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上的八大疑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案论文,史上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为中国所有的历史书上现在都是这么写的。然而事实上这一说法更多的只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决定，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为共产党而非共产主义小组；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党史报告或文章中都认为党创建于1920年；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多次使用了“吾党”一词；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时填写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填写的入党时间也是1920年等等。有的还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定为1921年，将党的“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出现的，是为了贬低陈独秀的建党的作用，是出于“抑陈（独秀）扬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事实上当事者中支持两种说法的人都有，如“一大”代表陈潭秋、张国焘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就是党的成立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6月号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坠地了。”1971年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而1937年董必武却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包惠僧则说：“就我的记忆，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夏秋之交成立的。……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而它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政党组织那样合法地去有关部门注册登记，也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布自己组织正式成立的宣言。由此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事后出现众说纷纭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由于缺乏一个评判标准及后人的看法认识不同而已。
二、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会议从现在看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人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呢？虽然“一大”代表对此有所回忆，但大多语焉不详。
对于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同时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召开“一大”的通知，认为受到轻视而产生抵制情绪。这一论断已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则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六七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主要依据张国焘等人回忆。张国焘曾说李大钊因“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刘仁静有两则回忆都说到李大钊因“工作忙，走不脱”，甚至忙到连支部会议都不能参加。至于“校务纷繁”点什么？“工作忙”些什么？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刘仁静都未加说明。第三种观点是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住院，故未能出席。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不是出于当时“公务繁忙”，而在于陈独秀、李大钊对“一大”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当时许多党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于1920年宣告成立。如李达、张申府、邓中夏等都是这么看的。许多学者也认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然中共的全国组织已经于1920年成立，那么1921年召开的“一大”的意义被低估，应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一大”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后来赋予的。“一大”及会后反映出的一些情况，也足以证明：陈独秀、李大钊低估“一大”，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陈独秀、李大钊两人事后都没有就此事作过说明，因此究竟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及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
对于中共“一大”何时召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7月23日召开。这一观点依据有三：一是基于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根据大量材料考证在所有与会的13人中，7月1日到上海的代表只有3人，余者均是7月14日以后至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是全体代表到齐后才召开的，这说明“一大”在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三是借助“一大”代表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中间休会两天起草文件，合计8天。根据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美琴被杀案，查上海《新闻报》、《申报》，此案发生于7月31日，由此可推知最后一次会议为7月30日，从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这个结论已被海内外普遍接受，一般党史书籍也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二）7月24日召开。提出这一观点学者的依据有两点：一是依据陈公博在“一大”期间的行程。陈公博于7月23日乘英国游轮到达上海，由于他要安排食宿以及向张国焘、李达汇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与陈独秀的情况。因此，从日程安排上看他不可能于7月23日当天参加大会，根据材料“一大”第一次会议是全体代表参加的，由此认为“一大”的召开日期为7月24日。二是依据“一大”会议日程的合理安排。通过对一些史料的考证，从对会议进程即汇报交流阶段、休会阶段、讨论阶段的时间分配，推断出“一大”于7月24日召开。
既然党的“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那么为什么把7月1日定为党的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的报告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时期，由于无法搞清“一大”开会的确切日期，中共中央在1941年6月30日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确定将“一大”召开的7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的建党纪念日。这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做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由此可见“七一”作为党的周年纪念日，具有象征意义。但从史学的角度，弄清党诞生的确切日期，是完全必要的。
四、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问题
“一大”上海会议遭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止是在7月30日晚上，此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全部议程。但是对“一大”闭幕的时间，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嘉兴开会的时间存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等书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回避了具体的日期。过去有学者认为南湖会议是7月31日召开的，近年来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7月31日闭幕说，目前主要有8月1日、8月2日、8月5日三种观点。
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信中说：“一大”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学者们认为，董必武信中的“隔了一日”在南湖开会，即是8月1日。因为7月30日晚发生意外，31日上午在南湖开会是十分紧张的，所以8月1日在南湖开会的可能性较大。
8月2日闭幕说。主要依据是(1)当时到南湖安排会议的主要当事人王会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始终强调是上海停会后“隔两日”在南湖开会的，隔两日就是8月2日。(2)通过查阅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地方通讯栏，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发生历史上罕见风灾”。如果8月1日代表们在南湖开会，必会受风灾的困扰。而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都说南湖会议“顺利进行”、“圆满结束”，而没有提及这场灾难。这说明南湖开会是8月1日之后。(3)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过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登在当时的《新青年》上。文中提到，他与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赴杭，“（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后来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杭州）归来上海之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证明南湖会议是在3号之前1号之后的2号。
8月5日闭幕说。它的主要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的报告，称“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虽然8月5日闭幕说也是孤证，但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查到的史料，比回忆录显然更具说服力了，而且既然开幕时间采用了这则材料，那么闭幕日期也应如此。
五、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及代表全国党员人数问题
关于“一大”代表人数，历来有12人和13人的说法，主要分歧在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不过也有学者对湖南代表何叔衡是否出席“一大”提出了疑问。
对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现有三种说法：1、包惠僧是正式代表，“一大”人数为13人，其依据：①一些代表的回忆，肯定包惠僧是正式代表；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六大”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出席“一大”代表名单中包括包惠僧；③包惠僧对建党工作的贡献以及在“一大”的表现，证明他具有代表资格。2、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出席“一大”的人数为12人。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不仅包不承认自己代表湖北，更重要的是武汉支部已按规定派出了两名代表。包惠僧也不是广东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不承认与他一起被选为代表，还声明在“一大”前不认识他。陈公博在1944年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我出席……7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张国焘、包惠僧都是那时认识的。”3、不是正式代表，而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大”的。这主要是根据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在《图说中国历史》中提到参加“一大”人员中有一名观察员的说法。
关于何叔衡未参加“一大”的说法，主要依据是：①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的说法。张国焘说：“在一大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现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六大”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中没有何叔衡的名字。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见到何回忆“一大”的任何材料，也没有“一大”代表回忆到何的任何活动。④另外前苏联研究者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写出了参加会议的12人，其中没有何叔衡。事实上由于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察制度，因此有人指出应提“出席者”为妥。这样“一大”出席者应该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3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共15人。这一说法基本上已经得到一致认同。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党员的人数问题，毛泽东说过70人，张国焘回忆为59人，“六大”代表在莫斯科算出有57人，但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53个党员。”作为党史方面的权威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是这么说的，“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明，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笔者以为在目前这也是比较妥帖的说法。
六、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及诞生地问题
关于中共“一大”会址，长期以来，除党史研究者外，一般人只知道上海会址是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嘉兴会址是一艘游船。其实中共“一大”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那就是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近年来党史界考证的结果认为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博文女校开幕的。他们依据的材料是：（一）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刊物上著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寓客”，“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后改在李汉俊家开会，由于出事，“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到的”。（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居在这间学校里。”又说：“为便于马林与尼可尔斯基出席起见，大会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海是中共的诞生地。首先，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其次上海集中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宣传者；其三，上海发起组不但促进和帮助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而且筹备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所以上海成为中共的诞生地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必然。
另一种观点认为嘉兴是中共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以后，会议进一步讨论并明确规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讨论并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中央领导人。这充分说明嘉兴会议最后完成了建党任务，“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笔者以为实际上诞生地问题的争议缘起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确定的分歧。虽然目前在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及诞生地问题上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一大”的头两次会议是在博文女校召开的，第三至第六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树德里3号，之后又转到嘉兴南湖。所以上海和嘉兴都是中共“一大”的会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然而两个诞生地的存在终究有些怪，当然目前也只能如此。
七、中共“一大”党纲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党纲中文本，能够看到的中共“一大”党纲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俄文本见于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英文本见于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
在简短的、仅有十五条的“一大”党纲中，竟有一项条款短缺。这给人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间。对于“一大”纲领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目前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遗漏说。在俄文本的注释中首先提出这种说法。“一大”纲领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而俄文本被首先发现，与后来发现的英文本相比，无大的矛盾之处，所以一般研究者也就采用俄文本所持的“遗漏”一说。当然“遗漏”二字既可以是学术推断，也可以被看作对这一历史文献重大缺失的客观说明。第二，技术错误说。主要是陈公博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所附的“一大”纲领。有学者认为，“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第三，删除说。有学者大胆推测被删的内容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新生的中共对于究竟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最后只能以特殊形式处理之。
当然，以上关于第十一条的考证，都还是一些推测。最后结论还有待于新的资料的发现和更有说服力的推论。
八、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原因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议在李汉俊家开会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现在已经查明知道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是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但是程子卿为什么会进入会场，人们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一大”被搜查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马林的关系。“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因而人们曾长期以为是马林的大嗓门暴露了会场。另一个“一大”代表董必武则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不多，故马林进入会场便引来了怀疑。后来，从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发现，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了法租界警方的监视。因此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不过此说也有矛盾之处，既然租界知道马林的身份为什么前两天没来搜查呢？又为什么不直接先派巡捕包围李家呢？为什么还要问马林是谁呢？应该问马林来干什么才对。
二说是偶然发现。根据有关材料，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而当时正好有一个公共租界警方密切注意的，名叫全国联合会的恰巧在“一大”会场隔壁，经考证，当年程子卿是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误入了“一大”会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法租界警方确实由于马林的关系而怀疑有非法聚会，但是还不能确定，所以派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装成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入内查看，由于马林的机警，才使法租界巡捕扑了空。关于此问题也还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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