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内涵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却遭遇了新的挑战。早些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中国化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观点曾经在学术界取得广泛的共识，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但是，由于这种解释过于受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存在很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因此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新的界定，有的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学术上的定位，有的说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这样，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因此，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寻找新的视角重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
一、问题的由来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形式方面就是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早些年这种解释曾经在学术界取得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如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在长沙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多数学者持的就是这种观点。[1] 直到目前，很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虽然关注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基本上还是沿着这个思路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这种理解既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内容方面的中国化，也讲到了它在形式方面的中国化，乍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其实不然。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内容指的是什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显然还有很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具体历史条件得出的有些结论也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中国化不应该仅仅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够的，它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处在高势位的外来文化，它在中国进行传播、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它不仅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必然得到改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中国化也不能仅仅指的是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它也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否则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始终置于一种被解释的地位，而不会自觉地推动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有学者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学术上的定位，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我们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并且指出，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化”的定位上出现了偏差。[2] 也有的学者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认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任务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且指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却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3] 这些分析对我们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总的说来是不可取的。虽然以前那种使学术研究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做法不可取，而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有害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一个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分析，虽然强调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但是总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难以统一。这样就容易为各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歪曲的观点留下空间，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等等。因此，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作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还必须寻找新的视角。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回顾一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其中专门有一节内容论述了“学习”问题（在建国之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这一段文字作了比较大的改动），在这一节中他首先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向全党提出了研究当前运动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而且这些内涵相互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学习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之前用了一整段的文字来论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4] P657显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习他们观察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因此，认真学习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用了一整段文字来论述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总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 P658-659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是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承继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充分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是研究当前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最实际不过的问题。……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睁起眼睛注意的大课题。……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4] P659从以上毛泽东同志对研究当前运动重要性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它能够给研究中国革命运动提供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所以要努力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是中国实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在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
很明显，作为一个政治家兼理论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强调批判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强调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运动，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那种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特点，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和苏联经验的思想倾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口号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的产物。亦因此，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既不能够脱离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背景，也不能够仅仅局限于毛泽东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以后又有多次论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得到了丰富。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5] P149这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另一次是在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 P374这实际上指出了我们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还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新视角
前面提到，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既不能够脱离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背景，也不能够仅仅局限于毛泽东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作为一个政治家兼理论家，毛泽东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的，即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7] P263-264但是，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情况作全面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结出的一个丰硕果实，它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也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入手，即从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两个侧面去理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本来的意义上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而不会随意地扩大或是缩小它的内涵。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发挥作用。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8] P1515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虽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零星的传播，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却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走进了死胡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为认识和改造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在实践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最直接的动因就是为了解答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即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走及怎么走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给中国人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类似于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中国化，也类似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但是它的内涵比后二者却要丰富得多。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至少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的核心。它实际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这样两个侧面：一方面，要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环境和具体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制定适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情况的政策，其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环境和具体实践中的具体化；另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丰富的实践经验，并用这些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这就是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研究。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中广泛吸取养料，并在长期研究融合的过程中，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有一点类似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处在一种高势位的外来文化，它在中国长期传播、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而不仅仅是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得到中国文化心理模式的诠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内容上的对接，进而发生一种中国形式的变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相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又是一种处在高势位的文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改变原来的存在方式，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改造和提升，进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类似于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中国化，但是它在内涵上比之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中国化却要丰富得多。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中国化，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其实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则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而且还要求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提升。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至少应该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由于东西方在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提倡“回到马克思”是并不科学的。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之树上结出的果实，都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些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相似相通的内容，如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等等。在这方面，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我们做更深的发掘。三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和西方文化相通的内容，也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为欧洲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批判总结西方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创立的，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需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去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俗文化及中国社会心理的结合。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虽然还不是系统化的知识，但是它是特定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在一定时期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及其取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俗文化及中国社会心理的结合。当然，由于中国民俗文化及社会心理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俗文化及社会心理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种对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分析、鉴别和选择的过程。
四、结语
必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化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构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的重要一部分，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同时，历史总是需要不断地再认识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9] P8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也必然带着强烈的时代痕迹，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两个层面的中国化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以此为指导来总结自身的经验，以及用这些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中广泛吸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养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实践主题的变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不断地再认识，不断地挖掘其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并考虑不同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真正成为广大群众手里锐利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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