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内涵与特点
文／杨彬彬
摘要：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政治制度。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治理的广阔实践，这一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党政治史上，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不仅在于其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在于其具有时代科学性，体现了广泛代表性和利益共同性、制度包容性和目标一致性、运行规范性和治理有效性。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更应该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不断根据现实要求和发展实际赋予其时代特色。尤其要突破西方民主思想范式对理论建构和改革创新的限制，通过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话语的认同力，以理论的科学性和话语的亲和性，增进人民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同时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嬗变；基本内涵；特点优势；现实启示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政治制度。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治理的广阔实践，这一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党政治史上，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随着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在政党理论不断丰富的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概括总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透过理论演进、概念嬗变和话语转换，可以透视出我们对待自身政党制度态度的迁移。这种迁移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治理的探索。
一 “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嬗变
由于“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作用，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实践探索中的独特优势，以及对于广大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史进行考辨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历次版本的文本，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述，对“新型政党制度”进行概念史的考辨，基本厘清概念之间的异同与关联，细致梳理概念演进的历程和逻辑，深入分析话语转换背后的动因和条件。
（一）政党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
政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对于如何界定政党，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于政党起源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制度论”“发展论”“危机论”“矛盾论”等不一而足。而对于政党的基本内涵有着基本共识，即政党是一种以谋求或保有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明确政党内涵是研究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除少数君主制、政教合一以及政党力量极其微弱的少部分国家外，都存在至少一个政党。政党政治的发展必然催生一定的政党制度。而对政党制度的内涵具有基本共识，一般认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体系，政党制度则是关于政党及其活动的规范体系。政党制度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基本国情、发展现实，还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明形态等。按照不同的界定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政党制度模式:从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分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从执政党数量则有“三分法”“五分法”“七分法”等；从政党间力量对比视角分为平衡、分散和不平衡三种形态等等。随着政党政治的广泛实践和深入发展，人们对政党制度的认识更加多样化，而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从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视角，来审视政党制度的历时性发展，尤其深入分析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国与世界政党政治的意义。
政党制度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使用具有时代性特征。最早涉及这一概念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他在《矛盾论》中阐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使用了这一概念。而我国的政党制度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邓小平并未使用“政党制度”的概念，但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12月30日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开始，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开始使用“政党制度”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对于我国政治制度的总结，这篇文献中还使用了“政党体制”的概念。其中指出“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2]并进一步强调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3]在这里的“政党制度”和“政党体制”是以同义语的形式出现的。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4]将“政党体制”与“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与后者相区别前者则侧重于强调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但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并未普遍和长期使用“政党体制”的概念，较多采用“政党制度”的提法，并逐渐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对于政党制度与政党体制的理解应当明确制度与体制的异同。一般而言，体制通常是指体制制度，是制度形之于外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有着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政党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对应概念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而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对应概念是社会主义传统政党制度，在此主要是指以苏联的一党制为代表的政党制度。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其政党制度大部分都是仿效苏联。但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凸显和苏东剧变，各国对于苏联政党制度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虽然受到苏联的影响，但是从创制开始就根据国情实际、发展现实赋予了其鲜明特色，并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呈现出不同于社会主义传统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新型政党制度对应的旧式政党制度，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从社会主义制度范畴内对政党制度模式的一种比较分析和分类界定。而“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则是将一国的政党制度置于整个人类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进行审视，前者更加强调特殊性，后者更加强调一般性。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页。
理解“新型政党制度”还要从中国制度体系中加以理解。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组成部分，对其他政治制度、体制、机制都有着直接和间接影响。新型政党制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08年3月3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其中提出“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5]此后广泛采用了这一表述，并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等文献中。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6]体现出对待中国政治制度的心态变化，更加强调对民族政党制度的自信。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演进
考辨概念史也要充分认识概念史与学术史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条件是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在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模糊匹配检索，截至2018年底，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50多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文章，是朱真1990年发表在《安徽省委党校学报》上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一文。从1990年至2017年，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始终较少，直到2018年骤然出现了200多篇相关研究成果。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化和制度化的历史过程。
这一概念是如何呈现和演进的？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中，最早的相关表述出现在1999年9月22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其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7]这是从概念总结层面最早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化的过程推动制度化的过程。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8]对这一概念的总结和表述更加全面。2009年10月13日贾庆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9]2010年3月3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延续了这一提法和表述，这也是在政协报告中首次出现这一表述。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理解。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0]正式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从内涵的总结和概念的表述层面都发生了一定变化，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从突出“中国特色”到强调“新型”政党制度本身。换言之，不仅反映了一种话语表达的转换，也反映了对待我国政治制度心态的变化，更加体现出制度自信。不是通过强调“特色论”来增强合理性，而是以更加主动担当的心态展现我国政党制度的普遍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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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到“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再到“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一方面，反映了总结制度话语的变迁和转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对我国政党制度认识的深化和价值的认同。从概念的初步总结，到概念的深入演化，再到概念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概念发展史的过程，也是政党制度内涵丰富的过程。
二 “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进程的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也在不断融入新内容，深刻反映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嬗变历史。历史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对“新型政党制度”认识的变化，从制度价值、国情变化、发展需要中深化了这一制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意义，并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
“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可以从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两个层面来审视。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评价道，新政协“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1]表明作为新型政党制度载体的新政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种制度是符合人民意志的制度。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法律地位，其中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2]并进一步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3]确立了其基本政治地位并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协和中国政党制度的法律地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民主党派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八字方针”，并通过党的八大报告加以确认。
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形成并确认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14]表明中国政党制度也是统一战线的制度载体。1993年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为这一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推动了法治化、规范化进程，此后的宪法修正案坚持了这一表述。1999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15]肯定了政协在民主发展中的地位。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16]体现出制度发展进程中制度总结的自觉。2009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17]从制度的发展上更加完善，制度话语呈现出历史性特征。
进入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进一步总结，明确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习近平在2013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对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高度确认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党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价值。201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国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18]一方面，表明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属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民族特色。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是实行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19]将新型政党制度置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充分凸显了其政治地位和治理价值。
4月26日，十余位浙江画院的艺术家在院长孙永的带领下，再赴绍兴东浦，进行为期3天的全方位采风写生创作活动，零距离领略水乡美景和浓郁的风土人情。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认识
“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史反映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认识深化的过程。新型政党制度本身蕴含着民主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20]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取向，我们党很早就有着明确的认识。1991年4月4日李先念《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我国特有的这种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是好的，是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经过历史考验的”。[21]我国的政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制度，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
新时代，要妥善处理好“四个伟大”“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之间及其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关键在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更是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新时代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由党的领导在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在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所决定的。建构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要坚持统筹兼顾。一要注重实现理论化，在总结域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将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上升到理论层面。二要稳步推进制度化，在勇于实践的基础上将科学的运行机制进行制度确认。三要不断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是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有序推进政党制度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要接续增强科学化，实践永无止境，对政党制度的探索发展也就永无止境，要坚持科学性思维方法和开放性发展路径，实现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三 “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
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政党制度概念制度化的完成。概念化的过程是对制度认识的认识，概念的制度化则是概念确认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可分割，但并不意味着过程合一。“新型政党制度”起始于“五一口号”，创制于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发展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丰富发展和系统总结。
1.学习掌握情况。此调查问卷是依照课程标准进行设计的，符合学生的理解规则。在此调查问卷中，学生对会计专业表示感兴趣所占的比例超过50%，认为会计操作比较困难的比例是33%；在学习方法方面，学生对自己动手实践、小组合作、融入趣味元素感兴趣的所占比例高达80%；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喜欢任务驱动教学法，如分组进行讨论分析和上台讲解问题，比例达到73%。很多学生认为教师的任务环节有助于督促学生学习，比例高达85%。由此可见，学生在学习中更喜欢该教学法。
上周（8月6日-8月10日），二铵出口市场持续发力，价格整体企稳，局部灵活调整。8月13日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指数（CPPI）为 2850.39点，环比下跌1.88点，跌幅为0.07%；同比上涨224.40点，涨幅为8.55%；比基期下跌371.38点，跌幅为11.53%。8月13日中国磷酸二铵零售价格指数（CPRI）为 2950.95点，环比下跌14.72点，跌幅为0.50%；同比上涨111.76点，涨幅为3.94%；比基期下跌270.82点，跌幅为8.41%。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不仅在于其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在于其具有时代科学性。从现实价值层面来讲，这一制度有助于“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23]新型政党制度的界定在于如何凸显制度之“新”。对此，习近平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在三个层面体现了制度之“新”。
第一，广泛代表性和利益共同性。“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24]新型政党制度更好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并以其广泛代表性不断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有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通过对民意诉求的回应增强了满足人民需求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第二，制度包容性和目标一致性。“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25]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既不是一党垄断权力资源的“一党制”，也不是两党或多党竞争然后独占或者“分赃”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在借鉴和创新基础上对旧式政党制度的超越。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协调配合，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有助于团结一切力量，转化消极因素，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发展合力。
第三，运行规范性和治理有效性。“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6]新型政党制度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并在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中增强了规范性。有助于通过多样化的民意表达渠道，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整合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
对照组行常规外科手术治疗：根据患者损伤程度选择适宜的手术方案，将患者腹腔打开后吸收内部液体，仔细探查腹腔组织器官，待处理好受损的脏器后，对腹腔进行冲洗，结束手术；术后于外科ICU中心实施常规复苏干预。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在政党治理方面，新型政党制度有助于巩固执政基础，整合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实现执政目标。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创制的。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反映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际，是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在近现代中国碰撞而成的制度成果。政党治理包括两个层面，分别是自我治理和治国理政，也就是主要体现在党建和执政两个层面。通过政治协商，有利于增强党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实现人民利益、民主价值、党的领导的内在衔接；通过民主监督，有利于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提升党的建设的针对性；通过参政议政，有利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形成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命运共同体”。
2）由上述所得的未加补偿的开环传递函数Bode图可以得出，当频率上升到10 kHz时，增益为-27 dB，因此补偿网络需要在该点处的放大倍数为22.39。
在国家治理方面，政党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党制度对党政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党政关系是政治关系中的核心关系，进而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既不是苏联“党政合一”模式的党政关系，也不是西方国家“党政分开”模式的党政关系，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有助于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化、科学化、法治化。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建构起科学化的党政关系，从而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有助于通过协商民主融合智力资源，增强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系统性，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造成的弊端。
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助于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中国智慧。全球治理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另一个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国家性或地区性问题的治理，其中政党制度问题属于后者。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时具有世界价值。这一制度成果的价值不是拘囿在一国范围内，其中蕴含着探索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价值。这一制度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传统政党制度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原创性超越。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同时，中国强调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这种原则本身就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包容性的价值。
随州市高职院校需要重新评估专业的重组、改进、增设和建设，并且建立专业的专业评估机构。在专业评估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该以高职院校的招生就业情况、人才培养特色、管理制度、教学改革、办学条件、办学思路来进行。为了能够将具有专业特色、专业优势的专业在高职院校内形成，专业评估工作应该每三年进行一次，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建设专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形成特色专业。
四 “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启示
“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更应该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不断根据现实要求和发展实际赋予其时代特色。尤其要突破西方民主思想范式对理论建构和改革创新的限制，通过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话语的认同力，以理论的科学性和话语的亲和性，增进人民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同时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一）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
共产党执政规律既具有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规律，同时还具有中国共产党的个别规律。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政治规律的探索尝试，经过近七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制度创新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要善于从历时性视角审视这一政党制度，不仅看到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更要挖掘其中演进的历史逻辑，揭示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二是要善于从共识性视角审视这一政党制度，不仅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范畴进行对比研究，还要从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层面进行对比研究。三是更要善于从时代变迁中观察这一政党制度，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成就、发展现状、国际形势，树立新的政党观，从新文明形态的视角建构更加完善的新型政党制度。
（二）探索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竞争性民主，协商民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社会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民主是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诉求、目标诉求的基础上互动协商，不仅有助于避免资源内耗，还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通过本质一致性实现力量融合，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丰富的内涵，“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一个长期性任务。一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的定力，坚定制度自信；二要通过话语转换、手段创新、载体转变，增进制度认同；三要通过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的创新，增强制度实效。
（三）形成推动新时代的历史合力
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统一战线的制度载体，也是群众路线的制度载体。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2]首次从践行群众路线的视角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质与优势。不仅对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的价值衔接进行了阐释，还与党的优良作风和根本工作路线进行了价值融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注释：
[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21页。
[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2页。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8页。
田园社区是以乡土文化、田园生态和自然基底为支撑，从建筑形态、居民生活、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社区环境、公共服务及社区管理等方面来塑造的生态宜居宜业的新型农村社区。以生态作为田园社区的根本点，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统筹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综合当地田园社区的经济发展条件、自然地理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突出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0页。
[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从分析结果(见图4)来看：侧壁厚度越接近主壁厚，翘曲变形量越小。整体厚度趋近一致，收缩相对均匀，因此翘曲变形量相对较小。
[10]《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分类代码标准是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的最基础标准之一，要实现数据的融合共享，应首先从技术层面解决军民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不一致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军民双方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标准的对比、分析、统计和总结，提出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标准军民融合的思路和方法，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军民融合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依据和参考。
利用河北CORS系统进行静态高程测量虽然精度较高，但是其观测时间较长、数据需要进行后处理，这些弊端制约了其在日常测绘工作中的应用。利用河北CORS网络RTK观测时间短，可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更加快捷高效，测量时每个控制点需独立测量4次，分别采集60 s，再利用TBC软件进行数据后处理，最终获得每个控制点的高程。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页。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21页。
[1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031页。
[1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030页。
[1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193页。
[20]《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2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554页。
选取我院2017年06月～2018年06月进行了不稳定性心绞痛以及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治疗的患者进行研究，采取数字随机法将所有的患者随机地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人。对照组中有男17名，女23名，年龄51～76岁，平均（63.5±4.9）岁。观察组中有男21名，女19名，年龄53～77岁，平均（62.9±5.1）岁。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等等一般性资料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91页。
[2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193页。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北第193页。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8000多万党员中成为科学化的成果。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具体地说，科学就是整理事实，发现规律，做出结论，指导实践。所谓“化”，《管子·七法》中说：“渐也，顺也，糜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欲夕乘车。”就是说，“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化”要通过疏导的方式，使诸多因子趋向同一个方向；“化”的结果是使诸多因子适应、熟悉并习惯于一个新的环境，而且永久不会改变。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193页。
中图分类号： F74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3-0088-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经验研究”（16JJD710012）
作者简介： 杨彬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2。
责任编辑 高寿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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