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认识转轨中的就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是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中期乃至短期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典型的计划编制过程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即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被分解为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和劳动力六个方面的平衡。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综合平衡原则是不按“长线”进行平衡，丰富的劳动力不构成瓶颈，不是计划关注的中心。然而，企业使劳动力的体制又是高度控制的：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增职工指标由国家控制，具体分配和招工由地方政府负责；集体所有制单位新增职工指标由地方管理，报中央备案。在国民经济计划增加职工指标的范围内所招收的职工都属于固定工，即通常所说的“铁饭碗”。临时工或合同工是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以签订劳动合同，规定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的方式所招收的，企业也必须编制计划。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开的失业问题几乎不存在，就业问题由计划者即政府关心。所以，相关的研究也几乎没有开展起来。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显现；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也于80年代后期开展起来；到了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不景气导致城市失业、下岗问题日渐突出；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范围的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作出反应的程度，却远远不及问题本身同样的重要程度。
从对于劳动就业问题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一些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不适应的倾向。更准确地说，学者们对一部分现实问题过分热心，而忽略了另一部分至少同样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一旦着手对劳动问题进行探讨，往往陷入误区，研究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本来，经济学就存在着重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轻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不正常倾向。但在这种一窝峰般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中，又严重地存在着重资本研究、轻劳动研究的倾向。不仅如此，在有限的非主流的对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中，又存在着重数量研究、轻质量研究的倾向。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更确切地说是劳动适龄人口，具有数量和质量两种特征。劳动力的数量涉及供给与需求，劳动力的质量体现为人力资本因素。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讨论固然是劳动经济学的经典话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就业和应对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过分关注数量问题而忽视质量问题的倾向是不恰当的。更进一步，在过分关注劳动力的数量研究中，又存在着重供给研究、轻需求研究的倾向。劳动力的供给涉及人口再生产和年龄结构，特别是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其实，这个比例在长期中是稳定的，政策很难改变什么。而劳动力的需求却与宏观经济景气、产业结构甚至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上述研究偏向很容易降低理论研究的政策含义，或干脆得出不正确的政策建议。本文把就业问题置于经济增长、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之下，揭示当前中国失业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并尝试指出治理政策的方向。
二、为什么不能承受高失业率？
一个被曼昆（1999）列于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的理论阐述是，“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可以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观察价格变动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现价格上涨即提高的价格通货膨胀率通常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另一种是观察名义工资水平变动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现名义工资上升即提高的工资通货膨胀率通常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由于在中国，统计部门并不提供实际失业率的数字，在统计年鉴上可以找到的登记失业率只是实际失业率的一个部分，且变动极小。所以，我们不能很好地观察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
然而，无论是否可以从统计数字中直接观察到，在经济增长率高的时期，潜在的工资通货膨胀压力和物价通贷膨胀压力都存在，而我们却可以观察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图1显示的是1953—200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指数与就业增长指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2。这个关系表明，每逢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和名义工资都有潜在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就业也有扩大的趋势。可见，就某种速度而言，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存在的。所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遇到一个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两难取舍。
图1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效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不难看出通贷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分别与就业扩张和失业压力有关。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很快，1978—200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5％。然而，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实现的。 每逢高速增长的年份，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达15％。而一旦速度缓慢下来时，年度的增长率则只有4％。 如果我们以若干年中增长率的一个最高点（或最低点）到另一个最高点（或最低点）的过程作为一个周期，从1978年底到20世纪末已经经历了4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5年左右就有一个。
中国经济的波动性的特点在于经济反复出现过热，其发展速度与“瓶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改革如果不能在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之间取得配套，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波动（林毅夫等，1999）。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体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进展，形成体制不协调和增长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微观经营机制以后，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对产值增长和利润总额增长的追求十分强烈。在资金价格仍被人为压低的情形下，只要政府一放宽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每个企业都积极争取贷款以扩大生产，直到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供给不能满足要求，形成“瓶颈”。当经济过热而需以瓶颈制约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通常相伴而生，阻碍正常的经济增长。在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尚未改革成功的条件下，政府的调整措施通常是通过以下手段达到：（1）严格控制价格；（2）回收下放的管理权限；（3）加强信贷规模的控制；（4）抑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实施效果看，这类调整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价格上涨趋势，可以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冷却下来；另一方面，重新加强资源计划配置，价格改革停步，计划体制重新发挥调节作用，资源从效率高、符合比较优势的非国有部门流向效率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部门。一旦经济陷入这种境地时，企业亏损加重、价格不能调节产品和要素的供求变化、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财政收入拮据等成为经济中更为突出的矛盾。于是，微观层次要求放权的呼声和实际努力越来越强烈，代表市场调节因素的非国有经济也加强竞争以争取资源，以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来放权让利的改革又再一次得到鼓励。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实际上又经历过一次类似的调整。当时针对经济过热以及出现泡沫经济的问题，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宏观控制措施，特别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控制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几年之后把通货膨胀率降到较低的水平，同时又保持了差强人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实现了所谓“软着陆”。然而，在宏观调控和持续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经济从长期的短缺经济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随着供应增加，高利润的投资机会不再俯拾即是。尽管政府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向刺激投资的方向转变，甚至开始了一系列激活市场的财政政策，需求再没有像以往的周期一样迅速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周期波动的结束，而是一种伴随着失业现象的新情况。经济增长必然有波动，面对经济波动中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一个不可回避且被反复争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哪个危害更大。通货膨胀通常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任意再分配。那些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物价指数上涨率的人群，在通货膨胀期间受损，而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物价指数上涨率的人群则受益；债权人利益受损而债务人受益；个人和企业受损而政府受益。但是，在通货膨胀期间，经济增长率往往很高，工资水平攀升，政府税收也增加。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实施再分配政策，调整社会各阶层的损益。与此相反，在失业率上升时期，经济增长率缓慢，收入增加速度降低甚至绝对下降，政府的财力也处于拮据状态。与通货膨胀时期相比，失业严重时期首先意味着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减少了社会的总产出。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存在着劳动对资本进行要素替代的机会。例如，对就业增长因素进行的一项计量经济研究表明，工资每提高1％，通常会导致就业总量降低0.71％（蔡昉等，2001）。这意味着企业对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是敏感的。当社会中一部分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时，可能的生产规模就未能达到。馅饼小了，再分配的难度也就大得多了。
高失业率直接影响的是个人和家庭。政府在这时也恰恰处于实施社会政策能力最弱的时候。如果普遍的高失业率持续较长的时期，失业者家庭的生活将受到严重的伤害，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都会受到影响。此外，长期的失业可能会把失业者从原来的社会交往圈子排斥出去，造成对自尊的伤害。当一部分失业者再就业无望，生活无着，并且预期没有改善时，很难避免一些人产生反社会和反政府的情绪，甚至铤而走险。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过程中的前计划经济国家，高失业率都伴随着许多青年人对前途绝望、突然升高的自杀率、提高了的犯罪率、扩大了的社会贫困阶层，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安定和政治不稳定局面。
三、转轨与就业问题
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通过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而形成的。而改革以前中国劳动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模式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并且假设两个部类都具有固定的技术系数，即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设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的限制要素。按照这个战略模式，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从长期来看会增加消费、投资和总产出。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含意是，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达到提高总投资增长率，可以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经济增长（多马，1983）。
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典型地遵循了上述模型。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不具有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劳动力是最丰富的生产要素，但整个发展却是排斥劳动就业而高度资本密集的。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也应该发生变化。而一般来讲，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转换之间的对称性，或者说会造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业增长中使用过多的资金，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在利用资源方面，本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重点。选择不同的技术类型，甚至通过不同的产业布局，分别可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资金相对密集型的工业。前者意味着一定量的工业产值，可以由较少的资金投入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来取得。在1952—1980年期间，工业化投资严重地倾斜于重工业部门。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因此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有关学者计算（冯兰瑞等，1982），改革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只能吸纳6000人就业。设想如果在两个工业部门均衡投资，即两个部门投资相等，可能的就业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模似的情景表明，由于投资过于偏于重工业，减少了40％的就业机会（表1）。
阻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转换之间对称性的另一个因素是阻止劳动力就业的制度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通过某种间接的途径发挥作用。为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城乡劳动力配置制度和就业体制，首先要保障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其次是保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第三是抹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秉赋的职工之间的报酬，最后是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需要两个条件与配合。其一，为了维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要求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低物价政策。为了保证低价农产品的供给，政府相应地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垄断农产品流通，以及人民公社体制，以阻止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二，为了保障职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还要在货币工资之外辅之以生活必需的实物福利和社会性服务，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等等作为职工工资的补充。这与全面就业一样，必须把受惠者的范围加以限制。因而旨在阻断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便进而形成。
表1 两种投资分布的就业情景比较（亿元，万人）
实际投资(1)
假设投资(2)实际就业(3) 假设就业(4)
增减就业
(5)=(4)-(3)
重工业 3742 2068
2245.2 1240.8 -1004.4
轻工业 394
2068
709.2
3722.4
3013.2
合计4136 4136
2954.4 4963.2
2008.8
资料来源：根据冯兰瑞、赵履宽（1982，第1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中国城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7年开始的“搞活固定工制度”改革。这种改革第一次在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中引进了“劳动组合、择优上岗、合同化管理”等形式，虽然政府要求企业不得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即失业），但毕竟开始冲击了终身就业的体制，人们懂得了当企业出现冗员现象，或者职工表现不好时，是存在着失去工作的可能性的。到了90年代后期，失业和下岗现象越来越严重化，尽管政府仍然努力保护城市职工就业，铁饭碗毕竟被打破了。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寻求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城市部门就业，也是发生于这个时期，并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就业问题只是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并不需要操心或者说也无能为力的话，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要被推到市场上去。那些处于失业、下岗状态的职工，已经直接面对市场；而仍然在职的职工，其实也面临着市场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固然把就业创造置于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地位，但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技能，努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却是劳动者自己的事情。
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
中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前近30年的失败教训，以及改革以来20余年的成功经验，都表明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经济增长表现至关重要。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之一，就是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利用效果。把一个经济中的经济资源调动到何种程度，或者说基本生产要素能否实现被充分利用，几乎就是这个经济的增长表现的最重要考核指标。作为最基本要素的劳动，被充分利用的含义，就是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劳动的人们的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的根本源泉。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必然带来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更充分利用。然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就业的效果却不尽相同。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不处于就业扩大的发展战略。与此相反，旨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最有利于充分利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丰富的资源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的条件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更快增长，因而可以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的扩大。因为这些非国有经济部门是改革过程中新生的，其产业结构的选择和技术的选择更加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或比较优势。这种新生的就业形式，表现为在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之外的正规就业和各种非正规就业。2000年城镇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职工人数分别是8102万和1499万；在城镇其他部门就业的有11673万人， 在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就业的有16893万人。表2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农就业的增长。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城镇国有和集体部门之外的经济增长，总体就业数量并不会增加很多，甚至有时还会绝对减少。之所以这一时期就业总量增加迅速，完全是倚杖了包括各种公司形式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人和个体企业在内的城镇其他部门就业增长，以及农村乡镇企业和私人、个体企业就业的增长。
表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
从表2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自20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在城镇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就业增长趋缓并绝对减少的同时，整体就业增长速度也有所放慢。由于通过就业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不充分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在收入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即使收入绝对数量仍在增加，人们将增加的收入中较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不是增加消费。假设商品出口需求状况不变（事实上也不容乐观），消费减少表现为内需不足，反过来减弱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宏观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表3 反映的是各地区城市工资水平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按照城市人均工资水平排序，依次为西藏、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福建、湖南、云南、天津、重庆、江苏、新疆、广西、湖北、河北、四川、甘肃、江西、海南、贵州、安徽、青海、内蒙、宁夏、辽宁、陕西、山西、吉林、河南、黑龙江。将这个排序作为横轴，对应的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纵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较高的工资水平通常对应着较高的消费能力。所以表中两者之间表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8。由于西藏地区的商业化程度较低，城市的人均工资水平最高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很小，将其作为一个异常值剔除后计算的相关系数则提高到0.69。
表3 城市工资收入与消费性购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
农村的情况甚至更加明显。目前中国农民的家庭纯收入，是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几个部分构成的。2000年工资性收入占31.2％，家庭经营纯收入占63.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5.5％。我们选取工资性收入作为就业状况的标识， 观察其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关系。从排序看，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从高到低的次序是：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河北、辽宁、山东、湖南、江西、山西、重庆、四川、安徽、湖北、宁夏、广西、河南、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青海、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海南、新疆。表4 显示了工资收入与购买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计算得到的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96。
表4 农村工资收入与消费性购买
根据上述观察，可以看到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对于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这个论断还可以从不同收入组居民的消费倾向进一步证明。经济学的规律表明，工薪阶层或普通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而富裕阶层的人群储蓄倾向更强。也就是说，富人增加了收入，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远远不如工薪阶层增加收入后的效果。把关于不同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的观点应用到不同地区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促进增加农民收入时，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中，着眼于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着眼于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就业，不仅有益于这些地区及其居民本身，对于整体宏观经济景气的恢复也有明显的效果。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扩大了，在富裕人口消费倾向低情况下，由于投资的乘数是1减去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 所以刺激宏观经济景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因此而打了折扣。
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资源的重新组合，即各种生产要素分别离开原来的部门，在新的部门组合成新的生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因原来所在企业或部门转产，需要转到其他的部门。由于不同的产业和工艺要求不同的技能，劳动者并不一定能够一下子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由于转岗要求获取必要的信息，也需要有一个寻找岗位的过程，所以产生所谓结构性失业或摩擦性失业，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力资本调整有困难和获取信息能力差的下岗者，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失业状态。然而，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创造就业。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中，产业结构决定于资源比较优势，并随着它的变动而变动。与改革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使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得到矫正。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多发展轻工业，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因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转作为资本积累，使资本量日益扩大。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做不到这一点。市场化改革所发挥的效应，正是更大限度地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劳动力得到最充分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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