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创作的文化涵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无疑是一位很勤奋且高产的作家，迄今已向社会奉献了四十多本文学集子，故有“神秘鬼才”之称。他是一位在艺术创作上不断追求变化的作家，总是不断地将艺术触角伸向新的天地。这种追求的过程和其独到的“艺术触角”的不断转换和深化，是以他丰厚而多源的文化意蕴为基础，来营造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和文化景观；同时，也是其“生命审美化”的表现过程。
一、地域文化——创作成功的根基
贾平凹生长在陕西商州这块土地上，经历过童年、少年时期的悲苦命运。在《商州初录》后记中写到：“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琐的遭遇，构成了我事事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曲的甚至孤独的灵魂”[①]。上中学后，他过着“更孤独更困顿更枯燥的生活”，“那时候，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忙瞧一窝蚂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②]。他不但对乡村的一山一水格外熟悉，对父老乡亲的悲欢苦乐了如指掌，而且对商州的整个文化氛围有透彻的了解。他曾“一个县一个县地游走，每到一县，先翻县志，了解历史、地理，然后熟人找熟人，层层找下去，随着这些在下面跑着的人到某某乡村、人家，有意无意地了解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③]。就是这些熟悉的商州地域文化，孕育了类似地方志笔记体散文《商州初录》，给商州系列小说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背景框架，为以后的创作寻找到了清溪纵横的活水源头。1985年以后的商州小说中，地域性文化传统开始浸入现实生活，被评论者冠以“秦汉文化”的头衔，体现了所谓寻根派小说的特征。
贾平凹选定的商州，是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历史进程缓慢的独特所在，传统的文化和作用在这里就显得更为明显。所以，写出商州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遗存，是贾平凹挖掘地域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者泰勒说，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贾平凹对自己谙熟的地域文化，或对国家民族文化精髓的感悟能力与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奔涌在他心底，流溢于笔端的是一种强烈的恋土情节。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商州长轴画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山里人。我是在门前的山坡上爬滚大的……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他热爱自然，更热爱充满神奇色彩的商州山水。无论明月、山石，还是水草、溪流，都牵动着他的情思。
突出的还是商州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是有别于其它地方的特定文化氛围的。作者自述他写商州小说是“着眼于考察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正是这些带有巫鬼文化色彩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内容，成为商州文化的显著标志。如《天驹》、《远山野情》、《冰炭》、《山城》、《人极》、《商州纪事》等，直到1987年的《浮躁》，全方位显示了商州世界全貌，且抓住了她的精魂。商州的山与水，不光成为作家寄寓深情的象征物，而且规范了人的生存方式和性格气质，成为商州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将人物置于浓厚的地方文化背景之下，凸现了商州人文生态环境。所以，《浮躁》中的商州地域风光，是与作品水乳交融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景观揉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商州系列小说中的一个完美的集大成者，以不静岗、两岔乡、白石寨、州城这几个点为中心，加上荆紫关、东阳县、州河等，构成一个比以前商州作品都远为开阔、相对完整的商州自然地理背景。特别是对两岔乡民俗的描写，田、巩两家的发迹，以及商州人们生产及生活方式的描写等，构成了作品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
地域文化是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的，它是一个消解和增殖的过程，稳定性与变异性相统一。要比较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那些由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古风民俗，而要从“变”的过程去审视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以此来揭示社会和时代对地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地域文化对人的规范和影响。贾平凹正是从这个结合点切入，他的创作，是以现代意识的眼光，去重视审视地域文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写出了改革的浪潮对商州的文化习俗、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腊月·正月》就是侧重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变革的新途径的。作者把一个带有封建遗老气味的退休教师韩玄子放在改革初始，即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来写，既表现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轴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变革的深刻影响，也表现了改革浪潮不可阻挡的趋势。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社会区域的风情民俗，在《浮躁》里表现得亦很突出。“成人节”是州河岸上唯一的庙会，是仅次于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的，比清明节、中秋节还看得要紧。人们到不静岗寺烧香、磕头的场面；小水倒骑毛驴转村、金狗的“看山狗”图案……一切都写得逼真可信。风物、人情、风俗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对贾平凹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贾平凹写作《浮躁》虽不像有些作家、作品那样执着于文化的指归，但他采取了严格写实的态度来叙述事件的运演和人际关系的纠葛，使得《浮躁》无论外在文化景观还是追踪人物内在心态根系方面，都呈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文化心彩”[④]。这种独特浓厚的商州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
二、宗教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
贾平凹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成年以后的经历，使他的人生蒙上了宗教色彩。海涅曾说过，如果不理解德国宗教，那么德国文学对于外界只能是一些默默无言的花朵，拒人千里之外的哑谜。因为宗教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与文学同理。贾平凹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涉猎广泛，《红楼梦》、《聊斋》等不乏浓厚的佛教色彩；柳宗元、苏轼、白居易诗文的佛教思想对他不能没有影响。同时，他不但涉足过一些寺庙及佛教文化古迹，而且对“禅宗”尤为喜爱，佛教文化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到他的人生观。表现在：一是在他书房的墙壁上悬挂有《达摩壁图》；二是以“静虚村”作为自己的书房名，伴以宝剑、洞箫和丑陋古怪的石头。他在回忆自己的孤独时说过：“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远处的疙瘩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⑤]。这些，都显示了其禅机佛理。静、虚是佛家的重要精神，所谓“禅定”即“看心观静”[⑥]。贾平凹的人生观主要特征是宁静虚远，淡泊超脱。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贾平凹的面世态度，庄子的审美人生态度和传统士大夫的适意人生哲学更多地代表了其早期人生价值的基本走向，即对宇宙自然的寂然关照，内心与外界的融合与交流，追求总体人生的审美境界，醉心于生活与艺术的协调统一[⑦]。
孤心向佛，以佛入文是贾平凹美学追求的深层意蕴。禅宗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是相通的。《圣经》、佛教经典、《佛本生故事》都属文学作品，文学需要幻想，宗教也需要幻想，二者都源于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思想体系与贾平凹的生命本性相契合，在他身上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自卑与自信、天真与老到、超逸与世俗、恪守旧道德与宣传反封建。道家追求“静虚”境界，而艺术总是以“虚”、“静”为基础。贾平凹在随笔《三月石》中说“静乃能思明”，思明才能与天地万物相接，进入一种最高认识境界。作为一种创作思想，贾平凹的“静虚”既指主体观察事物的心态，又指一种创作境界，他要在天地合一、物我合一的状态中感悟宇宙人生的真谛。这种直觉观照和整体感知方式是典型的禅的思维方式。他的小说“穷极物理、万事皆可入文法”。[⑧]力求显示“青青翠竹，皆有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⑨]的境界。因此，贾平凹强调作家应以一种“平常心”进入创作过程，其创作思想的核心就是“静虚”。
有的研究者认为，贾平凹有些作品可称之为当代佛教文学。《太白山记》由二十个短篇组成，大多都是貌似荒诞，实则是深含佛理禅机的作品。诸如《寡妇》、《村祖》、《观斗》、《猎手》、《母子》、《挖参人》等，既体现了佛教的灵魂不灭论，生死轮转、业报轮回、万物皆具佛性、说佛即本心等，也表现了典型的禅宗的人与自然观。《烟》写的也是一个人三世轮回的故事，故事包涵了极为复杂深奥的佛理。它不仅表现佛教的生死轮回观，还表现出万物生灵变易的“空”，以及“形圣神不灭论”。《浮躁》中宗教色彩最浓的是那个“空空道人”，他是佛教教义的化身，是以虚幻的满足，来抗议似乎难以改变的现实。和尚作为《浮躁》里宗教文化的化身，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学与宗教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形象手段。
神秘文化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中，道家是以创造富有神秘色彩的寓言和阐述哲理见长。贾平凹小说擅长用静虚的情绪来投射故事，用道家的眼光来阐述哲理。[⑩]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新奇别致的艺术世界。这里的新奇别致就在于作家介入了中国神秘文化。而神秘文化的背后隐藏着其艺术精髓。如《古堡》中的麝、《远山野情》中太岁的象征意义、《浮躁》中金狗出生时的预兆、金狗胸前墨针的“看山狗”图象、金狗与小水的名讳等，都暗含《周易》文化系统的密码，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哲理意蕴。在贾平凹的其它小说中，巫术迷信鬼神等文化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一起构成了商州独特的人群生态环境。
贾平凹是将东方神秘文化与西方现代派荒诞艺术融为一体，以此来表现作家对于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传达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太白山记》大多以荒诞的艺术形式表达其深刻而抽象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主题。最能体现其荒诞艺术的当推《烟》。《废都》中荒诞艺术表现手段也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着意展示主文化之外的民谣民俗和市景生活场景，如道、巫、方术，玄的清谈和实的性欲。佛、道、鬼、仙这些东西的出现，用作者的话说：“我是想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个东西”，即换个角度看世界。贾平凹在作品中对这些神秘文化的追求，费秉勋先生认为：神秘应当是一种审美范畴，神秘作为一种美感，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的生命本能，表现着人对世界的无限和永恒的追求、探索。(11)
除小说外，贾平凹散文中的一部分作品也充满着佛教色彩，它是透过一种“游心于大自然”中的神韵飘渺的意境表现出来的。诸如黄甫峪水的玄妙（《黄甫峪》），冰风洞的冷幽（《冰风洞体验》），商山荒寺的古朴（《干雨松》），戈壁梦城的荒凉（《梦城》）等，都流露出一种禅的意境，一种对现实的超脱。此外，贾平凹还常常将其对自然社会的妙微精深的体察和感悟也归结为一种佛理阐发出来。
看来，贾平凹受禅宗思想的浸染较深，静默观照、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已融合在他的艺术思维之中。故而在表达上追求质朴单纯，真切自然；营造意境不经意而为之，率真而含蓄，追求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明月照在山巅，山巅去愚顽而生灵气，明月照在山沟，山沟空白而包涵了内容。这个时候，我便又想起了我的创作，悟出了许许多多不可言传的意会”，(12)就表现出一种自然适意、澹泊空灵的心态，一种超逸旷达的情怀。他是以一种虚静的审美态度来实现在作品中对人生的体验和生存的感悟。从宏观上看，贾平凹的《浮躁》、《商州初录》等作品，既有对汉唐文化遗风的承袭，也有对古老思维方式的溯寻。《太白山记》、《逛山》等作品，淡化了时空背景，使人物处在一种自然古朴的原始状态中。有的研究者在谈到90年代散文创作时说：“贾平凹俨然是‘年轻的智慧老人’，玄谈神悟中含有几分苍凉”。(13)评介是中肯的。
三、兼容中外文化——刻意求新
贾平凹说过：“最早主要学鲁迅。学习鲁迅主要学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透视力，这一方面鲁迅对我影响很大，我学习废名，主要学习他的个性，他是个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但他气太小，我看废名，是和沈从文放在一块看的，沈从文之所以影响我，我觉得一是湘西和商州差不多，二是沈从文气大，他是天才作家。孙犁我学得早，开始语言主要是学孙犁，我更喜欢他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我影响大。古代作家有屈原、庄子、苏东坡等”。(14)有人说，贾平凹是唱着清纯的田野牧歌走上文坛的，他的创作艺术与新时期同步，早期作品充满对新生活的惮憬与渴望。1983年以后发表的《山镇夜话》、《上任》、《夏家老太》等作品，表现了作家对国民性的思考，揭示了当代生活中人们身上潜在的历史因袭的重负，批判了国民性格中麻木愚昧的劣根性，我们从中可看出鲁迅小说对他的影响。
在国外作家中，贾平凹崇尚日本的川端康成，与川端康成气质的成因、人生观和美学追求等往往都有相似之处。即两人的成长经历、美学观念、甚至创作历程颇多相似，他们都是孤儿性格，抑郁、内向且多愁善感，哲学观上倾心于对生命本体参悟体味；创作上执着于民族艺术传统的阐发，以传统手法表现现代意味。他们作品中的那种寂寞情绪，幽玄境界，生的神秘，死的莫测，寂灭无常的深层悲哀，达到了一种生命体验的极致。文道禅宗，成为贾平凹艺术见解的一种追求。贾平凹最见艺术功力的几个中篇小说，如《美穴地》、《白朗》、《五魁》等，不仅穿插着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世事莫测、人生无常的宗教观时隐时现，对人物和情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5)贾平凹近期作品《太白》、《人极》、《废都》与川端康成晚期作品《睡美人》、《一支胳膊》等都有某种规律性趋同。可见川端康成对贾平凹的影响以及他对川端康成的崇尚和借鉴。“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著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欢，气质阴郁、凄婉，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中，贾平凹没有伤感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的孤独自然，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16)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它根源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屈原《离骚》抒政治之忧愤，对贾平凹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在他的作品里，不仅表现出其忧国忧民的精魂，同时注入了新的时代意识——关心社会变革，探讨民族精神变革的途径。《浮躁》中那条浮躁的州河，虽然是象征着今天变革时期民族的一种文化心态，象征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流程，但同时对改革的前途也作了有益探讨，对官场腐败进行深刻揭露、鞭挞，对其危害也表示深切的忧虑。《废都》就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17)
贾平凹作品的悲剧性，是其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对人的关切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审美形态。有论者认为，贾平凹的悲剧意识大致经历了三次转移：在转捩时期，他的悲剧眼光仅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将悲剧意识扩展到历史文化层面；到了第三阶段，贾平凹则在生命本体意识层面展开对人生玄秘、困惑的探索和叩问。(18)这三个阶段分别以1983年以前的《商州初录》、1985年以后的《天狗》、《人极》、《浮躁》等、1987年以后的《妊娠》、《故里》、《逛山》、《美穴地》、《五魁》等为代表。特别是1987年以后，贾平凹的悲剧意识又朝着新的方向嬗变，把艺术的触角投向普遍的人类特性并探究人类的某些共同弱点，表现出对于荒诞、尴尬的人类生存状况和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
注释：
① ② ⑤ （12）《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598、570、560页。
③《贾平凹答〈文学家〉问》，《文学家》1986年第1期。
④张剑华：《论〈浮躁〉的文化涵蕴》，《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⑥《六祖坛经》。
⑦ （15）黄嗣：《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⑧《贾平凹文论集》第116页。
⑨贾平凹：《浮躁》第65页。
⑩刘远祺：《从黄土地走向世界》，《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11）费秉勋：《生命审美化》，《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
（13）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4）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16）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17）钟本康：《世纪末：生存、焦虑——〈废都〉的主题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18）陈亚平：《论贾平凹小说的悲剧意识》，《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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