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存心态(habitus)一词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关于实践的理论。他以一个人或者团体在所处环境中的地位，及其所相应形成的人或团体的心理态势来解释这个人或者团体的生活与实践。人或者团体在所处环境的这种相应位置上的心理态势，在布尔迪厄理论中被称为生存心态。这种生存心态是人或团体及其过往的心态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在布尔迪厄的这个尝试解释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中，包含四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即生存心态、人或者团体的历史(history)、人或者团体所处的环境[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被称为场(field)]、以及人或者团体的实践(practice)。这个理论的特色在于，它整合了三类分别从文化心理，历史及环境角度分析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尝试，使它们在有机的互动中完整的解释了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小到个人，大到团体、阶级、民族、国家及社会。这个理论中的前三个因素分别对应于以往解释人类活动三类理论尝试，即文化心理决定理论，历史决定论以及环境决定论。
本文作者曾经运用布尔迪厄的这个理论分析和解释北京大学的文化与实践。与布尔迪厄的理论要素相呼应，作者对北京大学文化及实践的研究与分析分别涉及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作为北京大学所存在的场）中的地位，以及北京大学的实践（作为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文化的表现）。限于篇幅，本文作者仅就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形成加以阐述，其中涉及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生存心态以及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作为北京大学所存在的场）中的地位。作者的结论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是北京大学在她的历史中形成的，而北京大学的历史是她在与所处的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换句话说，北京大学生存心态是在北京大学与所处的环境的互动历史中形成的。那末，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究竟是什么？她是怎样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环境的互动历史中形成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什么是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
基于几年对于北京大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及其史料清理，作者提炼并升华出关于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发现。在这个发现中，作者认为，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就是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这表现“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已成为北京大学作为整体的一种心理态势和内驱力。这种心理态势可以用于解释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可以用于解释北京大学的现在。“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则揭示出北京大学在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过程中所处的一种场景，一种社会环境，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限制。这种场景及社会条件体现“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之中。”因为“张力”是指所能承受的拉曳的力量，政府在一个国家所形成的场中是最具力量的一方，北京大学能与政府之间形成张力，的确显示出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这个场中所处的位置。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张力既标明了在与社会中其他力量的对比当中北京大学追求这种最大化的潜在的可能性，也显示了在与政府力量的对比当中北京大学追求这种最大化的现实性限制，即一方面它有政府作强大支持去追求这种最大化，同时要在政府力量牵制下，追求这种最大化。
二、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field)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人或者团体的生存心态是在其与所处的场的互动中形成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这个场就是它所存在的中国的社会背景。从北京大学建立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在这一百年中的社会环境不是封闭的，而是和这一百年中的国际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的。而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存在的一个场，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在相应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作为中国回应国际环境的依据，也成为北京大学建立及其生存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因此，国际社会历史背景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之一。其次，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及其社会心理构成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另一个社会背景。它决定了以政府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回应自身所处环境的思路和方式。最后，在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交互中形成的近代中国历史成为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直接的舞台和场景。
1.国际社会环境
如果恰如一些学者所言，北京大学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那末，我在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历史投射了相应阶段世界历史的发展与特征。国际社会环境，作为引起中国对其作出回应并因此而建立北京大学，以及作为中国社会所处的更大的场，我们对它的追溯要早于北京大学的建立。根据世界历史自身的发展阶段，我把这种追述的起点放在19世纪的中叶，英国和法国开始向实行锁国政策的东南亚国家展开殖民政策的时期。从那时至今，世界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950年代的强国殖民政策与弱国争取独立的阶段，1950-1970年代的国际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的冷战对垒阶段，以及1980年后开始的国际缓和与全球化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历史中，世界的局势直接表现为强国对弱国所采取的殖民及战争政策，而弱国所面临的是丧权辱国，乃至全面亡国的威胁。中国在一系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这个阶段世界历史特点的明证。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面对丧失主权的威胁，这使得清政府和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在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层面开始社会危机出路的探寻。北京大学，则是作为一定阶段上这种探寻的结果而建立的。其次，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的国门在强国的炮舰中被打开，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睁开眼睛看周遭的世界，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当世界进入第二阶段的历史时，国际局势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特征过渡到意识形态对抗和国家经济实力竞争的特征。一方面，许多弱国在世界范围的独立浪潮中摆脱了亡国的外部危机，并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而进入冷战和隔离状态。另一方面，弱国由于原有政治及经济的落后而导致了独立后内部政治动作及经济管理的严重失调。这表明，外患的消失并不自然或必然带来内忧的解决。中国在独立之后所经历的历史已经明证了这一现实。更进一步地讲，原来落后的弱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及经济危机转移而表现为内部的政治及经济危机。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前者表现为对外丧失主权和遭受经济掠夺，后者体现为内部政治运作和经济管理破坏性失调失衡。弱国并没有因为国家取得外部政治独立而真正站起来，仍然面临国际文化经济竞争的挑战。
随着弱国（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内部政治及经济困境（政治困境也最终转化成经济困境，因而这种困境最终主要体现为经济困境）的加深，面临困境的国家自动开始内部的政治及经济改革，进而催化了冷战时代的结束及全球化的到来。全球化世界的到来，一方面重新让二战后锁国的国家看到世界的发展及自身的差距，同时也要求更为激烈的国家实力的竞争。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弱国仍然处于劣势和强大的挑战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它对这样国际环境的回应。而在相应历史阶段上的中国政府对北京大学的许多政策正是这种回应的努力。
2.社会文化心理
从中国被打开国门算起至今，不过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而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具有这样长历史的民族，除了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之外，也必然在其文化背后有其特殊的心理思维上的强烈定势，并因此保证了这个民族的延续。一方面，这种特定的文化和强大的心理定势在中国面临危机，并需要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一定成为这种回应的强大心理背景和思维方式选择背景，它必然会影响这种回应，同时也会将自身反应在这种回应当中。另一方面，从中国国门被打开至今的历史长度与国门被打开之前中国历史的长度比值上看，我们不能低估了自身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思维及心理定势方面的力量及其留下的巨大身影。尽管近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无数的巨变，仍然有许多方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是需要另外独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心理及思维起点及当前进程所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仅就国门打开前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一扼要概述，指在为中国回应国际社会变化，为国家危机寻求出路提供一个大的文化心理背景和诠释；同时也为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场景。
国门被打开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这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已经成为其第二天性的一种优越感。传统生活思维方式的延续及其形成的惰性，以及物质及精神方面的自足导致中国在面临西方挑战时的相对迟钝与抵触。而且，古老的历史中生成出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稳定而残酷的封建文化，并侵蚀着中国社会和百姓的生命力。基本上讲，这种在悠久的封建历史中积淀的相对负面的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下面一些社会生活和观念之中。例如，官本位的观念，国库管理的腐败，两性之间的封建关系，少数来自富裕家庭并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权，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教育，旧式的文官科举考试制度，为高官服务的英才教育，封建的迷信，封建的社会等级划分，分散的小农式样的自给自足经济等等。总之，中国人生活在过去的束缚中，崇尚过去可以说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整个社会处在它的强大历史传统的吸力之下，并保留在它的语言文字当中。
从上述关于几千年社会文化生活的概括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回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可以反衬北京大学的存在及其意义。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不仅可以探讨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与国际社会间的互动及北京大学的建立，也可以分析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我们更可以以一种历史文化的穿透力研究现在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北京大学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与使命。因为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思维心理方式已经成为我们不可见的深层意识的一部分，它支配着我们对外部环境的无意识的反应乃至有意识的回应，同时又被淹没在无数历史性巨变的浪潮中；即使它们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谈资，也未必表明其是人们思考历史及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它的确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从中理解中国近现代乃至今天的历史，北京大学的历史及其生存心态，以及北京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3.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
考察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作者从三个常识性的时间点上来划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这种划分既构成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环境背景，又可以印证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这三个时间点是1842年的鸦战争，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1842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内忧外患阶段。在北京大学建立以前，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及其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政府官僚及知识分子中的一些爱国人士开始了关于国家社会出路的一步步探寻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是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最初的努力是由鸦片战争失败引起的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武器。第二阶段的努力是由中日战争失败诱发的以戍戌变法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北京大学的建立则是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尝试。这种尝试本身是一种危急之中发现的一种长远解决国力衰竭问题的努力。这种尝试产生于动荡和充满危机的社会中，同时又需要安静的社会环境来实现。这种尝试是为了应对危机的社会，即使它需要安静的实践它的尝试，它也不能不回应随时触发的社会危机。从北京大学建立到中国获得独立之前的社会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北京大学所处的这种内忧外患的连绵不断，国家民族危机四伏的环境特征，这些特征构成北京大学历史乃至其生存心态的直接的社会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它标志着在对外独立的意义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另一方面，外交上与美国苏联的一系列冲突导致中国重新回到自我封闭状态，在它内部政治与经济运作方面也连续发生重大失误，并且导致国家内部陷入一连串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上的失误许多是直接针对知识分子而产生的，并且严重破坏到文化的建设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北京大学由于其特有的影响力而有时得到政府得天独厚的赏识，有时成为意识形态攻击的对象，有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发展及其生存心态生存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帮助印证了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尽管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上是落后和混乱的，但是在政治控制上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阶段历史也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真正站立起来。
伴随着政府在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整个社会需要消化几十年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失误和危机累积的后果，同时整个社会也开始了比较清楚的逐步现代化过程，尽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步伐有所不同。面对自己，这是中国一个发展的阶段，也是一个充满碰撞的阶段。面对世界，这是中国充满希望的阶段，也是充满国际社会挑战和竞争的阶段。一方面，整个社会正在开始把目光转向现代化及其未来，同时也逃避不了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和几十年强大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经济失误积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心理情结和思维方式的纠缠，许多方面的思想需要重新梳理。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北京大学也进入一个崭新而充满碰撞的和需要梳理的阶段。这也是验证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阶段。
4.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背景
纵观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虽然它从政治制度上跨越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从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上讲走过了从半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阶段，但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实力始终面临国际社会的挑战与危机。虽然政治殖民地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国家丧失主权的危机已经消失，但是国际社会经济文化竞争所带来的挑战依然严峻。整个近现代中国直至现在的历史特征，虽然笔者不敢夸张为生死存亡，但的确可以概括为危机与挑战四伏。同时，整个近现代乃至今天的中国都面临一种双向艰巨任务，一是继续和消化来自其自身几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财富和包袱，同时面对飞速发展的国际社会需要绸缪其自身未来的发展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这样的中国历史过程中，作为中国政府回应外部环境的举措，同时也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员而参与到整个社会对外部环境的回应当中，北京大学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成为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全部社会背景，同时也印证了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
三、北京大学对社会环境回应
北京大学的建立最初是中国政府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回应国际社会环境的举措。一旦北京大学被建立，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与一定独立性，它也可以对所处环境作出独立的回应。任何对环境的回应都不是单纯头脑（反应在habitus中）或行动（反应在practice中）的结果，而是二者共同的结果。
政府建立北京大学，反映的是其文化上对外部危机环境的一种回应，是文化上向西方强国学习的努力，是从军事上和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学习和回应环境失败后的另一种尝试。这种回应环境的尝试是经由政府内一些官员及知识分子思考、酝酿并设计，最后由政府决策和委派官员及知识分子落实的。由此形成了北京大学在文化上对环境的回应。在这方面回应国家危机上，政府与以大学为代表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是一致的。
从文化上回应深层的社会危机是根本的和必需的，同时也是费时日的。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在文化应对奏效之前，也需要随时应对随时可能带来毁灭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保证文化应对努力的环境与意义。面对这种超出文化应对之外的社会要求，北京大学作为社会的一员，在其自身成长到一定程度，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力量时，开始代表自身乃至社会回应社会危机进一步的要求。由此构成北京大学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对环境的回应。在这方面回应国家危机上，政府与以大学为代表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是有相当冲突的。
1.教育学术的回应
北京大学在文化上对环境的回应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及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教育及学术贡献。又由于北京大学是政府为了应对国家危机而创办的大学，其教育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反映了相应阶段政府的意向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水准，同时也融入了在相应阶段上对自身文化理解的影响以及相应外部环境本身及其文化带进中国社会的冲击。最后，这些教育与学术思想脉络在相应历史阶段中化作教育与学术的实践活动。北京大学在教育学术上的思想及实践的合力产生北京大学对社会环境所作的教育与学术的回应。这种回应是由北京大学来完成的，但是包含了政府在意向及投入上的支持与努力，同时也是代表整个社会回应环境的一种努力。
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中，从其建立到其影响扩展到全社会的五四时期，先后提出过“中体西用”、“体用一致”和“兼容并包”的教育及学术原则。这些原则的发展反映了中国政府及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危机和从文化上寻求出路时所经历的文化心理路程。早期的北京大学创始人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取舍当中，一方面面临必需向西方学习的困境，一方面恐惧丧失自身文化；一方面由于环境所迫必需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好的东西，一方面要保留自身文化中最好的东西。最后在强大的社会危机面前，富有勇气的蔡元培先生克服前人文化自我中心的心理，而走向务实的文化兼容，也即是走到寻求文化最大化的目标上来。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原则的提出，为北京大学立下了教育与学术上自由宽容的传统，也奠定了北京大学在教育与学术上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并使北京大学在教育与学术上直接给社会带来举世目睹的丰硕贡献。
需要重申的是，北京大学在教育与学术上的最大化追求是北京大学建立的时代及其早期的国际环境所带来中国社会全面危机以及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内在定势合力的结果。也是政府和北京大学代表社会合力努力的结果。
在随之而来的1949年以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努力中，新政治体制下的政府和从前的政府一样，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同时也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支持与重力投入。北京大学同仁也倾力回应社会及政府的厚望。只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北京大学，乃至整个社会都随后被拖进强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漩涡当中。在政府（以毛泽东及其影响的社会民众的强大心理定势为体现的）与北京大学形成的张力中，北京大学自身及其所代表的反映社会需求发展的力量一方处于回天乏力的劣势状态。这严重破坏甚至中断了北京大学继续通过学术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北京大学，尽管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北京大学仍然在社会上保有最高的声誉并因此吸纳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也始终作为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而得到重视和支持。在政府211工程、科教兴国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中，北京大学同样得到政府得天独厚的投入与支持。政府对北京大学的投入与支持印证了它在北京大学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上的努力，这个时期也是印证北京大学自身，从它的领导层到学者层和学生层，是否回应社会的需求与期望，并在自身的努力中，也即是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实践政府和社会追求的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2.社会参与的回应
除了在教育文化上回应和长期的社会需要之外，北京大学还通过社会参与来影响社会，进而调动社会中的各种潜力与力量来应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这些包括社会政治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的发动和参与，而且集中反映在北京大学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和第三阶段（1978年之后）的历史中。
在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发动并广泛参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北京大学投身社会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政府来争取国家的强大与独立。具体而言，帝国主义政策正在使整个中国陷入亡国的危机之中，反对帝国主义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呼声，可以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生命力，反对封建主义可以解放国人内在的活力，进而增强整个民族的实力。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本身具有调动社会一切力量的潜力，它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回应社会的需要，也可以以职权的力量服务于自身的私利甚至因此而置自身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政府的意图在于给其压力以使其能承担起调动社会一切潜力来拯救国家的重任。
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政府的运动中，北京大学表达了自身对国家所处社会环境的准确把握。换句话说，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政府的运动分别是对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环境的回应。其意图在于聚集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通过减少内患，来抗拒危急中的国家命运。在政府没有发挥其调动社会一切力量来回应社会需要的时候，而且社会又是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北京大学对社会的投入与参与就反映了调动一切可能力量来拯救社会的一种期望，并成为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同时，这种尝试本身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延续与流露。
北京大学尝试调动社会一切力量来回应国家存亡时刻社会需要的努力典型地体现在它所发动的五四时期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上。从五四运动所达成的深远而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尝试的果效：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广泛的。它带来了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国民党的重组，共产党以及各种政治和社会团体的诞生。反对军阀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得到深入。白话文学得以产生，大众教育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业和公众舆论取得极大进步。五四运动也加速了旧式家庭制度的衰落和女权运动的产生。最重要的，儒学家说的权威和传统的伦理遭受根本性和破坏性的打击，而新的西方思想开始崛起。”(Chow Tse-tsung,页2)
1949年后，中国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处于高度监控的阶段，北京大学即使起初有些自发的社会性关注的苗头，也都在接续下来的政府强大的导向中而失去把握。它不但没有聚集社会力量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自身的力量甚至遭受巨大折损。直到1978年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北京大学历史上形成的（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的传统到五四以来北京大学形成的对社会的使命感）对社会的关注才逐渐恢复。一方面，相对于前面几十年而言，社会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另一方面，从前积累的社会问题以及改革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使北京大学为社会代言的传统开始滋长。最初体现为1980年对地方人大选举的积极参与以及其他的尝试，但是政府对选举运动的处理反映出过去几十年社会管理方式的强大惯性。这种力量和改革释放出来的民众的愿望与力量形成对峙，并体现在从北京大学1985年开始的直到1989年逐步升级的一系列社会抗议。这时的社会参与与抗议已经和1949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愿望是一致的，既是期望政府能凝聚社会的力量建设强大的中国，这包括政府对自身问题的治理，社会问题的解决等等。这种愿望和北京大学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生存心态是一致的，而北京大学成员，主要是学生对社会抗议运动的参与则体现了他们通过在参与中实现的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来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努力。
四、北大精神及其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形成
在中国特写历史环境下，北京大学在回应社会环境中所聚集的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构成它与政府之间的张力。在北京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张力所形成的场中，北京大学形成其特有的生存心态，即在北京大学与政府之间张力所形成的场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种生存心态不仅体现在北京大学在学术发展和社会运动上从思想到行动回应危机的社会，也体现在人们对北大精神的种种概括上。
罗家伦曾经指出，“构成一所大学精神的要素包括它的历史演变，学者与学生的背景，以及其人教育理想的建立与落实”。北大精神是个含糊而普遍的提法，一方面为人们广为使用，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同时，不同的人对它的内涵有不同的概括。来自政府的概括侧重北大的爱国，革命，民主和科学精神；来自一些著名学者的概括强调北大的爱国，科学，民主和卓越人格等社会精神，其代表有陈独秀、鲁迅、马寅初、谢冕；来自北大学者乃校长的追求是北大的学术天职，其典型代表是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来自北大毕业生心中对北大精神的体验与概括更多的是对北大历史的骄傲和对北大英雄式人物（如蔡元培和马寅初）的赞叹甚至是崇拜。
在内容上，这些对北大精神的概括涉及北大在学术上的追求与贡献，北大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与贡献，以及北大人在人格上的伟大与影响力。这些都是需要经过个体的努力与参与来实现，也即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过程来实现，同时这些都涉及到北京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也既是北京大学带给社会的价值。因此，这些北大精神体现了作者经研究发现的北京大学在其与政府之间张力所形成的场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生存心态。另一方面，“北大精神”一词被普遍使用于对北大历史表现及其背后精髓的总结与概括。这表明，北大的确形成了某种“精神”一词所代表的东西，即属于北大灵魂的，被人们认为可以不死的，而又属于其存在的核心部分的东西。生存心态作为一种具有内在驱动力量的精神特质，也就是“精神”一词所体现的灵魂的和属于某种存在核心的部分，同时它也具有穿越时间空间延续的特征。所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已经形成的最直接的印征和体现。只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人们总结的是“北大精神”，而在无意识的层面其驱动力是“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人们所描述的种种北大精神实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种种表现，只是日常中和有意识的层面没有思考种种表现背后某种共同的更为本质的东西乃是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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