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欧亚双重特征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俄罗斯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122(2001)01-0061-05
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евразийство，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该词在俄罗斯的使用日益频繁，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不同的使用领域，该词有不同的译法，有译作“欧亚主义”的，也有译作“欧亚双重国情”的，在文化领域，笔者在这里译作“文化的欧亚双重特征”。
一、俄罗斯文化的欧洲起源
俄罗斯人属于欧洲最大的民族集团斯拉夫人中的东斯拉夫一支，起源于古罗斯（注：罗斯是9世纪东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中游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名称，也是此前当地居民的称谓。）部族。俄罗斯人于14-15世纪形成为部族，19世纪后半期形成为民族。从种族起源上看，俄罗斯人属于欧洲人种。古俄罗斯人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南抵黑海北岸、北达拉多加湖的地域里。后来随着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的建立，俄罗斯人的居住地域不断扩大，但16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一直没有越过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直到1547年，沙皇伊凡四世派兵越过乌拉尔山，才进入亚洲。
俄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最初的俄语字母是9世纪中叶由来自拜占廷的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为传教所需而创立，源自古保加利亚（当时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文，后被称为旧教会斯拉夫文或旧保加利亚文，1708年经彼得改革后成为现代俄文字母的基础。
从宗教信仰上讲，俄罗斯人经历了从信仰多神教到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古罗斯人于公元9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同拜占廷帝国联系密切，基督教也因此由拜占廷传入罗斯（由拜占廷传入罗斯的基督教属东正教）。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和国教地位的确立，拜占廷文化涌入罗斯。大量拜占廷风格的建筑、雕塑、绘画出现在罗斯，罗斯文字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由此开始了书面文学的历程，早期的罗斯教育也发端于此。罗斯文化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达到了欧洲同期水平。
拜占廷文化对罗斯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拜占廷文化不是罗斯文化的最初来源和唯一来源。吸收拜占廷文化前的罗斯文化并非一张白纸，罗斯的局部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口头文学创作在当时已达到较高水平。罗斯同周边国家，包括天主教国家也一直保持着文化联系。外来文化也没有一成不变地移植到罗斯文化中，而是通过消化，被吸收进民族文化之根中。比如，基督教的传入就经历了同罗斯原有的多神教相融合的过程，基督教中的上帝被赋予了多神教中太阳神的职能，基督教的某些宗教仪式也掺合了一部分多神教的内容；罗斯早期的宗教建筑多模仿拜占廷的建筑，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些建筑的民族风格越来越凸现出来。此外，有人认为，由于拜占廷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其文化综合了欧亚特征，因此，受拜占廷文化影响的罗斯文化一开始就是一种混合文化。笔者对这种说法持异议。人类文化在发展之初是没有欧亚分界的，只是带有一些纯粹的地域特征，后来由于不同的地缘环境、社会和历史发展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条分界线才渐渐明晰起来。早期希腊、罗马文化、小亚细亚文化、古埃及文化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强国兴盛后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融合，难分欧亚的。而盛极一时的东罗马帝国由于强邻四起，统治领域不断缩小，1204年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拉丁帝国，随后奥斯曼土耳其1453年灭掉东罗马帝国，使其伊斯兰化。拜占廷帝国这一逐渐亚洲化的走向并没有给罗斯带来深刻影响，因为罗斯的文化中心很快由南方城市基辅北移，远离了拜占廷文化的中心。而且，即使说拜占廷文化中具有后来亚洲文化发展的基础，那么这一基础也并未传入罗斯。例如在拜占廷获得初步发展、被看作后来亚洲封建国家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并没有被当时的罗斯大公所接受。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约封邑王公，这些封邑王公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而罗斯对于大公之子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弗拉基米尔死后的王位之争和雅罗斯拉夫死后的罗斯分裂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上述关于地域、种族、语言、宗教和最初所受文化的影响来看，俄罗斯文化的最早起源是从属于欧洲的。这种文化萌芽发展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一直是沿着欧洲文化的发展轨道进行的，后来其文化中亚洲因素的出现并不是缘自拜占廷，而是另有他因。
二、俄罗斯文化欧亚双重特征的萌芽
如果说在蒙古人入侵前，罗斯的社会发展同西欧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此之后莫斯科公国的建立和发展则中断了这一过程。在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之后建立起的莫斯科公国作为一个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与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开始显出与亚洲接近的特征。但如果把这全归因于亚洲蒙古人的影响则是不正确的。
12世纪末，基辅公国彻底瓦解，在它的广大领土上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封建公国，其中每一公国又分成相互没有巩固联系的、各有其政治中心的不同部分。正是因为处于这种分裂状态，生活在没有天然屏障的平原上的罗斯人不仅受到来自东方蒙古人的入侵，还不时受到西方瑞典人与日耳曼人、南方草原、波罗维茨人的劫掠。为了抵御外来之敌的侵略，罗斯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封建经济的发展既密切了罗斯各地区的联系，又为统一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封建经济的发展即密切了罗斯各地区的联系，又为统一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统一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而专制王权则是在当时条件下实现统一的最佳政治选择。这一点与西欧不同，西欧在中世纪时期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状态中，国家、民族观念淡泊，君权在同教权的斗争中处于劣势。16-17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海外商业竞争以及贵族、教会势力的渐趋衰弱使专制王权的产生成为必要和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制王权在专制程度上受到贵族、议会、教会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而在罗斯，正是由于贵族势力的过于强大才导致12世纪的分裂局面，莫斯科公国在伊凡四世时代就强有力地削弱和打击了大贵族的势力；罗斯国议会性质的贵族杜马受沙皇控制，比西方议会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到了彼得大帝时期甚至废除了贵族杜马；罗斯的教会虽然也有过同王权相抗衡的企图，但基本上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的君主专制同西欧的君主专制相比，与东方的君主专制更为相似的原因。这种君主专制使君主拥有绝对统治权，不仅对奴隶、平民，甚至对王公、贵族都具有无上权力。伊凡四世时期，罗斯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沙皇个人的专制统治。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同亚洲国家有了很大的相似，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却在一点点摆脱君主专制与农奴制的桎梏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于是罗斯在西欧眼里成了一个“亚洲”国家。“16世纪中叶，官宦阶层已完全成为国家的奴隶，而且它的这种奴隶地位——也许更甚于农奴——使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伟大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1]
俄罗斯文化从莫斯科公国起开始携带亚洲文化因素，但若由此说俄罗斯文化开始发展成为亚洲文化则是极不确切的。首先从蒙古人对罗斯的影响来看，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不是直接占领式的统治，金帐诸汗把罗斯看做自治的、但依附于诸汗、须向他们纳贡的地区，留在罗斯的蒙古人是极少的。18世纪的史学家博尔廷写道：“在他们（鞑靼人）的统治下，俄罗斯人遵奉原有的法律。风俗习惯、服装、语言、人名、地名仍跟过去一样……”[2]金帐汗国的直接统治疆界大致为：东自额尔齐斯河，西至第聂伯河，东北到保加尔（注：保加尔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及其支流奥卡河流域一带。），南至克里木和北高加索，东南包括花剌子模和锡尔河下游地区。无论是罗斯地区还是中亚地区，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都高于蒙古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金帐汗国的蒙古族人数相对很少，而且与其他民族杂居、通婚，很快被当地民族所同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到14世纪，这些蒙古人已使用突厥语，中亚其他地区的蒙古人到14世纪末已完成了伊斯兰化过程。而金帐汗国的地盘被后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所占据，这些汗国随后都归入到了俄罗斯的版图中。
在金帐汗国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过程中，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总的来说是缓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属于恢复和重建期。鞑靼人对罗斯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14-16世纪罗斯国在恢复和发展时期，新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依然是欧式的，而不是亚洲民族样式的东西，原有的欧洲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蒙古人对基辅罗斯的毁灭并不意味着罗斯文化的毁灭。从另一方面讲，蒙古人的统治也未完全隔绝罗斯同欧洲国家的联系，受蒙古统治影响较小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仍是罗斯通往欧洲的门户，欧洲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新的知识、思想也不断输入罗斯，并且成为罗斯文化兴起的刺激因素。
三、俄罗斯文化欧亚双重特征的加强
俄罗斯的近代文明一般认为是从彼得一世的改革开始的，俄罗斯的全面欧化过程也是由此开始的。然而俄罗斯同欧洲的接触却并非这时才起步，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在蒙古统治时期确实打断过，但这种联系很快就有所恢复，并且在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得到加强。伊凡三世的妻子是拜占廷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在她的影响下，伊凡三世开始聘请意大利人到俄国从事建筑、造币、铸炮等技术性工作。此后，欧洲的文化、政治活动家、工匠、药剂师以及服饰、家俱、艺术品不断进入俄国；一些欧洲人开始在莫斯科定居，他们带来了欧洲的戏剧、音乐等娱乐方式。16世纪中期，俄国和英国通过北德维纳河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同英国和荷兰的直接贸易使北方成为经济上十分繁荣的地区。17世纪上半期，波兰文化对俄国上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波兰书籍与波兰家庭教师非常受上层社会的欢迎，由国外商人用外国技术开办的手工工场也在俄国出现。沙皇阿里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欧洲的技术、物品、书籍乃至欧洲人都更多地进入俄国，他还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正规常备军团队。欧洲文化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它的俄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国近代文明的开端，比西欧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文明晚了几百年。当时的俄国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来自欧洲较高水平文明的压力与诱惑。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统治的18世纪可以说是俄国欧化的高潮时期。欧化改革首先促进了俄国文化自身的急速发展。西方的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流派也传入俄国，并在俄国获得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艺术流派。在各种有利条件的影响下，18世纪的俄国文化获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同时，这场欧化运动有一个令统治者始料不及的结果，就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19世纪的俄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许多领域中独步一时，成为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正是18世纪酝酿、发展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18世纪传入俄国的启蒙思想在19世纪开花的结果。来自欧洲的舶来品中无不渗透着欧洲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理论，这些先进思想在俄国生根、发芽，到了一定时机就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19世纪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俄国特殊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民粹派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等等无一不是18世纪欧化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从另一方面讲，由18世纪开始的同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规模接触也使俄国进步人士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也为欧洲的各种社会理论在俄国一一实践后，俄国人民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奠下了基础。
谋求欧洲大国的地位是这18世纪俄国统治者最为强烈的愿望，彼得一世改革的范围涉及很广，也没有按一定的模式制定整体计划，但目标很明确：加强专制王权、消除俄国的落后状态、争霸欧洲。彼得之后，无论是他的改革还是扩张的衣钵都被叶卡捷林娜女皇所继承。到18世纪末，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俄国在经济上、军事上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欧化改革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俄国的欧化改革只是取欧洲进步之表，弃欧洲进步之实，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露滋润封建农奴制的朽木腐果，因此，俄国的强大不过是强弩之末，而且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俄国政府基本上扮演着欧洲反动势力的核心角色。
18世纪俄国的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欧化运动。这种自上而下性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妥协性、局限性和矛盾性。欧化的目的是要引进西欧的先进物质技术，使俄国摆脱落后局面，增强实力，成为欧洲的强国，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改变俄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在欧洲，与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俄国的欧化虽然客观上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国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但主观上有意加强的农奴制和集权专制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内在地拉着俄国向后发展，以加强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为手段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矛盾大大减弱了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的进步影响。
欧化运动所产生的矛盾还有另一种表现，这就是俄罗斯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分裂现象。我们看看俄国的文学、绘画、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具体的文化领域，有哪一个不是带有浓厚的欧洲色彩？而这些领域的活动者只能是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上层人士，下层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入其中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欧化只是社会上层的欧化，下层劳动人民则是欧化的受害者、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得到的只是越来越重的负担，不但与上层的文明生活无缘，而且由于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他们的闭塞、无知和对新事物的排斥。东正教的信仰是他们逃避苦难的唯一庇护所，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沙皇身上。这种愚昧、守旧的心理使下层人民恪守传统文化，一种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文化，也就说下层人民在封建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继续和发展了俄国文化传统中的亚洲因素。
俄罗斯的欧化传统虽然由来已久，但欧洲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冲突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欧化的历史。彼得的改革一开始就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反对与抵制。面对欧洲文化从表层——生活用品、装饰品、服饰、消遣、娱乐等，到深层——书籍、社会风尚、进步思想等向俄国的渗透，一部分人趋之若鹜，另一些人则产生“国将不国”的恐惧心理，这就是后来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产生的基础。其次西欧人在俄国从事商贸活动对俄国的商人产生巨大的威胁，在西欧商人面前的经济劣势使俄国的商人十分憎恶西欧人，这种憎恶也影响到他们对待西欧文化的态度。再次，对下层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是西化运动的牺牲者，而绝不是受益者。彼得在军事、经济领域的改革无不是靠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实现的。他在位的三十多年中，不打仗的时间全部加起来才25个月，全国人口损失了1/3，新都圣彼得堡的建成是用无数人民的血汗与生命换来的。广大人民为欧化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在文化领域中的改革，包括教育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下层人民无法享受到的。这一切都使农奴和其他劳动者对西欧人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不欢迎乃至仇恨的态度。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对立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与欧洲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争背后凸现的是俄罗斯文化中的欧亚冲突问题，俄罗斯文化的欧亚双重特征正是在这种冲突中不断得到加强。
18世纪俄国的欧化运动，使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农奴制、欧洲文化的全面输入和自身传统文化中亚洲因素的加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俄国非常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把这样的俄国社会称为“半亚细亚社会”。
四、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
对俄罗斯文化欧亚双重特征的认识在俄罗斯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初的思想论战中，一部分人强调俄罗斯文明是一种不同于却兼容于大西洋文明的第三类文明，即欧亚文明。有人把这种观点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30～40年代斯拉夫派的观点，因为斯拉夫派同样强调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与西欧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别于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的欧亚的文明。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和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导致了一场激烈澎湃的文化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欧亚双重文化论被人们重新提起并日渐受到青睐，它传承了20年代欧亚双重文化论者的观点，强调俄罗斯担负着结合欧洲与亚洲两种文化的天职。
从欧亚双重文化论产生及兴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共同之处来。当社会发生动荡，欧洲文化同民族文化发生碰撞与冲突时，欧亚双重文化论便凸现出来。19世纪，当废除农奴制迫在眉睫，俄国走向何处成为社会讨论的主题时，斯拉夫主义者针对走向欧洲的“危险”，开始极力强调俄罗斯文化与欧洲不同的独特性，推崇俄罗斯文化的民族拯救意义与世界拯救意义。20世纪初十月革命在俄罗斯大地上摧枯拉朽，涤荡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社会处于破坏与重建的动荡中，欧亚双重文化论者又一次推出俄罗斯文化的欧亚双重性独特，视马克思主义为欧洲的“毒药”。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一股欧化的潮流扑天盖地涌向俄罗斯，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将俄罗斯淹没，然而潮退之后显现出来的俄罗斯令人大失所望。在这种情况下，欧亚双重文化论重又高扬旗帜，将不少人招至麾下，并日渐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
很明显，伴随欧亚双重文化论在俄罗斯起起落落的是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从13世纪俄罗斯文化同欧洲文化产生隔阂开始，面对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诱惑，欧洲就成为俄罗斯人的向往之地。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强制性闭关锁国政策也阻挡不了上层贵族背上叛国的罪名逃往欧洲其他国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欧洲文化一点点渗入俄罗斯，直至18世纪与20世纪末大规模的欧化浪潮。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人对欧洲的感情是矛盾的，他们既向往更先进的文化文明，又感受到来自先进文明的威胁；既对欧洲文化恋恋不舍，又对欧洲的罪恶感到失望，但不管心情如何矛盾，俄罗斯还是一厢情愿地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和融入欧洲文化的愿望与倾向。然而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属于异己，和自己有着不同的民族、社会基础、宗教信仰与价值追求。因此，不论是18世纪还是20世纪末的欧化浪潮，俄罗斯都未能如愿以偿，初衷与结果相差甚远。
将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命名为欧亚双重文化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说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在俄罗斯文化中平分秋分。首先，俄罗斯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吸收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并不是盲目引入。莫斯科公国之所以采用亚洲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是因为它需要这种制度实现统一与御敌的目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种制度的采用在当时是成功的，对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与强大发挥了进步作用。而当时鞑靼人的游牧文化——一种落后于俄罗斯的文化，却几乎没有对莫斯科公国产生任何影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中之所以产生同亚洲民族相近的集体主义、崇尚权威、安于现状的心理特征，是同俄罗斯漫长的封建制度的历史分不开的。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以及沙皇与教会的愚民政策使广大人民在集体的苦难中忍受重压，把未来与希望寄托在东正教的信仰与所谓的“沙皇父亲”身上。这一点同亚洲国家有些相似，但不能说俄罗斯封建制度的漫长和民族心理的某些特征是受亚洲的影响。从鞑靼人的统治下摆脱后，俄罗斯除了近代对亚洲的侵略与征服外，没有同亚洲有过大规模的接触，俄罗斯的统治者也没有萌发过向亚洲学习、引进亚洲文化的念头。封建制度在俄罗斯是自然发展而非受外来的影响。我们从俄罗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很难看出有多少亚洲文化的痕迹。俄罗斯文化中的亚洲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封建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其次，从俄罗斯文化同欧洲文化的关系看，二者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过。13世纪俄罗斯从与欧洲文化同步的轨道上脱离以后，欧洲走过中世纪的黑暗就开始渐渐步入近代文明，而俄罗斯的近代化则比欧洲晚几个世纪。面对先进文化的诱惑，俄罗斯一直试图同欧洲接近。俄罗斯的崐西方派与大西洋主义者无疑是欧化的支持者，而斯拉夫派与欧亚双重文化论者也同样掩饰不住自己的欧化倾向。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说过：“现在我仍然喜欢西方，强烈的斩不断的感情将我与她相连，我因自己的教养、生活方式、审美力、理智的讨论方式，甚至因自己的心灵的眷恋而属于它。”[3]今天的欧亚双重文化论者在强调俄罗斯欧亚大国地位的同时，也承认俄罗斯的欧洲取向的文化不可被亚洲文化所影响。事实上，斯拉夫派与欧亚双重文化论者从深层上讲并不排斥欧洲文化，他们之所以强调俄罗斯文化中的亚洲因素，一方面是不愿俄罗斯亦步亦趋跟在欧洲后面扮演二流国家的角色而提出的制衡性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文化领域的理论依据。但不管怎样，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同样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移植性的，而经历了排斥、选择、消化、吸收的过程。从基督教的引入到彼得大帝大规模的欧化，从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全盘欧化，俄罗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向来是：通过改造，与民族特色相结合后为我所用。
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9世纪建国至今一千余年的俄罗斯历史，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很悠久，但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曲折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下，俄罗斯文化既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又显示出它的复杂多变。作为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时动摇于欧洲和亚洲之间，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使其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自身文化显示出多重性。虽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和纯粹的，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容纳、融合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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