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扬州论文,学派论文,镜花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1999）05—0103—05
1
《镜花缘》是清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部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理想追求色彩的优秀作品，在艺术构思上又鲜明地带有以才学为小说的特点。该书的这一思想倾向和文学特点，与作者李汝珍深受乾嘉汉学、特别是乾嘉汉学中扬州学派的影响有关。
在李汝珍生活的时代，倚仗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高踞庙堂达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由于空疏无根、压抑人性而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日益呈现出式微瓦解之势。在清中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特殊的文字狱压力，将文人驱向故纸堆，一向标榜的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不得不避开政治。此时，投入注重考据、强调实证的乾嘉汉学，逐渐取代了宋明理学而执学术思想界的牛耳，学者们纷纷扬起汉学的旗帜，采用训诂、校勘、考据等手段，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人们一般将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前者以惠栋为首，后者以戴震为首。这一吴皖分野说，滥觞于章炳麟的《訄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将此说进一步阐发彰明。梁启超同时又从乾嘉学派分出了扬州学派和浙东学派：“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扬州经济富庶，交通便利，学者云集，长期以来一直是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乾嘉年间扬州有商人资助建立的书院十余所，书院主讲者“皆知名有道之士”。各地学子纷纷来扬求学，赴扬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也很多，戴震曾屡客扬州，在扬州讲学著书多年。要做官上北京，要做学问下扬州，成了当时的一种风气。扬州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扬州一带或扬州周边地区的人，也有一些经常来扬州的外地学者。其中包括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都的汪中、金坛的段玉裁、宝应的刘台拱、兴化的任大椿、扬州的焦循、仪征的阮元、常州的洪亮吉、孙星衍等等。此外，凌廷堪生于海州，青少年时代在海州度过，后来曾一度客居扬州。海州的许乔林、许桂林兄弟多次游学扬州，许桂林是扬州高官曾宾谷的座上客，两兄弟还受到阮元的常识和奖掖，与洪亮吉、孙星衍交好，也应将他们阑入扬州学派。这些学者交游往来，切磋学问，其中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都是戴震的学生，而汪中、凌廷堪、焦循均为戴震的私淑弟子，刘台拱在四库全书馆与戴震交好，因此，扬州学派受戴震和皖派的影响最深。但扬州学派又能择善而从，不主一家，对吴派的治学精神也能有所继承，如汪中对惠栋的《易》学就极为推许。
就治学门径而言，扬州学派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考据派，一类是通经明理派。前者致力于音韵、文字、训诂、考订等“纯学术”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段玉裁和王念孙；后者虽也重视音训考据，但不以此为目的，而只是将其作为探索和发挥古书义理的一种手段，借考据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其代表人物是汪中、洪亮吉、凌廷堪、焦循和阮元。《镜花缘》第五十二回唐闺臣评价《三礼》各家注本说：“他们所注之书，或所见不同，各有采取；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内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讲义理的；也有注意义理，不讲典制的。据妹子看来，典制本从义理而生，义理也从典制而见，原是互相表里。他们各执一说，未免所见皆偏。”这正是李汝珍所持的通经明理派考据、义理并重的观点。
李汝珍随其任盐课司大使的兄长李汝璜，长期居住于海州之板浦，这里与扬州同属苏北地区，必然要受到扬州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李汝珍后来又曾随其兄居住于淮南草埝场，这里距扬州更近。李汝璜从草埝场离任后，李汝珍又很可能跟随他在扬州居住。李汝珍虽不能归入扬州学派，但他的师友亲朋中有不少是扬州学派成员。无论是从时代风气还是从李汝珍个人所处的环境来看，《镜花缘》的创作，受乾嘉汉学特别是其中的扬州学派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
在扬州学派学者中，对李汝珍影响最深的是凌廷堪、许乔林和许桂林。李汝珍曾拜凌廷堪为师，“论文之暇，旁及音韵”。李在海州所娶的妻子许氏，与凌廷堪的母亲是同宗亲戚。许乔林致仕后主持海州敦善书院、郁州书院四十余年。许桂林终生教书著述，在哲学和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二许著述丰富，被誉为“东海二宝”。李汝珍夫人许氏，便是二许的族中堂姐。李汝珍与二许常有诗歌唱和。他作《李氏音鉴》，许桂林曾向他提供有关南方方言的材料，并为之作序。李汝珍曾一度寄居在许家后院的书楼上写《镜花缘》，并阅读了许家的大量藏书。二许曾阅读《镜花缘》的初稿，极有可能提出过修改意见；《镜花缘》付梓时，许乔林又为之作序，且《镜花缘》与许桂林的志异小说《七嬉》有相互雷同的情节：可见二许对《镜花缘》创作的影响非同一般。
2
清中叶时期，理学家们虚浮空疏的学风，一直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和反对。乾嘉学派的开山祖顾炎武则提倡“博学以文”、“多学而识”加以匡救；乾嘉学派的另一先驱人物阎若璩曾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1]（P244）； “扬派”领袖人物焦循也强调要认真读书，“证之以实”。李汝珍读书同祥是讲究从实处入手，在《镜花缘》第十八回，他借卢亭亭之口说：“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大贤恰受此病，并且强不知以为知，一味大言欺人。”小说中描写的白民国的学究，自诩学问高深，教起书来却白字连篇，他将《孟子》中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淑士国的驼背老者，连用五十四个“之”字说明醋价高于酒价，酸腐之气令人作呕，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李汝珍鄙视浅薄无知和庸俗烦琐，提倡博学简明。《镜花缘》中所描写的数十个远方异国，都以《山海经》、《神异经》、《博物志》等古籍中的记载作为依据加以生发，甚至连各国的地理位置也与《山海经》所记完全相同。书中写到的种种珍禽怪兽、奇花异草，也大都能从古书中找到根据。小说后半部分写百名才女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如灯谜的谜面和谜底中，用了许多诗文曲赋名篇中的句子；在行双声叠韵的酒令时，一百人用了一百部书，尤能显示学问的广博渊深。
音韵、训诂是扬派学者治学的基本功，《镜花缘》中涉及音韵学的情节写得十分精彩。饱学老儒多九公，在黑齿国与两少女谈论音韵时，被问得窘相百出。歧舌国以音韵学为国之利器，秘不示人，对将其泄露外邦者予以严惩。多九公救活了生命垂危的王子，又治好了两位王妃的重病，不要任何报酬，只求赠送韵书一部。国王不好推辞，与群臣计议三日，方拿出一张字母表，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外传。将音韵学写得如此神奇珍秘，足见作者对音韵学的重视。卢亭亭说：“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将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这与段玉裁在《寄戴东原先生书》中所说的“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如出一辙。
考据论学的内容也被写入《镜花缘》中。如第十六回卢亭亭证明《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有礼”的“乐”字后面缺一“道”字；第八十回吕祥蓂论《淮南子》中“橘逾淮北为枳，橘至江北为橙”出自《晏子春秋》，而《晏子春秋》也“未必就是周朝的书”。第五十二回阴若花谈《春秋》书法要义，康闺臣论历代礼制的损益、《三礼》各种注本的高低，都具有很浓的考据色彩和学术气息。
《镜花缘》论学不局限于坐而论道，而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性知识十分重视。小说第三十五回唐敖在女儿国指导治水的情节可以证明这一点。小说中多次写到行医治病，详细开列药方，分析病理药理，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实学的推崇。
数学是一门处于时代学术前沿的科学知识，凌廷堪、焦循、许桂林都精通数学。焦循还运用了“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将数学方法引入经学研究。《镜花缘》中与筹算有关的情节有多处，涉及到盈朒算法、差分法、雉兔同笼算法以及运用近代光学、声学知识听雷计程。在第七十九回，精通数学的米兰劳，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八位，显示了较高的数学水平。
焦循的治学方法在扬派中是独具一格的。他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际学习。焦循曾向下层民众求教有关知识，并亲自参加实践。他还强调加强文本研究，“自经论经”，提倡“学贵善思”，反对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主张通过相互争辩、相互切磋来增长学问，认为“鉴以磨
而愈光，丝以涚沤而益熟”[2]（P365），真理也会愈辩愈明。 焦循提出来的这些治学方法，对后人颇有启发意义。《镜花缘》中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与焦循十分类似的治学方法。小说中塑造的多九公，年轻时曾进过学，饱读诗书，后抛弃仕进之路，长年飘洋过海，从而掌握了丰富的航海知识。观看罗盘和岸边的山头，便知前方是什么地方；望见天边一片乌云，便知将要有大风暴来临；对各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他也了如指掌。“多”者，舵也，多九公既是一个博学硕儒，又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海上船老大，是一个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典型。《镜花缘》还多次写到学术争论，如第十九回，唐敖就朱熹所注《四书》有错误而该不该废的问题，发表了一番与多九公不同的见解，多九公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唐兄此言至公至当，……老夫适才所说乃就事论事，未将全体看明，不无执着一偏。”
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进一步由注重伦理道德向注重知识转变，这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博学的时代”。李汝珍以才学为小说，固然有炫博逞才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以此来表达他的社会人生理想。作者的理想社会是：男女平等，相互间礼让不争，当道者礼贤下士，全社会都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和科学。像黑齿国那样，“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读书”；像佳智国那样，“最好天文、卜筮、勾股、算法，诸样奇巧，每般技艺，无不一精”。作者的理想人生是：一生勤学不辍，多才多艺，学问渊博。这样的社会人生理想，采用谈学论艺，引经据典的方式，将其寄寓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构架之中，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作者在艺术上打破了传统写法，确实有一种“花样全翻旧稗官”的创新精神，这是富有启发、值得赞扬的尝试，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加以指责。
3
焦循治学既强调“证之以实”，又主张要进行理论思辨，探索真理，做到“运之以虚”。李汝珍是一个通经明理的作家，受扬州学派的影响，《镜花缘》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批判封建末世的种种社会弊端。在小说的第十二回，作者借君子国宰辅吴之和、吴之祥之口，对“天朝”殡葬停柩选风水、生儿女铺张浪费、送子女入空门、宰杀耕牛损害农业、宴宾客穷极奢华、三姑六婆哄骗钱财、后母虐待前妻儿女、算命卜婚等种种俗弊提出质询，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反思，作者主张移风易俗，禁绝侈靡。洪亮吉曾揭露当时“一棺之费累及千金，一圹之幽藏及百物”[3]的厚葬之风，主张简化丧葬仪式。 洪亮吉还要求大夫“节其饮食、衣服以导下”，带头崇尚节俭，李汝珍与洪亮吉的观点十分一致。
洪亮吉在《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中历数了达官显宦行贿索贿、贪赃枉法的社会弊端，《镜花缘》则通过虚拟的理想社会来表达自己改良主义的主张。君子国“周王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身为宰辅的吴氏兄弟，为人谦恭和蔼，居处是柴扉篱墙，出入无车马随从。小说采用背面敷粉的方法，表现了对丑恶官场的反抗。
其次是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在扬州学派中，汪中曾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惊人见解。汪中认为女子守节殉夫，“尤礼之所不许”，是一种“愚”的表现，主张女子出嫁后如发现丈夫不善，可以自由改嫁，“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4]。 妇女问题是《镜花缘》中探索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镜花缘》中的女子，已不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主角或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她们有自身独具的存在价值，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李汝珍主张女子和男人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享受医疗保健和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力，能够公开地以女子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并进而凭才能参与政事，进入权力机关。作者运用逆向思维，虚构了一个“男人反穿衣裙，作为妇女，以治内事。女人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的女儿国，让传统的男尊女卑来一个彻底的颠倒，让男权的威风扫地以尽，从而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镜花缘》还热情歌颂了女子的聪明才智，书中的百名才女，大都能身处逆境勤奋学艺，除了会赋诗作文外，还精通一门技艺，显示了决不亚于须眉男子的杰出才能。李汝珍还让企图纳妾的强盗头子遭到压寨夫人的痛打和责骂，要求那些想讨女妾的男人将心比心，反躬自问是否愿意让妻子去讨男妾，如果不愿意的话，男人同样也不该去讨女妾。小说中还让君子同宰相吴之和出面，痛斥强迫女子缠足的不人道之陋习，指出这是一种“圣人之所必诛”的罪恶行为，无异于“造淫具”，主张要坚决地“尽绝其习”。李汝珍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已经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准。
再次是对人的正当欲望的认可和弘扬。扬州学派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仰承戴震的学说，肯定人的正当欲望，主张让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合理情欲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相与以情”。这种肯定“人欲”的思想，在《镜花缘》中相当突出。小说中流露了强烈的重商好利的意识。唐敖科场失意后毅然断绝了功名之念，买了些花盆和生铁想到海外去碰碰机会，而林之洋则是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经常考虑和谈论卖货利多利少的问题，企盼着“发个利市”，常是低价购货高价卖出。过长臂国时，多九公道：“即如这注钱财，应有我份，自然该去伸手。”过君子国时，宰相吴之和兄弟赏给众水手燕窝十担，众水手吃燕窝汤时感觉似粉条子，吃剩了许多。船主林之洋闻知，给了众水手几贯钱买下剩余的燕窝收在仓中，高兴异常。多九公家中有祖传的治病秘方，他明确表示不愿刊刻流行，怕的是秘方公开后无人求医，家中缺了养赡，这表现了对个人私利的重视。《镜花缘》中虽没有正面写男女之情，但多次写到女子以“选女婿”、“有姐夫”、“决汝汉”之类的话来开玩笑。第六十五回紫芝说：“你去问问那些女子，他们可肯对天发誓，一生一世不愿有家么？”表达了女子希望婚嫁的愿望。第八十三回众才女饮宴时，紫芝还唱了一支连用许多“想”字、“恨”字以表达男女相思之情的小曲，表现了作者对人的正当情欲的肯定。
扬州学派是乾嘉后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集吴、皖两派之长，治学以广博精通著称，在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作者的生平和交游，还是从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倾向来看，扬州学派对《镜花缘》影响的巨大是没有疑义的。厘清这一层关系，同时以新的小说观念来考察，我们就不至于一味指责李汝珍矜才炫学、以吊书袋为乐事，从而对该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价值作出正确评价。
收稿日期：1998—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