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非正规论文,部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对非正规部门的讨论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广泛地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经济中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综述，第一节讨论非正规部门理论的形成过程；第二节分析非正规部门出现和存在的原因；第三节探讨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节说明非正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五节介绍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转换问题；第六节是一个简评。
一、非正规部门与工业二元结构理论的提出
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观察到两类二元经济结构。一类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传统部门是农村经济，有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处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现代部门是城市工业，规模大，技术先进，使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二元经济的概念早在1953年就由波伊克提出来，后来由希金斯发展，到刘易斯那里成型，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和托达罗等人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探讨了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指出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除刘易斯等人所关注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在其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也很普遍地并存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形成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即第二类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以大规模和资本密集型生产为特点的现代厂商，他们要遵守政府的各种规章条例，用工要受到劳动法的制约，也要缴纳税负，这些厂商构成的生产部门被定义为正规部门(formal sector)。另一方面是以小规模和劳动密集型生产为特点的厂商，往往采用简单的技术和方法，逃避相关规章条例的管制，逃避税收，逃避劳动法的约束，这一类厂商构成的生产部门被定义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在正规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受到工会的影响，很容易得到大规模的金融信贷支持；另一方面，这些部门会存在寡头垄断或不完全竞争。在非正规部门，企业近乎于在规章条例和劳动法的夹缝中生存，在用工方面不存在正式的劳动力合约，不给工人提供工资以外的福利，在融资方面则很难得到金融信贷支持，但这些企业处在充分的竞争之中。
对非正规部门的早期研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工业部门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区别。尽管发展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并充分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形成了刘易斯传统的二元结构主义，但刘易斯二元结构不同于后来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结构。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最早是一个名叫哈特(Keith Hart)的社会人类学家在研究第三世界问题时提出的(Hart,1971)。他将非正式部门看作是城市劳动力中处于正规劳动市场以外的部分，这几乎等同于所有自我就业的工人，实际上也就是指在正规的工资经济之外用来谋生的方式。但是后来的用法则超出了这个范围，经济学家们常常用非正规部门指称那些以前被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国民经济核算忽略了的经济活动，但是，哈特只是提出这个概念，而最早对这个概念展开的系统研究，则是在国际劳工组织于1972年关于肯尼亚的就业报告中完成的(ILO,1972)。该报告认为非正规部门的特点主要是避开国家管制和税收，并且承认了其存在对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意义。
到目前为止，对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研究领域。非正规部门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也研究了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学者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之一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中，需要提高劳动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但是政府或工会实施的管制产生市场刚性，分割了劳动市场，并将劳动成本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以上。非正规部门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力度有多大。原因之二是，一些文献将非正规看成是现代大企业努力通过向未受保护的工人转包业务以逃避法规约束的结果。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时，这个过程加速了。这个部门的存在及其行为特征就与有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共同劳动标准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不管在劳动法中加入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欠发达国家中的企业都能够雇佣有效率的、未受保护的劳动力来与美国企业竞争。
二、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存在的原因
尽管所有国家的城市工业部门都存在着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更为普遍。有很多的文献对此进行了解释，并列举了很多原因，例如资本制约，缓慢的技术转移，税负过重，劳动法的约束，政府管制太多，经济衰退，以及国际竞争激烈，等等。导致企业非正规化的原因中有些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存的，也有一些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
就非正规化的共性而言，在所有的国家，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当他们选择加入到非正规部门去时，就其动机而言，既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可能是非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正规的市场存在着失业和不灵活，因为管制和税收而导致生产成本过高。非经济的原因则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时间上更为灵活自由，个人身心更为舒适，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资格，享受更多的闲暇。雷诺伊(Renooy,1990)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促使人们选择非正规部门活动的两类因素：结构性的和机会性的。结构因素包括金融压力、社会心理压力和制度约束。机会因素包括个人独特的背景如技能、教育、人际关系、生活状态等，以及非个人的因素如环境、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地理因素等等。这些机会因素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着不同种类的非正规部门。马卢尼(Maloney,PRWP1940,1998)则认为，人们就天生地倾向于自己当老板，自己管自己。因此，他们首先进入正式部门，受雇于人，获得报酬，积累知识和资本，形成人际关系，然后辞职开办自己的企业。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时，更多的学者则集中精力分析了产生上述动机的种种外部体制因素。布雷曼(Breman,1980)认为，工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低以及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中存在着二元体制的主要原因。人们也认为这些国家存在着的老旧的经济机制，如低下的技术水平和大量使用廉价的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是导致非正规部门活动出现和迅速增长的根源。而约翰逊(Johnson,etal,1998)等人则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高税收和管制负担，法治不全，腐败横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存在着非正规部门。
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化原因中，管制过于繁琐和税收负担重是被关注最多的。他们提出，管制、劳动法和税收方面的负担很重但又偏偏执行不力导致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分化，企业和劳动者正是为了逃避税收和管制而选择加入或待在非正规部门的。有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非正规企业，其在GDP中的比重甚至比正规企业还要大，是因为存在的诸多规制阻碍了新的企业或非正规企业进入正式部门。例如，罗亚扎(Loayaza,1996)指出，企业或个人选择从正规部门退出而进入非正规部门，是因为经济整体的管制过于繁琐而又执行不力所致。由于管制繁琐，企业与劳动者不堪其扰；又因为管制只对正规部门生效，并未触及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企业和劳动者可以通过非正规化而躲开它。他划分了两种类型的管制，它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规模。一方面，官样文章和敲诈勒索，这些使得循规蹈矩开办一个新企业并遵纪守法难以获利。另一方面，正规部门企业需要缴纳高税收和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障税，因而会降低工资水准，而这又驱使劳动者到非正规部门谋求就业，虽然没有社会保障，难受劳动法保护，但一时的工资更高一些。
虽然同样也分析了管制和税收的影响，马卢尼(Maloney,PRWP1941,1998)更多地是从劳动者择业的角度来考虑非正规部门的出现和存在。他认为，对于很多工人而言，目前的劳动法典的无效率和相对低的人力资本（低劳动生产率）使得人们愿意在非正式部门就业。为什么尽管在正规部门就业获得的表面好处更多，而工人仍然会倾向于选择非正式的工作呢，尤其是偏好自我雇佣单干呢？这是因为正规部门的管制缺乏效率，呈现出刚性，这既影响到工人对正式部门就业的需求，也影响到正式部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当最低工资标准不具有约束力时，情况尤其是这样。
埃默森(Emerson,2002)则提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程度也是原因之一。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发达国家在干预经济活动方面力度更大、范围更广，但往往也更为腐败。在这些国家，政府当局可以通过控制正规企业的数量来抽取企业利润作为租金。他指出，正规企业是寡头垄断者，因而可以得到正利润；非正规企业所处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企业利润为零。企业若要进入到不完全竞争的正规部门中，就要付出一定的进入成本给政府。因此，正规企业的数量是内生决定的，并且是政府所获得租金的函数：政府越腐败，抽取租金越多，正规企业的数量将越少。
如上所述，政府管制、税收和制度特性一般被看成是非正规性的主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会影响着非正规性的存在、持续甚至扩大。一般而言，如果分析收入分配和非正规部门的关系，往往会讨论非正规部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迪格(Dieg,2005)研究了相反的影响。他指出，在生产方面，企业要同时决定生产的数量和在哪个部门生产。正规企业缴纳税收，从而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服从规模报酬递增。非正规企业既不付税，也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因此难以扩大规模。结果，在既定的财政负担下，如果一个企业面临的需求足够大的话，就很愿意遵从现行的管制并缴纳税收，这样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并获得公共服务。迪格进一步地指出，企业面临的需求大小和收入分配有关。这样迪格的模型就在非正规部门规模、市场需求和收入分配之间建立起联系。借用这个框架可以发现，高度的不平等产生了大规模的非正规部门，倾向于中产阶级的再分配则削减了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同时提高了财政工具减少非正规性的能力。显然，在迪格看来，收入分配之所以影响非正规部门的规模，是因为它塑造了市场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塑造了总需求的行为方式。
三、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
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是相对应的，因此对非正规部门的关注，必然涉及到它和正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关文献主要是从劳动市场的角度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就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以说明两个二元结构在性质上是否相同。
1.经济周期对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周期有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类相反的观点。一类观点多少继承了刘易斯模式的传统，把非正规部门看成是具有类似于传统经济的性质，是一个很差的贫穷的部分，是社会的边缘，劳动力在这个部门的就业仅够维持生存，因此，人们随时等待加入到正规部门的行业中去。在这个背景下，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就是逆经济周期的。也就是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正规部门获得发展，从非正规部门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而在经济衰退时，正规部门由于受到劳动法的约束和工会的抵抗，工资呈现出向下的刚性，生产成本增加，因此会选择缩减规模，从而有大量的劳动力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促成非正规部门在经济衰退时扩大规模。
但是，马卢尼(Maloney,PRWP1941,1998)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墨西哥经济中的一个包含着自由化改革的完整经济周期(1987-1993)为例，分析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动态运动，重新考察了二元劳动市场的传统观点。他认为，非正规部门只是一个未受管制的企业部门，而不是二元劳动市场中的贫穷部分。这个部门尽管规模小、不受管制，但是是动态的现代化企业，并不是正规部门的工资就比非正规部门要高，因此许多企业是自愿进入到这个部门的，它们选择了呆在正规的受管制的结构外围，而且有能力这样做。这也就是说，劳动市场可以是高度一体化的，而不受保护的劳动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表明劳动市场是分割的。可以论证的是，打算自我雇佣单干的工人会等待着商业环境变好，然后离开受保护的工作，开办自己的企业，当然也很可能在衰退时失败。这样一来，非正规部门的变化就应该是顺经济周期的：在繁荣时期扩张，在衰退时期紧缩。
马卢尼对墨西哥所做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一小部分非正式部门符合传统的二元结构理论的预测：在经济繁荣时，工资差缩小，人们等待加入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收缩；在经济衰退时期，劳动力离开正规部门。这样，非正规部门起到了容纳劳动力的作用，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后备部门。但是，大部分非正规部门并不意味着低劣工作。在非正规部门中的一个最大的构成部分——自我就业——就呈现出了顺应周期的劳动转换，即在上升阶段扩张，在衰退阶段缩小。
2.贸易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对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的影响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一些改革措施会对工业部门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和工资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发展中国家取消各种对正规企业补贴，或者降低保护这类企业产品进出口的关税，或者更改劳动法减少企业雇佣工人和解雇工人的成本。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正规部门的压力就会增加，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促成后者的发展。
马吉研究了取消关税保护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Sugata Marjit,2003)。他考虑的二元结构特点是：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纵向关系，资本不能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此时如果政府取消对正式部门产品进出口的关税保护，正规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产品价格必然下降，产品生产减少，这就促使工人流向非正式部门，工人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真实工资。
戈德伯格和帕尼克(Goldberg and Pavcnik,2003)利用一个动态的效率工资模型，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随着各种贸易障碍的持续减少，正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下降，工人数量会下降，非正规部门会扩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对哥伦比亚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相关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由化对非正规部门产生的影响依赖于劳动力制度。如果政府实施允许正规企业降低雇佣成本的灵活的劳动力制度，正规企业的雇佣量就不会下降，因而非正规部门就业数量在贸易自由化下就不会有明显增加。
3.工业部门二元结构是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延伸
在刘易斯—费—拉尼斯传统的发展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经济被看成是二元经济结构，即动态的现代部门和停滞的传统部门并存的经济，这两个部门之间没有内在的一体化，也没有技术扩散。这样，经济发展就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相对于传统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过程。这样在分析城市工业经济二元结构时很自然地会受到这个逻辑影响，人们会问，是否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正规部门取代非正规部门的过程呢？大部分研究的结论是否定的。
例如布隆斯特朗(Blomstrom,1993)就持这种观点。他对墨西哥的非正规部门进行了计量分析。在墨西哥，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差别，但这个差别与部门规模没有系统性关系。事实上，小企业与大企业一样有着相同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工厂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主要是起因于这些工厂的不同资本密集度，而不同规模企业的全员生产率差别很小。在某些行业，小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大企业要快；还有一些行业的就业转换对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面效应；也有一些行业的就业增长和产出增长集中在小一些的企业。尽管在所研究的期间墨西哥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对国内小企业不利，但这些小企业仍然表现良好。
马卢尼与布隆斯特朗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第一，对劳动者而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别可能只是好工作和差工作的区别，而不是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工作好坏的差别是无效率的劳动法典和低水平的人力资本造成的。第二，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是企业和劳动者自己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像刘易斯模式那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也不像它那样是需要消除的。例如，对劳动者而言，非正式工资的工作则是进入市场的第一步，可能也是年轻工人培训的场所，一旦获得经验，很快就会离开并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工作。对企业而言，由于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低，因此以正规的方式雇佣他们并不合算。第三，非正规部门的劳动配置是有效率的，这也与刘易斯模式中的传统部门低效率结论不同。他利用墨西哥的详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人在各个部门之间的转移，发觉支持传统的二元结构结论的证据很难找。因此他指出，一些文献将二元主义和正规性两个问题合二为一的做法可能不合适。
四、非正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并存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当然是更加受到关注的，但是似乎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认为非正规部门和经济发展是兼容的，但也有研究指出了非正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特里萨(Tressel,2003)分析了金融行业中的二元结构，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在他的文章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呈现出二元结构：一方面是现代的银行体系，另一方面是非正规的信贷机构。两个部门各有优势：前者揽储能力超强，后者享有借贷者的独特信息。因为银行不能完全观察借贷者的行为方式，不能判断风险大小，因此在提供贷款时需要财产抵押。但在非正规的信贷部门贷款不需要抵押，它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成功地进行筛选，将有风险的借贷者排除在外，并利用社会性的制裁以保证贷款归还。因此，在抵押物稀缺时，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必须借助于非正规的和传统的信贷机构。在这样一个二元经济中，现代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和企业家积累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紧密相连的，从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分配状况决定了金融经济和实物经济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两个长期稳定状态：一种情况是经济停止增长，现代银行体系难以建立；另一种情况是，经济以一定比率持续增长，而非正规部门接近消失。显然，在这种经济中必须讨论金融压制、微观信贷机构和财富再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虽然非正规企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缓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峻的失业形势，但是由于非正规企业缺乏进行长期生产投资的动机，经常采用水平较低的生产技术，同时避税也减少了政府收入，影响了公共品的供给，因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罗亚扎(Loayaza,1996)在一个内生增长的框架下讨论了非正规部门的经济影响。在他的模型中，生产技术主要依赖拥挤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些政策参数和制度质量发生改变，刺激了非正规部门的相对规模扩大，那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非正规部门没有缴纳税收，但是要占用公共服务，因此使得公共服务显得拥挤，减少了提供给正规部门的服务量，也促使不能有效利用公共服务的活动增加，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他还利用了拉丁美洲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数据检验了模型的结论并估算了非正规部门的规模。
五、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问题
尽管工业部门二元结构与刘易斯模式所侧重的二元结构不可同日而语，但发展经济学家还是看到，非正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并不乐观，因此倾向于鼓励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转化。
以前的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重视技术进步政策的选择和搭配，以加快工业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也有文献主张把税收作为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化的政策工具，例如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1997)就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此作出了说明。在这个框架下，正规部门的企业会付税，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来提供公共品，同时也规定只有付税的正规企业可以享用这些公共品，这就会吸引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流向正规企业。劳动力的流动带来了税收的增加，公共品就会进一步增加，进入良性循环，因而产生一种均衡，所有工人都在正规部门工作。
得西和帕拉格(Dessy and Pallage,2003)则认为政府减少税收也不一定能实现这种均衡。他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不完全市场模型，说明完全的正规化能否实现与一国经济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减税来降低正规化成本可能会导致非正式部门规模扩大而不是缩小。
在考虑工业部门完全正规化问题时，阿玛纳和昆丁(AmarM and Quintin,2003)提出要强调在两个部门就业的工人本身特性的区别，比如说，正规企业雇佣的工人要比非正规企业雇佣的工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所以在分析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流向正规部门的决策时，必须把教育成本纳入到他们的效用函数中去。同时，由于并没有经验数据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内部存在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只存在资本市场分割而没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模型，分析了当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非正式部门低水平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存在很高的替代性时企业主进入正规化部门的决策机制。
其他的经济学家在认同转化中有教育成本存在的同时，还指出了非正规企业要进入正规部门也是有成本的，并且成本是由正规企业决定的，这是因为政府和那些大规模的正规企业之间关系密切，通常会考虑他们的意见(Masatlioglu and Rigolini,2005)。要消除管制，使得非正规企业转向正规部门，就必须分析，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正规企业愿意降低新企业或者非正规企业进入的成本。他们提出一个劳动力流动下的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并存的二元经济模型，并且假定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如果想要流向正规企业，必须付出比较高的教育成本，使自己成为正规企业需要的有技能的工人，非正规部门的企业也要付出一定的初始费用作为进入成本以求得进入正规部门的资格。在不断有企业加入正规部门和工人增加的条件下，正规部门原有企业要比较企业短期利润损失和企业长期利润所得的大小。在各自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两个部门的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进行博弈，最终得出实现均衡的条件，当正规部门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吸引力越大的时候，正规部门的企业要降低进入成本的动机就会越小。另外，当正规部门规模达到一个临界点，长期利润所得必然大于短期损失，那么正规部门企业降低进入成本的动机就会很大，因而经济也就可以趋向完全的正规化。
六、简评
表面上看，工业部门内部的二元结构是刘易斯模式中二元结构的自然延伸和深化，但事实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相应地在理论上也分属不同阵营。
二元结构理论将农村中的传统农业经济与城市中的现代化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分开了，并认为农村传统经济是社会边缘，两个部门是独立的，没有从属关系。当传统部门逐渐减弱，现代部门逐渐成长起来后，经济就获得发展。换言之，刘易斯模式中的二元经济就是传统和现代并存的经济，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成长和传统部门消失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是，城市工业部门内部的二元结构理论并不认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主义结论。它们强调的是正规与非正规的区别，并且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是企业和个人在面对外部制度环境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是经济落后的结果。因此，刘易斯模式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工业二元结构结论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它们研究的重点是非正规部门的行为及其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认为非正规部门依赖着正规部门，这种依赖可能是互补的，例如通过转包业务；或者是竞争的。但是，非正规部门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边缘社会，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一样，劳动配置是有效率的，两个部门共同构成了一体化的经济整体。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一样，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如果说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和城市工业部门内部的二元结构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劳动力的流动。在两种二元经济中，两个部门都通过劳动力流动联系在一起。而不同的是，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是单向地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而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并存的工业内部二元经济中，劳动力的流动是双向的。
考察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到，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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