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香港中文的一个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文论文,中文论文,难题论文,香港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重英文轻中文。早期只有英文是法定文字。七十年代以来，虽然中文也成了法定文字，但是重英轻中的本质没有改变。法律上的文件、合约都是以英文写成。有时即使有中文本，文件上却注明：有歧义时以英文本为准。现在面临97过渡，很多人希望能把重英轻中的局面扭转过来。基本法也规定，将来的香港社会“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1〕但是，语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 基本法的规定只能视为一个引导性的原则。以后是否可以改变重英轻中现象，以至如何才能改变重英轻中的现象，这都牵涉到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更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二百年前清廷锁国时代，语文也是自给自足，既不输入，也不输出。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807年来华。那时候“中国人教授外人以中文是犯死罪的”，“外人学习其语文或购藏其书籍为大罪……藏有外国书籍为大罪。”〔2 〕十九世纪的变局导致了亘古未有的变化。鸦片战争（1840年）引起渐变，甲午战争（1894年）引起突变。语文方面也是如此。1915年的《辞源》编纂缘起说：“癸卯甲辰（即1903—1904）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Induction，现称‘归纳’）外籀（Deduction，现称‘演绎’）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
二十世纪的种种变化导致目前华人分居五湖四海三洋两岸的局面。中国本土风俗习惯观念语言本来就有东西南北的差异，经过了百多年来欧风美雨日霜俄雪等等的侵袭或滋润，各地华人的风俗习惯观念和语言变化极大，而往往又不是同步的。就语言现象来说，不少人纯从语言本身来说明问题，我尝试举例从观念的角度来阐释一些有代表性的混乱现象。
1.改历法引起的混乱
a.中国本用阴历。民国改用阳历，或称“国历”（名“国”实洋）。但是民众在观念上长时期内还不一定能适应。例如张三填报出生日期时填写a.1941年12月1日生，但他实际上是b.阴历辛丑年十二月初一生。几十年后要填表时一时无法查到阳历，也就无奈以“阴”为“阳”。而实际上他的阳历生日应为c.1942年1月17日。因此张三现在（1995 年12月9日）应该是53岁（按c算），但也可以是54岁（按a算）， 也可以是55岁（按中国旧虚龄算法）。
b.民国改用阳历，并以旧历元旦为“春节”。“春”有多种定义。中国本来也有以农历元旦为春天开始的简单化的说法，所谓“大地回春”。但是过了接近一个世纪，国人仍有“以阳代阴”在阳历1月1日就庆祝“大地回春”的。例如1990年元旦，《人民日报》上登载了题为“九十年代第一春”的社论。1994年1月， 徐世荣先生在“岁朝清供”一文中说：“喜迎1994年的到来。……聊当岁首新春的芹曝之献吧！ ”〔3〕1994年1月12日， 香港《大公报》在南京金陵饭店举行“新春酒会”。1994年12月23 日（冬至翌日）周南先生发表“新年贺词”， 内说“1995年元旦即将来临，我谨……致以新春的问候……”。好辩之士会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2.改度量衡制引起的混乱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以米突制为度量衡标准，采用“公尺”、“公斤”、“公升”。并设辅制，分“市尺”（＝1/3公尺）， “市斤”（＝1/2公斤），“市升”（＝公升）。民众又简称为“尺”、“斤”、“升”。
此制50年代仍为人民政府沿用。但新旧制都用“尺”这个字，实属不智。现在香港用的“英尺”也常简化为“呎”、“尺”，读如尺，更形混乱。向诸位提一个问题，香港1995年的“斤”是什么“斤”？〔4〕“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里”是什么“里”？
1933年，我国著名学者严济慈先生在他的名文《论公分公分公分》〔5〕中，已经指出同名异物为祸之烈：
·今乃一个名词，包含三种意义，其混淆费解恐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任何民刑公私法规条例中，决不能容有如是混乱名称之存在。
·今此数种基本单位之取名，不幸竟相雷同，毫无殊异，则日常应用上，困难之从生，固属无可避免，而科学教育上，贻害之深远，更不知将伊于胡底。
·未来之国民，于面积观念，将永无了解之一日。戕丧儿童脑力，阻碍学术进步，莫此为甚！
·小则误入耳目，大则颠倒是非，其足阻碍我国科学之发达与普及，可断言也。
香港近二十年来推行所谓“十进制”。只看香港中文“十进制”，难以理解，要看英文口号、标语“go metric”才能明白。 原来香港中文“十进制”意即“米突制”。但是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
3.学术名词的混乱和误导
a.英语word，早期译作“字”，后来译作“词”（一般香港人仍然说“英文字典”，不说“英语词典”）。但是汉语“词”的定义是什么，语言学者也还没有一致的看法。〔6〕
b.英语verb译成“动词”，但是有的动词不动。季羡林先生说：
“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to be和to have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7〕
c.英语adverb英汉辞典译成“副词”极易误导。adverb和汉语“副词”是两回事。
d.译词混乱妨碍学术讨论。香港中文大学黄继持先生1994年到苏州去参加了“当代华文散文研讨会”。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8 〕他说：
“‘散文’是什么，几天会开下来，论者各说各的。到了最后一场小组讨论，主持人吁请与会者，他日刊出论文时，先用几百字说明自己对‘散文’所下的定义。听来有些好笑，但此中实在蕴涵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论题：源于五四前后西方文学观念移入，导致本国文学概念与文学术语之调整，以及在调整过程中，古今中外观念杂糅，造成一定的‘模糊性’。”
e.译词混乱常使学术讨论偏离主题 1995年5月6日，香港中文大学何万贯先生在“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香港）宣读了“论范文教学的统整”一文。与会者对“统整”一词大感兴趣，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后来何万贯先生指出“统整”一词实译自英语integrate。英语integrate有多义多译。个别与会者提出是否译为“整合”、“综合”为更好。何先生指出，“统整”一词其实已为台湾语文教育界采用。
4.译词难用
词典说：“拷贝”只能用于电影，其他物品的copy不能用“拷贝”。录音带、录像带、磁盘等的copy，香港人为了贪图方便，常常在中文里直接夹用“copy”。要用纯正汉语，必须转个弯儿来说。但如此则须处处小心。一不设防，便会引起误会、麻烦。
据说中国某学者甲出席某一国外会议作为observer。回中国后自称是某一会议的“观察员”，引起了一些同行的不满，那些中国同行认为“观察员”必然是高身份的，认为某学者甲是自己抬高身份！如果某学者甲照实自称为“observer”那就没有问题了。〔9〕
同样，有中国某学者乙是国外某学术机构的academician， 他自称是某机构的“院士”，也引起一些同行的不满。他们认为，“院士”必然是高级的，某学者乙也是在自己抬高身份！同样，如果某学者乙照实自称为“academician”，那也就没有问题了。中文译词真是难用啊！
香港也有类似现象。英语officer一词有多义。 直译是“负一定责任的办事者”，政府里就是“官员”，有些机构里就是“干事”。香港中文，经常译成“主任”。例如香港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里有上百位Chinese Officer，从事有关中文和翻译的工作。 他们都是“中文主任”。因此有上百位“主任”，而没有一个副主任！
5.对等问题
这就牵涉到所谓“对等”问题。再举大学职称对等问题为例，说明混乱的情况。“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实际首长，根据英制，称Vice-Chancellor，简称V.C.。香港中文称之为“校长”，〔10 〕但按照字面，或根据英汉辞典，Vice-Chancellor的中译， 只是“副校长”。因此，据说在大陆和香港双边学术交流初期，双方为此曾经发生过误会。英制大学professor（教授）以下有reader一级。〔11 〕英汉词典一般译为“（英国大学的）高级讲师”。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初，定译reader为“教授”。之后香港中文也就一直称reader为“教授”。1995年香港，大学的lecturer，senior lecturer（ 字面义为“讲师”、“高级讲师”）据说对等于中国大学的“副教授”。另一方面，大陆高等院校老师中据说以“博士生导师”地位最高。而不成文说法是：英制大学lecturer原则上都可以是“博士生导师”！
国内（大陆和台湾）都以“研究员”为高级职称，相当于教授。但在香港，任何大小机构的研究人员都可称为“研究员”，“高级研究员”也非少见。
6.译名问题
译名问题是老问题，也一直是热门问题。〔12〕这里举些个别例子，以见问题的严重性。
a.香港习惯替外国人取一个中国化的姓名。这种“译名”（其实是“取汉名”）方法，可以追溯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香港前任总督David Wilson本来就有一个汉名“魏德巍”。他任港督时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替他改换新名“卫奕信”。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的一项工作就是替外籍官员起汉名。风气所及，香港很多学校、机构的外籍人士多有汉名。
b.英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都有汉名，据说全由英国驻港商务专员公署决定。Malcolm Rifkind任国防大臣时， 该公署已经为他取名“聂伟敬”。1995年7月6日，Malcolm出任外相后，该署为他改名“李文君”。 但是，7月19日，该署又罕有地发表声明， 弃用“李文君”改回“聂伟敬”！这种做法，似玩弄华人华语于掌上！
c.中文报章提到外籍人士时，如果用汉名，则华洋不分，扑朔迷离。这样，中文报章只能沦为辅助读物。要求真相，必须还得经常阅读英文报章！
d.香港有“麦当奴道”或称“麦当劳道”。此“麦当劳”与快餐店的“麦当劳”是否同宗？通过英文才知道前者是MacDonnell， 后者是MacDonald，两者并非同宗。九龙有“弥敦道”。弥敦又是谁？ 他是一百年前的香港总督M.Nathan，中文近代史文献里有称之为“那桑”、“纳桑”的。〔13〕
e.不少人为外籍人士“翻译”姓名时，着重点在于“好”还是“不好”，不理会“译名”是否可以成为有效的语文工具。例如著名电影演员Vivien Leigh香港“译名”为“慧云李”。一般中文工具书不收“慧云李”条。国内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译”成“费雯丽”。然则是否可以在中文工具书上找到呢？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Micropaedia收有Leigh，Vivien条。该百科全书两岸都有译本。〔14 〕大陆书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条目为“丽Leigh，Vivien”。台湾书名《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有关条目为“Leigh，Vivien 丽”。只会中文的读者要在“丽”字下才能找到“费雯丽”。看来打开这本知识宝库最方便的钥匙仍然是英语！
f.译名混乱当然也为学术研究带来障碍。南京鲁国尧先生，为了“布文”一词，始则“百思不得其解”，继则“一日不解决，一日心难安”，后来查《中文大辞典》，有“布国”、“布路斯”条，才“恍然大悟：‘布文’者，德文也！郁积两载，一夕涣然冰释，浮一大白可也。”〔15〕原来一百多年前，“德文”曾经写成“布文”，源自Preussen（即英语Prussia，曾译成“布路斯”，后译为“普鲁士”）。
g.译名混乱，连上帝也不能置身事外，但也无法解决。把God 译作“上帝”还是“神”，是19世纪以来基督新教人士历次重译中文《圣经》的争论重点。1987年，基督教和天主教双方再次讨论合作翻译统一的中文圣经。开始时，天主教方面接受以“上帝”代替“天主”，但后来天主教高层不同意，理由是：“大家觉得有共同之圣经——《合一本》是好事，但以《合一圣经》是为大家念的，假如把圣经中的‘天主’全改为‘上帝’，天主教教友在整部圣经中找不到天主，那大有危险。”〔16〕
7.“基本法”里的用词
翻阅一下未来香港特区基本法的中英文本，〔17〕也可发现英语语词比较稳定，中文语词改变较多。试举例列表如表一。
表一
英语词(不变)
中文词(现在)中文词(未来)
Legislative Council立法局 立法会
Executive Council 行政局 行政会议
Members of Legco
立法局议员 立法会议员
Members of Exco行政局议员 行政会议成员
audit 核数审计
bauhinia
洋紫荆 紫荆
又可以发现，中文比较难用。中文“基本法”既有“会”，又有“会议”；既有“议员”，又有“成员”。其中“紫荆”更是错词。“洋紫荆”（Bauhinia blakeana Dunn）1908年在香港岛发现，1965年成为香港市花。现在常见简化为“紫荆”，则与我国传统紫荆Cercis chinensis相混了，这是花名的张冠李戴。我国传统紫荆，见《中文大辞典》“紫荆”、“紫荆花”条。“紫荆花”条说：
“紫荆树之花。用以美兄弟之不分遗产也。（续齐谐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书言故事，兄弟类）美兄弟不分者，用紫荆花。”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今人也有把此传说误套在（洋）紫荆名下的。这又是传说的移花接木了。〔18〕
8.香港法律翻译
这里再讲几句关于香港法律翻译的话。香港法律源自英国法律。基本法第8条：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香港原有法律以英文为准，其实根本没有整套的中文法例。十年前有关当局开始了香港法律翻译的难巨工作，其间过程和问题可参阅古应佳先生最近的文章。〔19〕文章提到：
“可惜由于中文常用词汇不及英文的多，往往是不敷应用的，因此便要以创造新词作为解决办法之一。至今，该科创造的新词包括‘押记’（charge）、‘契诺’（covenant）、‘容受’（suffer）、‘信纳’（satisfy）、‘管有’（possess）等，但愿读者他日读到法例的真确中文本时，能够明白译者的苦心。”
我们希望，将来“法例的真确中文本”完成时，同时也会有新词的详细注释，用中文说明什么是“押记”、“契诺”、“容受”、“信纳”、“管有”等。否则这些新词恐怕不过是英语原词的模糊代号而已！〔20〕
9.人云亦云
香港曾经有人提倡“少做工夫，多叹世界”，形成了人云亦云的风气。港英的New Territories香港中文袭称“新界”， 其实应称为“新英占区”才对。 香港近代历史的标记为：1842 年沦陷（英占）——1941年再沦陷（日占）——1945 年续沦陷（英再占）。 香港中文有把1945年的香港美之曰“重光”的！今年为抗战胜利50周年，香港中文有照抄日语名之为“shusen终战”50周年的，也颇有些人说无所谓。最近有一位老作家因有意外而见报，某大报称之为“老稿匠”，颇引起一些作家、作者（writer）的不满，认为该报记者欠缺水平。我的看法是，该记者写的可能还是正宗的香港中文！香港警署内的案件记录满纸本地俗语。案件记录里如果出现“写稿佬”等字眼绝不奇怪。这些才是可据以“为准”的香港法庭文字！
文章已经太长，该是来个初步总结的时候了。“‘英文为准’和‘中文为准’”这个题目牵涉到语文的各个方面，本文只涉及词汇方面。这个题目也可从多个角度，例如从翻译的角度来观察。但是文学翻译者和法律翻译者的基本态度可能也不一致。〔21〕这个题目也涉及语文教学。老师常教学生写“好文章”，好文章是否也是“准确的文章”？这些问题这里俱不及一一细论。香港以前是以“英文为准”，希望将来能以“中文为准”。我说“希望”，因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中国人有望文生义的习惯，有尚简洁的习惯，还经常根据好恶，任意命名，任意译名，任意简化，任意美化，任意丑化，任意夸大，任意“张冠李戴”。玩弄各种文字游戏。我常说，“简化字”不是问题，“简化词”和“任意命名”才是大问题。杜诗“葵藿倾太阳”，今人多注“葵”为“葵花”，而“葵花”一般辞典释为“向日葵”。但向日葵要到十六世纪才由新大陆传入旧大陆。唐代中土何来向日葵呢？Esperanto原义只是“希望者”，中文把它夸大、 升格为“世界语”，还称之为“意译词”。Matthew Ridgway 既可写成“李奇微”“李奇危”，又可写成“里吉威”。“大猩猩”既可指Gorilla （产非洲），又可指大的“猩猩”（Orang-utan，产婆罗洲、苏门答腊）。法国男士Christian Dior变成女性化的“姬仙蒂奥”，扑朔迷离。
这个题目当然涉及“规范”问题。现在做“规范”工作的，多是由上而下，不大体谅民众的苦衷。如果有人拥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而找不到“开士米”（见注〔14〕），那不但是那人的损失，也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损失。我常说，中文版的“世界地图”（指只有中文地名的）最没有用。同时也不能否认，中文版“世界地图”的编者们的确付出了极大的劳力。付出最大的劳力而得到最小的效果，是不是最大的损失？
当缺乏适当的汉语词汇时，汉英双语者不得不用英语（或其他外语）来思考，这时译词只是模糊的代号而已。例如双语者看到“共识”，脑中就是以consensus为准，看到“情意结”，就想起complex。以下再举一些例子（有＊号者见上文）：
传意 communication痛风gout〔22〕
身份 identity 统整[*]
integrate
互联网络 INTERNET 分享share
广场 square,place,plaza〔23〕 品味taste〔24〕
“以中文为准”的一种理想境界应该是脑海里不用浮起任何外语。150年前的中国人可以这样，也只能这样。 将来的中国人在语文上仍然可以自给自足吗？
后记
朋友看完上文，写评语说：本文结论稍嫌灰色，应该加些积极的步骤。我觉得积极的步骤首先应该是“多做工夫，少叹世界”。我们现在提倡“考今学”，提倡要建立一种特别的“词库”来解决一词多义、一物多名、译名混乱等问题。通过这种词库，既能从“山羊绒”找到它（cashmere）的释义，也可以从“开司米”“开士米”“茄士咩”找到它们（＝cashmere）的释义。有了这类基本语文建设工作作为基础，“中文为准”就是扎实的“中文为准”。〔25〕所谓基本“语文建设”，也就是广义的规范化工作。现在大家比较注重字形和字音，谈词义词源的较少。字形工作做得比较好，起码使人有迹可寻。新版的《新华字典》简化字仍附有相对应的繁体字，用者称便。审音工作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旧字音给审掉后不再在新版《新华字典》中出现，变成无踪可寻。词汇工作似乎还缺乏观念上的突破。例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说：“‘社会主义’一词，大都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实这是指Socialism而言。 汉字“社会主义”似首先在日本使用，到1899年梁启超才首次借用。
不少人非议中文夹用英文（或其他外文）。我觉得用得适当也无可厚非。正如方程x[2]+1＝0没有实数解时，引进虚数解x＝±i就很方便。这已经是中学生的常识。同样，例如新西兰有个城市叫“克赖斯特彻奇”，反正没有多少人懂，就不如干脆用Christchurch。但是，这就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然而，滥用外语或拉丁字母或其他符号究竟是不对的。1995年11月10日，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致函全港中学校长、志愿团体及机构，宣布已与“亚洲电视”联合制作了名为“基本法知多D”的电视节目， 并定于11月20日开始播出。不知道，像“基本法知多D ”这样的“中文”，是否就是香港公民应该用的中文，是否就是香港校长、教师应该接受的中文？
*本文是作者根据《“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一文改写而成。该文系作者向“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1995年12月，香港）提交的论文。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L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pril 1990.
〔2〕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卫人马礼逊》（M.Broomb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Builder），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56，1987，第8章。
〔3〕徐世荣，“岁朝清供”，《文改之声》第23期，1994年1 月1日。查1994年2月10才是农历正月元旦。
〔4〕“旧营造库平制以16两为一斤，合标准制0.5968 公斤”——《辞海》，中华书局，1947年，“斤”条。参阅姚德怀“‘市尺’、‘市斤’、‘市升’都是外来概念词”，《词库建设通讯》，第3期pp.28—29，1994年3月。
〔5〕严济慈 《论公分公分公分》，原载《东方杂志》第32 卷第3号，pp.79—82，193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的《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即该会“成立大会专辑”）pp.57—59曾予转载。题目中的三个“公分”实指centimetre（厘米），gramme（克），deciare（10平方米）。
〔6〕徐通锵 “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1期，第8—10页。
〔7〕季羡林 “我和外国语言”，上海：《外国语》，1987 年第1期（总第47期），第1页。
〔8〕黄继持 “‘散文’这名目”，《大公报》，1994年8月3日， 香港。《词库建设通讯》第5期pp.16—17转载，1994年12月，香港。
〔9〕《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1984， 香港）译出席会议的“observer”为“观察员”。按这本词典的说法，则学者甲并没有错！
〔10〕两所大学的Chancellor必然是香港总督。Chancellor香港中文称之为“校监”、“监督”。
〔11〕《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1984年， 香港）reader条：“2（GB）university teacher of a rank immediately below a professor：（英）阶级低于教授的大学教师；讲师：R～in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讲师。”
〔12〕参阅姚德怀，“外国人名地名的中译问题”，《抖擞》创刊号，1974年1月，pp.28—35。《语文建设通讯》第45期（1994年9月）pp.8—12部分转载。
〔13〕见李恩涵著，“中英广九铁路路权交涉”，原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2年pp.139—172。 该文收入作者《近代中国事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pp.392—437。该文第二节称Nathan为“那桑”，第三节又称之为“纳桑”。可知两者只不过是模糊的代号而已。该文第一节有一句话值得我们警惕：一百年前我国在外债筑路诸合同中，“由于合同中文字措辞的笼统含混，使我国常常遭受到许多意外的损失。”但是这句话本身也有“语病”。它是指合同里的“文字”呢，还是指合同里的“中文字”呢？
〔14〕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 美国1974。大陆编译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年。台湾中华书局在取得原书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同意后，在1988年出版编译本《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同一百科全书，现分两中文版、两名称、两字体。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如要找“茄士咩”或“开士米”或“开司米”，在上述中文版百科全书里是找不到的。 必须查“山羊绒”或cashmere才能找到，也许百科全书的编译者只收规范词“山羊绒”。 但是这样就苦了不知规范名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怕查词典等工具书，这是一个原因。
〔15〕鲁国尧 “‘布文’辩识本末及其他”，《中国语文通讯》第29期，1994年3月pp.21—25。
〔16〕赵维本 《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17〕同注〔1〕
〔18〕参阅《词库建设通讯》第3期，香港1994年3月，“植物名称库”词条选刊（2）“Rauhinia blakeana Dunn 洋紫荆”条和“Cercis chinensis紫荆”条。我曾建议改称“洋紫荆”为“香港紫荆”，但不得把它简化为“紫荆”。
〔19〕古应佳“香港法律翻译工程难巨”、“香港法律翻译人才难求”两文，载香港《信报》1995年11月8日、9日。
〔20〕1995年香港政府出版了《英汉法律词汇》（第一卷）。由英文词汇可查到中文词汇。例：由charge可查到“押记”。但由“押记”难于找到charge。香港政府副法律草拟专员黄薇薇谈到：部分法律界人士批评《词汇》内对法律用词的翻译过分书面化，难以在日常生活或法庭审词中使用。她则认为一切也是习惯问题。见1995年11月11日《明报》专访：“黄薇薇对法例全中译胸有成竹”。
〔21〕思果先生有一篇自己文章的译述，题为“翻译欧化结构探讨”，刊《中国语文通讯》第29期，1994年3月，香港，pp.43—47。 这个题目不好懂。看了原来的英文题目，“Europeanized Structure in Translation”，就明白了。汉译把in这虚词省略了。其实“虚词”十分重要。“虚词”用“虚”也是误导。如无虚词，何来结构？
〔22〕“痛风”（gout）病症早已为人所知。但是中文“痛风”，常使人“顾名思义”，以为与“风湿”有关。其实毫无关系。
〔23〕参阅姚德怀，“也谈‘广场’”，《中国语文通讯》， 第26期，1993年6月，香港，pp.51—52。
〔24〕杨振宁曾说：“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的翻译成品味、喜爱。 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见“杨振宁谈治学之道”， 原载上海《文汇报》，1995年8月10日香港《大公报》转载。
〔25〕参阅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刊物：《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创刊，现出至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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