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学之传记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教育技术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3)01－0024－09
一、引言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器”即工具或方法。在现今的科学研究中，欲想得到正确的结果，选择恰当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利用是一个灵活、辩证的过程。不同的研究问题，可以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同样的研究问题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的科学研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研究方法是受研究假设与问题限制的，很多研究套用现成的死板的研究方法，忽略了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灵活性。这种对研究方法在研究中价值和作用的认识是极为不可取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除了与研究问题有关外，还与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息息相关。(张君仁，2002)
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一个争议问题，即教育技术学是否有或者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日本教育技术学会会长永野和男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悲哀”。任何一个领域或者学科都没有必要强求专属于本领域或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形异而实同”的研究方法只会束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模式、研究思维，损害研究的成果，不利于学科健康、和谐、有序的发展。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学科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学科之间的综合包容意识逐渐增强。教育技术学学科天生的跨学科性质也必然决定了它多角度观察和全方位的方法论视角。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技术学学科本身，例如教育技术学是不是一门学科、教育技术学有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是什么等，大大忽略了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人的作用与价值。而人才往往是推动这一学科本土化发展的原动力。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离不开关键人物的作用，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不是技术更不是其他。因此，通过“人物”研究，揭示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路线、困境与问题等就显得极为必要和有价值。“人物”研究在教育技术学科里并不陌生，但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却很鲜见。对于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个人历史的作用以及个人与文化群体、个人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说，传记研究法有其明显的优势。因为传记研究法的架构是历史的、背景是社会学的、目的是文化人类学的，是将技术的工具与目的作为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焦点，审视技术与教育之间的职业关系，使技术在促进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本文旨在梳理教育技术领域“人物”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记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实施步骤以及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应用实例等介绍，使相关研究者能充分理解与认识这一研究方法，为进行科学、规范的教育技术研究提供一种借鉴。
二、教育技术领域“人物”研究综述
随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反思不断高涨，特别是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对人物研究的重视。目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有关人物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专家研究(主要以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为主)。丁新教授(2008)在研究国际远程教育相关人物时，引入了传记研究方法。传记研究方法能最大可能地回避单纯的文献分析和综述，并且能对人物所提出的理论与他们工作中所进行的实践相关联、将他们的职业与项目相关联，这对于深入挖掘人物提出理论中更深层次的含义和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是非常有效的。(穆肃等，2007)传记研究法作为一种“文本的透镜”，能对人物进行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透视，(刘兵，1993)可以集中注意教育技术发展中相关人物的个人学术活动这一特征。焦建利(2009)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中，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研究对象的生平(何时何地出生、何年毕业和在哪里任职等)、学术思想(主要包括研究者的兴趣和在教育技术领域里所做的贡献)、评价(主要从对学术贡献的角度对学术思想进行评析)和启示(研究者的学术贡献带来的启发)等进行论述。由上可见，这一类人物研究主要以“人”的生命发展为线索，注重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教育技术学术领域做出的贡献；以描述为主，是以研究者的学术关怀视角去对被研究者的描述。之所以以研究者的学术关怀视角去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研究的结论并不涵盖被研究者所有的学术贡献，只涉及研究者认为贡献度相对较大的学术思想。
第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专家研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的历史，并且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要认识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裴娣娜，2010)但不能“以史论史，要以史为鉴”。以南国农先生为首，很多教育技术专家都积极热情地参与了中国电化教育史的研究，其中有关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推动电化教育发展的开拓者，例如对金陵大学孙明经先生的研究。(朱敬等，2006)这一类研究主要以史料的梳理为主，以时间为顺序，将人物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以及与世界同行的比较中；重在叙述，介绍我国早期“电教人”在电化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其他学科对话交流、对社会的贡献和国际之间交流协作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研究一般在对文本资料的阐述之后，会结合研究者个人学术视角，对现今教育技术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同时也会反思我国教育技术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三，当代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学者、专家研究。老一辈“电教人”在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当代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现今理论体系比较健全的教育技术学科。这一类研究主要以当代学者的著作文本为线索，并且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个性和经历等进行相关分析，例如对中国电化教育奠基人南国农先生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分析。(钟志贤，2010)还有一些研究结合人物的个人发展历程来描述当初那个年代“电教人”生存的状况和为建设学科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等。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敬仰的视角去梳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脉络，写法以“白描”为主，即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绘人物的形象，没有过多的修饰与渲染，但结合人物的学术贡献又不失鲜明与生动。
以上有关教育技术领域人物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先对人物进行介绍，然后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再进行一定的述评，最后得出一定的启示。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采用或体现了传记研究方法。但是目前关于传记研究方法，尤其是传记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方法还缺少系统性的介绍。笔者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促进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与发展。传记研究方法借助于历史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及其生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做历史性探讨，可以带领我们更接近我们想要了解的事实。它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让我们超越一般性资料或大部分官方资料以及许多研究证据的局限和横切；它对教育技术学专家的生命史、生活史等加以综合立体地搜集、思考，可以引导我们质疑个人主义式的方法论，帮助我们辩证地认识研究对象。
三、传记研究方法的类型
传记研究(Biographical Study)类属于质性研究方法，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在Robert E.Park及其他运用质的、解释的与互动的研究取向者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学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所谓传记研究法是指搜集运用个人生命文件或描述生活转折点文件的研究形态，这些文件包括自传、传记、日记、信件、著作、生活史、生活故事、个人经验故事等。(潘慧玲，2005)传记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个人的生命经验，通常用于发展历程的研究。传记研究对于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历史的作用以及个人与文化群体、个人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说，有其明显的优势。因为它的架构是历史的，背景是社会学的，目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里，传记研究方法是将技术促进与改善教育作为联系的焦点，审视“人”通过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种种自我表演。传记研究方法的类型很多，根据研究所使用材料的类型可以分为基于自传、传记、生命史、口述历史与叙事探究等研究。各类传记研究方法的内涵和特点(穆肃等，2007)如表1所示。
传记研究可根据研究者的不同关注点，对其生活经历、经验、故事、论述、著作、媒体报道、自我思想与想象等进行考证。在国内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里对其早期电教(教育技术)专家、当代权威学者、首席专家等进行传记研究，是一种以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在真实描述的基础上发掘隐性知识，探究教育技术学学科从一项事业到一个领域再到一门学科的变化规律以及推动这个规律前进的人的不可磨灭的力量与价值。
四、传记研究的理论基础
传记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两个学术传统：第一是精神科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的传统，主要受到狄尔泰和胡塞尔哲学的影响；第二是来自于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典范，可以追溯到韦伯理解社会学和舒兹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梁福镇，2003)其理论基础依据上级学科——教育学的传记研究理论，可以归纳为：(Danner,1994; Marotzki,1996a、1996b)
现象学。现象学主要强调的是对意识的还原，即把意识还原到纯粹的意识(意识的最初形态，然后探究现象的本质)。(杨开城，2011)传记研究方法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注重个人生活世界、生命经验和意向性问题的探讨。在进行传记研究时，采用现象学还原法去除研究者的偏见，搜集传记研究相关的文献，运用现象学描述法分析传记研究的文本，掌握传记研究要探讨的生命现象和重要因素，探究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以了解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相。
诠释学。诠释学的基本特点是客观主义。传记的研究方法受到狄尔泰诠释学的影响，注重传记研究相关文献历史脉络的确定，采用“预先准备的诠释”(Vorbereitende Interpretation)、“文本内在的诠释”(Textimmanente Interpretation)、“交互合作的诠释”(Koordinierende Interpretation)等三种方法以理解传记文本的内容。“预先准备的诠释”注重传记文本内容和资料来源的批判，通过版本的检查以确定传记文本的信度。在传记文本的诠释中，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先前意见”(Vormeinung)、“先前理解”(Vorstandnis)、“先前知识”(Vorwissen)、“代答问题”(Fragestellung)等加以澄清，使其观点明确。传记研究还要注重文本一般意义的诠释，以确定其核心的内容。
理解社会学。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理解社会行动的科学，即要通过理解社会的过程与结果，对社会行为作出因果解释。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的主观意识与他人的行为发生关系的行为。这表示韦伯把“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或“社会关系”(Soziales Vethaltnis)当作社会特有的研究主题。教育科学传记研究吸收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的焦点应该是人类的主体性，相信人类是根据事件对其主题的意义而行动的。因此，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王丽云，2000)符号互动理论的观点受到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影响，因此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教育科学传记方法重要的理论基础。
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对社会行动的研究指出，自传是了解个人意义流的重要方法，因此对于生命故事的搜集，重点不光是在了解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在于了解个人结构性的自我意识。因此，传记研究方法注重个人主体性和生命史的研究。
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分析的方法，运用系统化的程序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一般情况下没有研究假设，从资料直接入手，是从下往上建立理论的方法。扎根理论认为，从资料中衍生出的理论，往往比仅依据经验或推测将一系列的概念聚合在一起来得更接近“现实”(Reality)。基于扎根理论进行的研究过程中，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与理论的获得紧密相连。
叙述访谈法。舒徹(Fritz Schutze)等人的叙述访谈法对于传记的个人经验研究和集体经验资料的搜集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者可以应用叙述访谈法搜集传记研究的资料，并且与确定的评述过程相关联，提供传主的生活事件，形成非常有意义的整体关系。
客观诠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是通过文体来了解文本，对文本的一种客观解读。客观诠释学重点作用于传记研究的资料，使其能够不依赖主观意向的判断，客观集体地被结构地实施。
心理分析学。罗伦徹等人的心理分析学(Psychoanalysis)是研究人的深层心理发生发展及规律的科学。在传记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应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文本被当作表面的现象来处理，并且被视为基础的结构加以研究，也就是被当作心理过程的结果来理解。当表面现象与建构的基本结构一起被理解时，能够被探究的经验现象所理解。
五、传记研究方法的步骤
马洛兹基在《教育科学传记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一文中，提出教育科学传记研究设计的四个古典要素，包括提出问题、对象范围、资料搜集和资料利用。他认为可以使用访谈、团体讨论、参与观察的民俗志方法来进行资料搜集，可以采取描述一类型学的方法，应用理论建构和深度结构的概念，进行研究资料的处理。(Marotzki,1999)传记研究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都具有相同和重要的四个步骤，(潘慧玲，2005)其具体归纳如表2。
在传记的研究过程中，传记资料的诠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进行资料的诠释时，首先要以狄尔泰诠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为指导，避免主观偏见的影响，采用实证检验的方式，减少传记研究主观的错误；其次，利用现象学描述法具体地说明研究资料的内容；最后采用传记研究方法建构研究内容彼此之间的关联，并用诠释学方法诠释其整体意义。
六、传记研究法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传记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里正式提出并使用始于华南师范大学丁新教授。丁新教授在进行国际远程教育理论体系研究的过程中，为了对国际远程教育理论进行梳理以建立远程教育理论的国际参照系，采取传记研究方法对国际远程教育的领军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穆肃等，2007)这不仅仅是将传记研究方法作为质性研究方法引入远程教育研究，而且是以一个崭新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概览了国际远程教育理论的发展，充实了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参考丁新教授有关传记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领域首席专家何克抗教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孙立会等，2010)这项研究完全按照传记研究方法的步骤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目的是通过对何克抗教授学术贡献的梳理，一方面验证传记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系统地整理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思想。
1.研究过程
(1)研究设计：界定问题
教育技术学学科在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不仅完善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也在教育技术实践领域有了新的突破。在从一项事业到三级学科，再到二级学科的过程中经历了社会各个领域专家、学科的质疑与检验。教育技术发展的历程中发生过很多关于重大问题的论述与争论，包括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名称与内涵之争(“教育技术”是否应该取代“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与“电化教育”内涵有何不同)；教育技术学学科是定位在教育还是定位在技术(学科定位问题)；教学论与教学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与区别，以及教学论与教育技术之间的博弈；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对AECT'05定义的分析、讨论和质疑；教学模式与教学结构之异同等。
这些问题涵盖了对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性质、范畴、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认识。梳理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理解。
(2)确定研究对象
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首席专家何克抗教授对上述重大问题都进行过详细而严格的论述，并且提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主导—主体”教学设计、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等，在教育技术学界有重大影响。以何克抗教授为研究对象能确保资料的丰富性、全面性，以及结论的权威性、普适性。
(3)资料搜集
传记资料搜集的范围很广，要注意搜集与研究问题有直接关联的资料。以学科立场进行传记研究，就要以学术资料的搜集为主。何克抗教授研究的范围非常广，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也非常多，但结合本研究的问题，笔者主要以何克抗教授在2000－2009年度发表的66篇学术论文(见表3)以及两本专著(《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为研究对象，梳理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各种重要问题以及“教育技术”本土化的过程。
2.资料分析
传记研究资料的分析，主要应将搜集的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并且清除与研究问题不相关的资料，找到其中的脉络。结合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特征，笔者将何克抗教授有关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问题的研究分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1)教育技术理论创新
第一，有关教育技术学学科逻辑起点的考证。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曾引起教育技术学学科专家甚至是其他学科领域专家的极大兴趣，为此提出了很多观点。何克抗教授先从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考量开始，对教育学的几种代表性逻辑起点——体育起点、人本起点、儿童起点、劳动起点、管理起点、知识起点、学习起点、教育起点等进行总结概括，结合教育学专家瞿葆奎教授有关各种起点论的分类，并依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提出作为逻辑起点应满足的三条质的规定性进行理性而客观的论述，最后提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应为“教育”活动。何克抗教授之所以先论述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因为就目前看来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然而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尚未达到统一，所以论述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必须先确定一种较为合理的教育学逻辑起点，否则“闭门造车”的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可信度可想而知。最终何克抗教授提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为“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
教育学发展至今其逻辑起点的争论尚未休止，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的争论始终未趋于统一也很正常，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有很大关联。何克抗教授按照逻辑起点应该满足的三条质的规定，充分而细致地论述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可谓是有理有据，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观点。
第二，教学设计与教学论。有关“教学论”与“教学设计”争辩的过程中，李秉德教授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教学设计”与“教学论”是低层次重复和名词概念间的混同与歧义。何克抗教授在进行“教学论”与“教学设计”术语论述的时候，从国外有关教学论的研究入手，对“教学论”术语及教学论学科进行溯源，并依据国内外有关教学设计和教学论相关的论述，对这两个领域的内涵做了比较分析，得出：教学设计主要是运用系统方法，将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原理转换成对教学的目的(或教学目标)、教学的条件、教学的方法、教学的评价等各个教学环节进行具体设计的系统化过程，是一种“桥梁”学科，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是以应用为主的学科，直接为一线教师服务。而教学论研究教学的本质与规律，是通过教学中的现象来寻找优化学习、促进教学的各种条件与方法，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性学科，并且这种理论是规定性的。
何克抗教授详细而严谨地界定了“教学设计”与“教学论”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有据、冷静而客观地回复了李秉德教授提出的观点。这一论述证明了教育技术学学科是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取代或“鄙视”的学科，它的存在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这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在相关学科中的桥梁作用及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双主”型教学设计。建构主义是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过多地忽略了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也就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学生与老师之间情感交流的作用。正如王策三教授所言：没有没有学的教，也没有没有教的学，学与教应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何克抗教授结合中国学习者的特点，深刻地反思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并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有意义学习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学习和教学并重的“双主型”(主导—主体)教学设计思想。学教并重的教学设计思想结合了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理论和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理论的各自优点，既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这进一步完善了建构主义的理论教育思想由“以学生为中心”转向“主导—主体相结合”，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由纯主观主义转向主客观统一。这也可以看作是混合式学习，是符合我国教育发展规律的。因为我们既不能过度地“迷信”乔纳森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不能“孤注一掷”地坚持只注重教学的教学理论，必须结合二者的优点才能更有创造性地得出适应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教学设计原则。
当代教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运用信息技术变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何克抗教授提出的变革传统的教学结构，即用“主导－主体”教学设计为指导，将教学内容、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教学媒体四个要素进行彻底变革。这无疑为深化与促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可操作性的理论，使现代教学理论转换为实践成为一种可能。何克抗教授提出“主导－主体”型教学设计理论，在实践过程中深受中小学教师欢迎，促进了中小学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理论研究。何克抗教授是我国最早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的学者。他通过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法、目标与内涵的论述，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突破教育信息化发展“瓶颈”、将信息技术有效融合于各学科教学中的关键所在，也是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这本著作，给信息技术如何与学科教学相融合提供了有效的“处方”，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书中提供的应用案例，给中小学教师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模板，有助于他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避免了理论的无的放矢。
第五，基础教育改革的新方案。何克抗教授根据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提出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方案：第一，应把德育放在首位，兼顾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第二，要确定德育的根本目标、基本内容与实施途径；第三，努力实践孔子道德修养的理论与方法。何克抗教授深入研究古代教育思想，以史为鉴，为促进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教育技术实践创新
何克抗教授曾说：教育的实验室要建在学校里，要建在课堂上。基础教育跨越式改革实验，历经十多年发展，把“象牙塔”里的科研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实践，为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质量的改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青年报》在2010年12月1日以“找回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对何克抗教授多年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报道。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如此评价何克抗教授：何克抗教授仅仅称作教育技术学专家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一名践行实践的伟大教育家。
何克抗教授在语文课程改革实验中总结出“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对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出质疑，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他发展与完善了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动物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何克抗教授注重实践，勇于向国际权威学者挑战的精神提醒我们，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需要“创新”而不是“认同”或“接受”，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国外引进的学习理论。
七、传记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传记研究是以调查某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是让一个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但拿人说事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研究对象和表述形式的选择上都纠结着严肃的伦理和认识论问题。(高丙中等，2007)从传记的理论基础、实施步骤和实际应用的层面来分析，传记研究方法有其独特的优点：
第一，克服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对立。首先，传记研究将传主的主观意识作为分析的对象，并且把意义产生视野作为实际的层面，能够避免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理论与实际具有直接关系的缺失。其次，传记研究从事类型的分析，能够有效地衔接量化导向的自传概念，可以反制传统集体主义主张少数个案研究就能够作为社会范畴基础的看法。最后，传记研究可以促进社会交换过程中互动和意义联结的加强。因此，传记研究方法可以作为教育技术学人物研究的典范，用来追溯教育技术学领域变迁的主要过程，尤其是“教育技术”这个舶来品在中国采用以及本土化研究的历程。例如通过传记研究方法可以追溯“电化教育”这个名词源于美国的“视听教育”；我国1936年使用“电化教育”这个名称，90年代后在国内开始使用“教育技术”来代替“电化教育”。通过传记研究还能进一步探寻老一辈电教专家，如孙明经先生、舒新城先生、魏学仁先生等是如何培养电教(教育技术)人才的、如何建立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体系的、如何推动电化教育向前发展的等。通过传记研究法还可以让我们亲近真实且动人的经验，例如金陵大学的老一辈电教专家成功拍摄日全食的过程。而通常使用的官方资料、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却不能达到此目的，并且也无法揭示社会进程最本质的原动力。
第二，避免理论探究与实证经验的分离。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经验分离的状况。传记研究提倡基础理论与经验衔接。运用传记研究方法，能从实证的基础出发，关联与教育技术学相关联的学科，拓展教育技术学研究的领域。
第三，重视个人主体性的开展。(潘慧玲，2005)传记研究重视传主个人观点及主观意识，因此研究结果能更加贴近传主内心的思考模式、解决问题的策略及个人生命中的感受。另外，传记材料可以克服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具有的个人主义特征以及带来的困难，因为传记资料能揭示许多互有关联的集合过程，如人物生活的环境、社会地位、当时的教育需求及兴趣爱好等。利用传记研究方法对教育技术专家的生命史、生活史等加以综合立体地搜集、思考，可以引导我们质疑个人主义式的方法论。
第四，作为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互相了解与沟通的桥梁或纽带。传记研究的成果比其他社会科学著作可读性强，所以读者可以获得不限于学术界的认识，这可以促使教育技术领域以外的个人了解教育技术领域，建立与不同行业的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的工具，共同建设更为科学而合理化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教育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桥梁学科，让其他各学科领域了解教育技术，可以间接地促进其他领域学科的学与教。
第五，了解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潘慧玲，2005)在传记研究中，历史与时间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研究者不但探讨个人的历史，也将个人的历史放入个人所存在的广大历史脉络中，较一般的调查研究与历史无关的取向要强。传记研究在接近社会真实时，对于整体性考量非常重视。传记式的研究活动可以使我们辩证认识过程中的研究对象，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在进行其相应的实践应用时，还赋予了这些实际应用故事及意义。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个人的行为可以反映一个阶层或一个群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例不但具有特殊性，还具有普遍意义。
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传记研究方法也不例外，其缺点可概括为：
第一，资料搜集的不完整性、解释的有限性。(潘慧玲，2005)传记研究最受争议的是要穷究一个人的生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因此会造成传记研究只能得到片面性的资料解释，而传主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情景或对象，对其回忆的解释也可能有所不同，有时记忆难免扭曲、遗忘，无法再现(Repesentation)；或者因研究者研究动机的不同，其所选择的焦点重心也会不同，因此使得传记研究所得的资料或解释多被质疑为片面的、有限的。
第二，研究的推论有一定的限制，不容易建立因果关系。质性研究基本上都会碰到推论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传记研究更为重要。我们无法从传记研究内容呈现的一些现象或事实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因果关系，因为传记研究大多是事实的呈现或现象的诠释，缺乏因果关系的推论。
第三，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对社会的实用性受到一定质疑。传主与研究者间、说者与文本之间、文本与读者间，都可能会产生出一些距离与误差，因而真实性受到一定的质疑。与量化研究中被试是否认真完成问卷一样，传记研究也会遇到被研究者“说谎”的现象。传记研究的结果不像其他研究一样，可立即用来“改善状况”或“解决问题”。传记研究的结果大多都是让读者能以多元的角度去了解一些事实，并提供作者反思的机会。
第四，客观性的争议。(梅雷迪斯等，2002)客观性同样是质性研究最常受到的争议，质疑者主要来自实证论和价值中立立场。传记研究的内容是经由传主、受访者及撰写者所共同建构而成，又因其重视个人主体性的特色，所以主观想法或情感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绝对的客观也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不依赖于人的纯客观性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最新的科学成果所推翻。(金观涛，2005)
为此，在使用传记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首先应保障资料搜集的全面性，这里的全面性主要指搜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所有资料。其次要结合传主当时生活的年代、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立场等进行多角度求证。另外，在进行资料的解释时，还应尽量客观公正，不要加入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这是保证研究客观性的重要前提。
八、结语
传记研究以生命经验为研究核心，重视个人主体性的表达和过程资料的提供，重视叙述性、脉络性、历史性等方面的价值，能够克服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对立，解决理论探究与实证经验的分离，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工具，了解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梳理教育技术基本思想和发展历程提供了方法和途径。但是传记研究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者在使用传记研究方法时应该不断反思研究的严谨性。总之，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立科学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基本保障。国内教育技术学领域应关注研究方法的探索，使教育技术研究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收稿日期 201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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