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间的地缘关系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地缘论文,军阀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地方或中央政权，控制一定区域的政治实体，各派军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必然结成一定的地缘关系。这种由于各派军阀之间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的关系，可称之为地缘政治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军阀间的基本政治关系，又是军阀间其他关系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军阀派系的生存状况。通过探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和各派军阀在地缘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地缘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说明军阀势力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一、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
分析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势力的空间背景及其相互关系，其地缘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地盘分布上呈现犬牙交错的相互钳制关系。军阀的分裂导致地盘的分裂。直皖战争前，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三省，直系的主要力量在长江流域，坐拥鄂、赣、苏三省，同时它的地盘也包括当时的直隶、绥远等地。皖系的大本营在京津地区，其地盘却分散在皖、甘、浙、沪、豫等地。（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16页。）在西南六省区，形成了军阀林立的局面。滇系军阀盘踞云南，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黔、川两省，并一度深入到粤、桂、湘、陕省区。桂系陆荣廷据两广，并把触角伸向湖南。夹在北洋军阀和滇、桂军阀之间的四川和湖南，地盘的归属更是摇摆不定，时而依南，时而向北，处于骑墙态势。（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8页。）晋系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自成一体，并根据需要随时与其它派系结盟。各派军阀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围中有包围，分割中有分割，大块地盘中有小块。直皖对立时，直系虽占有长江流域三省，但地盘却呈分散状态，江苏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之中。但皖系的心脏地区却受到来自奉、直两系的两面威胁，而且皖系想用兵西南又必须越过长江，而直系的地盘却恰恰处在用兵孔道上。（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687页。）直皖战争后，皖系势力土崩瓦解，已呈残余之势，但直、奉两系的地盘又处于胶着状态，皖系的多数地盘落入直系之手。当奉系战胜直系后，就把双足伸进长江流域，苏、沪、皖随入其毂中，并且又控制了直、鲁等地。军阀派系在地盘分布上的这种犬牙交错状态，必然造成各派军阀势力的相互钳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562页。）直接影响了军阀派系的军事行为及其结果，影响其政治作为及政治命运。
第二，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多边临敌的被动关系。地盘的位置影响军阀的战略地位。边缘区的军阀远离大的政治军事冲突，可能会有一个较安定的内部环境和较大自由的发展空间，因而在军阀角逐中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若地盘处在国家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其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必然引起军阀间的激烈争夺，该地盘上的军阀就会处于一种多边临敌、无法后退的不利战略态势。奉、滇、桂等派系属于边缘区的军阀。夹在奉系和滇、桂军阀之间的直、皖、川、湘等派系，地盘犬牙交错，至少与两派军阀的地盘接壤，常受到来自南北军阀势力的威胁，因而处于一种多边临敌的不利位置。由于相邻双方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因而随时都会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皖系而言，实施“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清直系；（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695页。）对直系而言，要控制中央政权，对付南北两大势力，首先要除掉皖系这个肘腋之患。川、湘军阀处在南北之间，被迫两面作战，南北周旋，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奉系地盘以南，滇、桂系地盘以北的区域内。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齐卢战争和奉浙战争等都发生在这里。这一区域的军阀矛盾多，树敌多，战争频率高，根本没有后退的余地。
第三，在利益格局上呈现地缘利益的矛盾关系。军阀要想掌握政权，必须拥有一支固定的军队，要想养活一支军队，又必须据有一块比较固定的地盘。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征粮、征税，就可以养活一支军队。“每个小军阀都想成为大军阀，每个大军阀都想统治全中国。要想由小变大，就得扩充军队；要想扩充军队，就得扩大地盘。而要扩大地盘，就得和别的军阀冲突”。（注：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这样，相邻的军阀派系彼此便成了对方向外扩张的障碍，同时也成为最受威胁的对手。地缘利益冲突便成为军阀间最主要的矛盾，地盘之争成了军阀政争的主要原因，军阀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地盘利益的争夺。在北洋军阀的第二次攻湘战争中，直系将领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满自己攻下的湖南地盘被皖系军阀张敬尧占去，不愿皖系在“武力统一”中把势力扩张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直系的地盘内。（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8页。）打着护法旗号的西南军阀愿与吴佩孚息战言和，也是以保存地盘为目的。当他们的地盘受到威胁时，也能联合对付北军，一旦自身利益有了保证，护法外衣就抛到九霄云外。直皖战争结束后，直系在瓜分皖系的地盘，收编皖系军队等方面，占了先机，奉系没有得到实利，长江流域扩张计划成为泡影，为此种下了直、奉战争的种子。（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71页。）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郭松龄的倒戈虽有多种原因，但地盘之争是其重要因素。（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46页。）北洋派系的“武力统一”和西南地区的“联省自治”都成了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一种手段。
第四，在空间形态上呈现远交近攻的利害关系。地盘利益是影响派系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地盘接壤的派系最有可能成为敌人，因为一切军阀都想扩张势力范围，直至统一全国，而相邻双方则相互成为对方扩张势力的直接障碍。相距甚远的派系虽有可能存在矛盾，但没有直接的地盘利益冲突，相互不会构成危及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彼此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远方的朋友一旦成了近邻，地盘利益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朋友变成了敌人。这样，远交近攻策略便成为军阀政治斗争的武器，地缘关系成了政治关系的基础。选择盟友和敌人，多数情况下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直皖战争发动前，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直、桂两系转瞬间成了盟友，他们相约同时动手，各自解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心腑之区的敌人。桂系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直系在北京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势力。（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1013页。）一贯坚持“武力统一”政策的皖系也不得不寻找远方的同盟以对付直系的挑战。皖、粤、滇三系相约夹击桂系。（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2版，第1013页。）直皖战争中，直系南联桂系，北拉奉张，结成八省反皖同盟，置皖系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是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当直、奉联合战胜皖系后，昔日的盟友立刻变成了仇敌，而昨日的仇敌奉、皖两系为共同的利害关系又变成了朋友。粤、奉、皖三派面对来自直系的共同威胁，从南北中三个方向走到了一起，于是出现了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注：楼向哲：《粤奉皖“三角同盟”浅析》，《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北洋各系能够抛开阶级分野，与孙中山结成联合阵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安全需要。南方革命政权在许多场合下成了奉系的同盟者，但当国民党的力量向北发展对奉系构成直接威胁时，双方的战争便不可避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和张作霖是盟友，但奉军一入关，冯、张的同盟关系便宣告结束，转而变成了奉、直联合对冯的局面。
第五，在政治格局上呈现南北地域的抗衡关系。北洋派系与西南军阀分属两个政府、两个法统。虽然“南与北如一丘之貉”，都以攫取最大权力和扩张势力范围为目的，南与北军阀在不少情况下有勾结和联合，但总的情况看，他们的地缘利益不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北洋各系都想把西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全国统一”。西南军阀虽然内部斗争激烈，但当他们的势力范围受到共同威胁时，也会暂时的一致对外。因此，南北地域的抗衡成为时局关注的焦点，政治斗争呈南北方向，军事斗争表现为南北冲突。南北战争变成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和西南军阀的“联省自治”成为双方斗争的基本武器。掌握北京政权的北洋各系野心勃勃，无不以统一西南为职志。西南军阀为求自保，常以“自治”为盾牌。（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80页。）
二、军阀间地缘关系的影响
军阀的分裂导致地盘的分裂，对地盘的争夺又导致军阀间不断的战争，在地缘关系规律的作用下，各派军阀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并最终遭致没顶之灾。
首先，军阀间的地缘利益不可调和，地盘问题不能解决，分裂和战争便不可避免。军阀的产生和分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是造成军阀分裂和战争的根本原因，而地缘利益的冲突就是这种原因的表现形式。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军阀集团出现分化，对湖南地盘的争夺导致了直、皖两系走向分裂。1917-1918年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两次用兵西南，在直系将领吴佩孚就要打下湖南的时候，段祺瑞深恐吴得手于湖南而兼有长江四省地盘，对皖系势力发展不利，遂命嫡系张敬尧以援吴为名，督师入湘，坐取湘督席位以扩充皖系地盘。（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8页。）随后，段又推徐树铮为直隶督军，想进一步把直系曹锟的地盘抢夺过来。（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60页。）这样就引起了直系将领的强烈不满，吴佩孚为保全地盘和维持直隶根本之地，遂决定罢战主和，撤防北归，并结成八省反皖同盟，最后兵戎相见，走向分裂。
不但北洋集团一分为三，而且各派系内部也不断地分裂。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直系中分裂出去，原因之一就是不满吴佩孚的“削藩”政策，夺去他的河南地盘。（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46页。）郭松龄原是奉系的主要将领，手握精锐之师，战功卓著，因遭内部新老各派的嫉视和排挤，欲谋得一块地盘而不能，促成他与国民军结合在一起，联合倒奉。（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22页。）奉系主将张宗昌占据山东后，独树一帜，俨然以鲁张系自居。就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层层裂变，不断分化，派中有派，系中有系，朝秦暮楚，纷攘不已。他们再也无法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更不可能由这些分裂的派系去消灭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的统一。如果说他们之间也有联合，那只是暂时的利益关系和策略方面的需要，联合的双方一旦获胜后，必然有一番权力和地盘的争夺，分脏不均，就必然爆发新的战争去打破这种联合。分裂的趋势无法扼制，因为既得的地缘利益不能调和，地缘利益冲突难以解决，而且犬牙交错的地盘形状不利于军阀的有效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成员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这就势必增加集团内部的分离趋势，造成军阀集团的不断分化组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正酣时，直系在长江流域的齐燮元、孙传芳等冷漠观望，（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05页。）山东郑士奇暗中附皖，更不用说冯玉祥倒戈反直，致使直系惨败。战败后，吴佩孚原想拉拢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另组军政府以图东山再起，但齐燮元等并不效命，致使吴的计划落空。（注：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2页。）孙传芳在控制浙、闽、赣、苏、皖五省地盘后，便脱离吴佩孚的节制，成为一个独立派系。地盘分布上犬牙交错的特点决定了军阀派系只能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联盟，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形不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一致“对外”。
地缘关系的特点造成军阀派系的不断分裂，分裂就意味着战争，战争不但不能消灭割据，反而又不断地制造新的分裂。各派军阀就是沿着这个怪圈，一步步走向分裂，走向战争。为争夺北京政权和地盘，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每次出动兵力数十万之众；为分夺江浙富庶之区，北洋各系发动了三次局部战争，战斗之激烈，破坏之严重不亚于上述三次大的战争；为“武力统一”中国，北洋军阀又打了三次南北战争；（注：三次大的战争指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三次局部战争指江浙战争、齐卢战争和浙奉战争；三次南北战争指1917、1918年段祺瑞的两次对南方作战和1923年吴佩孚的南方用兵。）为解决派系内部之间的恩怨，直、奉两系内部有冯、吴之争，郭、奉之战；为联合“讨赤”，又有直、奉对国民军和直、奉抵抗北伐军的战争，其它如由北洋派系指使操纵的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更是数不胜数。
北洋军阀的不断分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致对外。三次用兵西南，兵力占绝对优势，结果是无功而返。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正是利用了北洋军阀的分裂和不统一。北洋派系不但不能摧毁广东政权，反而在多数时候成了广东政权的盟友。孙中山讨伐桂系，击败陈炯明，两次重建广州政权，都是在皖、奉两系的配合支持下进行的。
频繁的战争加剧了政局动荡，北洋政府统治的16年中更换了9次元首、47届内阁，（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2页。）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毫无建设可言。战争和动乱，又造成严重的破坏，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苦难，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客观上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各派军阀不断地发动战争，便要不断地扩大军队，最盛时，直系有军队40余万人，奉系有军队35万人，皖系也有24万余人左右。（注：吴永明：《北洋军阀武器装备问题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四川一省有军队18.6万人，广东有15万人，湘、桂、滇、黔也在6万人左右。（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86页。）要蓄养这些庞大的军队，便需抢占更多的地盘，要抢占更多的地盘，又必须进行新的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也就愈加严重。（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52页。）以致军阀各派在战争中耗尽精锐，走向衰落。
其次，地盘上的多边临敌使各派军阀陷入极大的战略被动。地盘的位置关系会影响到军阀的安危和政治军事作为。那些周边相邻军阀多且强的地盘最易成为矛盾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腹背受敌，位于这种地盘上的军阀常被迫两面或多面作战。1920年7月在津京地区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三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双方势均力敌，各自在津京地区投入兵力5万多人，加上分散在各地的驻军，各约18万人。（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551-552页。）初战两仗都是皖胜直败，但皖系的心脏地区却处在直奉联军的战略包围之中。直、奉两系结成八省反皖同盟，反皖势力纵贯南北，北自黑龙江南至湖北，控制了京奉、京汉两大铁路干线。散处各地的皖系势力也都处在直、奉两系的夹击之中，他们或自顾不暇，或不能实行有效的战略配合。尽管皖系握有边防军和西北军三师四旅精锐，有湘、陕、鲁等省的同心效命和安福系的摇旗呐喊，也终不免失败。战争进行到第四天，奉军参战，皖系腹背受敌，东、西两路全面溃败，致使段祺瑞苦心经营的皖系力量数日之内即土崩瓦解。1924年9月爆发的江浙战争，也呈以众击寡的态势。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苏、皖、闽、赣及直系有关部队，兵分四路进攻浙江。浙督卢永祥三面受敌，后援不济，很快就归于失败。直系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惨败，也是多面受敌的结果。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使直系多方应付，极为被动。江浙战争是直奉战争的前哨战，尽管皖系卢永祥战败，但却牵制了直系长江下游的力量。（注：楼向哲：《粤奉皖“三角同盟”浅析》，《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孙中山也积极北伐，出师湘、赣，直接牵制了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使吴佩孚嫡系肖耀南部穷于应付，无暇顾及援吴战事。这样，孙中山攻于南，卢永祥战于东，张作霖击于北，冯玉祥、胡景翼等拊其背，在多方打击下，曹、吴势力终于败北。其他战争如孙传芳联合国民军夹击张宗昌，奉、直联合夹击国民军都是以众击寡的战例。京津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川、湖南等地是当时的三个政治漩涡中心。（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35页。）处于这些地方的军阀常陷于一种多边临敌、无法后退的位置。京、津地区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地区，政治价值最为重要。控制京津地区就意味着控制了中央政权，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各大派系无不以占领京津为矢志。北洋军阀内部的三次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每次战争的结果总是胜利者控制中央政权，一旦某一派系占据了京津地区，立刻就成为众矢之的。占据京津地区的派系，战争频率最高，常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经济核心区。控制该地区就意味着掌握了经济资源，就可以蓄养更多的军队，为争夺这一区域又爆发了三次局部战争，处于该区域的军阀常面临严重的战争形势，遭受多方军事压力。川、湘位处南北军阀势力之间，形势最为复杂，战略价值较高。（注：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28页。）北洋军阀各派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用兵西南，川、湘首当其中。西南军阀割据自保，川、湘门户势在必争。这一地区的军阀常周旋于多强之间，势力难以发展。直、皖两系不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漩涡中心，而且始终处于南北夹击、多边临敌的不利位置。他们没有巩固的后方，缺乏战略纵深，败无退路，不像边缘区的军阀，如滇、桂、奉等系，可以据守一隅，“发奋图强”，有利则攻，无利则守，进退有据。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他们也就无法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巩固工作，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体系。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军费筹措困难，武器装备差，兵多枪少，实力远不如奉系。频繁的战争消耗了他们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煎熬，加之各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灭亡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军阀间的地缘关系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机缘
国民革命力量以华南一隅之地，迅速崛起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势力，一方面是革命形势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军阀间地缘关系作用的结果。对地盘和权力的争夺使军阀陷入一个不断分裂、不断战争的陷阱，客观上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胜利的可能。
第一，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为国民革命势力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地缘利益的冲突导致了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而分裂和战争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一致的对外行动。既然他们不能消灭众多的割据势力，当然也无力摧毁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国民革命力量在华南地区的存在和发展，显然得益于军阀的分裂和不统一。北洋各派不但不能消灭广东革命政权，反而在多数时候成了广东政权的盟友。孙中山讨伐桂系，击败陈炯明，两次重建广州政权，都是在皖、奉两系的配合支持下进行的。而且两广根据地偏居华南，区域集中，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和大的军事冲突，又有巨大的山脉把它与其他派系地域阻隔开来，北洋势力难以深入。在北伐战争前，虽然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势力相互构成威胁，广东政权曾有过北伐之举，但因内部制肘，或准备不充分，都没有成功。北洋军阀也时时打算图粤，因内部的不断分裂和战争，加上彼此牵制，图粤阴谋总不能得逞，因而才有南北之间的对峙局面。革命政权利用这种偏安局面，开辟和巩固自己的根据地，从事经济和政权建设。消灭桂系军阀，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陈炯明，肃清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等军阀势力，为北伐战争创造了稳固的战略后方。革命政权靠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饶和便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能够直接获得海外援助的交通条件，短时间里征集十万大军，为国民革命准备了物质力量。
第二，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机缘。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以初始的十万之师席卷东南，横扫华北，一举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北伐军何以进兵神速？直、奉两系何以一败涂地？除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伐军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军阀间地缘关系特点的影响。当时的北洋军阀地盘呈三足鼎立之势，奉张系占据北方，直系吴佩孚东山再起后据有两湖和河南等地，孙传芳以东南五省为己有。他们各自以保存自己的地盘为目的，只能各自为战，单独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不能形成相互支持的战略态势，缺乏有效的战略配合，这便为北伐军施行各个击破战略提供了可能。当吴佩孚部与北伐军激战湘中时，孙传芳采取观望态度，希望吴与北伐军两败俱伤，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注：张静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北伐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30页。）孙有16万人的兵力，吴在两湖也有10万之师，他们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从汀泗桥、贺胜桥恶战和南昌争夺战可见一斑。若孙部出兵援湘，夹击北伐军，战争进程就有可能被改变。但由于他们不能实行战略配合，致使吴部惨败两湖。当北伐军攻克两湖，兵锋转向东南五省时，孙部也只能单独迎战。孙兵力虽众，但分兵闽、赣两处，难敌北伐军的夹攻之势，五省地盘很快失其二。北伐军取得长江流域半壁后，奉系地盘就暴露在北伐军的兵锋之下。张、吴、孙和直鲁联军迫于形势危急，调整了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直鲁联军让出河北地盘给奉军；奉军张学良部出兵吴佩孚的河南地盘，督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让出苏、皖的江北给直鲁联军，孙据沪、杭一带对抗北伐军。（注：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47页。）这等于是吞并吴、孙两人的地盘，当然为他们所不愿，并最终引发奉、吴两系对河南的激烈争夺，从而加速了北洋军阀的覆灭。
第三，军阀间地缘关系的特点促成了北洋势力的覆灭。从北洋三系次第覆灭的史实看，可发现地缘关系的深远影响。在北洋军阀内部的角逐中，夹在南北直、奉两大势力之间的皖系最先衰败。在北伐军与北洋势力的决战中，冯玉祥在西北响应北伐，出兵河南，对北洋军阀是个致命威胁。夹在南面北伐军、北面奉军、西面国民联军三大势力之间的直系很快就被挤得粉碎。当时退至河南的吴佩孚尚有军队20余万，但他受到南面北伐军、西面冯军的两面夹击，同时又面临东、北两个方向的直鲁联军和奉军的军事压力，在四方势力的挤压下，吴佩孚的军队和地盘彻底瓦解。（注：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第194页。）退守沪、浙的孙传芳，在北伐军进军和直鲁联军“南援”的局势下，内部分崩离析，五省联盟解体，孙只得落荒而逃。至此，直系势力从政治地形图上消失。这样，从中国南端出发的北伐军和来自北端的奉军及由西北顺势而下的北方国民联军开始了中原逐鹿。晋系阎锡山归附南方阵营，直接威胁奉系的京畿重地。阎、冯两部从西面，北伐军从南面夹击奉军，迫使它退回到它的出发地。最终是奉系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东北易帜，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在形式上取得统一。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全国的统一是由南端的国民党和北端的奉系军阀握手言和达成的，而曾经掌握过北京政权、位处国家中心区域的直、皖两系终不能统一国家，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退出历史舞台。这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地缘关系规律的作用。直皖两系因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和地缘矛盾的焦点而耗尽力量，败无退路。国民党和奉系军阀因地缘优势而得以发展，并通过中原逐鹿而定大局。由此可见，地缘关系影响着军阀派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军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影响着各派军阀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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