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务工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6)03-0056-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6.03.007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劳务合作总量稳步增长，对外劳务输出已成为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主要贸易形式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数就高达561，721人次，比2013年派出人数增长一倍以上。随着国际化发展的不断加深，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口不断增多，对这一群体在劳务输入国和劳务输出国的社会适应和反向社会适应研究，将有益于劳动者个人的发展与成长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聚焦于吉林省延边州跨国务工青年返乡后的文化适应问题。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特点，自1989年以来，出国劳务产业就成了这一地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并对延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跨国劳务产业不仅为延边地区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家庭结构、教育模式等，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离散式的边疆社会。这一地区的青年跨国务工群体作为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尤其值得关注。这一群体人数庞大，教育程度不高，占据较少的社会资源，怀揣着改变生活水平和命运的梦想，却很难在母国或客居国找到安定感和归属感，因此，长期处于漂泊状态，总是陷入一种“走出去(跨文化冲击)——再回国(逆向文化冲击)——再出国(跨文化冲击)”的循环之中，很少能真正融入国内或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了边缘化的群体。延边出国务工青年在往返于国内外工作生活期间所产生的文化适应问题、社会关系断裂问题、工作保障问题、养老问题、留守子女问题，以及大龄未婚青年问题、离婚问题等，都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国内对于跨国劳务人员的社会适应研究十分有限，现有文献中对于出国打工者在劳务输出国的适应研究较多：教育支持问题[1]、法律保障问题[2][3][4]、组织管理问题[5]，文化认同问题[6]和社会心理适应问题[7]。关于跨国务工青年在返乡后对本国的社会适应研究却著述寥寥，现有研究以跨国务工者返乡后的医疗卫生保健问题[8][9][10]为主。对归国人员返乡后的社会网络，文化适应和职业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都关注甚少。特别是返乡务工者的文化适应问题更是影响这一群体在重新融入母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因为，跨国务工者返乡并不是文化适应循环的结束，而是对母国文化和不断变迁社会的重新融入。归国文化再适应也是个复杂的过程，在再适应过程中归国人员面临着对母国文化的再认识和对所获得客居国新文化的调整。[11]因此，研究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调查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通过对吉林省延边州L市出国务工青年回国后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文化适应困境和诉求，分析这一群体不能融于母国社会文化的原因。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L市19～39周岁的107名有出国务工经历的青年。其中男性48人，女性59人；朝鲜族46人，汉族51人，其他民族10人；在教育程度方面，具备初中及以下学历的51人，中专或高职学历的26人，高中学历的18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5人；婚姻状况方面，其中结婚或有过结婚经历的57人，有子女的49人。在出国的次数方面，43人有过3次及以上出国经历，33人有过两次出国经历。 (三)调查工具及设计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访谈形式对采访对象进行调查。访谈主要考量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为L市出国务工青年的自然情况(出国前教育、工作、家庭、收入、社会关系等)；第二方面主要了解L市返乡青年归国初期(回国后1～3个月)、中期(回国后4～12个月)和后期(12个月以后)的文化适应情况；第三方面主要考查返乡青年在归国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文化适应困境及其原因。 在对L市出国务工青年跨文化适应的考量上，本文主要参考古拉霍恩的跨文化适应W曲线模型[2]和贝利的文化适应类型模型[3]，并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本研究内容。 (四)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主要以访谈形式为主，于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进行。访谈分为电话访谈和面对面交谈两种，每位被访者的被采访时间均为1～2个小时，在访谈过程中进行录音并在访谈后整理备案。访谈数据主要通过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处理。 (五)局限性 由于受到时间、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局限，在调查的范围和数量方面仍有所欠缺，如很多L市出国务工青年在进行访谈期间，都身处国外且联系方式及时间不定，因此很难全面且细化地描述该群体。其次，在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和民族差异性上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如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朝汉民族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差异等都可进行细化研究。 三、调查结果 (一)归国后的文化适应模式 1.归国初期文化适应情况 根据古拉霍恩的跨文化适应W曲线模型的相关理论，出国人员在出国时会受到异域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回国后同样会经历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其规律是由回到东道国或母国后的狂喜到痛苦、调适和最终适应的过程。本研究也从受访者归国后的时间来将其划分为大致三个阶段：归国初期(回国后1～3个月)、归国中期(回国后4～12个月)，以及归国后期(12个月以后)。 研究发现，归国务工青年在返乡后也经历了“喜悦期——痛苦调试期——逐渐适应期”这样的文化适应模式。受访青年在被问及“归国后过得如何？各个阶段适应情况怎样？”这一问题时，有90%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在归国初期(回国后1～3个月)适应情况良好。 受访者WX(男，28岁)说： “刚开始回家真高兴啊，又可以吃到家里的饭菜了。把在外面挣的钱给妈了，家里人也都挺高兴。” 提到回国初期，受访者LL(女，26岁)微笑着说： “回国前给所有亲戚买了礼物，一回来他们都来看我，我就给他们，心里特高兴……好朋友聚会他们都说我变好看了，气质也变了……我也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受访者DYK(男，36岁)说到刚回国时的情景，脸部表情柔和下来： “我回来时我小姑娘3岁了，儿子5岁，大的让抱，小的却哭了。哎，走的时间太长，不认我……不过回来就好了，可以天天见着，也能帮帮家里。老爹老妈也能照顾。当时想着用挣的那几万块钱干点啥。” 从访谈中不难看出返乡青年在归国初期对未来生活是充满喜悦、自信和希望的。 2.归国中期文化适应情况 有8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在归国中期(回国后4～12个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适应。这种不适体现在归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矛盾、职业发展的局限、社会互动中的被动和对社会规则的不适。 受访者WX(男，28岁)说： “回来之后，我想干点啥，但是没有好的项目。和家里人商量开个书店吧，因为人家韩国挺多大城市都有那种书店，里面还有咖啡吧的那种，很好，干净还不操心。可是我爸和我妈就是不同意，说在我们这小地方，都是农村人，而且年轻人要么出国，要么到南方打工。没有小年轻的来这儿，迟早是要黄的。可是，我也没什么学历(初中毕业)，也不认识什么人，哪有好活给我干呐。我不想当服务员啥的，同样是体力劳动，在国内才挣1000多，1000多能干啥呀。我要是在韩国打工，一个月怎么也得有五六千，好的时候还能更多，同样是干活，我还不如回去呢！所以我特别想再出去，待在国内没意思。” 受访者ZXJ(女，22岁)提到回国中期直接摆摆手说： “别提了，我是再也不想被他们(家人)说来说去了。刚回来那阵子还挺好的，和以前的姐妹儿逛逛街呀，一起玩什么的。我是想好好休息一下，先不干什么。可是吧，他们一看我回来半年了，还不工作，就给我脸色看，说现在是上进的时候，得努力。我不想一直那么累，我的生活也不能全都是挣钱挣钱挣钱啊？！他们看我没心思工作，就开始给我张罗对象，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人生难道就只有结婚、生孩子、赚钱吗？” 受访者LL(女，26岁)在提到回国的生活时很无奈： “其实，我觉得，我回来就是要重新开始生活，过有情调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这太难了。就比如说我回到家(与父母同住)，刚回来时爸妈还在我面前挺好的，可没多久他们就总是吵吵吵，我一看他们吵架，我这气就压不下去，忍不住朝他们大喊大叫。还有在外面的时候，过马路呀、排队呀，人家韩国人都能遵守规则，可在中国你就感觉干什么都像打仗似的，坐车抢、买东西抢，过马路还是抢。整个大环境就是让人感到着急，心里发焦。” 通过访谈不难发现，这些归国青年本来是想通过出国的经历让自己的生活发生转变甚至飞跃，但由于返乡文化冲击，社会关系网的局限，再加上生命历程中大事件的接踵而至，他们感到了深深地焦虑和不适。在对这一阶段适应状况的访谈中，有近95%的受访者表示有机会一定还会再出国。他们觉得国外生活要比国内轻松，生活压力不大。 3.归国后期文化适应情况 在回国后期的调查中，7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回国中期的不适和焦虑程度有所减轻，但仍然希望再次出国工作。 受访者DYK(男，36岁)在回国一年半后，提起现在的生活，他很知足： “我现在和我爸一起承包了2垧地，一年收入10万元左右。两个孩子也都慢慢长大，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出国是好，物价比国内便宜，生活不那么累，但是太孤独了，家人也照顾不上。” 受访者CH(女，32岁)被问到是否喜欢回国的工作与生活时，不假思索地给出否定答案： “我还是喜欢在国外，当年(29岁)回国是父母和姐姐劝我回来的，他们觉得我再不结婚就不行了。回来后一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在家待了，还想走，因为工作没着落，也没有合适的对象，我也不想出去见人。是我妈硬把我留下来的。去年我结婚了，孩子现在也6个月了，天天和老公、孩子待在一起也挺好，每天给他们做点好吃的，没事出去溜达溜达，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不过，我想等以后孩子再大些，我们全家一起出国，我俩打工，让孩子接受国外教育。” 受访者ZYH(男，38岁)说： “我去韩国打工(2008年)钱挣得不多，回来和朋友吃饭喝酒，给女朋友买礼物，钱就没有了。我不想回去了，回来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孩子也有了。我爸爸妈妈去韩国时间多，就给了我点钱，我和媳妇开了间啤酒屋，现在买卖不好干，不挣钱。看看吧，如果还是不好，我和媳妇再去韩国打工，朝鲜族人去韩国，工资高一些。” 通过访谈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有过出国务工经历的青年来说，回国后期的生活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而逐渐归于平稳。他们从亲人、朋友那里得到资金和情感支持，一颗不甘平凡的心被家庭的责任和关爱渐渐抚平。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出国务工的想法仍然是一个随时会发芽的理想之梦的种子，只要条件成熟，它就会不断成长，继而促成这一群体的二次或多次踏出国门。他们大多认同国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认为人生转折有可能会通过跨国务工来实现。 根据古拉霍恩的跨文化适应W曲线模型理论，跨国旅居者在出国和归国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蜜月期、痛苦期、调适期和适应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受访者在出国和归国过程中所经历的蜜月期及痛苦期不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在回国后较快地反映出失落、焦虑和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直至第二次出国才有所缓解。这些国际“打工仔”似乎对每一次起航都充满希望，然而却无法在途中找到合适的港湾，因此就寄希望于下一次出行。这种游离于母国和客居国不断寻找自我定位和价值的状态，最终会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放弃原有的文化和社会身份，同时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安身之所。 (二)归国青年文化适应类型 要想了解经历了调适期和回国生活的磨砺后，归国青年们适应的程度如何，适应的方式是怎样的，这需要通过对他们的返乡文化适应类型进行分析。本研究参考了贝利的文化适应类型模型来分析归国青年们的适应情况。该模型从两个维度(接纳母国文化和接纳客居国文化)将文化适应分为融合型、同化型、隔离型和边缘型。其中融合型是指文化适应者在客居国既保留母国原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与客居国的主流社会成员也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同化型是指文化适应者摒弃母国原有的文化身份，强烈希望与客居国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关系；隔离型是指文化适应者只想保留母国文化身份，不想与客居国主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关系；边缘型是指在客居国的文化适应者既不想也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也不想或不能与客居国社会成员建立联系。[3]
本文旨在研究出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问题，贝利的文化适应类型理论对返乡文化适应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表1所示，本文的归国文化适应研究也是通过返乡务工青年在回国后对劳务输出国(母国)和劳务输入国(客居国)的文化接纳及融合程度，将返乡文化适应类型分为：融合型、回归型、隔离型和边缘型，其中贝利文化适应模型中的同化型表述用于对母国文化的适应和回归不够准确，所以将其表述为回归型。这一理论具体到本研究中的理论意涵是：融合型是指出国务工青年返乡后具有本国归属意识的同时，与劳务输出国文化也保持积极的关系；回归型是指既在回国后，完全认同和接受母国文化，对劳务输出国的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排斥心理。隔离型是指返乡者在归国后对本国社会文化产生强烈的排斥感，对劳务输出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存有深深的怀念和认同感。边缘型是指返乡者在归国后对母国文化和劳务输入国文化都不认同，拒绝接纳任何一方的文化价值关和社会互动方式。 对于曾经赴韩务工的返乡青年群体，分析其文化适应类型应该通过多维度的历时性研究。根据调查，受访青年在归国后的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适应类型。
如表2所示，归国务工青年归国后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适应类型。在归国初期(回国后1～3个月)绝大多数(占89%)的返乡青年表现出融合型文化适应状态：他们回国后，又吃到了可口熟悉的饭菜，语言交流顺畅，与母国的家庭成员互相问候关怀，受到主流社会组织的帮助。终回故里的亲切感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回国初期如沐春风，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之中。同时，他们还带回许多国外的礼物和用品送给身边的亲人朋友，以一种体验过异域生活的跨文化经历者向周围的人介绍自己在国外的见闻趣事。这一切都得到了身边亲人朋友的赞许、尊重和羡慕，也使得这些返乡青年们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的跨国务工经历和国外生活体验引以为豪。而在归国中期(回国后4～12个月)，近81%的受访青年表现出隔离型文化适应特点，即对国内社会文化及主流社会成员持排斥心理，对原劳务输入国的社会文化等充满怀念和认同。认为原劳务输入国的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比母国强；而在归国后期(回国后一年以上)，会出现一种适应状态的反弹现象，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自我调试，60%以上的受访者会再次表现出融合型适应特点。他们既能在本国建立自己的生活工作圈，且能够融于其中，也对原劳务输入国的积极社会文化表示认同和接纳。尽管返乡文化适应类型会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但访谈中80%以上的受访青年仍表示：如果有机会出国，且不耽误他们履行家庭责任，他们还是会选择出国工作或生活。 (三)受教育程度与归国文化适应程度 通过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文化适应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如表3所示，在被问及“回国后还想再次出国打工吗，是何时有这样的想法？”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现出在归国中、后期想要再次离乡的意愿强烈。平均88%的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在归国中、后期表示特别希望再次离乡打工；平均83%的中专或高职学历受访者在归国中、后期觉得国内不适合他们发展，想要再次出国赚钱；平均70%的高中学历受访者在回国中、后期认为再次出国务工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返乡者适应程度则较好。 受访者ZLN(女，28岁，本科学历)认为再次出国打工不一定就会对职业和家庭产生积极的影响。她的本科教育是在韩国某大学完成的，毕业后，她就留在韩国，从事翻译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回国后，在上海一家韩资公司工作，月薪过万。她很满意归国后的生活。 “现在回国了，虽然没有在国外赚的多，但是心里有了安定感。爸妈让我快点找对象，我想国内找到合适对象的机率还是要高于国外。他们说让我回去，但是延边经济发展不行，机会少。如果家那边有好的韩资企业，我也想回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具有初中学历的受访者LRS(男，23岁)，在笔者对他进行访谈时，他已经向一家中介机构交了3万元的中介费，打算再次赴韩国打工。 “回来之后，有一大堆亲戚朋友要看，再加上给家里添点东西，花着花着就没什么钱了。国内的(好)工作又不好找，如果在国内还做工人或服务员，还不如出国干，国内工资又低，消费又高。同样1500块的工资我在那边可以活得很滋润，可在国内1500够干什么呀？……可是再次出国也是问题，我不想回原来的地方干了，觉得没有出路，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了，爹妈总是催我结婚，在国外本地人根本不会考虑你，咱又穷，讲话又不通，可国内给介绍的对象虽然语言都通，但是你没钱、没车、没房，谁跟你？所以，我想再出去挣两年钱。” 因此，从受访人群的教育水平看，首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群体，其选择出国打工的比例就越少；受教育程度越低的青年群体，出国打工者的比例越高。其次，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归国后选择再次出国务工的机率也越低，对国内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的适应程度就越高。 (四)在外务工时间与归国文化适应 在外务工时间包括在劳务输入国(客居国)的居留时间和出国频次。在出国的频次方面，其中43人有过3次以上出国经历，人均在国外时间为6年；33人有过两次出国经历，人均在国外务工时间为3.5年，其他31人仅1次出国经历，人均在外务工时间为2年。通过调查发现，出国频次与归国文化适应程度成负相关关系。出国次数最多且在外时间较长的10位受访者都表示计划或正在办理再次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普遍都越来越难融入母国社会，无论从个人经济收入层面、职业发展层面，还是文化适应层面都与母国渐行渐远。而在外时间较短，出国频次较短的受访者则能在返乡后较快地适应国内生活，且持续、积极地参与国内社会工作与生活之中。 受访者LJH(女，39岁)，赴韩国4次，在韩务工时间共计6年半。 “我们朝鲜族，去韩国容易，我到韩国使劲干活，回来就是玩，哎，不像汉族人拼命干啦，什么也不吃，也不买。我和掌柜(丈夫)一起去，好好干活，挣钱给老人和小孩儿，还可以去旅游……现在中国比韩国打工挣钱少，老板也不好，工作没有加班费。韩国更正规一些，不会加班了不给钱。” (五)性别差异与返乡文化适应 本研究的107名受访者中女性为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5%。调查发现，女性在返乡适应方面要优于男性。主要原因有：首先，女性在国内的工作机会较多。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女性可以很容易找到服务业工作，且收入较稳定，如商场营业员、家政人员、美容美发店服务员等，而男性在上述行业的求职需求则较为弱势。在没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且只有有限的经济资本的前提下，男性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或个体经营，而这两种就业方向又是充满艰难和挑战的；其次，女性未婚者在国内择偶要易于男性。由于这一地区女性就业方面的优势，许多妇女选择了出国或到南方打工，延边出现了很多光棍村、空心村。这使得单身女青年成了该地区的稀缺资源，有女不愁嫁。相反，许多受访的未婚男性则表示想要结婚的压力很大，首先自己从国外回来没什么社会关系，学历也不高，找不到较为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所以如果有合适的对象，则需要在整个家庭倾尽一生积蓄的情况下才能娶到一个媳妇。这使得这些男性青年承受着来自择偶、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从而降低了其返乡的适应程度。 (六)民族语言文化与返乡文化适应 在民族语言文化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延边地区受访青年的朝鲜语的掌握和使用情况。受访者中有59人会讲朝鲜语，其中有46位是朝鲜族。延边地区朝鲜族占总人口的39%，特别是在L市，朝鲜族人口比例要高于其他州平均水平。因此，在调查中发现会讲朝鲜语有助于这些青年的就业发展，且使其社会网络更加多元化，社会资源更多一些。 受访者CJX(女性，29岁，汉族)，回国1年半。 “我会说朝语，回国后因为结婚马上想要孩子，不想再出去了，正愁着找个稳定的工作，村书记就来找我了，问我愿不愿意当妇女主任，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少，会朝语的人大部分都去韩国或外地打工了。村里有个大小事情的，都需要有人跑跑腿、说和说和，所以会说朝语很重要。书记说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我觉得挺好，工作又稳定，大小也是个村干部，还不耽误我再去外面挣钱。” 四、跨国务工青年返乡文化适应的困境及诉求 (一)关系网的断裂与弱化 根据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中国就属于强关系型社会。而弱关系是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在弱关系社会里，一个人认识各行各业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办成他想要办成的事。而那些交往比较固定，朋友圈比较狭窄的人则不容易办成事。从调查中发现，在赴韩务工期间，由于地域和时空的间隔，这些返乡青年在归国后其在国内的强关系呈现弱化的态势，弱关系大部分也已断裂。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青年阶段正是积累强、弱关系的关键时期，关系网的断裂与弱化无疑使得这些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务工返乡青年社会化进程更加雪上加霜。 (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在调查中，80%以上的出国务工青年在回国后都会出现对自身信仰、身份、价值观的困惑或质疑。在归国后，这些返乡青年拥有两种文化身份：一方面是客居国的文化，另一方面是母国文化。由于原文化身份或他国文化身份都是他们的一部分，二者有机构成这些青年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很难被割离。所以在归国后，很多人都感到在某种程度上被母国社会文化所排斥或拒绝，这就为其在返乡文化适应过程中造成压力。因此，文化身份认同直接影响着返乡文化适应的各个环节。 受访者JCH(女性，26岁，朝鲜族) “我去韩国2次了，那边儿确实好。我回来以后，看到咱们这边太多地方不行：人和人说话声音大，没有礼貌；过街车不让着人；干活儿着急，爱发火儿；环境保护的也不好……有的时候，我和身边的人说韩国比国内进步的地方，他们中有人就不高兴，说让我回去接着当我的韩国人吧。其实，我是朝鲜族，我是中国人，我只是想让身边的环境变得更好而已。” (三)家庭的危机 出国务工青年在不断地游走于国家之间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和自我价值的同时，面临的是接踵而至的家庭危机。首先，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出国务工青年大多是家中的独生子女，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和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是很多延边出国务工青年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次是大龄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婚配对象问题。根据2008年L市计生委发布的报告指出：L市农村未婚男女平均比例为20：1。“剩男剩女”问题已成为延边农村社会的又一症结，而对于延边农村出国务工青年来说，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更是受到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再次是留守子女抚养和教育问题。对于有子女的出国务工青年，通常是一方或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子女由老人抚养和教育。由于家庭功能失衡、亲情关系缺失、教育理念的误区等原因，造成留守子女的心理不健康和青少年犯罪问题，还有因家庭成员长年出国务工而造成的离婚、感情淡漠最终导致的离散家庭问题等。 这些家庭问题使得跨国务工青年在归国后，特别是在归国中期，苦于协调家中老人、子女、配偶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已有矛盾，更是无力解决或苦无应对之策，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暂时逃离这样矛盾的漩涡，再次出国务工或到国内其它城市务工。 五、跨国务工青年返乡文化适应困难的原因解析 (一)个人的自然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个人的一些自然特点影响着社会文化适应的程度：年龄越大，返乡文化适应能力就越差；女性的返乡社会文化适应程度要高于男性；学历越高，返乡文化适应能力就越强；出国时间越长，频次越多越不利于其返乡文化适应；朝鲜族普遍较汉族返乡文化适应能力强。还有很多通过观察发现的个人特征，如：开朗型性格、积极的个人行动意愿和态度、合理的家庭结构或良好的家庭环境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受访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价值观的逆向文化冲击 在价值观层面，本研究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来说明返乡青年们在归国后所遇到的逆向文化冲击问题。霍夫斯泰德将文化分为五个价值维度来考察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性与阴性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指数。首先，“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自身的价值与需要，凭借个人的努力为自己争取利益。“集体主义”则侧重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应该为集体目标的实现牺牲个人利益。其次，“权力距离”是指在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权威程度，以及其所在社会对组织当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第三，“不确定性规避”是测量人们防止那些前途未卜的、不确定的、含糊的情境所造成的威胁的迫切程度，通过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方法加以防范，等等。第四，“阳性主义”强调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阴性主义”则重视生活质量、服务和关心他人。第五，“长期导向指数与短期导向指数”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考察人们对周围事务的处理上是否具有长期眼光。“长期导向”重视节俭、容忍、积累和传统，追求长期稳定和高水平的生活；“短期导向”则重视及时行乐，近期收益等。[5]
图1 中韩文化价值维度对比图 如图1所示，中韩文化在这五个价值维度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异同点。中韩文化都强调集体主义价值和长期导向性，认为集体目标高于个人得失，且强调个人在对待周边事务上应注重长期利益，用坚韧和刻苦的方法获取稳定且高质量的生活。但在权力距离、阳性及阴性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方面则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些不同是造成延边赴韩务工青年返乡不适应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权力距离方面要高于韩国，这就意味着归国务工者在国内企业或组织中工作及生活中要感受更加明显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韩国，员工和上级领导之间的距离较小，所以归国后，这些返乡青年会觉得国内的企业或组织中充斥着官僚作风，在这样的组织中个人显得卑微，没有尊严。 中国社会更倾向于阳性主义文化，强调竞争、成就和对金钱的追求。而韩国则是典型的阴性主义文化，强调生活质量、服务与关心他人。在韩国长期工作生活的延边青年享受着这种人文关怀的气氛所带来的舒适、温和与平稳节奏的生活，在回国的中期和后期明显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和生活的竞争压力，为了多赚钱而不惜牺牲个人健康、家庭生活，这使得他们特别怀念在韩国的务工经历和社会生活。 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方面，韩国的规避程度要高于中国。这就意味着韩国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会有一套较为完善和严谨的规章制度。这样，在韩国工作的中国延边青年们在工作中能够有章可循，明确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将会带来怎样的收获。企业也能够做到奖惩分明，对公司员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奖惩分明。这种情况在中国则大有不同，企业在诸多管理细节上没有明确规定，再加上领导层的绝对权威，很多时候员工的绩效主要看领导偏好。所以很多归国后在中国企业打工的延边青年就对国内企业的强压式管理，领导决策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颇有微词。同时，在工作强度方面，这些青年认为中国的工作强度更大而报酬却相对较低。因为在韩国用工制度方面有着严格且明确的规定：工人加班，每小时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而在国内的许多大中小企业中，工人加班是家常便饭，而加班费的支付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有明确规定的也不会被严格执行。因此返乡青年们大多选择再次远赴他国，离乡背井，追求他们的理想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 (三)个体化社会中公共空间的缺失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的流动性加快，个体化程度在不断加速深化。鲍曼指出流动的现代性导致了人们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其特点就是生活变化快，不确定性增强。而不确定性又带来恐惧，使人难以安稳生活其中。鲍曼在探讨解决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虑时，提出了“寻找政治”，即寻找公共社会空间的呼吁[6]。公共空间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它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惠民，个人的困难得以实质性解决。笔者认为解决归国青年的返乡适应问题应以家庭为核心，建立有效且辐射广泛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提供诸如：养老、教育、就业、法律、信息等方面的有偿或无偿服务，帮助出国务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对家庭危机，弥合这一群体因社会关系断裂和弱化所带来的社会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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