知识分子。但是精神和灵魂的追求更重要。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疲于奔命的状态下，在没有多少人再进行价值观念追求的情况下，特别要呼唤一种独立人格和精神取向。我们有两种选择，进行文化批判是一种选择，但是不能轻视顾颉刚、钱锺书的路子。当然自语还是不够的。我们在世纪之末要特别地呼唤圣者、哲人，呼唤精神上的先锋或先知，他能指出光在哪里，给人以精神上的支撑。当然，忽视生存的物质基础是非常书生气的。知识分子可贵之处正在于能站在主体的立场批判现实，与现实对话。
南帆：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尽管大家的意见有分歧，但是面对当下的人文环境，大家都显示了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一种清醒，只要存在这种清醒，我们就没有理由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