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际关系的经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际关系论文,价值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性“经济人”的“匿名假设”（经济交易在陌生的交易主体之间进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的既定前提。其缺陷，不是忽略了经济生活中弥漫的非理性因素，就是忽略了经济理性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较大偏差。现实经济生活中所掺杂的非经济理性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在我国经济生产和交易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被忽视的“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立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注：[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主要探讨狭窄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即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人际关系的特征
在新制度经济学世界里，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前者人为制定并利用组织资源强制推行，如法律、法规、政策和正式组织等；后者自发形成并依赖于个人的“自发强制”保证执行，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伦理、非正式组织等。张五常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在“控制经济”中替代市场完成某些功能的“杂交的、非正式的交换关系”。威廉姆森更进一步，把关系合约和古典合约、新古典合约并列，并认为它是经常发生但又非标准化的合约形式。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的位置。这个非正式制度大多出于某些特殊的特征而自发形成，如感情的需要、爱好的一致、利益的纽结、血缘亲情、地缘关系（老乡观念）、地位差别（地位、等级相当的人际关系群体和不同层次的组合）等等，目的在于追求内在报酬或外在利益。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制度框架：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组织和一套未加规定的行为规则，包括未加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激励（社会支援、感激、赞同）与约束（非难、排斥、冷淡等）机制、协调和控制机制，其规范具有不确定性，成员和角色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关系网的最优规模由最优成员数、最优公共物品量和可交易的私人资源量决定。在其中之二既定的情况下，另一参数所导致的边际成本递增与边际成本递减至相等时，就决定了关系网中的最优成员数，或最优公共物品量，或可交易的私人资源扩展人际关系的最高界限，三者共同决定了关系网的最大规模。人际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随着个人人际关系偏好的转移而变迁。
人际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功能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人际关系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它与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它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对关系内部成员的选择集的制约，影响着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大小。
首先，我们要分析的是人际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人际关系先于普遍主义（可以看作正式制度）诞生和运作，它提供的是一个较小而紧密的信任结构。普遍主义则是应简化日益扩展和复杂的社会交换而产生的，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大而稀疏的信任结构。人类在进入更广阔的生存环境时，面对加大的风险和挫折，“首属群体”（库利）的全面的深层的信任，提供了一个“保障体系”，给予他们最有力的扶助与抚慰，这就决定了两大信任结构并存的格局。在正式制度的“边际”（即正式制度安排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就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起点。当普遍主义（货币至上）的社会控制系统不能充分实现时，就必将由特殊主义（关系至上）来取代或补充。（注：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在正式的经济规则监督企图背叛、偷懒、偷盗或欺骗等行为的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人际关系等非正规制约可能会发展出来修正、补足或延拓正式制度，并促进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减轻这些负激励的结果。（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7页。）过分集权的体制阻碍部分表达民意的正式组织的诞生，会引起制度漏洞下的非正式组织（人际关系群体）的扩张和加强。我认为这是我国封建集权社会发展出人际关系至上信条的重要根源。与之同时，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也可能制约甚至阻止正式制度变迁，弱化其约束功能和实施效果。法对关系网内人员硬度减弱的同时，对关系网外人员硬度却增强了。（注：陈岩：《对诺思制度理论的中国修正》，《中州学刊》，1997.4。）“从长期来说，个人行为的非正式约束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注：王跃生：《非正式约束 经济市场化 制度变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3。）正式制度的演变是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上开始的，正是非正式制度在边际上连续的演进引起了正式制度的变迁，正式制度的变迁又打破了与非正式制度的平衡关系，平衡关系的修复，要求一种新的非正式制度的均衡在正式制度后逐渐演化。这意味着，任何一方变迁弹性的减弱都会引起双方的紧张状态。人际关系群体对正式制度同意一致性的强弱，一方面影响着正式制度的运行费用和运行效果；另一方面影响着人际关系群体内部的分化和组合。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基本上基于习惯、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指引。如果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违背了这些规范，将受到大范围的抵制。企业的报酬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将直接恶化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大范围人际关系质量的下降伴随的是小范围的人际关系质量的提高。小群体建立的紧密的人际关系，是作为正式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人际关系损害着既有的制度的运行。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为陷进了这一循环过程。
正式制度也可能改善或恶化人际关系质量，促进或阻碍人际关系的变迁。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阻止流动的制度所造成的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实质上阻碍了人际关系的扩张，却加强了两者内部的聚合。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界限及观念加强了对经济的损害，迫使正式制度发生变迁。在我国，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相互渗透，甚至在功能上越俎代疱，使实施效果相互扭曲。
其次，人际关系支配着关系内部成员的选择集。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选择多依赖于偏好。对特殊主义的偏好强还是对普遍主义的偏好强，将直接决定一个人在生产和消费中的选择。如果信守对关系网的承诺，他所握有并可支配资源的流向将优先考虑“首属群体”。在经济学的假定中，偏好稳定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使是一个稳定的偏好，也是在人际关系的作用下加以确定的。很多商品的购买，价格、质量因素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也不可或缺。在一个面带微笑的营业员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的营业员柜台前购买东西的不同感受，将决定一个人下一次的购买偏好和选择。即使前者的产品质量略逊于后者，只要前者的态度给他的愉悦+商品价格和质量给他的满足＞后者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给他的满足－态度给他的难过，他仍然愿意购买前者的商品。这一想法，可能有助于说明国有商业竞争不过个体私营商业的原因：即服务人员在人际关系投资上缺乏激励而减弱了它的商品的竞争力。在理性地选择两种难以分辨质量优劣的产品时，除去随机选择，也只有人际关系偏好能决定稳定的选择。在“番茄农场主博弈”案例中，如果考虑自己在其他农场主中的地位、名声、信誉等因素时，每个农场主就将选择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他的经济收入最大化的那一天上集。（注：[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2页。）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因为人际关系对个人选择集的制约，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交易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耗费率和收益率。
人际关系对交易条件、缔约和履约成本的制约，使之对交易费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关系交易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关系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及内部成员关系的加强可能促进关系外交易成本的降低。正式组织的成员往往会在特定职位和特定关系中结成非正式的群体，按照更加灵活的、非正式的、自认为有利于工作的“规则”办事。 （注：陈岩：《对诺思制度理论的中国修正》，《中州学刊》，1997.4。）但更常见的是，关系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往往是以关系外交易成本的增加为前提的。
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为正，寻求一种交易费用较小，尽量把外部性减小到最小限度，而又能使社会产出尽可能大的制度，是靠近帕累托最优的唯一选择。因此，比较关系交易与其他交易形式是有价值的。在经济世界中，交易形式主要表现为关系交易、市场交易、企业组织交易和计划交易。在企业外部，价格运动和关系资源引导资源的流量和方向，即使在纯粹的市场交易中，关系交易也具有非凡的功能。当金钱不能决定一种物品的购买权时，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必将出场：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企业家的指令所代替，科层交易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但这种交易关系的稳定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掺杂了一定的关系交易的成份。至于计划交易中的关系交易的广度和深度，更是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交易所无法比肩。因此关系交易是唯一贯穿社会经济生活交换的交易形式。但关系交易的存在，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替代市场而且节约交易费用的非正式组织形式。它不仅依附于其他的交易形式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而且有自己独立的交易位置。许多交易并非都要求进行非人格化交易，现实中的中国更多的是人格化交易。在经济的意义上，相比其他交易形式而言，只要可以较大地节约交易成本，关系交易就是一种独立而不可替代的交易形式。
人际关系可能促进或阻碍交易条件的制定和遵守，这在它与正式制度的关系中已经做过详尽的分析。它也可能方便缔约和履约或为之设置障碍，关系提供的信息传输网络，可以大大节约关系内部进行交易的信息费用。但如果信息是可以垄断的，这就会加重关系外部获取交易信息的成本。因此它可能节约交易费用，也可能增加交易风险和成本。不能因为关系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导致关系外部交易成本的增加，就说关系交易是不可取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比较关系交易收益与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以其他交易形式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与收益。
最后，谈谈人际关系对生产费用的影响。分析人际关系资本的形成与发挥的作用，是理解它对生产费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提。人际关系的建立、维持和扩张，都需要进行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投资。我们平时花在与同事、朋友、上下级等聊天、聚会的时间，在亲密个人或群体遇到困难时，给予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帮助等等，就是在进行人际关系投资。你所付出的投资越多，你所握有的延期支付的“赊欠单”所表明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张军构造了一个人际关系投资分配的模型，该模型揭示：当时间在工作、休息和关系投入方面的边际效用均等时，时间的分配达到最优化。（注：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在贝克尔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中，人际关系在个人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中都是重要的自变量，影响着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他认为“其他人的特征可以影响商品生产的很大部分”。个人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收入的影响愈大，他的福利就愈取决于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而不是他的自身收入。个人的社会收入愈是取决于社会环境，随着个人的自身收入的变化，个人对影响社会环境的其他人的特征施予的百分比变化就愈大。（注：[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3-310页。）这实质上是对人际关系投资以避免它形成的社会环境对自己生产率和消费效用的不利影响，它意味着对人际关系进行投资，会产生一定的收益。人际关系投资收益率越高，就会引诱更多的人进行投资，从而实现收益均等化。由于人际关系投资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且存在“搭便车”行为，这就有可能使人际关系投资不足，从而可能造成人际关系资本的锐减。那种人际关系资本稀缺的个人和组织，效率必将受到极大限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倾向于以较小的人际关系投资获取较大的人际关系收益。
人际关系在生产性、借以获取利益、价值增值和会发生损耗的意义上，类似于洛瑞所提出的“社会资本”，但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小于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人力资本的延伸。人际关系不仅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成长，还影响着人力资本的联接，以产生“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情感智商》一书在表明情感管理能力对个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基于获得感情支援的人际关系资本的生长使个人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发展。人际关系技能本身就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参数。人际关系技能资本决定了个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资本量。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就可以把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价值顿时一落千丈。人际关系资本的缺乏，实质上类似于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它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残缺。其存量中缺失的重要部分，束缚了人力资本的利用，也使物质资本的利用大打折扣。人际关系资本提供的信任系统（互助）即使在物质资本不足时仍可从事生产活动。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的演变，表明了对人际关系资本及其价值的最终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工人的身份先后经历过四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资本家把工人看作“会说话的机器人”；19世纪末期，泰罗在研究工厂管理过程中发现，工人由于怠工，大约有1/3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挥出来，自此，工人被看着“经济人”；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际关系论”认为工人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参与社会，获得尊重、友爱与满足的动机，由此工人赢得了“社会人”的身份；本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的现代管理理论，把经营者和工人当成“决策人”。
生产费用包括投入的成本和进行组织的费用。一个企业进行生产必须投入劳动、资源、服务，并进行组织。如果外部是有关系的，可能通过关系获取更廉价、更稳妥，信誉和质量更有保障的资源和服务，可以获得相比其他经营主体的经济优势和经济机会，该组织的投入成本比其他组织就会较低。社会关系是经营资源（场地的占用、资金的借贷、项目的引进、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销售、工作的动力和经营的权力）、社会资源（感情的寄托：理解、尊敬、支持等，职业的进入、荣誉的获得、职务的晋升、事业的成功和处遇的偏向等）的通道。考察我国乡镇企业的初始发展背景，它的生产启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运用了各种关系资源，从国有企业中搞到了业务，从政府官员手中搞到了生产资源，通过亲戚朋友建立起稳妥的销售渠道。
假如投入是既定的，那么生产的效率就决定于组织的效率。组织效率的提高较大地依赖于人际关系资本的成长。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融洽是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企业中关系资本的成长显然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组织的行政成本。同时，人际关系的融洽也有利于组织内部人力资本的成长和生产效率的发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大约有15%的时间用在人际关系和冲突后的情绪体验上。这一时间的耗费和所产生的愉快与否的心情，对生产费用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著名的“霍桑实验”揭示：工人工作的干劲和满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劳动群体之间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这一实验可能最合适的解释是，当外在的物质条件的改变已经达到了它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致于任何一种物质条件的改变几乎对产量不起任何作用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就开始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埃利奥特·贾克斯的“冰川调查”发现，个人感到有必要使自己的作用和地位明显地固定于一种使他的同事们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上。克里斯·阿吉里斯认为个人的发展和调整受个人及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程度的制约。伦西斯·利克特推崇民主管理体制，因为它更能实现广泛的个人参与，以及能产生更佳的上下级关系。他认为必须创造出一种气氛和条件来激励每个管理人员与那些和他相处的工人打交道，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管理理论家的论述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的洞见。“职工持股计划”的首倡者——惠普公司首创了新的办公方式：停止使用单间的办公室，把一间大房子用齐肩高的隔板分割成若干个办公间，从而体现员工一律平等的精神，使公司成员之间更容易沟通。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是要与它的职工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出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而这种感情使管理阶层与职工皆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正式组织内小范围的人际关系的加强，如果伴随的是大范围人际关系的恶化，那么这种内耗型的人际关系对个人发展、个人与组织效率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力资产主动和被动地被删除的部分将增加，企业的行政组织成本将是极其高昂的。如果通过关系获取廉价和紧缺资源，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但这不应完全归罪于人际关系的扭曲，还要归因于正式制度的约束功能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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