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经论文,研讨会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月24日，来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的30余名专家学者聚首蓉城，参加由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中华文化论坛》杂志编辑部主办的“《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与会者畅所欲言，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就“《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讨。为弘扬学术、传播信息，特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道德经》与当代文化
多数与会者认为，当代是多元文化竞放异彩的时代，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当代文化百花园中一枝耀眼的奇葩。老子的《道德经》言简意赅，内蕴丰厚，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文化的演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文化需要汲取中国古代典籍的思想养料。有学者强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人类文化是相互借鉴、相互继承的。综观当今世界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人类文化就在这种并存、渗透、交融中扬弃、发展。
一些与会者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国先秦典籍《道德经》，为当代世界文化建构，特别是我们今天建设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了“大智慧”。在人类正迈入信息社会，知识已经日益显示出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的当代，应当直面当今社会面临的金融危机、道德失范、失业、吸毒、性病乃至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诸多难题、反思、弘扬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智慧的精髓。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本根副统审强调，老子在其《道德经》中，以极其独特的方式，预见并回答了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引起了世界文化界的关注。有鉴于此，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应该竭尽全力做弘扬和普及诸如《道德经》之类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通过多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当代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道德经》与当代伦理
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家钊在发言中专论《道德经》与当代伦理建设。他认为《道德经》包涵了道家伦理文化的精萃，建立了道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框架；《道德经》中有关伦理道德的思想、观点和精辟论述，构成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的源头。它不仅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扬弃内容，而且可以为当代人类伦理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他重点阐述了《道德经》所论的“做人之道”和“为人之道”。做人之道方面：①主张“谦下”和“不争”，“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②诚信为本，“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诚信为人之本，亦为官之本，为国之本，为商之本。③少私寡欲（并非不要私）。④自知之明，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为人之道（处世艺术）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①知人者智；②含其聪，韬其明；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④以德报怨。
张家钊还指出，《道德经》提出了生态伦理的基本思想：人与自然和谐。今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全流域洪水，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直观生动、刻骨铭心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课，大大增强了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类发展到当代，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只能顺应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人类可以从《道德经》等中国古典中汲取智慧，逐步建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生态伦理学。
三、《道德经》与当代美学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皮朝纲、副教授李天道就《道德经》与当代美学作了专题发言。他们指出，《道德经》中有关道、天道和人道的思想，以及有关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思想，都直接作用于中国美学的审美价值论。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与天、地、人是同为一体的。在“四大”之中，人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道能包容万物，因而能配天；而天地万物又都因为人才显示出“大”与“美”。老子重视人的生命存在价值，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受此影响，中国美学具有极为鲜明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并突出表现在审美境界论和审美价值论上。中国美学认为有人才有美，强调主体的审美价值取向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与当代世界一些著名美学家强调人的心理体验在审美中的突出作用的美学思想有共同之处。这二位专家指出，在当代美学的建设中，应关心和重视当代人的审美人格建构，引导和确立当代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直面当代社会，与现代文明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危机、灵魂苍白与心灵焦灼。而老子美学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强调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强调人的审美心胸与人格的建构，这对当今社会那些“溺于物”，其物欲无限膨胀的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毒、清热、醒脑的功效。
四、《道德经》与领导艺术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吴野提出，《道德经》是世界上第一部领导艺术论。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率先开始了对国家、政治、领导问题的系统思考。老子的思考是从各国争斗的现实展开，虽然升华到哲学层面，又总是落脚到政治层面上来。因此，对国家领导的思考是高屋建瓴的。在《汉书》中，班固将《道德经》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是有充分根据的。在历史实践中，汉初运用《道德经》的领导艺术，形成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也是“无为”的结果。”老子的领导艺术极具特色，确定的根本原则是“无为”，认为最好的君主、领导懂得顺应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即让各行各业的人们各安其命、各守其份，而不知道君王是谁。老子认为，这种百姓看不见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清静“无为”，予民休养生息的领导方法是最有效率的领导艺术。
四川联合大学教授朱森溥、副教授黄德昌则认为，《道德经》中没有“无为而治”（此语出自《论语》），就领导艺术而言，老子倡导的实际上是“无为”而无不为，即用“无为”的形式，达到“有为”的目的，这是老子二律背反的治国哲学理念的表征。“欲取之，先予之”等目的与手段背离的论述在《道德经》中颇多。对老子《道德经》所阐述的领导艺术，我们应该在真正弄懂其意蕴的基础上，用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加以审视，择其善者而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