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滨[1]2015年在《广西“四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有助于推进广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近几年来广西经济虽然发展迅速,成果显着, “四化”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四化”发展水平不高、发展程度也不均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求广西“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找出影响“四化”协调发展的内在原因。论文首先探讨“四化”协调的相关理论,对“四化”内涵进行概括,对协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协调方法进行梳理。同时,结合广西实际发展情况,对广西“四化”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为广西“四化”协调发展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其次,本文结合“四化”相关理论,建立“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通过改进后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析广西“四化”协调水平,量化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分析广西“四化”中任“两化”协调水平的制约因素,二是分析“四化”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通过两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广西“四化”总体处于协调状态,但是协调水平不高,14年的平均协调度0.66,属于低度协调,其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为0.69、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度为0.64、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度为0.66、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为0.65、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为0.66、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为0.67均属于低度协调。第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对于提高“四化”协调有积极意义。第叁,信息化是影响广西“四化”协调水平波动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关联度的分析,认为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科技化、农业产业规模化和信息化中信息产业、信息主体水平的提高是协调“四化”水平的突破口。最后,结合广西“四化”协调分析,对“四化”分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实现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规模化的产业模式；二是积极发展信息产业,提高对信息产业扶植力度,培养信息化人才；叁是积极发展城镇化,尤其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积极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加大工业对环境的治理力度。最终实现广西“四化”高水平协调。
孙德中[2]2015年在《“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在“四化同步”相关文献梳理、数据搜集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依托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利用实证计量手段,明晰研究视野、确定理论依据、综合比较分析测度方法、深入剖析研究案例、尝试提出问题解决策略。据此,梳理“四化同步”研究的国内外历史现状;厘清“四化同步”的内涵意义和基本特征;全面综合分析“四化同步”的理论本质和机理基础;综合筛选“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比较分析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深入研究分析案例;结合测度评价结论,尝试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认为:一是“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基础着力点在于逐步化解区域和城乡发展水平的区域空间差距。二是对“四化同步”的问题区域,应针对性地构筑差异性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综合性、整合性的空间区域政策创新转型,优化结构性政策体系。叁是应充分利用影响“四化同步”的主要因素的作用机理,有目的、有方向地控制“四化同步”的演进方向及结构构建。四是推进“四化同步”应依托工业化构建产业基础,打造就业吸纳平台和创造收入机遇;高度关注信息化的融合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继续加大对“叁农”的财政扶持与金融引导力度,促进社会资本向“叁农”领域转移,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构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环境,配合人口转移和要素集聚;构筑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宽松体制与政策环境;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区域差异性改革;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全面阐释了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系统、全面、综合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的互动机制理论,构建了针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深度诠释“四化同步”中各个“单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努力阐释“四化同步”的系统论、协同论、产业链、地理学、互联网+等理论支撑基础;系统深入地梳理分析了“四化同步”四个层面中,相互排列组合、互动发生作用的6对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基本关系特征;提出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机制导向。二是综合提炼了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全面、系统、合理地遴选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指标体系;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四化同步”的测度评价指标进行初步理论遴选;采用模糊隶属度、相关度分析等方法,分别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四化同步”测度评价指标的隶属关系和相对关系,为合理精简繁杂指标,科学优化指标结构奠定了基础。叁是比较梳理综合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预处理的思路和方法;介绍了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思想和方法;综述了指标数据的权重赋值思想和方法;综合分析了指标数据权数地位确定的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的数理原理方法,以及主观赋权法,使得分析研究可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数据处理思路和方法。四是比较分析了综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比较分析了主成分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优劣解距离法(TOPSIS法)、熵值法等四大类测度评价综合发展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提升了研究的视野和对问题把握的能力。五是比较分析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主要方法及适用性。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耦合法和协调法、灰色关联度法、单位根--格兰杰法等叁大类测度评价互动关系水平的数理方法原理和适用性之优劣,使得研究能从总体上全局把握“四化同步”互动发展关系测度评价的实质所在和切入点。六是详细构建分析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河南案例。将“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的理论研究文献的综合梳理、理论基础的构建、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比较分析、指标数据处理的思想方法、测度评价主要方法的比较分析选择等等研究结果,具体运用于河南案例的测度与评价实践,并将测度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事实相对照,以验证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筛选、指标数据处理、测度评价主要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科学合理性,以增加“四化同步”测度评价研究的信服度。七是尝试提出了“四化同步”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利用河南案例测度评价的相关结果,结合“四化同步”的发展实际及未来趋势,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构建了从“四化同步”的理论阐释,到“四化同步”的实证计量,再到“四化同步”发展实际验证的研究逻辑框架和研究过程。本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与科学性改进、评价方法的多元选用比较、数据实证的横纵综合分析完善等方面仍存在遗憾不足和改进空间。
王天娇[3]2016年在《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一直是近几年党中央重大会议和工作的重点内容。城镇化是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推动城镇规模扩大的同时,实现城镇质量同步提高,走节约、绿色、环保,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手段。结合山西省在“两化”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状、相互作用机理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状况,对于推动山西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对二元经济理论等基础理论的分析,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有:一是理论分析,首先对相关经济学基础理论以及论文的关键概念进行分析;二是现状分析,对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状通过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叁是实证分析,建立山西省“两化”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两者各年综合发展得分,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对山西省“两化”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四是采用系统分析法,将山西省“两化”协调发展问题看作一个综合的系统,对于其影响因素从四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为避免单一指标进行分析评价的局限,论文依据系统性、全面性和可行性的原则,选取合适指标构建山西省“两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一是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发展质量的提高和农业产出水平等因素分别对两者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起到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二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山西省“两化”耦合度较高,说明两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程度较强。同时,山西省“两化”协调发展程度经历了由濒临失调到良好协调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但尚未达到优质协调状态。叁是结合“两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山西省在生产要素、城镇规划、产业结构、制度因素四个方面的表现对“两化”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四是山西省应从以上四个层面,通过不断完善要素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生产要素流动和使用效率;合理安排城镇规划,增强中心城市带动力的同时重视小城镇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完善农业产业链条;推进落实户籍、社保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等措施,促进山西省“两化”协调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赵宏海[4]2013年在《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过程,是近现代以来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引擎和文明进步的综合性尺度,也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中国的全面复兴已经是可以触摸的现实,而伴随着中国全面复兴进程的,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化浪潮。目前政府的政策层面和中外学者的研究层面,已经把城市化看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特征。中国城市化及与此主题有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实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我国的大国特征、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及其未来趋势而言,我国农业的发展始终要面对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永恒主题。如果我国的农业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养活我国的十几亿人口,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要受到威胁：如果我国的农民不能通过增收来改善生活质量,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城乡协调、工农互促的发展局面便难以形成,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受到挑战。从国际上看,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正向纵深展开,不少国家和经济体正试图通过调整发展战略,探索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赢得新增长周期,重塑竞争优势。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若排除两亿多农民工,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30%—70%区间是城镇化率快速提高阶段,在传统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能量释放殆尽的情况下,城镇化将是我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930美元,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重大的难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迫切的任务是实现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型,必须高度重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防止像一些拉美国家,由于过度集聚化造成大城市急剧扩张,导致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调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避免出现近年来像西亚、北非等国家因粮食问题而频发国内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的局面。本文主要从经济学和地理学双重视角,运用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理论和系统论等相关方法论,以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为主线,立足于现阶段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必要性的理性思考,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特性出发,界定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协调发展机制等概念,阐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尝试建立了一个由产业结构优化、空间结构演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公共产品公平配置等四个协调发展机制构成的分析框架,分别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出发,研究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空间结构聚集扩散作用出发,研究了空间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流动机制出发,研究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合理流动效应,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性和不同供给方式出发,研究了公共产品公平配置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回顾分析安徽省自建国以来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以安徽省为例确定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描述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协调度模型来衡量、判断1949以来历年安徽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在横向上计算出2010年全省17个市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通过协调度模型来衡量和判断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情况,借鉴总结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的美国、日本、英国、巴西这四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经验,最后提出了安徽省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主要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统筹协调为手段,以融合发展为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空间结构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推动公共产品公平配置,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刘宝涛[5]2017年在《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城镇的形成为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聚集提供便利的场所,为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的释放提供了便利,人口和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的非理性增长,造成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致使优质耕地大量丧失,建设用地粗放利用,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因此,如何使城镇化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吉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相继公布实施,明确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将节约集约、可持续健康用地成为推进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和核心任务。土地健康利用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演化关系,解决城镇化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之间的矛盾,探索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的路径,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城镇化与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系统阐述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核心内涵和基础理论,从自然、社会、经济及生态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城镇化和土地健康利用的影响因素,对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以“新型城镇化测度-土地健康利用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关系测度”为研究思路,以吉林省为例,基于研究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空间数据,综合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文献查阅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协调发展模型,测度、分析了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时空演化特征,揭示两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确定协调发展类型,探讨了研究区未来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的路径。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演变与时空格局特征吉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评价指标的关联度排名前10位的因子: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长春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评价指标关联度排名前10位的因子: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公共图书馆藏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00-2014年,吉林省城镇化发展质量趋于优化,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期内,吉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10.81%,经历了“w型”波动提升初期(2000-2005)-“左凸型”急剧提升中期(2005-2009)-“右凸型”稳健提升后期(2009-2014)。2000-2014年,长春市城镇化发展波动震荡但总体趋好,新型城镇化水平有所提升。研究期内,长春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10.45%,经历了“w型”波动提升初期(2000-2006)-“左凹型”迅速提升中期(2006-2010)-“w型”震荡提升后期(2010-2014)。2000-2014年,吉林省9地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显着。长春市水平最高且提升明显,其他地区相对偏低且发展缓慢;通过分析3时期地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同期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可知,3时期9地市(州)逐步呈现出梯形均衡发展格局、金字塔型分化发展格局、纺锥型极化发展格局,区域极化特征尤为明显;通过分析其具体类型可知,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缓慢,但总体呈趋好态势。2.吉林省土地健康利用演变与时空格局特征吉林省土地健康利用综合指数与各评价指标关联度排名前10位的因子:地均gdp、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城市污水处理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土地垦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人均耕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长春市土地健康利用综合指数与各评价指标关联度排名前10位的因子:地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科技投资强度、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镇化率、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2000-2014年,吉林省土地健康利用水平稳步提高。研究期内,吉林省土地健康利用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17.26%。研究期内经历了“w型”波动提升初期(2000-2005)-“左凸型”缓慢发展中期(2005-2009)-“阶梯型”快速提升后期(2009-2014)。2000-2014年,长春市土地健康利用水平总体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多年波动起伏,发展较为曲折。研究期内,长春市土地健康利用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15.45%,经历了“w型”平缓提升初期(2000-2006)-“左凸型”急速提升中期(2006-2010)-“n型”波动震荡提升后期(2010-2014)。2000-2014年,吉林省9地市(州)土地健康利用水平普遍偏低,中、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且地区间差距较大;通过分析3时期9地市(州)土地健康利用水平与同期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可知,3时期9地市(州)逐步呈现梯形均衡发展格局、梯度分化发展格局、显着梯度分化发展格局,区域梯度集聚特征尤为明显;通过分析其具体类型可知,区域土地健康利用状况改善较为缓慢,均处于临界健康水平以下(Ⅲ类),发展形势较为严峻。3.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关系演变与时空格局特征2000-2014年,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动态耦合作用表现出由低级协调共生阶段向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过渡,最终向共同发展阶段演化的良性耦合态势,土地承载容量充足,城镇化快速发展带动土地健康利用水平提高;两系统的静态耦合度c呈现先震动提升后缓慢波动的整体上升趋势,其交互耦合作用趋向良好状态演化;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呈现持续稳定提升态势,其交互耦合作用的协调程度逐步改善,由失调衰退阶段发展至基本协调阶段。2000-2014年,长春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动态耦合作用表现出由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共同发展阶段演化的良性耦合态势,两系统发展趋势趋于一致;两系统的静态耦合度c呈现先震荡提升后平缓波动的总体上升趋势,至研究期末属于拮抗阶段,其交互耦合作用的波动震荡为土地健康水平的快速上升提供了机会;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呈持续稳定提升态势,其交互耦合作用的协调程度逐步改善,由失调衰退发展进入基本协调阶段。2000年-2014年,吉林省9地市(州)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的静态耦合度C呈现明显时空分异特征,长春市、吉林市、辽源市、通化市、松原市呈阶梯式递减态势,四平市、白山市呈V型曲折递减态势,白城市呈倒V型曲折递减态势,延边州呈阶梯式递增态势;从其静态耦合度阶段类型来看,2000年吉林市、白山市属于磨合阶段,其他地区均均属于拮抗阶段,各地区其耦合关系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9地市(州)的耦合协调度D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从长春开始,逐步扩展到吉林市,进一步向东西两翼地区扩展,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松原市、延边州呈阶梯式递增态势,白山市、白城市呈V型曲折递增态势,各地区均有明显提升,这表明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有所改善;从其耦合协调类型来看,长春市、吉林市均提升了一个等级,长春市由濒临失调衰退型增至勉强协调发展型,吉林市由轻度失调衰退型增至濒临失调衰退型,其他地区等级均无变化。4.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类型与路径2000-2014年,吉林省域和长春市域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总体上表现出土地健康利用明显滞后型向土地健康利用轻微滞后型转变,转型速度相对缓慢,且土地健康利用滞后始终是制约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吉林省和长春市均应该采取“土地健康提升主导调控型”是以促进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系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2000-2014年,吉林省9地市(州)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关系存在空间差异,长春市为土地健康利用轻微滞后型,这与长春市域纵向时序数据研究结果相一致,吉林市、白山市为城镇化发展轻微滞后型,其他地区为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型。未来长春市采取“土地健康提升主导调控型”的区域发展路径,其他地区采取“城镇化推动主导调控型”的区域发展路径,以促进吉林省9地市(州)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的有效实现。
任萃颖[6]2016年在《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转型主要包含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两个方面,转型的方向是要实现一个优于当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新的经济运行形态,而具体到县(市)层面,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摆脱传统的发展形态,建立一个符合在新常态下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正在成为吉林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全面振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吉林省县域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资源依赖性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的等问题,需要通过转型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本篇论文以县域经济转型为研究对象,利用区域经济、经济转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通过使用指标权重线性加总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利用和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统计制度》当中的指标体系,从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等叁个方面构建县域经济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转型综合能力指数,以吉林省经济转型能力和长春、吉林等九个地区经济转型能力为参照系,对吉林省40个县(市)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整体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即：需求结构转型困难。县域农民长期内收入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瓶颈制约、县级政府动员财政资源能力弱、城镇化进程缓慢等导致县域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协调,难以对经济增长实现有效拉动；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缓慢,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撑不足,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要素结构转型困难。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弱,资本要素产出效率低、资源要素利用水平低等问题,使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延吉市、敦化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强的转型升级能力；以公主岭市、通化县等为代表的中东部地区县域经济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创新,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升级能力；以镇赉县、长岭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以靖宇县为代表的资源枯竭性地区,由于受到生态转型和资源产业转型的压力,经济转型能力较弱。本文认为,要推动吉林省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一方面,从整体上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要实现叁个方面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强化收入分配；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向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转变,强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强化要素支撑,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转型,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强化分类指导,将吉林省县域经济划分为率先转型区、利用东部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率先实现县域经济转型,进而引领全省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转型跟进区,利用吉林省中部转型核心区有利条件,强化产业和要素支撑,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转型培育区,利用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后发优势和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策优势,通过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接续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转型的能力。本篇论文将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体系,即：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纳入到县域经济研究当中来,系统全面分析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解决途径,更能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客观看待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准确分析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趋势性变化,从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本文的主要结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叁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支持政策、产业优势实施分类推进。在本篇论文分析的基础上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比如县域投资结构调整、投向有效性分析,投资产出效率提升的途径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县域经济体制转型的形式、成效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为了使本论文研究焦点更为集中,这些问题没有进行专项细化研究分析。
姜太碧[7]2003年在《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既与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其农业发展状况紧密相联。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大量的研究，研究的着述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探讨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来推进城镇化进程；而研究的热点则集中于我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以中等城市为主？以小城镇为主？或者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及以此为中心的研究。而对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几乎被人们所忽视，涉及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理论研究的欠缺，直接影响了实践中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受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关系的影响，我国城镇化道路的设计和选择更多考虑的是基于如何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城镇化的思路来进行的，而很少关注通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来推动城镇化进程。这正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并没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得以顺利推进，城镇化水平仍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与农业发展极不协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重威胁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以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为选题，旨在系统研究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说明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农业不可持续发展则阻碍城镇化进程；或者说建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合理的城镇化道路，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建立在损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不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则阻碍城镇化进程。通过对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互动影响的内在机理分析，建立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互动模型，这对我国选择建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合理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围绕以上研究思路，本文拟用五章和一个附录来论述和说明。第一章总论部<WP=4>分，是关于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性的一般理论阐述。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分论，分别从城镇化道路、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资源利用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分别从不同方面建立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影响模型，以促进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最后一部分是附录，旨在把所述理论运用于实际考察。第一章在详细阐述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影响关系，建立起了城镇可持续发展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互动影响的概念模型。由此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积极互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化离不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农业对城市产业发展因具有劳动力贡献、产品贡献、资金贡献和土地资源贡献，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农业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城镇化推动，即城镇化也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城镇化建设能对农业发展产生市场贡献、结构贡献、就业贡献、规模贡献和资金贡献。第二章通过中外不同的城镇化模式或道路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美国模式）可以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英国模式）则削弱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农业的发展水平也影响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农业可以加快城镇化进程（如我国东部地区），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的农业则延缓城镇化进程（如我国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在选择城镇化道路时，一定要建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第叁章是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论述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由于城镇化建设要影响经济结构调整，这里主要论述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消费（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而这些结构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可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结论是：合理的城镇化道路能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进而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合理的城镇化道路不能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因而会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四章是从劳动力转移角度探索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根据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理论，城镇化过程实质是一个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镇，实现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换的过程。文章结合我国目前农村实际，认为：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要<WP=5>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应是主要途径，这也是城镇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就业贡献的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关制度性框架。第五章是从土地资源利用角度分析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由于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土地，在土
叶青清[8]2015年在《江汉平原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的实质是一种生产要素流动,是由人口、土地和资金的有序流动产生。城镇的形成以及在空间上的地理分布往往是由人口、土地和资金叁大城镇化驱动因素的流动和流转能力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叁大因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使得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不断加速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1.73亿增加到6.66亿,年均增长0.15亿；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9.70%,年均增长0.99%；城市个数由190个增加到657个,年均增加15个,建制镇的数量增速较快,1978年建制镇数量为2000多个,到2010年增加到1.94万个,年均增加539个。城镇化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但是,城镇化发展自身受其体制约束与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城乡间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失速所带来的弊端也在日益凸显,城乡二元矛盾加剧,耕地面积减少,城镇质量下降,粮食生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此现势条件下,如何协调城乡关系,确保耕地资源保护与城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择江汉平原作为研究对象,江汉平原是湖北省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也是大武汉城市群发展的重要腹地,其30多年来的城镇化发展与全国的城镇化发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随着近年来江汉平原区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人口压力与日俱增,江汉平原内部各县市城市边界的扩大,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建成区面积逐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当前快速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已明显的改变了江汉平原的土地利用状况,尤其是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情况突出,伴随而来的土地污染问题严重、人地矛盾不断尖锐等问题深刻的影响着区域的生态状况,使得耕地保护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此现实背景下,深入探讨江汉平原近30年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关系,利用计算机分析与地理空间分析研究方法定量化的研究城镇化发展对江汉平原耕地资源变化的影响,系统分析其变化的驱动机理。以县域为单位,分别对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时空特征演变展开研究,构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重心模型、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协整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脱钩”理论构建协调度模型；采用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学等空间特征研究手段,应用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多元回归、主成分分析、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研究区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时序动态演变特征与驱动力成因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借助ArcGIS、SPSS20等软件,对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时空演变、城镇化与耕地重心的演变路径、城乡地区人口与土地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与机理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其成因机制、协调关系及类型划分,构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计算出江汉平原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以县域为单位,将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分类,按照划分的城镇化发展类型提出差别化的国土政策建议,从而更好的解决现阶段城镇化高速发展与耕地资源过度消耗之间的矛盾；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利用方式优化、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耕地资源切实保护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绪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从国内外有关城镇化的内涵研究,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与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现状,城镇化与耕地资源保护协调度分析的研究进展等方面着手展开研究综述。第二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为研究理论基础。本章节对研究的理论基础做了系统阐述。第叁章为研究方案。本章节简述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并确立本次研究的技术路线；以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土地科学、地统计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为支撑,采用定量化的实证研究,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等现代计算手段,充分利用历史资料、统计年鉴、遥感影像等真实数据资源,从时间序列着手开展本项研究。同时,本章节介绍了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江汉平原1980-2010城镇化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变化空间协调度分析；1995-2010江汉平原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空间耦合关系分析。最后,对本次研究的研究区范围界定与研究区概况进行了介绍。第四章为耕地资源与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确定了城镇化的内涵。第二部分,选取江汉平原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7个年度的截面数据分析研究区各县市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空间差异。第叁部分为县域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变分析,人均城镇化面积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这四年的截面数据,按照每五年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研究。第四部分为江汉平原1980-2010年的耕地数量变化分析,研究耕地的现状与变化趋势。第五部分为江汉平原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分析,利用变异系数法测算江汉平原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的各县的城镇化率差异度。最后一部分为小结,总结本章研究内容并对江汉平原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与耕地面积增长率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第五章为耕地资源与城镇化协调时空变化研究。对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研究是基于耕地资源与城镇化重心演变路径分析,运用重心模型对江汉平原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人口、人口城镇化、耕地资源进行重心位移变化分析,同时进行了重心位移路径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城镇化重心轨迹与人口重心的演变轨迹从方向上看呈基本一致的演变路径。城镇化重心的移动方向整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人口重心的移动方向则整体呈现由西向东,东进南移的变化态势。城镇化重心的移动方向整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而耕地重心的移动方向则整体呈现由东向西,西进南移的变化态势。在总体移动方向上,江汉平原耕地重心的空间演变轨迹与城镇化比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通过对江汉平原耕地资源与城镇化时序协调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应用脱钩理论及其相关模型研究江汉平原耕地资源与城镇化空间耦合关系,研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耦合关系特征及农业劳动力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并依据空间耦合特征,然后将两者的耦合关系进行迭加组合,得出1995-2010江汉平原城乡人口与城乡土地空间耦合类型,以县域为单位划分其耦合类型分区。以江汉平原县域为单位,可将城乡人口与城乡土地空间耦合类型划分为12种类型。第六章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变化驱动力分析及因果关系检验。本章研究内容包括：江汉平原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分析,主要对城镇化发展进程与特征以及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对江汉平原1980-2010年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进行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表明：耕地集约利用指数和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城镇化率的提高是促进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而耕地集约利用指数变化不是城镇化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的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存在长期协整,但短期内二者交互胁迫,城镇化发展对耕地集约利用率的传导作用将滞后3期,并且有逐步放大的态势；第七章为江汉平原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差别化国土政策建议。本章首先归纳总结了近30年来江汉平原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为指导,全面把握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资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本文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结论为基础,提出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江汉平原县域地区差别化国土政策建议,以期化解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化、合理化、可持续的智力支持、政策参考与决策依据。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总结了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与创新点,并结合本文的不足之处做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展望。
张倩[9]2014年在《兵团“叁化”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七大召开以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重要的报告中,协同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叁化”)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连续被提出要大力抓,同推进。“叁化”建设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兵团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珍贵的机遇。兵团的“建设大军、铜墙铁壁、中流砥柱”叁大作用必须通过实施“叁化”建设,才能更好的、持久地完成新时期“屯垦戍边”的政治任务。“叁化”建设过程当中,现在的“屯垦”的“垦”,“垦”的不光是农业,还要“垦”新型工业化和“垦”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叁者是相互影响、促进、缺一不可的关系。当前,兵团的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不协同,且对农业现代化带动不足,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不协同,“叁化”低水平协同与非协同演进的交替状态的矛盾突出,如何统筹推进“叁化”协同发展,是兵团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叁化”协同发展可以加快转变兵团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实力,对兵团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的重要途径。基于此背景,对“叁化”协同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论述,再从“叁化”已有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两个角度分别对兵团“叁化”发展进行现状剖析。以兵团“叁化”协同度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有序度模型和协同度模型对1990-2012年的兵团城镇化有序度发展水平、新型工业化有序度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有序度发展水平,1991-2012年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协同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度、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度和“叁化”协同度等的进行了量化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兵团的城镇化有序度水平在前期虚高,后期其有序度发展水平慢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有序度发展水平,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有序度发展水平呈明显的相互影响、制约和促进的关系,且兵团“叁化”协同度水平整体偏低；另一方面,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兵团“叁化”协同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一是,对其经济政策、体制、制度、文化等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二是,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与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其资金投入、经济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源、科学技术、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等六个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的分析结论,提出了统筹推进兵团“叁化”协同发展的对策思路是：坚持“统筹推进,协同发展”的一个思路,做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这四个主要方面,积极推进发展思路、体制机制和发展动力的“叁大转变和转型”,实现兵团“叁化”协同发展。
王珊珊[10]2015年在《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的潜力也在城镇化。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农民进城后,如何保障他们在城里享受较为优质的服务,最终还是依赖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密切相关,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城镇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化不断发展。而根据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一方面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为工业和第叁产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聚集,第叁产业发展,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化转移。在产业的共同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多,实现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从2313万人增加到3316万人,城镇化率从35.5%提高到47.86%。但是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安徽城镇化建设较多采用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县改区”、“乡改镇”等行政规划的方式实现,虽然在短期能够暂时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产业基础薄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安徽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安徽纳入长叁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无疑会为安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因此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传统农业大省、产业基础薄弱的安徽为研究对象,围绕四大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的理论问题。二是归纳总结典型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演进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探讨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安徽城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叁是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叁次产业对安徽省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四是聚焦安徽省情,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目标,探索安徽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的路径选择问题。根据美国、英国、韩国等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城镇化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经济基础的体现就是产业发展。缺乏工业和经济充分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农业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中产业支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安徽叁大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别从农业、工业、第叁产业对安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状况进行剖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安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产业发展薄弱、产业支撑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农业效率低下,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第叁产业发展不平稳,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从叁大产业入手完善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一是从农业发展方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业人力资本存量；退耕还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从工业发展方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叁是从第叁产业方面,要做大做强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坚持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 广西“四化”协调发展研究[D]. 张亚滨. 广西大学. 2015
[2]. “四化同步”测度与评价研究[D]. 孙德中. 河南农业大学. 2015
[3].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王天娇.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4].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赵宏海. 安徽大学. 2013
[5].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健康利用协调发展研究[D]. 刘宝涛. 吉林大学. 2017
[6]. 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D]. 任萃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姜太碧.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8]. 江汉平原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研究[D]. 叶青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兵团“叁化”协同发展研究[D]. 张倩. 石河子大学. 2014
[10]. 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D].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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