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危机”与西部开发的引擎拉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层论文,西部开发论文,危机论文,引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增长阶段。短缺经济消失与相对过剩经济形成；总量经济短周期波动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转入平移式中速盘整；总量经济冲击压力困扰，转换为结构矛盾全面凸显的震荡。无疑，这种发展阶段的转换具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然而，这种阶段性转换所显露出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尤需高度关注。
一、“断层危机”与增长困境
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相对过剩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个减速波动、周期变形的过程。从1992年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向下滑落0.8～1个百分点，由1992年的14.2%跌到1998年的7.8%， 增长率曲线几乎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面对这种状况，中央逐步放松宏观调控政策，连续六次调低利率，同时辅之以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迄今为止，增长率下行势头尚未扭转。
毋庸置疑，增长减速导源于总需求增长趋缓，而相对过剩的常态则意味有效需求不足。对此，经济学家与宏观决策者都有深入研究，我们不必再从总需求构成变动方面过于赘述。或许最重要的是深入到总需求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透视究竟什么是最深层的关键原因。
我们认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也许是由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波动的深层原因，走出“断层危机”乃是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关键之举。
所谓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是指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导致产业发展、消费水平和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形成需求结构断裂与产业关联断裂，国民经济增长受制于落后的低水平地区的拖曳，无法靠先进的高水平地区持续升级带动，从而落入衰退的危机陷阱。这种“断层危机”在发展中大国模型中，尤其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产业、人口等跨地区自由流动障碍较大的大国，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经历2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新启动加速，将主要取决于能否跃出“断层危机”的陷阱。因为中国经济90年代以来的减速下行波动，从深层来看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大的“断层危机”相关甚密。
首先， 从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变动趋势来看，90 年代以来两者之间呈现出增长率减缓与地区差距拉大的关联搭配。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以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回落，呈一路下行之势。而中国地区间的收入与发展差距也恰恰在1991年以后，再度转入逐步拉大的轨道。根据吴明瑜、李泊溪等专家的研究，1991年以后，中国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 不仅绝对扩大，相对差距也扩大。并且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别在80年代初短暂下降后，便一直呈缓慢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分析还显示，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明显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水平在90 年代后加速攀升； 城市居民的地区消费水平差距自1988年后逐步上升。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再度步入拉大过程同中国经济增长率减速下行轨迹的偶合，不是奇怪的巧合，而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偶合。因为90年代以来地区间经济差距再度呈拉大趋势，是在80年代农业超常规增长推动和工业消费品加速扩张拉动的国民经济高增长与居民收入迅速攀升基础上出现的。所以这种增长基础上的地区差距拉大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对高增长与居民收入攀升的“断层制约”逐渐显露。受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级、收入增长水平与消费结构等演进上升艰难的制约，东部发达地区无法靠内部支撑及国外拉动来独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格局。
其次，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断层问题”如何在90年代引致发展危机。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下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引致改革开放以来最终需求加速拉动增长的趋势受阻。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一改此前逐渐缩小的趋势，再度转入逐渐拉大的轨道。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之间，以及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呈现较快上升之势。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从1985年后再度转入上升通道，城乡收入比率从1985年的1.72∶1，上升到1995年的2.47∶1，1998年进一步扩大到2.53∶1。而且这一比率未将城镇居民的福利性收入计入， 如果以工资与福利收入为1∶1计算，城乡收入比率超过5∶1。与此同时，城乡各自的居民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根据有关计算，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0.370，比1983年的0.146扩大了1.6倍左右。 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1，比1985年的0.30也扩大了40 %左右（李强等，1996）。
伴随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之间消费需求水平与层次的差异日趋凸显，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消费选择结构反差突出。这种状况的累积性效应，引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进升级过程中的断层冲突。当城市地区和沿海发达省市的居民消费需求迈过以高档耐用品，主要是家用电器消费为主的阶段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省区尚未达到大规模家电消费为主的阶段。与此同时，受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城市地区与沿海发达省市在越过家电为主的消费阶段后，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汽车、住房与服务消费时代的到来。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可能迅速拉动上述高收入弹性产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成长的新主导产业。
于是，地区发展差异扩大所带来的收入结构及其决定的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失衡，严重制约了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大规模、多样化扩张带动的超常规增长过程的延续。离开最终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连续演进拉动的国民经济，必然呈现减速下行的波动趋势。
二是内部关联薄弱与外部循环受阻的叠加，抑制了国民经济向上增长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前1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部关联支撑和拉动的。受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协调，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逐渐慢慢提高，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资源依存度一直较高，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较低。因此，国内需求的持续过旺增长，往往拉动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资、贸易、供给的连环增长。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生成、扩展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外贸、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拉动越益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相反，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相对变得薄弱了。尤其是中国的开放具有明显的地区梯度差异，东南沿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开放，而中西部地区居后开放，东部与中西部开放反差很大。
数据显示，1995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达2808.85亿美元。 其中东部地区为2454.6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87.39%；而中部与西部地区仅分别占8.41%和4.20%。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0多倍。再以“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来看，1995年出口总额为1098.18亿美元，东部占95.28%，中、西部仅分别占3.60%和1.12%（于祖尧，1997）。
显然，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外向循环加快。特别是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外向大循环的增长格局，90年代之前的东、中、西关联增长格局逐渐消失。这种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主要依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外向化循环中拉动，外贸、外资大幅度增长的受益主要是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相对陷入更加困难的低水平自我循环陷阱。这种东、西关联薄弱，东部外向循环拉动的增长格局，最令人担忧的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外向拉力不足，东西联动困难的叠加。对一个大国经济来讲，这种结局迟早会到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双重断裂的破坏性影响。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给出了叠加效应释放的信号。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只不过加速这种矛盾提前爆发。
显然，中国经济内部的地区关联，特别是东、西部关联弱化，以及发达地区的外向循环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已进入临界状态。不从根本上打通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关联通道，中国经济的内需难以启动，无法走出减速波动震荡的困境。
三是梯度推进乏力与结构转换受阻，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衰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大国经济中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梯度推进，优先开发东部沿海地区，渐进西移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激励了增长与开放条件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迈入加速增长与结构高度化阶段，使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长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高于全国经济5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创下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并没有多少梯度推进，带动西部及内地快速跟进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更多只有聚集效应，把中西部大量人才、资金、技术吸引东流，没有多少扩散效应，即把企业、人才、资金等向中西部扩散。因此，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相反的“虹吸效应”较为明显。
梯度推进的倒吸现象，打断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分工的体系，刺激了各地区自成一体的结构升级扩张。东部沿海地区在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中，并没有辅之以传统产业，分散的小规模乡镇企业向中西部加速转移的战略。结果背负沉重，结构高度化演进艰难。而中西部地区在缺乏东部产业转移推动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带有“正当防卫”性质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并仿效东部进行自主的结构高度化演进。所谓的“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就是其结果。大国经济模式中这种没有地区依照相对优势选择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工协作体系，结构演进迟早要遇到严重的升级障碍。伴随结构升级乏力，与结构扩张相应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全面凸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正是梯度推进不力及结构转换受阻的必然产物。
二、跨越断层：全面启动西部开发的引擎
当我们切换一下思维视野，从地区差异的空间角度透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便可发现如何消除地区发展的断层危机，是迈向21世纪新发展轨道的关键环节。全面启动西部开发可能是带动我们跨越断层的引擎。
首先，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最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反差悬殊的深层冲突。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间增长差异在经济发展初期会有一个扩大过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差异会缩小（威廉姆逊，1965）。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地域差别已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有学者给出美国的临界点是人均GDP654美元后，加拿大是870美元后（魏后凯，1995）。中国的临界点人均GDP为多少？我们认为，中国在1994～1995年已到了转换临界点，地区发展不平衡“断层危机”日趋显露就是最重要的标志。此时中国人均GDP值在500～600 美元水平。因此，对中国来说，面向21世纪的发展，必然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尤其是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到达临界转换点后，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落后地区拖曳。所以，落后的西部地区开发应成为跨越断层的引擎。
其次，全面启动西部开发的引擎功能，能够迅速弥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促进东西联动的结构大重组，带动国民经济新一轮大发展。中国现阶段城乡居民之间消费结构的断裂，主要是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广大农民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相差很大。这不仅因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东部，还因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西部农村。即使西部的一些县城与镇，人均收入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农村。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无疑会有力地提升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演进。更重要的是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必然引致西部城市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加快，吸引东部与国外资金、人才、企业西进开发，促进东部、西部、中部资源、产业、企业大范围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步入相对过剩阶段以后，消费无热点，投资无方向，出口增长难的现象愈益普遍，大国经济中东部、西部的重组、流动，无疑是创造机会、启动需求、盘活存量的最重要举措。
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到了非启动西部开发不可的关头。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严重，启动内需艰难，结构升级受阻，地区差异悬殊，都挤迫中国亟待探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契机，全方位、高强度开发西部，正是时不我待的选择。
当然加快西部开发并非以往没有，80年代以来国家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扶持工作。这些扶持工作主要包括，基金与专项贷款支持，“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和相关扶贫工程，财政性转移支付的补助，以及东部对西部的对口支援等。应当肯定，这些促进西部发展的扶持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反贫困方面成效较为突出。中国贫困人口从8000万减到1998年的不到5000万，仅花了5～6年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长期聚集在西部落后地区的贫困人口。
但是，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与发展虽有持续改善与逐步提高，然而整体上的“造血机制”并未形成，相对于东部而言的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的竞争力、结构层级提高缓慢。显然，以往的西部开发与扶持战略不足以实现西部振兴、发展的目标。开发西部必须有全新的思路与战略。
首先是要把西部开发放到中国21世纪能否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思考开发思路，从解开“断层危机”的纽结来认识全方位、大跨度开发西部的紧迫性、重要性。应当使决策者和公众深刻意识到，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部分地区、某些部门不可能较长时间脱离其它地区、部门而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国经济在经过超常规长时间高增长后，走出下行调整，步入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通常取决于能否突破落后地区、瓶颈部门的制约。
回溯新中国成立50年的经济发展史，倾斜增长、区域突进，既是中国经济后发赶超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阶段性危机的深层阻障。而每一次大突破又意味着大转折契机来临。建国初期以重工业、基础工业为重心的倾斜增长，为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奠定后续发展基础立下大功，带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重工业为中心的封闭循环效率递减，增长乏力，中国国民经济到70 年代中期已陷入崩溃边缘。 1978年以来的改革与发展战略调整，确立了最终消费需求为导向，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使国民经济迅速走出重工业封闭循环和过速震荡增长，迈入超常规持续高增长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增长轨迹趋向难以保持，增长率逐年回落，微观企业效率缓慢下降，相对过剩凸显，失业率持续上升。中国经济在瓶颈产业消失，结构升级乏力的情况下，必须有新的热点与突破口，方能有足够强、持续时间较长的拉力，把国民经济带到一个新层面、新时期。继产业方面重点转换的大拉动之后，中国势必进行地域空间方面重点切换的大拉动。全方位、大跨度开发西部，正是中国面向21世纪通过地域空间大重组拉动国民经济加速成长，跨越“断层危机”的唯一可以一试的战略。
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有可能会步日本后尘，落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因为中日经济有诸多的关键因素的相似。如两国都有非常高的居民储蓄率，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等。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最大特点，或许是中国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的大国。地区不平衡造成的巨大落差和各方面差异性，正是中国可以炒作的热点，突破的方向。或许唯有此招，中国才不会落入“流动性陷阱”。
国际经验也曾显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性跨越，往往是同大跨度地域空间重组，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赶超性强开发密切相联的。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西部开发，就是地域空间重组带动产业结构大跃迁与经济发展大跨跃的明证。
因此，从更大的宏观视野来看21世纪的西部开发，其思路、战略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都同80年代以来的支援、扶持西部完全不同。
一是要走出80年代以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中央财政，金融，零星、小额给钱、送物的支援、扶持西部的做法，大幅度给以强力、配套的政策扶持，旨在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促进西部经济后发赶超。由于西部开发、开放的条件与环境同80年代、90年代东部开发、发展的条件，环境相差很大，国际经济环境偏紧和国内地区差距拉大，使得中央与西部地区现阶段加快西部开发，要有比以往东部开发、开放更强有力、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支援体系。
从当前来看，强有力的政策支援体系首先是国家启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要尽可能同西部开发联动结合，不能单考虑产业、行业因素，更要考虑区域空间的因素。其次，国家对西部原有的扶贫帮困资金和支援地方项目的投入，要适当由中央集中进行地方基础设施，东部西移项目配套，或同东部有实力的产业、企业配套的项目投资或担保融资、贴息贷款上。不要过度分散由西部各部门、各市县掌握、分配、导致“豆腐渣工程”，招待所工程与基层领导干部得好处项目较多，资金流失严重，乘数效应难以发挥。
二是要跳出80年代以来东西部地区赈济性质的对口支援的扶助发展模式，开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相互协作、互惠互利的以东西联动新路。应当承认，赈济性的对口支援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靠它是难以持久的，充其量只能减缓西部贫困的绝对恶化，却不可能带来西部振兴发展中的加速赶超。为此，最重要的是，西部要尽力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规范、完善政策体系，营造激励、诱使中外投资者、消费者、旅游者汇聚西部“淘金”发财，购物度假的氛围。迈入相对过剩阶段以来，东部地区企业竞争日益激烈，投资成本大幅度上升，赚钱机会更加难寻，失业、下岗人员增多，且文化层次也升高。但是，东西部落差依然在扩大，这就使现阶段东部企业、人才、资金西移拓展的条件、环境大大改善。即将迈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应该到了走市场经济下东西部互惠互利、平等竞争的联动发展新路的时候了。
三是摈弃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散点式、无积聚开发与发展的战略，构筑“增长极核”带动的分层网络发展格局。长期以来，西部开发缺乏总体规划，没有重点与层次，城乡割裂、城城封闭，难以带动总体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特别是长期形不成可以带动区域经济成长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相互支撑的城市网络，城市化过程缓慢。结果导致大量稀缺的资金、人才、资源，被远在东部的特大经济中心城市和很强聚扩力的城市带、城市圈吸引而去。现阶段大力加快西部开发，必须摈弃这种散点式、无积聚的开发战略，实施增长极核带动的加速城市化的分层发展战略，构筑内部整合、外引内扩的网络结构。
当务之急，要重点抓西部几个城市，将其塑造成西部发展的增长极核，强化区域经济合力。以大城市的增长极核为枢纽中心，加快城市化步伐，构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带动二、三产业升级、扩张，提升总体经济实力。要强化大城市的科技、教育、信息、咨询、服务的功能，实施有重点的高科技产业赶超战略，增强中心城市与区域内部的产业关联度，真正提高大城市的聚集、辐射与发展带动作用。中央政府要率先放开对西部大城市高等教育、民间科研机构的管制政策。吸引本地和东部、国外人事投资兴办高等教育、科研机构。这将大大吸引东部青年大跨度西部求学、创业。
四是要消除以往的那种人力资源地域流动管制政策，率先放开西部地区的城乡割裂、地区封闭的户藉制度，实行自由移民的开放政策。经济增长、需求形成、产业与企业重组，最重要的是人的聚集、扩散与流动重组。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当一部分西部农民和中小城镇居民通过外出东部打工、寻业，以及自主创办乡镇企业，积累了经验、技术与资本。而相对过剩阶段到来，东部经济只能进一步高度化以求发展，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增长将进一步挤迫传统产业衰退，一般产业重组，下岗、待业增多。加大力度开放活西部户藉管制，迅速降低移民成本，无疑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适度向城市集中，诱拉外出打工者带资、带技术返西部创业，吸引东部一些国有、乡镇、私营企业生产者、经营者挺进西部，寻求发展机遇。
本文重点不在于具体提出多少开发西部的战略思路，而在于指出东部与西部差距已达临界点，突破地区发展“断层危机”，跳过“流动性陷阱”的唯一引擎，可能是全方位开发西部。寄望能引起各方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