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全球民主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什上台以后，保守派人士纷纷入阁，其中较为明显的一支被冠以“新保守派”。新保守派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哲学，这其中推广民主的思想较为突出。本文试图就新保守派扩展民主的思想作些探讨，对在扩展民主思想推动下的扩展民主实践及其影响做出自己的分析。
一、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沿革
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而言的，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崛起的“新保守派”思想的政治标签。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泛滥的反动，同时也是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裂变和国际环境变化作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1]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肯尼迪、约翰逊总统在国内首倡“伟大社会计划”、在国际上发动了越南战争。这两项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运动都遭到了失败，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围绕美国的冷战政策和道德准则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冷战的自由派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把“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咎为美国政治制度掣肘进而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怀疑，这一派人物被称为“新左派”；另一派知识分子认为“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与激进的“新左派”拉开距离，这一派就是所谓“新保守派”。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冷战政策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新左派”甚至抨击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刻“新保守派”成为新一代的冷战斗士，他们极力为美国的冷战政策辩护，并树立美国制度优越的信念。里根上台后，新保守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因为里根和新保守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推回”政策(Roll Back)并强调道德征伐，这些政策与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不谋而合。
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者没有能够对苏东的变化做出合理的预测和分析。苏联的解体，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失去了目标，在政策主张上出现了分歧。冷战后，新保守主义阵营也分裂为老的新保守派和年轻的新保守派，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反共(国际上)反左(国内)；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广民主，在国内反右(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2]
由于新保守主义阵营一定程度的分裂，加上民主党的长期主政使得新保守派出现了一个低潮。但是，新保守派大多是学者，他们控制着美国许多著名的期刊和杂志。1985年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创办了《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季刊，该杂志迅速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中心论坛之一。1994年新保守派新的领军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巧合的是他是新保守主义“教父”之子)创办了《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这个期刊很快就成为了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园地。除了上述两个杂志外，新保守主义重要的理论宣讲阵地还有：《评论》(Commentary)、《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等。
2001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他自称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新保守主义者创立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与布什政府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他们为布什提供了诸如“先发制人”的外交理念，完成了布什主义的理论阐释。新保守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嬗变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尤其是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潮。
二、新保守主义推广民主的外交思想
新保守派是由冷战的自由派转化而来，对自由主义先认同而后摒弃，但是它与自由主义者还存在着共同的思想渊源。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外交政策上都主张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的作用，新保守派甚至自诩自己是理想主义的信徒。新保守派虽然经历了嬗变，它的领军人物也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些人物的思想深处推广民主和道德征伐根深蒂固。笔者试图从以下四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
“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潮，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话语。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作一种抽象主义的阐释，推崇古典思想对普遍性所持的非历史观点，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且这种普遍价值在对柏拉图著作的解读中呈现出来。[4]在施特劳斯那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5]新保守派一方面主张读文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诠释古典思想，立足所谓“西方传统”、将传统重新诠释成对己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有浓厚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性”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从外部强行指定的、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涉。[4]正是新保守派基于这样的政治哲学，他们加强对自己传统的认可，对那些他们认为野蛮和丑恶的文化要进行干涉，这个也就是新保守派主张对外推广民主的哲学源头。
第二，天赋使命的论调。
新保守派继承和发扬了美国人天赋使命的传统，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美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新保守派的本·魏登堡1989年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新天赋使命”，他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只有美国人才能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胆量去进行……全球文化的宣传”，甚至承认“我们的确犯有那些反美分子指控我们的罪名——我们的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6]新保守派的另一成员乔舒亚·穆拉夫切克在1991年出版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天赋使命》一书中指出“促进民主事业可以成为最有成效的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在道义上如此，而且对本国利益来说也是如此”，其依据是：首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友好”，其次，“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趋向于和平”。[7](P6-8)在苏东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一些新保守派成员，如卡尔·格什曼、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等积极主张把输出民主制度确定为美国外交的中心任务，认为形势发展证明了美国价值观的可输出性，提出民主是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资本。[8]新保守派早期的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也在文中指出：“美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要拥护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世界上多数国家敌视美国的民主，世界就不会和平，美国负有保护自由和推广民主的责任。”[9]
第三，新里根主义。
新保守派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为了重新争夺理论阵地同时也为了统一共和党在1996年大选时期的外交思想，1996年夏，新保守派新的领军人物、共和党的理论专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朝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在文章中为共和党规划了“ 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为了保持美国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美国 必须奉行新里根主义即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念，美国不仅在国内坚持民主信 念还要在海外扩大这个信念，对专制国家进行制裁等”。[10]新保守主义的另一重要人 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在《评论》杂志上撰文阐释自己的新里根主义思想。他在文中指出：“保持我们的支配地位，不仅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还将促进全球民主……美国虽然有些错误但是试图削弱美国作用的想法都是有损于民主和自由的推广，美国应该重新占据道德的高地。”[11]新里根主义为美国外交政策开出了处方：用意识形态和道德语言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在冷战后继续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明确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提高民众对美国价值观特殊优越感的认识，增强其对“历史交给他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责任”的责任感，美国现在和将来面临的主要敌人不是缺乏力量，而是缺乏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12]
第四，布什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2002年布什发表了《国情咨文》，随后又抛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什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先发制人的理念和保持美国的实力优势。克里斯托尔在布什《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就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该咨文标志着“布什主义发展的完成”，认为它是最近20年来美国总统最有力的讲话，结束了外交政策上的“临时性和懦弱无能”。[13]布什这些政策的出台凝聚着新保守派的许多心血，其中克里斯托尔主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将布什主义定义为三个要素：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谋求全球政权变革；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14]另外，在美国新帝国的论调也甚嚣尘上，这里与新保守派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他们甚至直言建立帝国。一些保守主义者鼓吹在帝国主义名义下“采取里根时期保守和强有力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15]新保守主义者的世界观与19世纪一些英国人的世界观相似……这些英国人赞同大英帝国的扩张以维持世界和平并使世界变得更文明……真正的新保守分子是民主帝国主义者。[16]
三、新保守派推动下的扩展民主实践
里根上台以后，新保守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得以参与政府决策，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下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展民主的实践。冷战后，新保守派进行积极的调整，一方面迎合了要求解释冷战后世界现实的需要，为西方胜利提供了一种文化优越论的解释；另一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扩张意志，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权力欲望与自大心态。新保守派既重视实力又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性，正好符合美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用的外交策略。小布什上台以后，新保守派的思想得以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进程在“9·11”之后加快了步伐。
第一，里根时代的扩展民主实践。
里根上台以后，新保守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得以重用。新保守派敦促里根政府与苏联对抗，同时也积极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争夺主动权，鼓励苏东内部的民主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新保守派的元老诺曼·波多里兹号召美国在全世界发动反共圣战，向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在内的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后勤援助，为苏联制造它们的“越南”。[17]里根政府很快就采纳了这个政策，在中美洲消除反美铁三角，对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进行武装干涉。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里根在1985年抛出了自己的外交纲领，声称：“我们的使命是培植和保护自由民主……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民主盟友，决不让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每块大陆上那些为抵抗苏联支持下的侵略……而甘愿冒生命危险的人失望……支持自由斗士就是自卫。”[18](P667)
第二，“9·11”事件之后的反恐与推广民主。
“9·11”事件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对于布什及其班底来说也是一个战略机遇。“9·11”以后国内一片爱国之声，就连媒体也要配合政府，否则就有可能被指责为“政治上的不正确”和“不爱国”。布什政府受到的节制更少，在国会内部党派斗争也不同程度上让位于国家利益。反恐成为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布什也积极地利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同情来占据道德优势，变相地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布什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只有通过增进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和自由，维持一个强大的世界经济才能够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贫困、制度落后和腐败将使弱国无法避免在其国境内形成恐怖分子网络和毒品贩卖网络。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是促进繁荣、减少贫困的最好方式。[19]布什总统本人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也凸现了这个战略思想：美利坚的旗帜不仅仅代表权力更代表着自由。我们国家的事业总是长于我们自己民族的防线……我们要为自由和人权而战。我们要打倒恐怖分子和暴君以捍卫和平……我们要在各大洲传播自由，这是美国人的使命和挑战。[19]新保守派的理论家也是布什政府的重臣沃尔福威茨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策划着要抛出所谓的“邪恶轴心”，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现代的世界是非常危险的，民主和自由系于一发……有许多野兽伺机反扑……但是美国和自由世界一定会胜利的，我们要勇于担当这个重任。[20]
第三，“倒萨”和中东的民主重塑。
早在1998年沃尔福威茨就在《旗帜周刊》上发表了《萨达姆应该下台》的文章，随后他又和珀尔一起给克林顿写信要求攻打伊拉克，但是没有如愿。小布什上台尤其是“9·11”为他们提供了机遇，在这个惨剧发生的第四天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就提出要打击萨达姆。布什考虑到反恐的议程和温和派的反对，没有立即做出决断。阿富汗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新保守派就帮助布什提出了“邪恶轴心”，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提上了日程。布什本人还是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但是新保守派在舆论上的准备则更为直接。克里斯托尔认为，从深层次讲，这是一个塑造新中东的“伟大战争”，旨在改变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文化，甚至暗示要进而改变沙特和埃及的现状。新保守主义另一个代表人物、专栏作家克劳塞默尔说，“9·11”之后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担起重建阿拉伯世界的责任，而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个“历史性试验”的开始。[21]沃尔福威茨表示：伊拉克战后，杰斐逊式的民主在中东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20]布什政府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是：战后在伊拉克培植一个民主政权，一方面作为其他中东国家的楷模，同时美国有了伊拉克以后就减少了对沙特等国的石油依赖，所以能够更好地就民主、人权问题向这些国家施压以减少反美分子生存的土壤……使得民主和自由制度成为这个地区的基本理念。[22]
第四，对华开展“人权外交”和对台的“清晰战略”。
新保守派向来以反共而著称，在里根时代他们就将矛头对准中国的人权、西藏和台湾等诸多问题。冷战后，中国更是他们批判的靶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克劳塞默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掀起了“中国威胁论”和“反华”的歇斯底里。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反华阵营中具有中心地位，他在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方面与自由派人权斗士和宗教右翼有着共同语言。布什上台以后，在他的政府班底里面主张对华强硬的人物很多，其中沃尔福威茨最为出名。他早在1999年就和克里斯托尔等人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正是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布什在竞选之初就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台湾问题上也有许多大的举措。“9·11”以后，布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华政策，但是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还没有改变，新保守派的阴影还依然存在。
四、影响和限度
新保守派在冷战自由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他们首先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在国内批判“新左翼”，在国际上反苏、反共。里根上台后，他们迎来了发展的第一春，应该说是他们推动里根的对苏强硬政策，最终致使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他们是冷战的功臣，这个也足以窥见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冷战的结束，共和党丢掉了白宫宝座，新保守派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舆论优势，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共和党在1994、1996年选举中都取得多数党地位足以说明美国的政治钟摆在向右摆。小布什上台尤其是“9·11”以后，新保守派的一些主要人物成为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他们一方面为布什提供理念，一方面利用舆论向布什施压，2002年4月克里斯托尔就联合30多人向布什上书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有评论家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在“9·11”之后走到今天欲罢不能、非战不可的地步，可以说布什是被新保守主义者“劫持”的结果。[1]
新保守派的政治哲学宣扬美国是人类文明代言人的观念，试图进一步激起美国称霸世界的意欲。由于它高举理想主义、道德主义旗帜，又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具有道德与精神的召唤力。但是，新保守派较为偏激，这是由他们意识形态的扩张性决定的。他们自诩自己是威尔逊的衣钵传人，但是新保守派这个特殊的群体是综合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双重衣钵，同时也摒弃了这两种思想的一些主要因素。它与自由主义者相同的地方是推广民主，但是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强调国际制度和机制，而新保守派却认为可以超越国际机制、奉行单边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者强调实力，但是他们奉行均势和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概言之，新保守派既有意识形态的狂热同时也主张实力、不顾国际制度，所以说新保守派是美国政治思潮中最为危险的一支。目前，新保守派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必然对世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新保守派极力推动的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宪章和现行的国际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由于新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狭隘性，虽然这些人物都有着自己执著的信念，但是他们的理论毕竟不能为美国未来的世界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冷战后的世界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世界，美国虽然一枝独秀但是想一家主导世界还是有许多困难的。所以说，新保守派开出的单边主义的处方必然会受到抵制和挑战。例如，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传统盟友法国、德国勇于向美国大声说不，虽然这里面包含法、德在伊拉克存在着利益，但更多地是表达了对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的不满。新保守派虽然策划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并对战后阿拉伯世界也做出了规划，但是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智慧和凝聚力，不会轻易向杰斐逊式文明低头。
新保守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美国国内两大传统之间的张力。在美国除了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外，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宗教的传统，有追求人道主义的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深深张力，这种张力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张力，他讲到，“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将为此付出代价。”[5]
总之，新保守派有着自己的外交哲学，新保守者多数是学者，有着很大的能量。他们的思想兼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迎合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的需要。新保守派在目前的布什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见新保守派的生命力，他们对未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保守色彩比较浓的政府可能会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但是，由于新保守派本身理论的狭隘加上外部世界和自由主义的抵制，其发挥作用必然有一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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