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改革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缘起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2－0027－11
一、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偏离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0世纪50年代，曾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其高度集权的体制越来越显现出僵化的特征，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机和活力。195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由此兴起。
此时的中国，刚刚按照斯大林模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正满怀信心地着手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共二十大的启发下，中共也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领导人围绕着健全国家政治生活、改革经济体制和发扬民主等方面，曾产生了一些独到的新思想萌芽。这些新的思想萌芽与当时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流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这个良好的改革势头没有坚持下去。1957年，以发扬民主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反右派运动，标志着中共的探索发生了逆转，走到了与社会主义改革潮流背道而驰的歧路上去了。在这个逆向运动的尽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1、社会主义阵营改革潮流的兴起和中共社会主义探索的方向性偏离
从中共八大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发生了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历时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次是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大跃进”的挫败并不必然地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这两次重大挫折之间，是有着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些“左”的社会政策，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最初的源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共沿用过去领导革命的战时经验，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冒失轻率的激进改革。它不仅是用群众运动和战争动员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的一种赶超战略，还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大跃进”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心就是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在社会主义诸国中树立一个“多快好省”的赶超新样板。
“大跃进”为了要提供出比苏联“老大哥”发展更快的“高速度”，在传统体制上有许多创新和突破：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制定了“以钢为纲”短期实现“赶英超美”的发展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计划中最为激进；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用“全民大办”的行政命令加群众运动，否定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技术规定性；在经济管理机制上，以大搞群众运动的“鞍钢宪法”代替苏联以技术管理为主导的“马钢宪法”①；在政治运行机制上，实行党委“大权独揽”的一元化领导，加剧了领导制度过度集权状况，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更是置于了中央集体领导之上；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以工农商学兵一体的政体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代替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并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②。可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与过去的传统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异，带上了更多的乌托邦空想色彩和非理性因素。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本质上与斯大林模式并无二致，在追求单一公有制、平均主义、急于过渡等方面更有甚之。而且出于主要领导人对群众运动大轰大嗡的偏好，对计划经济的技术理性采取“破除迷信”的一概排斥态度，很快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混乱，强迫命令的瞎指挥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行其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多方面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所有的后果，都直接来自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
2、乍现即逝的改革契机与中共党内重大分歧的出现
进入60年代后，中共开始着力解决“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实行全面调整的方针政策，纠正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再度出现转向正确方向的契机。
60年代初期的调整是为了改变“大跃进”的激进政策。一方面，调整是对原有体制的修复。中央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调整，纠正了“供给制”的公共食堂，以小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实际上恢复到初级社的水平。中央还制定了工业、农业、教育、科技等工作条例，纠正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另一方面，60年代的调整在修复原有体制中也包含了某些体制改革要求。在“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困难面前，一些中央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恢复经济，调整政治关系，改善对外关系的政策措施。如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了肯定和支持当时农村出现的“三自一包”，开放农村集市市场的农村政策建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了缓和国内社会政治关系，调整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调整宗教民族政策的统战工作建议；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改善对外关系，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外交工作建议等等……这些政策建议，虽是从部门工作的角度提出的，但都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已经隐含了改革的萌芽。特别是农村“包产到户”的再度兴起，恢复生产效果显著，深受农民拥护，得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干部或明或暗的支持，一时形成很大规模，成为以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对意识形态的禁区也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突破。邓小平当时曾有一段话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③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当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来讲的，但已有了以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在“大跃进”运动遭到严重挫败后，毛泽东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④ 并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对调整工作，毛泽东一开始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设想，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所以当调整深入时，他又认为刘少奇主持的调整工作，问题讲多了、政策退多了。毛泽东对那些具有改革动向的调整措施十分敏感。他把“三自一包”、“自由市场”等搞活经济的调整措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继而认定邓子恢、李维汉、王稼祥等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没有根本突破，毛泽东和中央集体领导在调整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3、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立
随着调整的深入，党内出现了一些改革的苗头，一些新政策开始酝酿。但是，由于全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局限性，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缺乏全面认识，改革的酝酿很快就被打断了。1962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后来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中共开展了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运动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⑤。阶级斗争成为全党观察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方法。同时，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批判运动⑥。一批建国以来优秀的文艺作品和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受到过火的政治批判。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形成了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
60年代“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确立，整合了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阶级斗争被严重泛化了，成为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政治幽灵。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从高度集权体制必然造成的官僚主义，到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都被纳入到了阶级斗争的范畴。社会上，“兴无灭资”的绝对化口号盛行于世，并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将军队政治工作推而广之，在各行各业实行高度军事化的管理模式。社会空间被严重挤压，人们的创造力被严重扭曲，体制更加僵化，体制外已没有生存的余地。
第二，社会的阶级斗争被引入到了党内，党内不同政见的路线斗争被赋予了敌对的性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斗争越来越激烈。党内对“大跃进”错误的纠正，具有改革意义的建议和措施，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都被当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人们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都被当成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
第三，党内民主制度遭到根本性毁坏，党内矛盾失去了合理解决的协调机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不仅使1959年庐山会议被严重破坏的党内民主失去了修补的条件，而且由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使党内一切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都可以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中央内部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的认识分歧，在具体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都会积累下来，变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在60年代调整和阶级斗争的双轨运行下，党内矛盾不断积累并发生激化。当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矛盾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
第四，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政治运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改变了过去政治与经济工作的并行关系，各项业务工作都必须贯彻“政治挂帅”的方针。从过去提倡的“又红又专”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⑦；从“政治统帅经济”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夸大了。国家管理的各项功能，都被简化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功能。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阶级斗争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全党上下都陷入了“大抓阶级斗争”的误区。
这样，中国60年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沿着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的路线继续走了下去。对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已经发生了不可逆性，以至于要回到50年代的传统模式已无可能。这种高度集权下的社会制度模式，是政治灾难得以发生的体制原因。
4、“反修防修”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打开了最后一扇大门
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到恶化，原因十分复杂，但具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是中苏两党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冲突。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使得中国党对赫鲁晓夫主政时期的苏联改革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并由此引发了60年代国际共运的大论战。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论战双方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引经据典，两个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很快上升到国家关系的恶化，国家关系的恶化又反过来加重了意识形态争论的理论分量。1965年，毛泽东否定了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停止中苏论战的要求，宣称“公开论战要一万年”⑧。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对60年代的历史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使中苏由盟友成为敌人，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影响到国际冷战格局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国内政策。
第一，延缓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改革意识的苏共领导人，但在做法上比较粗糙。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导致他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苏联的改革渐渐陷入了停滞，甚至直接出兵干涉东欧他国的改革。
第二，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的走向。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共领导人已经失去了以往审时度势的冷静，表现出一种教条主义的执拗和僵化。在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等一系列重头论战文章中，把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都当成是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并以此作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使自己迷失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方向感。
第三，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共在国际开展“反修”斗争后，提出了“反帝必反修”、“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等口号，对外方针是“四面出击”，全面“左”倾化，造成“唯我独革”的自我封闭。由于中国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对外部世界隔膜，把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严重，看成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使国民经济布局提前进入战备轨道。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把人民紧衣缩食积累的数千亿建设资金盲目投入到没有效益的地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在整个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形势下，中国制造出来的对世界大战的自我紧张和政治恐慌，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四，强化了世界革命的意识。中共认为苏共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世界上100多个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夭折的危险。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中共毅然要把中国建设为世界革命的堡垒，积极推进世界革命。由此，中共50年代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样板意识，到60年代转成了担当世界革命重任的“扛旗”意识。在这种“抗旗”的意识下，全党开始大造毛泽东个人崇拜。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制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条件，“文化大革命”又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晚年思想被推崇为“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⑨。
第五，提供了中共“左”倾理论的形成条件。“反修防修”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毛泽东断定苏联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十分担心这种情况会在中国重演。所以，在国际开展“反修”斗争的同时，在国内开展了以“反复辟”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越演越烈。在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恶性循环下，经过“左”的理论和实践的互补，使“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更加系统化了，并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反修防修”使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更加系统化，更具有理论色彩，也越来越拉大了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认识差距，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矛头迅速上移。毛泽东把中央高层60年代以来出现的认识分歧，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怀疑刘少奇等共事多年的战友是在搞修正主义，甚至把他们当作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以至于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搞下去。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就自上而下地降临了。
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最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积累的技术理性、科层管理、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建设经验，全面试验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搞出了许多以“平均主义”为特点的“新生事物”。它是建国以来“左”倾错误发展中最具创造性的阶段，也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1、“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
1965年11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1958年以来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分歧与矛盾，反映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深刻的内在关系，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进一步升级，在党内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使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人越来越不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毛泽东十分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会被修正主义者葬送，对中央高层采取了“剥笋政策”⑩。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短短半年时间，中共中央负责机要、军事、首都、宣传等重要岗位的主要负责人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相继被打倒，中央书记处几乎垮掉了一半。这给全党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幻觉。
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极其严重的估计。通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教育文化各界，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11)。
毛泽东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十分严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因此要通过发动一场全面的、激烈的、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的“政治大革命”去“清洗这些人”，从而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这些严重的估计和认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和依据。
到1966年春，毛泽东逐渐明确了要全面开展一场阶级斗争的决心。即在全国范围进行一场矛头向上、清除党内修正主义的“大革命”，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12)。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必然要在党内高层发生激烈的冲突。
毛泽东能够以运动的方式发动“文化大革命”，靠的是领袖的个人威望和军队。毛泽东对这场运动有一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3) 的宏观设想，确定运动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4)。因而，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就对以党组织为轴心的传统制度体制进行了摧毁性的冲击。
在领袖的号召下，群众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自行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层层“炮打司令部”，揪斗“牛鬼蛇神”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全面夺权，全国城乡卷入动乱之中。
但是，群众运动释放出了无政府主义的魔鬼，很快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各派群众组织热衷于“打内战”，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俱是各取所需，派性武斗越打越大，运动发生了脱轨的危险。毛泽东也被他发动的运动搞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在尝试各种方法之后，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调用军队的力量收拾混乱局面，重建各级权力机构。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名义，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虽然以强制手段稳定了社会，但却制造和积累下了许多新的矛盾。干部群众都被运动搞得遍体鳞伤，社会上充满了怨气和对立情绪。
经过大动乱之后重建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功能简化为阶级斗争的单一政治功能。“文革”草创的新体制带有半军事化的特点，突出强调“一元化”的集权功能，决策缺乏程序，权力失去制衡，不仅放大和发展了“文革”前的旧体制弊端，而且在组织构架上更加简单粗糙，其运行效率大不如前。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2、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模式
“文化大革命”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思考，并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别之处是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传统框架，在当时被称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第三个里程碑”(15)，在中共九大上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为“十大”、“十一大”继续沿用。
“文化大革命”不仅将当时苏联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样板，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反十七年”。它把建国十七年的历史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把党和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方针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设经验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通过“斗、批、改”来找到一条新的建设道路。这正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所搞的社会主义，在目标模式、实现途径和发展战略等方面，不仅与苏联不同，也与过去中共自己搞的社会主义有了很大区别。
第一，“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是中共在革命年代已经否定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变种。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指示信（即“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五七指示”勾勒出了毛泽东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所表述的是一种人们思想高度纯正，收入大致均等，社会差别不大，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就是以“五七指示”为蓝本，试图创建这种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1975年“学理论”运动中，又加上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
这一模式，以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为充分必要条件，以平均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它在政治上的要求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在文化上的要求是不断地开展“革命大批判”，通过“斗私批修”达到“思想革命化”；在经济上的要求是限制商品经济，弱化市场作用，否定物质利益，推行平均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新生事物”，无不带有上述特点。
第二，“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是不断制造阶级斗争刺激人们不断“继续革命”的方式。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里讲的就是如何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上述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问题。毛泽东认为，牛鬼蛇神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6)。以此推论，凡是乱得彻底的地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暴露得就越彻底，形势就越好。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条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发动群众，不断地开展清除社会阴暗面的政治运动，能够使全党保持“不断革命”的活力，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纯洁性。
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完全违背了实现社会安定是社会生活第一位的要求。“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的过程，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国家的政治生活迟迟不能实现稳定，国民经济不能有正常的发展，现代化建设根本无从开展。不仅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都被这些无穷无尽的运动搞得疲惫不堪，运动的领导者也是疲于应付这些人为制造层出不穷的矛盾。仅仅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已使我们国家和民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样的劫难，那真是我们民族的灭顶之灾了。
第三，“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靠政治运动推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即“抓革命、促生产”(17)。这是基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而形成的发展战略。
“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战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之一。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全民“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能够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思想觉悟，从而激发他们无私奉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这种发展战略的要义，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60年代“政治统帅一切”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化的高度概括。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促进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事实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九大”开过后不久，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一次持续两年之久的“冒进”。由于盲目扩大基建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出现了“三个突破”、“一个窟窿”(18)。这是缺乏计划性的盲目“大干快上”必然造成的后果，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再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可见，运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微观经济方面，工矿企业首先是一个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政治单位，生产是服务于政治的。一方面是计划不讲科学，生产不讲效益，管理不讲制度；另一方面是所谓“大批促大干”，大搞政治工程、献礼工程。在“批邓”中，江青一伙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鼓动人们不搞生产搞革命。
由于“文化大革命”把计划经济中对科学理性的要求，都当作是“修正主义”路线加以否定，使经济体制的弊端更为严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陷入了一个既乱又死的怪圈。
“文化大革命”推行的社会主义，不仅在基本理念上更加僵化，更是带有了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这是以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为动力的，已经发生了严重畸变的社会主义。
三、“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机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党心民意，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相互冲突。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贯穿了“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不仅国家的政治生活始终处在反复震荡的起伏之中，也使这场运动在自身不可协调的矛盾冲突中走到了尽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彻底失败，更是党内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否极泰来的结果。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也就成为了中国走向改革的条件。
1、“文化大革命”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促成了民族理性的觉醒，不仅奠定了反对“文革”的思想基础，也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历史现象，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了宗教化的发展。毛泽东被称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决策并不是那么“伟大、正确”，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的“战略部署”进行。
特别是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对中国无疑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要谋害毛泽东，领导这场“反修防修”运动的“副统帅”要叛逃苏联，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林彪事件证明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对毛泽东威信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使他的错误大白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它使人们开始思考许多过去不敢想的问题，启发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怀疑“文化大革命”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思潮不断蔓延。到1975年毛泽东还要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人们普遍地意识到是毛泽东错了、“文革”错了。于是，有了以后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有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的基础是在“文革”中打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我们民族得以彻底走出了“个人崇拜”的思维定势。
“文革”结束后，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成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也是统一全党思想的难点。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用“集体智慧的结晶”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整个思想体系区分开来，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难题。
2、“文化大革命”以“大民主”为号召，制造“天下大乱”、“打倒一切”，使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个阶层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党和人民从切肤之痛中认识到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认识到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对民主法制的强烈诉求，形成了结束“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放手发动群众”为动员方式的“政治大革命”。领袖直接号召群众造各级党委的反，林彪、江青为代表的一些政治野心家别有用心地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群众可以自由结社组成各种群众组织。这场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似乎最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实际上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只是在街头政治的低层次上，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运动有极大的盲目性，缺乏现代民主的基本人权理念，组织化程度极低，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党同伐异，攻诋不休，文攻武斗，势不两立，造成族群的严重分裂。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天然的缺陷。一、它是以“反修防修”为政治规定性，不能表达群众的真实利益诉求；二、它是脱离法制轨道的，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三、它是“极左思潮”排他性的政治组合，不容许其他不同观点的存在；四、它是群众自发性和盲目性的政治参与，群众在运动中始终是被动的。凡是敢于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质疑的群众，无一不受到《公安六条》的严厉制裁。这场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丝毫没有现代民主的意义，破坏性极大。亿万群众只能是被动地跟随领袖的“最高指示”行动，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利用群众运动大搞阴谋政治，群众在“极左思潮”煽动下把破坏法制、践踏人权当作“革命”，打、砸、抢、抄、抓的野蛮行为得到鼓励，出现了大规模群体性肆虐的暴力潮。“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全国城乡都卷入了两大派斗争，武斗之风愈演愈烈。最后，连拥有最高权威的毛泽东都欲罢不能，不得不采用严厉手段予以制止。
“天下大乱”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休止的运动使人们普遍感到惶惑乃至厌倦，参与运动的动力迅速流失。群众运动的大动乱给广大于部群众带来了巨大伤害，使人民群众有了建立民主和法制的自觉。在“文革”后期，群众中就自发地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呐喊。“四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中，就有最早投入“红卫兵运动”的一批青年人。
经过“文革”的劫难，人民群众对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格外强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20)。邓小平总结“文革”的教训，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强调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制化和程序化，阐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时至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3、“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打击面和残酷性都是史无前例的，从中央到地方，伤害了无数的干部群众。无休止的运动违背了党心民意，也使得党内健康力量逐渐凝聚起来。在邓小平1975年整顿时期，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不仅成为结束“文革”的中坚力量，而且成为率先突破“两个凡是”，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特点是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到生产队长、车间主任，成为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有利于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方针政策被批判为取消“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群众被打成“保皇派”，专家学者、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宗教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使党内外的各种力量得以重新组合。林彪事件后，党内健康力量重新聚集起来。从1972年周恩来纠正极“左”，到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抵制“文革”的斗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邓小平在抵制“文革”错误中表现出的魄力和胆识，使其成为了众望所归的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人物。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一批坚决支持邓小平整顿的骨干力量，在“文革”结束后又成为拨乱反正的先锋。他们构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集团。
4、“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实现“天下大治”，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乱。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文化生活枯燥无味，知识文化极度贫乏，社会教育水平低下，道德水准大幅度下滑。“文革”抓革命不能促生产，搞运动不能搞建设的社会现实，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空洞的理论恢复到了生活的常识，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要求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从而使改革开放具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生凋敝，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所以能够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经济发展这一中国社会的主题。“全面整顿”的中心，就是要排除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积极调动国内外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全面整顿”虽然未奏全功，很快夭折了，但却为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新的经验，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江青一伙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反对“整顿”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所以，“批邓”不得人心。否定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恰恰让人们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希望所在，实际上成为结束“文革”的思想动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人民普遍贫穷的社会现实，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人们从自身生活体验中认识到，贫穷不应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不愿再生活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虚假观念中，要求实现安定团结，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格外强烈。这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最坚实的社会基础，给中国改革确立了生产力标准。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使人民成为改革坚定的支持者，从而能够不断突破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
5、“文化大革命”对外实行“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极左路线，造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极端孤立的局面。所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实际的盟友只有欧洲的一个小国阿尔巴尼亚。而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的不断升级，在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境流血冲突，一度把中国拖到了战争的边缘。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外交战略，缓和了与西方社会的关系，促成了中美和解。中国在“文革”初期一度高涨的“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意识(21)，为“文革”后期反对苏联霸权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称霸”原则所取代。1971年，一直被排斥在国际社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中共在外交格局的新突破，不仅彻底动摇了“文革”发生的国内基础和国际条件，也是为中国由封闭落后转入改革开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打破了以往自我封闭的格局，目睹了世界日新月异的新变化，看到了自己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中已经远远落伍了。举国上下要求实现安定，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愿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结束“文革”的历史力量。“文革”后，人们强烈意识到，封闭就会落后于时代，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以封闭发展必然落后的深刻教训告诉人们：中国的现代化，不是靠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力更生能够完成的，必须与国际社会接轨，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77、78两年出现的“洋冒进”，其背景也尽在此中。“洋冒进”的问题是，在旧的体制下，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高效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彻底创新体制，走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杀出一条血路”来。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然而正是这场灾难，使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就具有强劲的社会动力。尽管当时人们对改革的道路怎么走，还不是很清楚。但人们无疑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过去的道路已经是行不通了，只有通过改革，中国才可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2)。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惨痛的反面教训，确立了中国改革的底线，也使中国的改革表现得特别顽强，特别有韧力。正是以否定“文革”而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使全党、全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注释：
① “马钢宪法”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管理模式。
② 《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③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④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
⑤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1963年5月）。
⑥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了两个指示，对文艺工作进行严厉的批评。文化部进行整风，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涉及文学、戏剧、电影和史学、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⑦ 毛泽东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60年代，政治工作被赋予了“统帅”和“灵魂”的至高无上地位。
⑧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⑨(19)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6日。
⑩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谢胡谈话中说，要采取“剥笋政策”清除党内坏人。并说坏人“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11)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12) 毛泽东1967年2月接见外宾的谈话，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13)(16)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
(14)(17)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15)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人民日报》1966年5月18日。
(18) 1971年底，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职工工资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不得不大量动用国家的储备粮。这称为“三个突破”、“一个窟窿”。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4页。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21)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1966年7月31日，8月1日）；《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1967年3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22) 邓小平：《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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