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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谢谢主持！
我今天只是想谈一个看法或者是一点想法，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思考。我要讲的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谈社会保障的发展问题。我的题目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为什么讲这样一个题目？第二是我认为社会保障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条从慈悲到正义之路。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
首先，我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专门谈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这十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社会保障，我是注意到十多年来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层面或是经济层面或是社会结构层面来考虑问题，而很少从道德伦理的层面来探讨这种制度的起源与变迁，所以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和变迁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是精神动力源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表现，即是把中国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自觉或不自觉地看成是一种慈悲行为或者是说是一种施舍，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好象还是中世纪或是农牧时代的观念。
如果单纯从政治层面出发，我们看到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同利益集团在一个相互较量的战场上走向妥协的产物，这种单一视角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许多西方国家或民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社会保障制度泛政治化的倾向，社会保障成为政治支票，造成了社会保障偏离正常发展的轨道。
如果单纯从经济层面来看，我们的结论便很自然地是社会保障应当服务于经济发展并服从于经济增长。记得1998年诺贝尔基金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给印度籍的英国教授阿马蒂亚·森时，国际舆论界称之为经济学界良知的回归，今天我们听到的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良知与正义；不过，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自私是经济学的基础”这样的观点大行其时，最近的张五常热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而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认的公共产品，与经济增长的目标显然是有区别的，与自私自利应当是不相容的。
从社会结构层面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也是很多的，但如果单纯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社会保障，也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因为有钱人通过社会保障能过上安逸的生活，而低收入阶层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却可能与社会对抗，这样，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控制社会的工具，工具化的社会保障只能是制度化的外壳包裹下的冷漠。
事实上，不管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都应该是充满人性和人文关怀精神的。所以，我总认为不能单纯的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看社会保障，还应该从道德伦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我们需要了解，能够如此长久地支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潜在精神力量。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的是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如果从道德伦理角度讲，就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
社会保障是相对于家庭或单位保障而言的，它并非是进入工业社会才有的事物，只不过是在历史上不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事物而存在。它从非正式制度型安排到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久远的正式制度安排，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所走的路恰恰是起于慈悲、止于正义！
中外历史上不乏救灾济贫等多种社会保障措施，所以社会保障并不单纯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历史上的社会保障或者说是救灾济贫几乎是和慈善事业同义的。在西方是宗教慈善事业，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教会组织将救苦救难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教徒则把行善当作自己的必修功课；在中国则是官办的慈善事业，中国被称为充满着父爱主义的国家，官吏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救灾济贫一向被认为是官方应当承担的一项职责；还有中外相通的民间的慈善事业，它来源于个人内心的慈悲，比如我们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觉得都是一种慈悲，是一种道德伦理范畴的善行。
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是慈善事业替代着社会保障，或者是社会保障的代名词。我的看法是，宗教慈善事业是天国上帝的慈悲，官办慈善事业是人间帝王的慈悲，民办的慈善事业则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慈悲。慈善事业作为独立为家庭之外的社会性的保障机制，在历史上曾经长期的承担着救苦救难的责任，并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考察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看到的确实是一种充满着慈悲和慈悲行为的历史。
不过，慈悲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宗教的慈善事业可能因为教徒的不端行为而蒙羞，官办的慈善事业常常因封建王朝的腐败而中断，我注意的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与封建王朝的救灾措施不力有关，因为几乎都是以大灾带来的大饥荒为社会背景，以抢米抢粮为前奏，就是人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我说封建时代的官办慈善事业会因为封建王朝的腐朽而中断，因为它不是制度化的正义的公理，而只不过是一种施舍与怜悯。那么，民间的慈善事业呢，也可能因财力的不足而无法持续，很难承担起救苦救难的责任。
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保障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向制度化，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经常性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从德国1883年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到美国1935年实施社会保障法，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些西欧北欧国家建成福利国家，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保障的内容从救灾济贫向社会保险扩张，再发展到几乎覆盖一切的生活福利。不仅如此，这种制度的建制理念在经历了矫治、怀柔这样一个阶段以后，早就进入了一个奉行公正、公平原则的阶段。
从贫穷是万恶之源到救济穷人与消灭贫困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然责任，从养老、疾病等属于私人事务到变成社会风险、社会事务并且由社会来提供保障，所揭示的即是穷人、老年人、疾病患者等均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慈悲已经升华为正义与平等，而正义与平等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公理。即使是现在的慈善事业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恩赐和怜悯的色彩，因为它通过募捐和实施救助环节的脱离，就是募捐是一个机构而实施救助的又是一个机构，这样就分离了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直接关系，从而更多的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和体面，所以在现在的慈善事业中间，平等和正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浓厚。所以，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慰藉和情感保障，人性与人文关怀越来越多的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间得到体现。我经常对学生讲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把残疾人叫成残废，这是一个有点恶毒的词，后来改为残疾，承认只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在我国的港、台地区则称为残障人士，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人性与人文关怀的精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因此，在当代社会尽管我们仍然需要并欢迎慈善事业，但又确实已经走过了慈善事业的时代。社会保障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向制度化的事实表明慈悲已经为正义化的公理所替代，这也是社会保障长久运行的一个根本保障。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点。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正义的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至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流意识。理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在流行着“社会保障不是免费午餐”的口号，我就经常不理解这个口号，因为一个社会（任何社会）总是有人付不起费的，但付不起费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付不起费我们看着这个人饿死，那这是人的世界还是动物的世界？我的想法是社会保障应该并可以有免费午餐的，历史上的封建时代的救灾济贫就是免费午餐，我们的最低保障制度也是免费午餐。所以说，社会保障不能提供免费午餐，我觉得至少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当然，我也不是主张超越时代和经济承受能力来按需分配或者是赞成养懒汉。我就觉得应该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中坚持公平或平等分配的原则。那么联系到我们的现实，除了有不要社会保障的观点，或者是把社会保障也演化成一种追求经济效率的交易行为外，我们也经常看到把社会保障看成是一种慈悲行为的现象。比如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下岗职工领到基本生活保障金、贫困人员在获得社会救济的时候，常常有感恩戴德的表现；在送温暖的活动中，还有不乏出现下跪谢恩的现象。甚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自愿成交的商业保险中，也能看到获得赔款的人对保险公司感恩的现象，这些都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获得的。我对此很不理解，我们到保险公司买保险与我们到商店里买一枝笔有什么差别吗？我为什么要感谢它？它应该感谢我，因为我购买了他的保险，对不对？（笑）
我们现在把社会保障，甚至商业保险都看成是充满了慈悲，这就包含了施舍的成份，显然是非常不妥当的。我已经分析了早期的社会保障的精神动力是慈悲为怀，现在社会保障的精神动力应该是正义。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间，也需要慈悲，因为慈悲总比不慈悲好。但是毕竟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把社会保障还看成是一种施舍或者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表明社会文明和社会保障建制理念的停滞，那就是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或者说是农牧社会的观念。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过程，现在仍处于不太规范的状态。目前存在的社会保障供需主体的不平等和受助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揭示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然未能够真正成为平等与正义的制度安排。
与慈善事业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基于正义之上的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因此，我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中，除了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外，还应该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社会正义的体现。在追求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再次分配公平的同时，还应该追求社会保障制度内的公平、公正与权利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应当按照身份等级来确定待遇的。这是我谈的第三个问题。
最后，我讲一个基本结论。我坚持影响社会保障的因素是多元的，现实中的社会保障无一例外的都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我同时还赞成社会保障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扶危济困的道德力量恢弘发扬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为了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符合人道的标准和使现实社会更加人性化而进行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通过社会保障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慈悲，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现实却使我们体会到了正义，尽管两者都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但慈悲只是善心与善行并天然地具有恩赐、施舍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色彩，而正义才是制度化的公理。因此，社会保障的发展就是一条从慈悲走向正义之路。
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修正这条发展道路的路径，却不可能改变它的终极目标。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曾湘泉教授）评论：
郑功成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里曾提到过的社会保障要从慈悲走向正义。我想他是强调社会保障中公平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强调我们研究的角度除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还应该关注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慈悲或者善行，应当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理，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奥肯在《公平与效率》里讲过一个观点，“不应允许市场裁决生存与死亡”。所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应该具备公正，郑教授提出的这个观点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好，现在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H提问：
郑教授，您刚才所讲的从慈悲到正义的转变。在我看来慈悲是一个道德层次，而正义则是一个从道德到法律的层次。可否认为社会保障的发展也是从道德层面向法律层面过渡的过程？
郑功成教授答：
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另一方面我还认为法律制度同样需要道德因素来支撑，因此法律制度本身也是具有道德价值取向的，只不过是超越了慈悲的范畴。
I提问：
我是国有企业的一个下岗工人，您刚才提到了正义的问题。而大家都能够看到，过去工农大众是国家的主人，而现在变成了弱势群体。那么，我想问，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怎样来获得正义和社会保护？（掌声）
郑功成教授答：
我只能谈一下我的看法。我首先承认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作出了牺牲，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比如我们的下岗职工。我今天之所以谈这样一个问题，也有我的这种考虑在内。我在刚才胡鞍钢教授演讲时，我补充了一点，就是为什么平均有10年教育背景的工人还大批下岗？还没有就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是计划体制造成的。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发展中获得了好处，但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体制的变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是政府确实应该从公平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保障，并且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已经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注意到98年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在93年前，我们仅仅把社会保障制度看成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93年后我们把它看成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支柱，这都是很狭隘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从考虑国有企业改革到市场经济改革，而这些都是属于经济层面。98年后，尽管政府还没有这样提，但我感觉到社会保障确实被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在建设，中央政府近几年将“两个确保”作为重大政策来推行，我就认为是公平与正义的因素占居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努力也是一个事实。
第三点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需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改革的代价或者说是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而不是由一部分人来承担；换言之，就是要避免这种代价或成本的分摊出现过分的不平等。对在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弱势群体现象，特别需要有相应的或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加以保障。（掌声）
J提问：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论坛叫“关注民生”，孙中山先生曾经在1905年《民报》的发刊辞中提出了“三民主义”。我要问的是，纵观100年，民生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今天民生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谢谢！
郑功成教授答：
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两句。一句是民生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向来谈“国计民生”，就是将民生问题与国家发展相提并论的，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发现民生问题确实并非总是受到足够的重视。二句是我认为民生的内涵在近百年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使国民免除生存危机并确保其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仍然是最基本的内容。
K提问：
谢谢郑教授的精彩演讲，我想问的是如何界定正义？因为我觉得您所讲的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有点乌托邦。我想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推动社会保障从慈悲走向正义呢？
郑功成教授答：
首先，我觉得对正义的理解简要的说就是公平、公正与平等，在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理念基础上再上升到法律的层次，使之成为制度化公理，这是我在演讲过程中已经谈到了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我也承认，就像你所说的理想化。好像前面五位学者谈的都是很实的问题，我谈的是一个较虚的问题，但有时候较实的问题也需要较虚的理论来支持。
比如在2500多年前，孔夫子就主张“大同社会”，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则从理论上构建了理想国，他们的主张或理想虽然在当时并未实现，却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追求收入均等化到福利国家，从邓小平同志生前提出共同富裕观和江泽民主席所讲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我国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这些更是从理论转变到实践并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一种向往，从而事实上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完善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任何制度都是需要由一定的伦理道德因素来支撑的，社会保障的历史不就是从慈悲性质的慈善事业在许多国家演变成为正式制度安排吗？！所以说，我这个问题也不是太虚的问题，正义或者说是公平、公正与平等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恰恰是一种最基本的取向而并非等于乌托邦。如果说我们的国民也能够更多的具有平等、公正的观念，我们的改革，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可能走得更快一些，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变得更加完善一些。（掌声）
周弘研究员：
我并不是提问题，我是想说出自己的一点想法来呼应。我觉得郑教授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我们做社会保障研究的人其实长时间来一直在回避谈这个问题，大量的谈技术问题。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应该谈正义、谈道德的问题。在欧洲17、18世纪，哲学家们、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思想家们一直在争论，当时他们争论的是，社会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如何才能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福利。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机制，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对每一项政策的效率进行评价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希望有很多的学者，有各种各样的人来研究这个问题。
主持人（曾湘泉教授）：
按周弘研究员的想法，郑教授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掌声）
演讲到此结束。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今天我们的分论坛就是“关注民生——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邀请了六位专家对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演讲。我们看到，胡鞍钢先生的研究是一个悲观派，蔡昉先生的演讲是乐观派。不管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我认为都有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启发很大。在收入分配上，赵人伟研究员从基尼系数出发，强调当前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过大；我个人的意见在当前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并存。第三个是关于社会保障，周弘研究员从欧洲经验特别是从标准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将来考虑怎么去构架、搭建中国社会保障的平台，特别是她强调的一个观点很重要，国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应该包括更多的东西，这个观点非常有新意。郑功成教授用从慈悲到正义之路来揭示社会保障的发展之路的观点非常重要，尽管他讲的是一种理想，好像跟我们的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相信学者的观点，人文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我相信我们三个专题的研讨，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谢谢大家！（掌声）
最后，我想讲的是，我们劳动人事学院承办了这次会议，首先要感谢四位校外来的主讲嘉宾，给我们在座的听众作了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从远道而来的各个单位的同志和师生代表，还要感谢新闻媒体，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很多同志来采访报道。我们劳动人事学院是一个专门从事劳动经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产业劳动关系的学院。我们希望今后与在座各位加强合作，能够为中国的劳动保障事业、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中国劳动关系的更加和谐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大家！（掌声）
赵力军、许广、李领国、何金颖、葛英整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