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粮食安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4-0135-04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03)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美国在全球积累过度危机及后70年代金融扩张的背景下侵占伊拉克，“完全是为了石油”(Braudel 1982)。然而，在中国，伴随着这场世界金融扩张，同时还进行着一场自发的“物质扩张”(Arrighi 1994)。哈维(Harvey)提出警示，中国这一“破坏性的、剧烈的、庞大的‘原始积累’计划”将促使其经济和公共设施建设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将吸收世界资本盈余的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年均增长9.4%。农业生产在GDP总量中所占比例由50%降至15%，而制造工业所占比例则由30%增至52%，服务业所占比例也由20%增至33%；中国城镇居民比例由20%增至40%。同一时期，对外贸易总值年均增长15.2%。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水泥产量的55%（15亿吨）用于其工程建设，而从2001到2002年间中国汽车消费增长了81%(ShiGuang，2004)。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目前消耗全世界水泥产量的一半，钢铁产量的33%，铜产量的25%，以及铝产量的20%，这些大部分都是由外国进口并途经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和马卡萨海峡运至中国的(Jung-En Woo 2007)。中国对盈余资本的争夺，将会给美国军事工业和私营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后者正是依靠资本流入来支撑其非生产性消费。也因此，美国势必会“利用其对石油的控制权来阻碍中国，由此在中亚引发一场小范围的地缘政治冲突，且很有可能发展为范围更广的全球性冲突”(Harvey 2003)。
然而，在本文中笔者想问的是，美国是否可能以另一种主要方式来“阻碍中国”。要知道，中国需要养活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然而，城市扩张和工业扩张加剧了耕地的流失，可支配个人收入的增加造成了饮食结构的转变，尤其在沿海富裕省份。此外，复合肥料的大量使用又造成农业投资生产力下降。最后，中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还伴有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Smil 2004)。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已经足以迫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无奈的受限于粮食，而当今世界经济的领军力量正是一场由美国领导的重新定义了粮食安全的“全球化运动”。美国对1986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中根据自由世界食品市场优效原理制定的第11条提出质疑，声称“自我效能和粮食安全不是同一概念”。在粮食安全的这种“全球性概念”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所需粮食”这一点已经在运行良好的世界市场中得到了实现，因此必须从第11条中删掉“允许限制或抑制农产品食品的出口以缓解粮食的严重不足”这一部分。作为世界市场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是否也会受限于粮食呢？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历史性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逆向运动，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产生阻碍。
一、历史上的粮食安全与环境传统
根据奥卡诺(O'Connor)的观点，我们既可以把中国封建末期——明和清时期——看做“改造自然的基础”又可以把它看做“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除了资本问题外还“深陷于错综复杂的自然危机之中”(O'Connor 1998)。
王斌(Bin Wong，2002)认为，至少到18世纪为止，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增加大致平衡。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贫户粮荒问题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发生。理解这一转变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封建末期的粮食政策，这些政策联系了本地粮食贸易和远距离粮食贸易的变化史，深受商业资本主义斯密动力(Smithian dynamics)的影响(Wong，2000)。至少从宋代开始到18世纪，本地和远距离粮食贸易网利用广阔的长江水运将不同地区联系起来；这些粮食贸易网与经济作物和手工艺品的专门化生产同时并存。这些粮食贸易路线可能会缩短（由于离粮食供应地较近的地区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致使其对较远地区的粮食出口减少）并逐渐分散（战争和起义爆发时）。在18世纪和19世纪，粮荒几乎在中国所有省份都有发生：它们与推翻满族政权的政治抗议交织在一起(Wong，1982)；它们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并且给中国革命领袖带来了挑战(Wong，2000)。笔者认为这些粮荒就是波兰尼(Polanyi)所说的受影响农民团体“社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作为团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粮荒的结构性条件起因于本地贸易和远距离贸易之间的竞争性需求。除了全面的生存危机以外，富户囤积居奇以及粮食丰收地区提高出口粮价同样也会引起粮荒的发生。清政府积极鼓励商人进行远距离粮食贸易，将过剩地区的粮食售往贫乏地区，以应对地区粮价的差异。它对从富饶的长江沿岸各省到粮食短缺地区的漕运进行重新分配。它利用“常平仓”（即政府位于各郡的粮仓）来购买和出售粮食，以便稳定粮食供应的季节浮动。清政府还积极推进由富人捐献或征收土地税建立起来的舍仓和义仓。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加强了“习惯性”流通，即富人对处于自由市场关系以外的穷人实行贷款、资助和降价销售等形式的帮助。它反对富人囤积居奇，并且使粮仓成为歉收之年的保障。“因此，对粮荒的预测是以政府对粮食流通的假设为根据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官仓未能提供粮食才直接引起了暴乱的发生。”不过，政府“很少容许人民阻碍粮食的商业性流通”，虽然它有时也能同意应人民的普遍要求而降低粮价（如1726年那一次）。官方对粮荒的应对措施体现了政府的双重承诺：稳定地区粮价与将粮食从低价区运往高价区(Wong，2000)。从18-19世纪，随着粮食商业流通的扩大，这两项承诺之间的相互冲突日益加剧。然而，在19世纪，中央政府未能有效的对远距离粮食流通和地方粮食储备进行协调：“服务于战争的粮食动员逐渐取代了为平民供应粮食的努力”（Will和Wong，1991）。与封建末期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粮食政策的协调方面所作的努力相比，各省和国家对粮食供应条件干预权利的让渡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撤退。结果，各省官员能够自主做出粮食供应的决定，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各省软弱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得省际联合粮食供应变得更难实现(Wong，2000)。
但是，王斌(Bin Wong)同时认为“在人们获取粮食供应的渠道因竞争性要求而受到威胁时采取保护措施，这主要不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而是一场人与人（缺乏粮食的人与控制粮食的人）之间的战争。歉收只不过使已经对抗的情势变得更为激烈而已”(Wong，2000)。马克·伊懋可(Mark Elvin，1998)提出了一个有点对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在推进过程中往往难以实现与自然世界的其他部分的可持续互利共存？伊懋可(Elvin)认为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长时期的与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北宋时期的环境史相互交织着。在当时以战争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持续的军备竞争加剧了封建时期中国经济和环境状况的恶化。军国主义成为城乡转变的驱动力。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在政府看来，水利枢纽和军事后勤（包括食物供应和粮食的廉价水路运输）是二位一体的。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并部分的反映了对自然资源成功占用和开发的情况(Elvin，1993)。
如果说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都在持续快速的进步着，那么，在封建末期，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其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了。关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环境描写都渗透着一股令人心寒的苍凉。经济、环境和社会压力到处都清晰可见，在困难时期，除了销售体系以外，再没有多少利润可见了。那是一个水稻种植高度密集的世界，但同时有在旱地多熟种植越冬作物，在丰收之年这种植能提供几乎全年一半的收成，但是额外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在种植之前就榨干了农田的收成，例如，田埂每年都要重新整理以防止洪水冲坏农田(Elvin 1998)。由于全国范围内人口统计压力梯度低，“因此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平衡——不考虑海外移民——就是全国范围的平衡”。“封建末期的高级平衡圈闭”是由于技术上可利用资源的日渐稀少而引起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强化“造成了诸多压力，并很快在自然资源领域显现出来”；到19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植被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在3000年前，中国几乎全部被这些森林植被所覆盖，从南方的热带雨林到北方的针叶林(Elvin 1993)。伊懋可(Elvin)在其最近关于“大象的退却”的著作中介绍了大象在中国的生存区由东北向西南长期退却的过程。而这一退却过程正好从空间和时间上绘制出了一条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相反的路线图。大象占据的空间与人类占据的空间正好互补。这一退却同时也象征着这样一种逐渐加速的转变，即“从最初环境富饶但时刻面临来自野生动物的危险到后来人类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因而野生动物相对较安全”，最后演变到各种野生动物都很稀少的状况(Elvin 2004)。
虽然伊懋可(Elvin)对中国农业实践的评价不高，中国传统农业还是被广泛认为是“有机农业的典范”(Sun Han)。斯米尔(Smil)根据土壤中所含氮化养料的各种不同用途区分了不同的传统中国农业体系。然而，长期的气候变化、多熟种植的限制、水资源不足以及种植非粮食作物（尤其是纤维作物）的必要性等原因降低了农业承载能力，使得每公顷耕地难以承载超过10人。因此，20世纪初华南地区的平均农业承载能力降至7人／公顷，而北方旱地耕作又进一步降低了农业承载能力，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平均农业承载能力降至5.5人／公顷，这一承载力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保持没变，因为这期间中国氮的供应没什么变化。此外，在人们数百年致力于化自然生态环境为农田以后，所剩的优质耕地已经寥寥无几了(Crook 1988)。唯一可能的只有边际利益。中国传统的粗放型和集约型耕作模式都已达到顶峰，无法再提高其效率了。20世纪50年代初，在传统有机耕作中每公顷的植物蛋白产量不超过90公斤。要突破氮化物的障碍，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无机化合肥料。很明显，直到1972年（继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政府向美国订购了13种氨氮—尿素化合物，这一方法才能够得以实施，从而打破了“氮化物的障碍”。
如果说中国对哈伯－波希合成氨(Haber-Bosch synthesis of ammonia)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是不可避免，那么经济、环境和土壤肥力方面的负面影响就不是预先注定的。因为中国的粮食系统提供了关于“普遍低效和浪费”现象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些例证，“只要稍加努力消除这些失效现象，便能在保证后代粮食充足方面取得重大成效”(Smil 2004)。
二、不均现象
伊懋可(Elvin)用“大象的退却”这一现象隐喻中国的环境隐患，但这一退却似乎只能与中国1978年以后“背离收入均等的退却”（Riskin等，2001）相一致，后者正是“当前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的根源”之一(Zhu Ling 2001 in Riskin 2001)。非农业活动的缓慢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依然是引起后一种退却的罪魁祸首。中国3%的最富者与10%的最贫者之间贫富差距的倍数由1988年的8倍增至1995年的将近12倍。如果在1988-1995年期间不均基尼系数每年提高1%，那么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均系数在这七年间(1988-1995)就提高了23%，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均系数增长更快，提高了42%。沿海和内地地区的收入不均差别显著扩大。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平均保费收入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平均保费收入的比例由1988年的58%提高至1995年的76%。
穷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干预”与“收入干预”的失调造成的。朱玲(Zhu Ling)则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是贫困、社会不公以及教育落后等原因。
在1978年经济改革以前，虽然城乡收入存在差距，但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相对比较平均。城镇居民虽然工资不高也能依靠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津贴得以免受饥饿。城市粮食供应体系是最独特的粮食干预方式。在城镇居民当中采用一种源于城市偏向性工业化策略的城市配给制，根据这种配给制，只有已登记的城镇居民（通过户口或房产登记）有权以政府补贴价凭票购买粮、油、肉、蛋、牛奶、蔬菜、豆腐等食品。而在农村不存在这种政府补贴的福利体系，因此在毛主席当政时期，尽管他的群众路线深深扎根于农村社会，却有2/3的农村人口（3.5亿～4亿人）面临食物短缺的危机。
农村贫困人口似乎呈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2.5亿到1995年的6500万），而城市贫困人口则似乎呈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5年）全国各地收入普遍提高了，那么收入不均的现象也更为显著了：农村收入不均基尼系数由0.21增至0.34；城市收入不均基尼系数由0.16增至0.28；而农村PCY与城市PCY的比例由2.36∶1增至2.79∶1。各省之间的收入差也在扩大了。贫困人口依然集中在农村，农村贫困现象比城市严重得多。在1982-1992年这段时期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从食物消费的多样化可以明显看出。1988年，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营养摄入量为每人每天2400千卡。从1982-1992，年期间，普通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逐渐接近推荐的营养摄入量标准。然而，同一时期，城市儿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身高和体重增长比农村儿童要大得多。中国西南和东北的贫困地区有全国最多的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营养不良现象主要集中于农村的低收入人群，而“贫困又加疾病”是低收入人群长期的困境，低收入就是引起农村贫困人口能量摄入不足的原因。政府为此制定了什么样的粮食政策呢？朱玲(Zhu Ling)认为救济粮既没有分给最贫困人群，也没有分给能量最不足人群。农民之间的互助是解决最贫困人群食物短缺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边远的山区，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然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改革（即今天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几乎每个村社土地的使用权都平均分配到户。这一改革大大增强了农村粮食安全(Zhu Ling 2001)。虽然农村地区的粮食生产和分配得到了很大改进，目前却建立起没有农村社会安全体系，也没能及时有效地将粮食运给最贫困人群和最需要人群，尤其是在歉收之年和自然灾害发生之时。随着农产品自由贸易壁垒的不断提升，以及城市补贴的逐渐消除，城市地区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困境却显得更为突出(Solinger 1999；Zhang Li 2001)。
三、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争论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思考了布朗(Brown)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之争的启示。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作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面临着粮食产量不断下降的前景，这一结论是不确切的。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降低至4亿吨以下，与1993年粮食产量相比下降了2.5%；但是在1995、1996以及1998年，粮食产量分别增至4.67亿吨、4.85亿吨和4.56亿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如果说Brown的方案具有一些启示性，那么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粮食供应的趋势就是值得参考的。
1.食品需求的增长：布朗(Brown)指出了中国两个长期消费趋势。第一，由于中国每年人口增加1300万，中国的消费人群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对粮食的需求在增长。第二，饮食习惯上的主要质变，例如城市饮食习惯方面不断深入的西方化——表现为对粗糙谷物的需求量呈减少趋势而优质小麦、大米以及传统非主食类食物（植物油，蛋类和水果，猪肉，以及酒精饮料）的需求量呈增长趋势——将增加对小麦、肉类、糖类、酒精类以及油类的需求。这不仅会使下一代人对粮食的需求量加倍，而且，由于农田面积缩小、灌溉水源不足以及环境污染加剧等原因，它还会给粮食生产带来更多压力。
2.环境限制的增多（耕地面积的减少、水资源危机以及产量危机）：据估计，由于土地流失、土壤盐化以及耕地面积减小等问题不断加剧，给中国经济造成的长期累积损失折合成粮食达600万吨／年（Huang和Rozelle，1995）。
3.长期的气候变化效应会影响农作物产量：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中国每年开采煤炭12亿吨，排出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比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还多。
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过去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以一种弥补环境不足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环境上的不足正是布朗(Brown)以及其他人所特别重视的。正如斯米尔(Smil 2004)自己承认的那样，如果说“生物物理限制、历史负担以及文化与政治独特性的结合是过去留下的重要遗产”，那么，它们并不一定能“决定未来”。笔者已经列出了中国“社会自我保护”的不同实例以显示百家争鸣局面的存在以及政府可能会做出的实际选择。如果中国转向更为传统的饮食结构，那么粮食安全问题将不会成为其发展的长期制约。中国应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积累（到2008年1月已超过1万亿美元）转移到农村投资、公共保健和环境管理中去。当前对汽车的狂热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肯定会带来环境灾难。城区政策对大量的农村流动人群的偏见和歧视，会给社会长期稳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突出强调关于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的相互联系着的不同影响因素。这些显然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继续下去则需要一个横跨整个东亚地区的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更为广泛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