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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发韧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范围内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一个古老大国在挣脱了集中计划体制的束缚后所显露的经济活力如火山般喷发。然而，当人们在注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区域之间经济差距持续性扩大便是其中之一。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十分有效。正因如此，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提出实行西进战略，其所以能够落地有声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战略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说明在市场化过程中消除区域之间差距的重要性已为众多的人所认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释西进战略及其现实可能性，对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二次西进：一种新的发展观
中国第一次的西进战略产生在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中。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占国土面积不足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区域又集中于上海、江苏南部、广州、天津、青岛等地，其中重工业主要集中于辽宁，而轻纺工业和机械修配工业则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无锡等城市。其结果使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畸高畸低极不平衡，各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同时地区产业之间形不成有机联系，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正因如此，建国伊始，中央政府就强调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1950年8月的中财委会议就提出：“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良倾向。”此后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发展内地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三五、四五时期在“要准备打仗”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向中西部；从一五开始，国家已集中力量发展内地经济。一五时期，国家在沿海与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比是1∶1.27，二五、三五、四五时期国家又相继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明显缩小。1978年与1952年相比，内地的一些工业指标，如工业企业单位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都超过东部沿海区域，工业总产值也由1952年占全国的30.6%，上升到占全国的39.1%，一些主要工业产品如煤、发电量、钢、化肥、水泥在全国的地位都有明显上升。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1979—1993年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3%、9.3%、14.2%。与此同时全国区域之间原有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生产力分布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1978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2.4%，到1992年已上升至占全国的56.55%。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1978年中西部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东部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7.84%和55.53%；到1992年，这一差别已演变到56.92%和49.47%。其中中部地带下降10个以上的百分点。
九十年代的沿海是一片沸腾的海。在小平南巡谈话以后，沿海人那种闯市场的热情大大得到了激发与升华。把目标转向中西部、提出西进的口号只是这种英姿勃发的前奏与开端。敢为天下先对于沿海企业家的意义在于，今天的沿海人不仅着眼于为自己生财，也拥有为国分忧的远大胸怀。正因如此，同为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九十年代的西进与改革开放前的西进有着绝然的不同。
其一，发生背景不同。九十年代的西进是处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别，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要高于中西部。西进战略也主要着眼于开拓市场。这种由东向西的发展是服从市场规律的，而第一次西进则是计划体制下计划规律作用的结果。
其二，资源动员方式不同。九十年代的西进是立足于企业家自身的一种行动，是一种来自基层的微观层次的思想与行动，而改革开放前的西进则由中央政府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形式来实现。前者的资源配置体现平行推移的特点，而后者则以垂直下达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
其三，价值判断不同。第一次西进的着眼点基本上是实现社会公平，经济增长被放在次要地位，除了一五期间外，生产力分散化的弊端十分突出，而九十年代的西进则不仅带有社会价值的判断，也含有经济价值的判断，提出西进的人们力图通过西进在缩小区域差异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和谐统一，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越性的典型体现。
其四，目标模式不同。七十年代以前的西进，主要着眼于平衡地分配资源，甚至于不惜抽肥补瘦、动员东部地区的大量资源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图消除区域差异，而后者则体现了企业在自我扩张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以互惠共利为特征。
其五，操作方式不同。九十年代的西进，是以对市场的纠错方法对付市场失灵。八十年代的区域差异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一般看来，调控的责任应在政府一方。但西进战略最初却来自基层，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家不仅会追逐经济目标，同时也会追逐社会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既然来自基层的企业有熨平区域差异的冲动，说明市场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纠错机制。这与七十年代以前的西进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六，实施效果也会不同。第一次西进战略尽管实现了区域之间差距的明显缩小，但却大大地限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由于西部开发中出现的集中布局不当，使大量生产力被分散，因而经济效益很差。由于资源分配未着眼于首先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资源配置的失误也就直接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九十年代的西进是以企业自身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的，由于企业的目标首先是追逐利润的扩大，西进战略也不例外。这一战略在推动中西部发展的同时会实现企业自己的发展目标，因而也是有利于国家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的，经济效益当然会比第一次西进要好。
从第一次西进到第二次西进，虽然同为西进，同有消除区域差异的功效，但因体制发生了变化，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目标、措施、实现形式都不同，使得两次西进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体现在经济上则反映了市场经济与解放生产力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因而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发展反差：区域间经济差距成因探索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市场主体发育的水平不同。如果按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相比较，那么，可以认为目前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市场主体。八十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与三资企业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比较之下，中西部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却发展缓慢。1993年，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占该区域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4.46%，而中部与西部的这一数值却只有27.87%和17.44%。换言之，在全国4.4亿农村劳动力中，东部沿海地区滞留在农业范围的有不足1.2亿人，而中西部合计则达2亿以上。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50.51%。而创造的产值却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达67.59%，与之相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与产值分别占全国的33.50%和23.32%以及15.99%和9.09%。考虑到1993年全国乡镇工业的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56%，可以认为，我国三大地带工业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乡镇工业而引起的。再从三资企业的发展来看，沿海地区也因凭借开放之先的便利条件及优越的地理区位，兴办了大批三资企业。仅以1992—1993年为例，两年间我国各地区外商投资总额达4800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总额即达4100亿美元，占全国的85%以上。其中广东一省在这两年中外商直接投资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国家投资重点偏向于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所削弱。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5.91%，27.98%，17.49%；而到1992年，则分别演变为54.57%，24.64%和15.49%。相应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比例也在全国不断上升；1993年，全国4500多个大型企业中，东部沿海地区占到57.60%。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不同，也导致了不同区域对国有资金投入的依赖程度不一。以国有单位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百分比来衡量，1991年东中西三地带的比例分别为60.31%，68.56%和73.29%。江苏、浙江、山东这几个沿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37.92%，29.75%和53.22%，而黑龙江、贵州、青海、宁夏、甘肃几个中西部省区却都达到80%以上。这样，在国家投资重心东移时，必然削弱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三、产业结构上的差异。由于资源条件与工业基础的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地产业结构偏于轻型，1993年，在全国工业结构中，轻工业占44%，重工业占56%，而东部沿海地区的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7.65%和52.35%，中部地带的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36.74%和63.26%，西部地带的轻重工业比重为38.02%和61.98%；与此相联系的是，中西部原材料与采掘工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东部地区加工工业的比重相对更大。由于产业加工程度与增值效果的不同，特别是国家在80年代支持轻纺工业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当然在资源与原材料由中西部输往东部的过程中，也使得中西部地区丧失了大量的可加工利润。此外，由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于重型化，城市工业呈资金密集态，与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不利于农村乡镇企业形成可靠的发展依托，结果也加剧了中西部农村经济与沿海地区的差距。
第四、发展条件与思维观念上差距十分明显。必须提及的是，尽管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发展条件却远不如沿海地区，众所周知，我国的一些主要平原如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都集中在沿海，沿海区域土地平坦，交通便利，降水相对丰沛，十分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实行规模经营。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地形相对复杂，交通不便，农业自然条件较差，旱涝现象突出，一些地区居住相对分散，农业劳动的强度较大，这也不利于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所以，尽管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的41.22%，耕地仅占全国的31.21%。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领域的人数却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如此，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思维观念，开拓市场的能力，对市场的反应程度以及市场竞争意识也都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甚至一些地区的领导也还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扶贫上，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在沿海一些省市的地方行政领导果断地给企业放权松绑把企业推向国内外市场并千方百计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中西部有的省份还抱着等待观望和守成的态度，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的丧失。
三、撞击反射：矛盾的症结与解决的着眼点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确实太需要发展了。从现状与趋势来看，区域差异的扩大对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导致区域之间矛盾与摩擦的加深。近年来，全国许多地区之间都曾发生过区域封锁、区域原料与原材料大战等现象，使全国的统一市场被肢解，除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外，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其次，区域差异的扩大引起中西部地区职工就业的困难。目前在全国的城市中，中西部城市企业停产半停产及失业的隐患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次，造成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东部的大规模移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一方面加剧了交通运输的压力，在目前全国铁路客运中，由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候鸟型移动尤引人注目，而且客运货运争流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民工潮也对东部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造成了一些地区粮食供应、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维护等方面的问题。又次，区域差异的扩大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资源进一步流向沿海地区，从而造成区域之间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除了大量技术人才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外，大量的资金也因中部一些地区的存贷差或其他途径被拆入东部地区的银行或流往东部地区的房地产业及其他产业领域，从而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不良影响。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削弱区域差异呢？我国在80年代一直通过扶贫政策对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进行扶持，也确对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并未改变区域之间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反而使一些地区产生了对国家的依赖思想。因而今后应对这种政策作进一步的改革。
在我们看来，第二次西进战略的核心在于在中西部地区造成投资撞击之势，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内部结构的转变。
美国学者纳克斯所创立的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认为，不发达经济状态的形成与资本的短缺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在自然条件、工业原料与资本三种要素中，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图1是贫穷的恶性循环的理论图式。左边循环反应供给状况，右边反应需求状况。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而低储蓄又意味着资本形成（即投资）不足；资本短缺，势必劳动生产率低下，其结果是收入不高；另一方面，从需求圈看，低收入意味着有限的购买力，购买力有限，则市场的拉动能力不强，从而投资引诱不强，投入资本不多，其结果是生产率低下，收入不高。纳克斯认为，突破两重恶性循环关键的关键是注入资本，从而使循环的下一个过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图1 贫穷的恶性循环的理论图式
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有着多重缺陷，这里我们不作展开论述，我们感兴趣的始终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中西部地区应从哪个环节变更循环方向？与贫穷的恶性循环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资金问题固然是中西部地区区域差异发展中比较缺乏的要素，但并非难以解决，况且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资金流向沿海地区，可见资金短缺并非关键，因而看来人的观念与意识是最具有可塑性也最易进行变动的因子，事实上人力资本的短缺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可以认为这是西进战略应该考虑的出发点。
循此思路，我们设计出了撞击反射性双循环理论（见图2）。该理论认为中西部地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缺乏一大批能够闯荡市场的企业和企业家，因而通过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输入企业和企业家的形式，可以把东部地区在市场体制下的优秀传统带到中西部，从而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促进东部地区的企业向西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知名度，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加快西部地区一些资源的开发，从而达到发展东部地区的目标。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在移师中西部的过程中，也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减少了中西部劳动力的盲目流动；强化了企业在中西部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竞争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从而逼出一批真正的企业家。此外，通过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或企业家在“中西部战场”上的交锋与较量，会大大提高和强化一般居民的市场意识，从而达到转变观念的目的，而这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真正的优势所在，只要中西部地区人们的观念发生彻底转变，实现快速增长便指日可待。由此可见，二次西进是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带都有巨大利益可言的双赢战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东部沿海区域曾与西部一些省份通过互派干部的形式来提高西部地区干部的素质，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实际上，通过互派企业家促使东部沿海企业的优秀分子到中西部去承包企业或购买效益较差的企业进行经营，或让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到沿海地区挂职学习，也可以视作撞击反射的基本形式，会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撞击反射的基本思路在于由系统外输入的物质在进入由同一组织结构组成的系统时，会产生撞击效应，而这种撞击效应会大大改变系统内的组织结构与组织水平，并据此改变系统的结构和提高系统的功能。因而通过沿海企业家的西进，交融不同区域条件下企业家的思想，通过近距离的学习与观察，能够形成中西部地区一定范围的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从而达到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家成长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只有中西部区域企业家的不断成长，才能使我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进一步增强经济的活力，提高企业家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的能力。
图2 撞击反射性双循环理论
四、可行选择：多方面协调与配合
二次西进当然不仅是东部地区企业家本身的使命，而且也事关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更关系到中央政府对客观区域发展的判断与决策，因而需要各有关方面共同策划，齐心协力地支持东部企业的西进战略，将此作为实现我国区域经济整体发展，保持整个社会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关键性任务来做。
就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来说，虽然企业和企业家的西流意味着一种资源的流失，但支持企业西进不仅可以减缓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实现全国当然包括东部的社会稳定，有利于扩大对中西部了解的信息渠道，从而达到互通有无，加强交往，协调发展的目的；中西部地区人口相对稀少，让企业或企业家西移有利于减少中西部劳动力进入东部的压力，缓解东部沿海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正因如此，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对于有志西进的企业或企业家应该予以鼓励，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此外，也应在其他方面为沿海企业的西进创造条件。
作为中央政府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向西部地区的发展，可以实现政府用原来的区域政策所达不到的目标。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中央应该调节区域政策，使中央的区域政策与沿海企业的西进战略相协调一致。对于沿海企业在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地区创造就业推进发展的经营活动，中央政府可以参照国外各有关国家制订区域政策中的经验，实行鼓励和援助性政策，对企业在西部地区创造就业或推进发展的要求通过政策方式予以奖励，以此来引导更多的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和参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竞争，从而实现多个地区的共同发展，使国家在追求经济目标时不至于损害到社会目标。
作为西部地区的政府来说，一方面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象对待三资企业那样对东部地区企业西进一路开放绿灯，通过在技术人员、资金等的供给方面为 西进企业创造条件并且开放市场，大力欢迎东部地区的企业来中西部投资和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政府也应通过推进农业改革，改善交通条件，在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吊庄移民等形式来分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改善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积极扶持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推进东西部企业家在相互学习基础上相互竞争。
就东部地区企业家来说，在西进的过程中，也应加强对西部地区资源和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特点及风俗习惯的了解，选准西进战略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中西部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这是东部地区企业西进的有利条件。在我们看来，既然中西部地区城乡间产业结构落差过大，东部地区的企业可着眼于在中西部地区植入一批应用技术条件不太高，但有着广大市场需求的轻型工业，弥补起中西部地区原本缺乏的产业链条。而这恰恰又是东部地区产业的强项，而且此类产业属劳动力密集型，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就业，缓解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矛盾。当然，在利用中西部劳动力的同时，东部地区的企业家也负有为当地培养企业家与技术人才的使命，这也是西进战略的一个出发点与评价西进战略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在区域选择上，可以考虑靠近交通线和地势平坦的城镇建立企业，便于运输和传递信息。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等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东部企业在西进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吸收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并应用于东部企业，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很有意义。还需要提及的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也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投资办厂时应充分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消费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