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哲学揭示与阐发——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两大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1-0005-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和宣传界，人们对两大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一直存在着重要分歧，即使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中央对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作出新的界定和阐发的今天，人们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基本看法亦并非完全一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围绕着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所展开的论争，甚至成为不同政治倾向人们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以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党的历史文献和党的指导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遂成为当今中国十分流行的重要社会思潮。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凝聚人们的思想共识，廓清思想理论领域中的思想迷雾，必须进一步深化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在我看来，要真正弄清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关系，需要着力从哲学的视野和方法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加以理解、揭示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明的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是有了自己的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我们在认识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时，不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而且还应深入研究和把握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以及学者的论著中关于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哲学揭示与阐发，深入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及其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从哲学上深入开展对两大成果关系的研究，从中揭示和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这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对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一、邓小平和《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就其理论内容而言，乃是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坚持和发展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问题；就其理论的政治本质而言，乃是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与处理两大理论成果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问题上，应坚持辩证法，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其中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则是正确认识处理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评价和定位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极端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历史背景下，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处于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全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核心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方法论上作出了科学概括和阐发。这些概括和阐发，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依据。
第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它既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问题，也涉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的立足点、方向、指导思想和道路问题。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后来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也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严重性，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看到，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问题上，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政治胆略和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邓小平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P298)他还指出，《历史决议》如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搞决议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也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把握主流和本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集体奋斗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和党的相关历史文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毛泽东在晚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曾犯有错误，其中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均强调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毕竟是社会主义探索中的错误，同他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应持分析和批判态度，要分清错误的性质，把握历史功过的主流，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并总结历史经验，把着眼点放在开辟未来上，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深入研究、探索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形成过程和基本理论内容作出科学概括和阐发，对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作出深刻概括和揭示。《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的和完整的表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2](P331、332)《历史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问题上，特别强调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毛泽东思想是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特别是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或理论表现；二是毛泽东思想就本质而言，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决议》所强调的这两个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重要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理论概括和深刻阐发。《历史决议》不仅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独创理论的丰富内容简要地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并对每一基本方面的主要理论观点、代表性论著、历史作用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等问题，作出深刻论述和阐发，而且还着重总结和阐明了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历史决议》还深刻地概括和揭示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P338)《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概括、揭示和阐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鲜历史经验作了全面深刻的哲学总结，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重要理论问题，作了集中概括、揭示和阐发；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它的传承与创新，作了哲学上的论述和阐发。所有这些，既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揭示与阐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科学理论指南。
第四，把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同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起来。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领导全党制定《历史决议》的中心内容，正是围绕着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历史课题的关系展开的。邓小平指出，制定《历史决议》的总方针，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心内容或着眼点“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总结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P300)邓小平在谈到我们党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联系或关系问题时，强调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3](P382)为此，他风趣地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在谈到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比如“一国两制”构想的国际意义)时，他将其同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联结在一起，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3](P101)我们看到，在《历史决议》的最后部分即论述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确立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十条历史经验问题时，已经鲜明地阐明和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第五，要积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按照邓小平和《历史决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认识工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与优良传统是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接受陈云的建议，主张在《历史决议》中要大力倡导和重视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1](P303)“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1](P304)总之，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二、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哲学共识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研究、把握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对这一问题的界定、概括和阐发，亦应关注和研究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析和阐发。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学界对此的看法亦不尽一致。比如，有的学者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界定为是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有的则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其理论起作用的历史时限是止于1956年。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承认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思想理论成果，但对这一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则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是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用主要是两条：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吸收的思想文化资料；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总结和克服以往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些看法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科学内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评价，涉及对两大理论成果在理论内容上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创新性的理解和把握等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关于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关于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研究，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承与创新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研究等，十分活跃而深入，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这些科研成果，有的收集在专史，有的表现为专论，有的收集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和为毛泽东著作发表而举办的会议论文集中，有的收录在作者的自选集中和相关学术研究述评中，有的则成为高校哲学专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等等。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党史、党建、外交、军事、祖国统一等多方面、多学科地深入研究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有的学者还更加深入地探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某些工作指导失误的深层次的国际原因和社会历史根源与认识论根源，这对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看到，在我国学界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和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既有普通的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也有像胡绳、龚育之、韩树英、邵华泽、庄福龄、黄楠森、石仲泉、杨春贵、李捷等这样一些资深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地代表了我国学界的主流倾向，在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比如，1981年10月12日，龚育之在第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上所作的《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与研究》[4]长篇发言中，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形成发展过程、当代价值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并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非毛化”思潮作了深刻批判。他指出，《历史决议》之所以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为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这既是一个涉及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如何看待今后继续前进的立足点这样的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纲领的理论根据、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样的根本理论问题。对此，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党必须作出郑重的正式结论。他指出，《历史决议》在阐述和分析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时所遵循的科学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和科学结论。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对“相结合”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论证，是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路线的哲学批判，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哲学。《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点，这是一条重要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更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龚育之的这篇长文，既是他作为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资深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科研力作，也是他作为《历史决议》重要起草人和定稿人对决议精神的科学解读。这篇文章在学界和宣传理论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资深学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原会长庄福龄教授在《睿智传千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远意义》[5]一文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揭示和阐发。他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验证，毛泽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而撰写的哲学著作，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干部和青年，成为他们做人处世、建功立业的指南。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即邓小平理论所证明，这一理论的每一个主要内容，都闪耀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和未来岁月的征途中也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在面临新任务、开创新局面的实践中仍然需要随时从它深邃的思想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法。此外，为纪念建党90周年由庄福龄教授主持撰发的80万字巨著《毛泽东哲学思想史》[6]一书，以哲学为学科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
再如，由北京大学资深学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前会长黄楠森教授撰写的《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一文，对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所提出和进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关系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他不赞成“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并对那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采用苏联模式”的论点予以批评。他认为，毛泽东及其战友(其中包括邓小平)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邓小平及其战友则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任务是完善它、发展它，以致最后完成它，所有这些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在黄楠森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有着体现在各个具体理论内容之中和贯穿于其发展过程始终的共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开辟一条最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民物质精神文明不断提高的、总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者对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作的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和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和阐发，强调指出，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今天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但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基本正确的解答，就足以表明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
还如，在我国著名学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原会长石仲泉同志所撰发的《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7]、《毛泽东哲学与新中国60年》[4]、《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等论文中，对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哲学关系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阐发，对两大理论成果间在哲学上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作了深入概括和分析。作者明确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作者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者对两大理论成果间的继承关系即两者间的连续性和共同点，作了四方面概括：一是理论创立者的连续性，二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三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四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同时，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概括和分析，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正是“毛泽东哲学矗立的一座伟大丰碑”。
上述列举的龚育之、庄福龄、黄楠森、石仲泉等学者，是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名专家，他们的论点代表了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
从哲学的视野来说，我国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如下几点基本共识。其一，正确认识与处理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关系，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极为重要。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历史、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要坚持中央提出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方针，加以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处理。其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任务，是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来的。他深刻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界，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P109)应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理论创新和飞跃，这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品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的必然要求。其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指导全党克敌制胜与前进发展的珍宝，具有普遍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其四，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理论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实践上还表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全过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各个方面。
与上述基本共识相联系，我国学界在深入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同时，也对一个较长时期以来，在我国学术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较为流行的某些社会思潮和理论倾向展开深入分析和批判。学者们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以“非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持批判态度，认为“非毛化”的目的是通过歪曲党史国史、抹黑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民族脊梁和民族精神，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邪路。学者们对我国学界流行的某些观点持分析态度，认为把两大理论成果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观点，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是“斗争哲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说成是“和谐哲学”的观点，都是不妥的。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要真正弄清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还需要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理论、现实展开多方面深入分析。
第一，新时期历史大门的开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和发展，是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它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成熟的重要表现。这一点，同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表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深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门，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认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才实现了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才破除了个人迷信的禁锢和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才产生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才能以此为根本依据和根本标准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根据和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接力探索和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我们党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那么，这两大理论成果间的“脉”究竟是什么呢？如何正确认识和全面阐发两大理论成果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呢？对此，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我们要始终珍惜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9](P644-645)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是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的。
两大理论成果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关系和思想渊源关系，而是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或关系。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如胡锦涛同志所深刻揭示的那样，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样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比如，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内涵的拓展，以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理论依据的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发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的执政为民指导方针的确立和实施，以唯物辩证法和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指导的党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矛盾问题的分析与处理，等等，都深刻地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有效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二是基本理论内容的继承。众所周知，《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独创性理论贡献，概括为六个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思想理论，并对每一方面的理论内容作了深入分析和科学阐发。当然，随着社会实践和国际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思想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需要实现新的飞跃。但是，应该着重指出，我们在谈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时，切不可忽视辩证法中所包含的“保守方面”，即事物发展中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指导作用又是稳定的和普遍的。同毛泽东活动的年代相比，世情、国情和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这重大的变化之中又保留着某些重大的不变的或未变的情势。现在看来，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理论内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显然已经过时了；有些理论内容需要伴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有许多基本的理论内容即基本原理和原则则是需要长期坚持的，这些基本的理论内容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史、党建、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蕴含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三是理论特色和理论品格的继承。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都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理论品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贡献了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独创性理论，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创新品格，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
第三，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启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不仅体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容中，也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党的十七大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作了初步总结，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十个结合”。“十个结合”具有不同的理论层面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性，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些基本问题、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展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成熟的重要表现。
四、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界定的全面理解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0](P566)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十七大的这一界定和提法，在理论的外延上没有把《历史决议》中提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与此相关，也改变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共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提法上的变动。这一变动，涉及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对两大理论成果间在理论内容上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的科学估量和把握，涉及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认识和界定。因此，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思考和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理论界有学者对十七大的相关界定和提法作了正面的解读和阐发。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特定的科学理论范畴，或者说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理论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因此，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就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讲起。他们还认为，就历史时代而言，所谓“当代中国”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正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我们也注意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否定两大理论成果间在理论内容上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他们还对这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作出过深入分析和深刻概括。但是，他们却坚持认为，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关系是并列关系，不存在交叉、包涵和从属关系。由此可见，对十七大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和形成历史起点论点的理解和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展开的。
我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和理论形成历史起点的论点，有两点理解：其一，十七大没有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范畴之中，是就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整体上的理论成熟性而言的。也就是说，毛泽东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艰辛探索，并提出过许多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但就整体而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尚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两大理论成果割裂开来，可以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两大理论成果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有着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联系性、基本理论内容的联系性、理论特色和理论品格的联系性，这是我们研究和论述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前提或基础。其二，十七大关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历史起点的提法，是就这一理论体系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内容的最新成果而言的，也就是说，这一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从理论上集中地反映或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和新成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只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决不意味着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艰辛探索及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过去，理论界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共识，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始于毛”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不但带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而且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论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成于邓”的看法也是符合实际的。这里的“成”是指初步形成或基本形成而言的，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由邓小平率领全党实现的，其理论成果的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亦须经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正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均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论述。从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的事业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致性重要论断的明确提出和“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政治结论的明确提出，到江泽民关于“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思想的科学阐发和强调，再到胡锦涛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及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全面阐发，以及关于贯穿于两大理论成果中“活的灵魂”的哲学揭示，等等，都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高度评价和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两大理论成果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科学态度。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创新问题时，切不可把两大理论成果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切不可忽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切不可否定两大理论成果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我们在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时，切不可否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上个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五、认识和解决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新视野和新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许多新的论断，在认识和处理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上，也彰显了新境界和新视野，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第一，研究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新视野和新境界。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界定为十八大精神的首要精神，他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待，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11]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2]应该说，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内容加以考察，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视为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和接续探索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一理论认识的新视野、新境界和新结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一论断和论点的提出，对于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揭示和阐明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廓清一些人所散布的奇谈怪论和所制造的思想迷雾，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3]这段论述，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准确定位，也是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哲学揭示和深刻阐发。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历史经验的当代阐释。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更深刻地指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实践来看，从毛泽东开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胜利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贯穿其中的理论主线和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如邓小平所说既不忘老祖宗又要说新话。习近平同志提出和强调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思想，亦为我们正确认识两大理论成果间的联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新界定和新阐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评价问题，《历史决议》早已作出明确结论和科学表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决议》的结论实际上并未取得共识，甚至有人公然采取造谣的手段鼓吹《历史决议》和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妄图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引向资本主义邪路。鉴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对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和统一全党对这一认识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大以鲜明的态度对这一问题进一步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全面、更为完整、更加科学的界定和表述。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5]大家知道，按照十八大报告的新的概括和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而党的十八大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问题所作的上述科学界定、表述和阐发，则明确地、集中地概括、揭示、表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关系即两者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和当代价值。党的十八大在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所作的界定和评价，是对《历史决议》及决议发表以来党中央一贯坚持的正确评价的继续、充实、完善和深化。《历史决议》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纳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中，并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这个论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党的十八大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所作的科学界定和完整表述，同《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所作的科学评价的基本论点和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那种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观点，那种宣扬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决议》“过时论”的观点，显然是不妥的。
第三，“两个历史时期”和“两个不能否定”论点提出的方法论意义。人们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认识分歧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社会实践效果的估量和评价上，表现在对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关系的估量上。比如，有人把“两个30年”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用改革开放后30多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去否定前30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党屡犯错误的历史，是党的某些领导人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历史，是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历史。又如，有人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是社会主义中国逐步走上修正主义邪路的历史。“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了凝聚思想共识，澄清理论是非，并回应社会上一些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的诘难，认真研读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关于学习党史国史问题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3]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党史国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和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说来，我以为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划分及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应把两者割裂开来，而应把两个历史时期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接力探索和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二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所产生的曲折、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上，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致向前看。三是在思想方法上要努力防止和纠正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把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反对以否定党史国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虚无主义，应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既有重大区别又有根本一致性的统一的历史过程。
第四，人民主体地位的彰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党的十八大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显著特点，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彰显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条基本要求，而在这八条基本要求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被列为首要之条，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我们也看到，在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论述中，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论述中，都强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宏伟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1]我们还看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论述“中国梦”时，不论就“中国梦”的科学内涵而言，还是就实现“中国梦”的道路选择和依靠力量而言，都是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这三个“必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广大中国人民乃是中国精神的创造者和中国力量的体现者、承担者，是实现“中国梦”的践行者。因此，“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说，在科技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具有新的特点，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和相辅相成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次新形势下的整风运动，是全党的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活动，对克服和纠正党内存在的“四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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