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若干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动力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热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虽几度消长，其重要性却始终为世人所公认。这一讨论，从理论上看，关涉各种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尤其关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从实践上看，它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尽管此一问题的讨论，总是以一定的学术语境为背景，但从来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关注这一讨论，把握其中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关系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准确把握，更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因此必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性高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下述问题是在这一讨论中必须加以明确并力求形成共识的问题。
一、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文革”结束后，我党成功地实行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的创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这在当时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的正确把握，并不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新审视。后来，阶级斗争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逐渐被提了出来，一些论者提出：既然阶级斗争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式微，而从历史上看除了改朝换代，在大多数历史场景中其作用也很有限，那么，能够把阶级斗争的观点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吗？新中国所经历过的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失误，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否有关？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被我们抛弃的，是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法国史学家基佐、托克维尔提出来的，马克思并非始作俑者，他只是从他们那里接了过来。阶级斗争只是历史的动力之一，不是唯一的动力。正如一架大型客机有若干发动机一样，历史有多种动力，其中包括生态方面的、瘟疫方面的、人口方面的等等。但马克思没有把这些视为历史的动力而加以肯定。其实，历史上的瘟疫、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对社会发展都有决定意义。”[1] 这类在今天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建立在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无知或曲解的前提之上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奠立的，而不是从什么别人那里“接过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其阶级斗争观点至少有三大价值。
一是奠定历史运动客观规律性的事实分析框架。没有人会否认历史事件的复杂多样、历史动力的纵横交错、历史过程的变幻莫测。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历来是偶然性、相对性、主观性的地盘。然而如果止步于此，历史对于我们除了有“瞎子摸象”般的局部印象外，整体上必然是一团迷雾。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其他历史观，它力图把历史作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奠立整理历史事实的客观视角，即抓住最具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和决定意义的事实(社会质变的推动力)，这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 (P426)因此，虽然在具体历史事件上不排斥其他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但对于宏观历史的把握，阶级斗争无疑是主导性线索。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是奠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阶级，并不简单地就是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作为阶级，最为重要的是具有政治意识、即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整体意志。因此，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阶层，而且严格地说来，不具有争夺统治权意识的被统治者，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阶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3] (P111)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从空想变成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可以组织成为阶级的现代无产者，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如果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讲政治、讲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讲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成了空话。
三是奠立了探寻历史发展方向的现实根据。以“后现代”为旗帜的思潮完全否定历史的方向性；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西方主导思潮，驻足于抽象的个性自由而迷失于“历史的终结”。唯有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转换为对现实的革命改造问题，从而奠立了寻求和确认历史方向性的现实根据。说到底，个性解放也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好，离开了“消灭阶级”这一实际内容，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和美妙的幻影。人类解放、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都是从消灭阶级这一根本要求中引申而来的，并成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与其他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最本质的区别。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就丧失了辨别历史方向的根本坐标。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得以形成并逐渐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理念。例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的学说”联系起来介绍，认为其发现了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指明了以往被忽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不能掩盖的莫大功绩。”[4]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学派在与非马克思学派展开论争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逻辑解释为，由经济解释社会分层，导出阶级分析方法，并以“经济”和“阶级”为核心概念解说人类历史。这一解释不仅迅速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支配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样，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学界影响力的削弱，正是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受到诘难和扭曲相联系。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承重墙”，若加以拆毁，整座大厦将轰然坍塌。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左”的、僵化的理解必须摒弃。
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动力论”的传统表述究竟是苏联教科书的表述，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
苏联教科书的确存在着对马克思或其他经典作家思想的某些曲解，但绝非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同马克思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它关于历史动力的表述，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本人的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P32)不管其对于这段话的阐发有多少不足，但大体上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则是无疑的。
尽管如此，当一些人对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不满时，“苏联教科书”还是成了替罪羊。有人说：“这里所说的传统社会发展动力学说，是指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一定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指源自于前苏联模式教科书、并在中国近几十年哲学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传统的理论体系，传统社会发展动力学说对于近现代社会变革以及思想文化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6]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对于所谓的“传统社会发展动力学说”提出的批评大致有：第一，一元决定论分析框架本身具有先天性缺陷。一些论者提出，“构成整个解释体系的逻辑勾连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且层层递推的解释结构，在整个体系中，生产力处于基础地位，而从处于系统最远端、同时也是最次要地位的一般意识形态到生产力，则经过了层层还原，由此保证了生产力获得终极的解释能力。这种解释其哲学基础看来源于物质与意识之间并不对等的决定与反映关系。”[6] 这样一种层层递推的解释框架，从学理上看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独断论思维，从历史适用性看只适合于解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它不能解释存在和意识的复杂关系，不能解释生活、生命过程的无限丰富性，不能解释社会各种独立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不能解释现代“多元”社会的现实和发展。
第二，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天然排斥的社会中心论。在一些批评者看来，“传统社会发展动力说”中基础性的概念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即人们征服和改变自然界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排斥。这在马克思《关于费尔马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关于人对环境的改变远远优越于(并且可以排斥掉)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有关论述也可以得到某种映证。但是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表明，要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在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中给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这种决定性因素就必须认真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对它的直接制约，并且这种制约直接构成了生产力是否发挥作用并符合人的长远生存需要的条件。
第三，以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为核心的泛意识形态话语。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套解释框架实际上是以二元对立社会为背景、以统治关系为基础建构的，因此，“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其实都是意识形态话语，描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而马克思也正是为了阐述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方式才展开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思想的。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的整合与运作形式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从道统式的社会向法治型社会的转换(包括从民族—国家向公民社会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社会结构已经从要素间不允许跨越的单线式的梯次结构，转向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网状系统，相应地国家的功能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见，传统的社会发展动力学说无法面对现代社会。
以上批评表明，目前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对于传统的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诘难，锋芒所指决不限于“苏联教科书”，甚至不限于马克思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个别论断，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的根本观点。按照上述批评意见，我们起码要面临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问题。
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还适用，批评者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在现行解释框架下也并非不能加以解释。比如说，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就必然置生态自然环境于视野之外吗？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决不仅指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和控制，而是一个标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它是人与自然双向作用的成果，不仅表示自然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人的”，也表示人在多大程度是“自然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引申为标示人类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范畴。又比如，马克思的全部(广义)“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政治上层建筑说和意识形态论)，立足点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决不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结构”，因此，其关于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等实现“事实平等”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一般阶级社会，也超越了当今的所谓“公民社会”，怎么能说它不能解释当代呢？
三、什么是“话语体系的转换”？
在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话语体系的转换”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应该说，从纠正过去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左”的错误，以及从繁荣学术、推进创新的意义上，提出“话语体系的转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来说，向学术话语转换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地落实到各个学科领域是必要的。但是，把话语的转换视为突破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甚至是摒弃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十分突出。合理的话语转换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的界限在哪里？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条：
第一，如何评价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用此话语体系所建构的学科、学派？正确的态度无疑是具体地分析、继承性创新。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能把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完全归结为政治意志的操纵，因而将其完全同学术话语对立起来，而是要确认其是适应一定实践需要，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恰恰在这一关键点上，许多讨论陷入了误区。例如，讨论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是‘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社会’、‘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连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远非学术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不但我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这套概念工具有很大问题，我们以这套概念工具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尤大。譬如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所谓‘五朵金花’就是如此。现在看来，所谓‘古史分期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结局)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包括后来提出的‘历史主义及其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都是具有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却不是学术命题。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有意义，而且都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诉求，所以有关它们的讨论，动辄牵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时会直接演化为社会政治事件。但是，一旦脱离开既定语境，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都是问题。……当话语系统一转换，许多原来的命题就可能顿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从而不攻自倒。”[7]
这种把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话语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做法，不仅导致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更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即把社会主义实践歪曲为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虚假历史而力图一笔勾销。这是比扩散政治话语的西方思潮更为危险的倾向。
事实上，许多批评者也清楚，话语的实质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因此，话语体系的转换关键就是重新审视历史、更好把握现在。“如果‘语言’、‘话语’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盛装‘事实’的中性的容器和载体，那当然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它们很可能就是内容本身、历史本身。客观历史一旦消逝，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就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事实，在特定的语言之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历史’了。这也就是说，一旦人们使用了某种‘话语’，那就进入了某种规定的情境之中，这时要想对历史作另一种把握，简直没有可能。”[7]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时，必须十分强调正确对待历史，否则，就会从根本上颠覆现行的价值体系。
第二，在话语转换与创新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正确把握历史的前提。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必须把它视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科学体系。因此，割断历史必然割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革命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时髦的做法。这种观点认为，“1949年后，我们本来不该继续强调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应该完成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调整，——认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打天下’可以使用‘革命意识形态’，‘治天下’则必须使用那些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建设的而非‘破坏’的意识形态。”[8] 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成功后的中国，除了被颠覆、推倒和摒弃，还能有其他的命运吗？
在话语体系转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要注意两条，一是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学术化过程中必须“同中述异”，二是不能完全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要坚持“异中求同”。马克思主义要在高等国民教育体系扎根，确实需要话语体系尽可能地学术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学术化，就是要努力发掘自身的学术性资源、不断扩大自身的学术包容性。但是，为了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范式”转换即自身被消解，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对这些概念、范畴加以消化，这就是“同中述异”。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政治性话语不可能完全学术化，否则就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也就是说，它必然具有排他性、批判性的一面。在今天，在话语体系学术化的大背景下，这种识别身份的独特性，一般地是通过“对话”而不是“大批判”的方式进行，这就要铺设对话的平台，以学术交流的方式实现。为了增强意识形态批判的效果，我们应当学会“异中求同”。
总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向学术话语的合理转换，必须防止意识形态话语同学术话语的割裂，把握好意识形态的“扩容”和意识形态的“身份”的统一关系。
四、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生存论(或生活)哲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最为尖锐的问题就是，理论上我们在今天还能坚持些什么？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退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从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退守到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前几年讨论时还有一个共识，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近年来则出现了“超越唯物史观”的动向[9]，也就是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后一点共识也正在面临挑战。
企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替代品，从还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范围(不包含各种纯粹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无非是“选择史观”和“生活史观”，而这两种历史观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生活哲学”或“生存哲学”。这种哲学的立足点是人、人的生理性需要、人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人自身的繁衍等，并以此为根据建构对于历史的解释性框架。从这一解释框架出发，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根本缺陷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劳动规律取代生存规律作为历史的根本规律。在“生活哲学”看来，“人，只有人本身，而不只是人的一种活动——劳动生产活动，才是创造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因而也才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根本出发点！……作为客观存在着的人或人类由自身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必然会产生‘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客观需要和目的，我们把这个直接代表着个人和人类的生存和追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规律称为生存规律！”[10]“仍由人的生理结构所决定，人类繁衍后代的问题又决定了人类另外一些有关目的和行为，成为人类社会形态变化发展的另一原因和动力！”[10]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性错误就在于“把只存在于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工劳动等同于与人类相伴始终的生存规律，致使至今为止只在人类历史约20％的时间内存在的劳动生产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导致马克思得出生产决定一切的‘生产中心论’并进一步得出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错误结论的最根本的原因！”[10]
第二，以生产力取代自然地理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生活哲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自身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去解释历史的发展没有出路，因为生产力并不是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因素。“我们仔细分析了诺思的研究道路后发现，以生产力为基础探讨历史进步的原因是找不到出路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概念及其逻辑关系存在着根本缺陷，用因果关系或相互作用都难以概括每对概念的关系。按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可以用更加精确的‘物质技术成果’、‘组织’、‘制度’、‘文化环境’等概念来表述。它们的产生都有更为基础的‘原因’，都是力图满足自身需要的‘人’在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客观环境中，最根本的就是地理条件。”[11]
第三，以生产关系取代生活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生活哲学”看来，遵循“生存规律”的人类历史，其社会组织形式是按“生存优化”的方式变化的，与生产的状况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社会组织形式归结为某种关系从而以利于总结和表述这一切，那由它们产生的动因和性质——优化后代从而也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优化需要所决定，这些组织形式就只能是一种优化生存关系，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关系，更不可能是什么生产关系，因为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无任何关系可言！”尤为重要的是，人类一些根本性的生存方式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些由人类生存繁衍需要和规律所派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组织和生存关系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变的可能，因为产生和决定这些关系的人的生理结构、优化繁衍需要和生存规律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只是随着人工劳动生产这个新事物从无到有地产生和发展，这种生存关系随之也必然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已，其本质不可能有任何变化！所以，所谓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出于他的‘生产中心论’的需要而抽象出来的一个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概念！”[10]
第四，以阶级斗争取代科学技术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在“生活哲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看到生活交往、生活方式是比生产关系更为根本的基础，因而误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就能导致人类的真正解放，即消灭阶级和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这就实际上陷入了空想。“由于在马克思那里生存规律等同于劳动生产，所以，他认为劳动生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能消除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因而认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可以消灭阶级社会的最佳社会制度。事实上，由于生存规律并不等于劳动生产，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失灵了，以他的理论为指导、以计划经济为内容和标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失败了。其实，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生活资料私有制的派生物，只是不劳而获得生活资料的手段之一而已，消灭了它，并不能消灭不劳而获的客观基础和所有手段，因而根本不可能彻底消灭不劳而获的目的和行为。”[10] 唯有通过科技的高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使人工劳动力完全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改进劳动工具、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减轻劳动强度的人工生产客观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劳动工具智能化，劳动技能发展到声控——说句话即可的高度，劳动强度减低为零——人工劳动力完全由机器人所取代，从而实现不需人工劳动力却可以完全由人控制的高级天然生产。”[10]“所以，生活资料私有制，这个伴随着人工生产而产生的阶级社会的基础，终将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自然走向消亡。而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个高度从而提供了消灭它的外部物质条件之前，任何人为消灭它的目的、企图和意志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主观臆想。”[10]
我们并不认为上述的批评毫无价值，在唯物史观的大框架下，从各个方面拓展、丰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根本推倒历史唯物主义，用“生存哲学”取代唯物史观，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用自然法则取代社会法则，其结果是消解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既然生存至上，生存规律第一，那么，生存竞争法则就是根本的法则，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狼和羊没有区别，狼吃羊与羊吃草毫无二致，都是不同的“活法”，无所谓善恶。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近来何以出现众多赞赏“狼性”的论调，甚至大声疾呼把中华民族丧失殆尽的“狼性”重新寻找回来。第二，用生理本性取代社会本质，其结果是根本取消改造客观世界和完善人性、超越自我的历史性任务。既然人的生理性结构是历史之本，而这一结构又是直接受自然地理因素制约的，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就不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可能与必要。历史就只能是渐进性改良，不存在任何质变、飞跃；人性就只能是自我实现，不存在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果真如此，这可能是对于人类理智和能力的最大嘲弄。第三，用现象描述取代科学研究，其结果是感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泛滥，使人类在历史领域重新陷入一团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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