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六一”形成考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歐陽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英宗（趙曙，1032-1067）治平三年（1066），歐陽修（1007-1072）首次以“六一居士”之名，自署于其著述之末，時年六十；《集古録跋尾·隋汎愛寺碑》： “李伯藥”字（按：四部叢刊本作李百藥），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倦。治平丙午（三年），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① 歐陽修在碑文跋詞末，連書兩個別號，除了表示對此碑的珍視，似乎亦暗示了這兩個別號在他的生命中的重要意義。② 神宗（趙頊，1048-1085）熙寧三年（1070）九月七日，歐陽修作《六一居士傳》，正式以“六一居士”爲名，作爲他致仕歸隱的表徵：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③ 從四十歲以醉翁——酒與翁自名，到此時的“六一”——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與一老翁，在看似“與此五物偕返于田廬”、“老于此五物之間”歸老于田的自娛外，實展示了歐陽修的文化性格與通脫的人生觀。 二、“六一”定名的過程 （一）“我”爲主體 仁宗（趙禎，1010-1063）天聖九年（1031），歐陽修于錢惟演（977-1034）幕下任西京留守推官，由于錢在文學上的地位與開放寬容的氣度，一時名士皆雲集于其幕下。④歐陽修亦得以廣交文友如謝絳（994-1039）（時任西京通判）、梅堯臣（1002-1060）（時任河南縣主簿）、尹源（996-1045，天聖八年進士）⑤、尹洙（1001-1047）（時以山南東道掌書記知河南府）、富弼（1004-1082）（河陽簽書判官）、楊愈（字子聰，時任戶曹參軍）、王復（字幾道）等一批年輕文士。日爲古文歌詩，游宴吟咏，極一時之樂。如《七交七首》分別吟咏伊洛時期的六位知己，表現朋友間的相知相契；其中《七交七首·自叙》除了是詩酒文會的實録，亦是歐陽修生活情趣的自我表露： 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⑥ “飲德”二句，說明了良朋益友的薰陶，猶如飲醇美之酒，佩芳馨之蘭蕙；“平時”二句則忠實地記録了在吏事閑暇之餘，飲酒賦詩好友歡會的場景。 明道元年（1032），西京幕府諸君子仿白居易（772-846）晚年居洛時“香山九老會”之興⑦，而有“八老”之稱。“八老”分別爲尹洙辯老、楊愈俊老、王顧慧老、王復循老、張汝士晦老、張先默老、梅堯臣懿老、歐陽修逸老。歐陽修非常重視八老的品題，曾先後致書梅堯臣，以爲“八老之名，誠一時之美事”⑧，並依據儒家經典對“七老”之名分別加以解釋。但對于衆人所封“逸老”之名，歐陽修則是“苦求”力辯，自請更名爲“達老”。《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三：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⑨ 而據《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知經其“力請更名”後，已得“達老”之名。而此亦是歐陽修一生中所使用的第一個別號。不論是《七交七首·自叙》或是《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以及同時期所作《戲書拜呈學士三丈（謝絳）》中“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⑩、或“一枰閑且伴衰翁”（11）均可以清楚地看出“醉酒”與“翁”緊緊相隨的密切結合。而這數首詩，似乎亦預示了“醉翁”這一別號淵源之所自。 （二）“酒”、“我” 慶曆五年（1045）八月，因諫官錢明逸、開封知府楊日嚴等構陷，興“張甥案”，歐陽修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以知制誥出知滁州（今安徽滁縣）。（12） 謫貶滁州的歐陽修，收束起遇事即極力抗辯的稜嶒風骨，將生命的重心逍遙“閑放”于山水之間。對歐陽修而言，自年少時期醉酒放歌的爛漫情懷，至貶謫夷陵時携酒訪勝（13），酒始終是詩人生活的重心。不同于早年以詩酒吟放之青春漫浪，年方四十的歐陽修，此時以“醉翁”自名，《醉翁亭記》：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14） “翁”字表達了在經歷景祐以來一連串政治變化後，心理的了悟與自解；（15）而酒亦成爲他放意林泉，達致山水之樂的重要媒介： 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溪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唤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16） 好酒能銷光景，酒不僅是歐陽修對宦途憂戚的一種超越，亦是山花遣情的良伴： 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17） 相較于地僻處遠的夷陵，愁烟苦霧少芳菲（18）、二月山城猶未見花的惡劣環境（19），滁州時期的歐陽修由衷地接受了窮山絶水下拙樸的春色，誠摯地發出對山桃溪杏，古妝野態美的喜愛。《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 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時節開春風。 看花游女不知醜，古妝野態争花紅。 人生行樂在勉强，有酒莫負琉璃鍾。 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20） 詩人以達觀有情的心境，不拘形迹的方式，體驗著以山水爲樂的謫宦生活。其視醜、拙如一，無私的人生觀，亦正爲“有酒人生何不樂”的重要原動力。（21） （三）“山水”、“酒”、“我” 如果說夷陵的山水是唤起歐陽修膠固的心靈，使之與自然冥契的一個萌發，那麽滁州時期的歐陽修則是點染了山水，使山水增添了人文的色彩，凸顯于後世讀者的心目中。 景祐三年（1036）歐陽修爲范仲淹言事忤宰相（呂夷簡，979-1044）事而申辯，並切責高若訥（997-1055）身爲言事之官，不能爲范辯其非辜，反從而詆之，懦軟屈曲之行徑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22），因此坐貶爲夷陵縣令。（23）夷陵（今湖北宜昌縣）屬峽州（24），位于楚之西境，地僻而貧，民俗儉陋，自古以來便有“蠻荆”之稱。以交通而言，若取水道至汴京，有五千五百九十里，陸行則需經二十八驛，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居者往往不得代”，甚或有“歲滿，自罷去”的狀况。（25）遠謫惡地，歐陽修不僅不以爲窮僻，反而視夷陵“江山美秀，邑居繕完，無不可愛”。非僅有罪者可以忘憂，亦深信“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26）夷陵的山水點染了歐陽修，重新唤起他對山水的熱情，所作《夷陵縣至喜堂記》不僅是歐陽修山水諸作的起點，亦記録了他的參與，和參與之後的喜悅。 滁州時期的歐陽修對山水的熱愛，更是有增無減。除了爲智僊所建之“醉翁亭”命名之外，更爲了能“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而構築“豐樂亭”，《與韓忠獻王稚圭（琦）》四十五通其四： 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于泉側。（27） 《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十九亦同：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28） 歐陽修將自己對外在世界的觀照與內在情緒的排遣，做出了理性的融釋，並將個人欣賞山水的樂趣擴大爲“與郡人同樂”，同時將山水之樂與禽鳥之樂、太守之樂相互糅合，從而變得更爲理智、寬容。山水與歐合而爲一，山水儼然已成爲歐陽修生命的一部份了。 （四）“書”、“山水”、“酒”、“我” 謫處于窮山荒僻中的歐陽修，藉自放于山顛水涯，以表達他歸真返璞的精神追求，同時亦藉生活中尋常的依伴以建構他的心靈世界。《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十八： 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静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29） 山城寂寞，復以滁令職閑事少，書成爲詩人謫處幽居的唯二良伴；書中淡泊至味的豐富內藴，亦是詩人忘憂遣懷的最佳良方。《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 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嘆。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 惟尋舊讀書，簡編多朽斷。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間。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煉。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30） 詩作于嘉祐六年（1061）冬，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在浮沉宦海後，回顧其平生讀書的歷程：少年讀書是希求功名，知其苦而不知其樂；官職升遷後，隨俗學庶務，則無暇讀書；中年在經歷了紛華如浮雲的短暫易散後，才領會書中淡泊的真趣。不惟是至寶，同時亦能經得起時間如百煉般的考驗。全詩詳盡的叙述了歐陽修自少至老，一生喜讀書的癖好，其暮年所作對一生的總括“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31）正足以說明除了酒之外，“書”所帶給歐陽修有形與無形的富足，于其生命中的重要性。 （五）“琴”、“書”、“山水”、“酒”、“我” 滁州郡事之餘，歐陽修除了“勤讀書”以豐富他的精神天地外，“琴”亦是詩人安貧寫志的良友之一，《游瑯琊山》： 行歌招野叟，其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磐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32） 詩中刻畫了太守與林叟山游之樂，醒聆幽泉，醉臥磐石。而“幽泉之響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每把酒欣然忘歸”（33），携琴寫泉語，不獨是職事之餘山居之樂，同時亦標誌著智者志在高山流水的幽雅情懷。又如《幽谷晚飲》： 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峥嶸。 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 安得白玉琴，寫以朱絲繩。（34） 顯示歐陽修不獨知音律，其對名琴的玩好，亦有著深深的向往。 歐陽修嘗自言對琴曲的喜愛，始于年少時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35）出仕爲宦後，因著各個階段不同的機緣，歐陽修有了自己的琴，並開始收集，《書琴阮記後》： 同年孫植，雅善琴阮，云于京師常賣人處買得之以遺余，蓋景祐三年（1036）也。迨今三十餘年，而植物故亦二十年矣。（36） 孫植所贈琴，應爲歐陽修所有之第一張琴。其後官愈高而琴亦愈多，價更貴重： 余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幾，蓋常琴也。後做舍人，又得琴一張，乃張越琴也。後做學士，又得琴一張，則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时，青山緑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萧然自釋。及做舍人、學士，日奔走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盈前，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適，無弦可也。（37） 歐陽修任夷陵令在景祐三年十月至四年十二月，劉幾（1008-？）贈琴當在此段時間中。（38）如此，或爲歐陽修生平第二張琴。至于張越琴，則得于慶曆八年閏正月爲起居舍人後；據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載“聚星堂燕集事”在皇祐二年正月，其中有“劉原父（攽）得張越琴”（39），知歐陽修得張越琴在慶曆八年至皇祐元年間（1048-1049）。而雷琴，應即爲《六一詩話》所記雷會所斲之琴：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于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绝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傳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40） 蘇軾以返京途中所獲蠻布弓衣相贈，事在嘉祐五年（1060）（41），以綉有梅詩之蠻布弓衣爲琴囊，足見歐陽修對雷琴之珍寶。張越琴、雷琴並樓則琴，遂有“三琴”之名。歐陽修《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 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42） 關于樓則琴（石暉）之來源，歐陽修《試筆·琴枕說》云：“吾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臠，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43）歐陽修爲手指所苦在嘉祐二年（1057）（44），故自嘉祐二年上數二十年，得樓則琴約在寶元元年（1038）左右之際，或即劉幾所贈之常琴。石暉琴以“照之無光，惟目昏者爲便”（45），宜于老人夜視，又可導氣之鬱滯，故得以常伴左右。歐陽修並言“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可知其對琴的價值觀不在于物價的貴重，“若有以自適，無弦可也”。自適在心不在物，琴既是釋俗累之物，則所重在趣，撫琴的關鍵不在琴而在于人，只要心領神會，即使是無弦之琴也能釋放心靈。 “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46）意在蕭然自釋的人生觀，豐富了滁州生活的內容，《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二十：“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47）顯見琴亦成爲歐陽修于書、酒、山水之外，生命的有機元素之一。 （六）“棋”、“琴”、“書”、“山水”、“酒”、“我” 作爲文人自營一方天地的閑適之趣，“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棋可對弈，亦可獨弈，對弈是人我間意念的交流，而獨弈更常是沉思静慮、澡雪精神的良方之一。歐陽修視棋爲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始于貶謫夷陵期間，《新開棋軒呈（丁）元珍、（朱）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間與世遠，鳥語知境静。 春光靄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籟心，于此一枰競。（48） 詩作于景祐四年（1037）初春；所謂“新開棋軒”指的是歐陽修于夷陵縣府內新闢一間小屋專供弈棋之所，詩人特別賦詩邀丁寶臣（字元珍，時任峽州軍事判官1010-1067）、朱處仁（字表臣，時任峽州軍事推官）在春光鳥語中對弈。丁、朱二人與歐陽修于職事之暇，常相過從，詩酒漫游。（49）山寒未去，春光微興，本即是一片境静，夷陵“山城寂寞少嘉客”（50），更凸顯身處静境中的孤寂。歐陽修將自己的塵心俗念濾化于棋局中，亦在無語的棋局世界裡，寄托自己與世無競的思考所得。“新開棋軒”是職暇與二三好友娛情遣興、自足自樂的小小世界，亦是詩人視“棋”可以澄心静慮，感悟萬念的明顯表徵。《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時掃濃陰北窗下，一枰閑且伴衰翁。（51） 詩人特地親手栽植楠樹二棵于邑居之旁，想像著日後在北窗下濃密的楠蔭中，與好友對弈的閑趣。住處四圍不取芳菲而獨擇嘉木，只爲嘉樹緑蔭可助弈棋之樂，亦無怪歐陽修名所居之廳室爲“至喜”也。 （七）“《集古録》一千卷”、“棋”、“琴”、“書”、“山水”、“酒”、“我” 從歐陽修與梅聖俞的書簡中“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可以看出“六一”之物在滁州時期已初具雛型。嘉祐七年（1062）歐陽修所編《集古録》一千卷成帙；自動念集古到編成千卷，其間歷時十八年。《集古録目·序》：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 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于多聞。（52） 又《與蔡君謨（襄）求書〈集古録序〉書》： 曏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五年1045），逮嘉祐壬寅（七年1062），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 竊復自念，好嗜與俗异馳，乃得區區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53） 不論是性嗜古的趨動，或是基于“可與史傳正其闕謬”求真的學術理念，十八年的集古歷程，都可以說明歐陽修“顓一”的性格特質。亦因爲長達十八年的時間，無論是“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均無一日或忘，收拾世人之所弃的舉動，與其仕宦生涯緊密結合，實爲其生命歷程中一段重要的烙記。 歐陽修嘗自言對金石銘文的關注，由來已久，《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並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54） 又據歐陽發（1040-1089）〈先公事迹〉所記，歐陽修四歲即孤，家貧無資，故母鄭氏（981-1052）“以荻畫地，教以書字”（55），直至十歲左右，才得虞世南碑帖以學書。（56）集古之念的萌發，更確切一點的說，也許早在天聖四年時即已種下，《後漢樊常侍碑》： 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録》。 一方面源于幼時家貧物資匱乏的補償心理（57），一方面有感于幼時所習碑帖不過二十餘年，即已殘缺，遂興收拾世人所弃之念。歐陽修將所有的碑刻拓本進行裱製，裝訂成册，並爲這些銘文撰寫跋尾，或補史實之闕（58），或正史載之謬（59），或以鑑賞家的角度贊賞法書之美（60），或寄寓對人事代謝、往來古今的興嘆（61），成爲一種帶有多角度性——史學、藝術、文學的思索，和多樣性表達方式——嚴肅、鑑賞、感懷的學術記録。其對集古的重視，開啓了金石學研究的領域；（62）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復艱于執筆，《集古録》一千卷，正可作爲來年歸老銷日的最佳賞玩。（63） 三、“山水”未得預于“六一”之故 從景祐元年（1034）“予號達老”，以“自我”爲主體，到慶曆六年（1046）別號“醉翁”，歐陽修在“我”之外，增添了第一個外物——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與酒同時，“山水”亦成爲歐陽修閑適自娛的第二個憑藉。而山居歲月，讀書飲射，以琴做枕，（64）更是蕭然自釋所憑之物三與四也。故“六一”之名雖遲至熙寧三年方提出，實則酒、棋、山水、琴、書等物，早在謫貶滁州以前，便逐漸進入歐公的生活中，成爲生命的一部份。 對照于“六一”中的“五物”，滁州時期所賴以自適的“山水”，是唯一未得列入的項目；從明道元年（1032）所記“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65）全心全意領受大自然的脉息，到晚年自言“須知我是愛山者”（66），歐陽修的詩歌中，幾乎無一不說山水。山水既于其生命情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却不敵他物未得預于“六一”中，其間原因除前述《集古録》爲歐公畢生志趣之所向外，復可據歐公對山水的態度略得一二。《西湖念語》： 美景良辰，固多于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于閑人。并游或結于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暂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咏。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于無人。乃知偶來常勝于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于己有，其得已多。（67） 對傳統的文士墨客而言，山水本即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山水不僅是游息的場所，亦是精神安頓、心靈歸屬，回歸自我的完全天地。性喜山水幽趣的歐陽修，于其仕宦生涯中，約有二十四年的時間與雲山泉石爲伴。（68）不同于前人的是，歐陽修並不如[晋]謝靈運（385-433）般必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艱辛的尋訪（69），亦不像宗炳（375-443）將山水圖繪于俯仰屈伸的私我空間中，臥游即足。更不像白居易（772-846）（履道園）（70）、司馬光（1019-1086）（獨樂園）（71）、許元（989-1057）（南園、東園）等（72），將大自然具體而微的構築在人工營造的小小園林之內；以園林借代山水，既得閑静自適之樂，又不必舟車勞苦，又可展示個人生活美學的品味。 歐陽修並不將山水納爲私我所有，在詩人的眼中，山水雖爲我而設，但亦爲衆人所設。自然界所有的一山一水，都是開放的、静默地、無私地展示著它的佳美，雖“富貴者亦不可能盡得其全”，但對貧賤之士而言，卻“可以自足而高世”。（73）在興來獨往的所得中，歐陽修領略到大自然所給予個體精神世界的清滌與滋潤，其焕發于山水美賞所得到的提昇與貞定，撑持著他以曠達的態度，化解著生命中的每一個憂患。所得既多，故是否爲我所擁有已不再重要，既得之于無私之天地，亦當還于天地中，與衆人共享。 值得玩味的是，與《六一居士傳》寫作的同時，歐陽修并作《續思潁詩序》一文，表露他對潁州山水的眷念與歸老于潁的决心：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颍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遂漁钓，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强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须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颍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時年五十有二。 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時，而獲償于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74） 從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樂潁州山水之勝，慨然有終焉之志，到熙寧三年（1070）仍念茲在茲，歐陽修拳拳于潁者，實非一日。二文既同時于一天作成，似乎亦暗示了“己一老翁”一方面得以悠游于山水中，一方面又有著五物的玩好，精神與物質兼得的歸田之樂。 四、結語：與“五”爲“六”，居士隱矣 琴、棋、書、酒，本即是生活中尋常之物，亦是傳統文人在閑居之時具有普遍性的遣情之物，故自歐公提出六一具體內容後，其中除“《集古録》一千卷”爲常人能力所不及外，其餘四者實與傳統無异，並無特殊之處。透過對歐公作品的爬梳，吾人卻得以見出“琴、棋、書、酒”四者，于歐陽修的生命歷程中，不僅由來已久，同時更具有階段性的意義。至于“六一”之名靈感所自，就學界現行研究而觀，大抵采“得自于南楚馬希範（899-947）‘九龍殿’——八龍加一”之說；（75）實則在生活情趣，乃至于玩好的喜愛上，歐公所受白居易的影響，可能較諸馬希範更爲明顯。白居易《池上篇·并序》： 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廪。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 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摺腰菱、青板舫以歸…… 弘農楊貞一（歸厚）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也。（76） 從臺池、書、琴、酒的費心建置到天竺石一、華亭鶴二、青石三的艱辛羅致，白居易將所好玩物，全部建構于精心擘畫的一方小園中，他展示了小園從無到有，經營的不易，亦向世人宣示了對所有之物的擁有主權。開成三年（838）白居易正式提出“醉吟先生”一名：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千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77） 白居易以六十七歲“不才之身”，耽玩于酒、琴、詩三者之中得爲“四”，其“爲主”的自得與“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78）的自足意識表露無遺。 歐陽修一生得益于山水的啓發至多，不論是謫處夷陵或是貶居滁州，詩人在寂寞千山中，體察出山泉花鳥的生機與活力，以樂觀的態度，處逆若順。復將對外在世界的觀照與山民共樂，其寬闊無私的行誼，較諸晚年的白居易自足于私人天地的生活型態，更見通達。對于自己尚須“待”五“物”方能成就歸老之樂，歐陽修有著清楚的自我認知： 內樂猶有待于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异”，宜爲有道者所笑也。（79） 事實上，詩人所要銘刻的不只有五物之名，他更標誌了五物于其一生中的不可分割性“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他回歸了一個更加符合自己個性、趣味的天地；走出官場，離開紛擾。安静地在萬卷書香裡回到一個讀書人最純粹的快樂，在千卷金石遺文中體驗出入古今的智慧與愉悅，在悠揚的琴音裡感受平和寧静，在棋局的對弈中化解世事不過如棋的興嘆。展示了“？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80）五物合一，返回本我的决心。如此看來，歐陽修生活的情調和對玩好的珍視，雖源自于白居易甚多，實則卻執行的比白居易更爲徹底，亦更見勝于白的理智與通脫。 ①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冊五，卷一三八，頁2185。 又，孟饗者，帝王宗廟祭禮。因于每年的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舉行，故稱。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序》：“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饗。”吴自牧《夢粱録·七月》：“七月孟秋，例于上旬內車駕詣景靈宫，行孟饗之禮。”治平三年七月，英宗薦饗太廟，時歐陽修攝太尉行事。 南譙，爲滁州之舊名；據樂史（930-1007）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六》：“隋開皇九年，廢新昌郡，改南譙州爲滁州，因水爲名。”（北京：中華書局，2007），册六，卷一二八，頁2524。 ②在《集古録跋尾》中，同樣署明“治平丙午（三年）作”之碑文跋，尚有《唐明禪師碑》“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顯係與《隋汎愛寺碑》寫作時間相近，但歐陽修自署並未稱“六一居士”。其後治平四、五年各有作《黄庭經三》、《後漢碑陰題名》，亦未自稱“六一居士”。 ③見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中，卷四十四，頁1130。熙寧三年（1070）作。 ④歐陽修《送徐生之澠池》：“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五，頁145。至和元年（1054）作。是年徐無黨赴澠池任職。 ⑤尹源生卒年乃據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推得；歐文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1一，頁829。 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一，頁1259。天聖九年（1031）作。 ⑦白居易《九老圖詩》并序：“會昌五年（845）三月，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貞）、張（渾）等六賢于束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按爲李元爽、僧如滿），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名，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詩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外集·詩文補遺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六，卷上，頁3861。 ⑧歐陽修《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二；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九，頁2444。 ⑨同上。又梅聖俞來簡今不存。 ⑩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一，頁1270。明道元年、二年間（1032、1033）作。 （11）《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6。景祐四年（1037）作。 （12）據《通鑑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八月甲戌（二十一日），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修爲知制誥，知滁州。”；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冊三一六，頁545。 其南行路徑爲自河北取道水路，至汴河南下赴滁。初入汴河作《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雁》，十月二十二日至郡，有《滁州謝上表》。謝表見《歐陽修全集》，冊四，卷九○，頁1321。 （13）歐陽修《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問鄰翁”；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9。表臣，朱處仁字。 （14）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九，頁1020。 （15）四十歲即稱“翁”，于歐陽修而言，當然不完全是指體貌的老邁，而是借酒澆愁的自我書寫，其《贈沈遵》即自道“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贈沈博士（遵）歌》亦云“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都表明了“時尚彊力”的責况。二詩分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頁162、181。 又，沈遵，束陽人，通音樂，官太常博士，曾任太和縣令。嘉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據王安石《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行前與歐陽修、梅聖俞在京師邂逅相遇，梅有《送建州通判沈太博》。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八：“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僊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遣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絶，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一，頁423。 （16）《贈沈遵》；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上，卷六，頁162。嘉祐元年（1056）作。 （17）《謝判官（縝）幽谷種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36。慶曆七年（1047）春作。 又，謝縝，字通微，爲謝絳從兄弟、梅聖俞內弟。梅本年有作《方在許吕幕，內弟滁州謝判官有書邀予詩送，近聞歐陽永叔移守此郡，爲我寄聲也》。幽谷，據歐陽修《與韓忠獻王稚圭》第四簡：“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于泉側……”幽谷即水泉出處。文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中，卷三九，頁1017。 （18）《千葉紅梨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一，頁13。作于景祐四年（1037）春。 （19）《贈答元珍》；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7。作于景祐四年（1037）春。 （20）《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88。 （21）《新霜二首》其一；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86。慶曆六年（1046）作。 （22）歐陽修《與高司諫書》；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七，頁1785。 （23）據胡柯譜：“景祐三年，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二十一日），降爲峽州夷陵縣令。十月至夷陵。”；譜見《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一》《歐陽修年譜》，冊六，頁2599。 又，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傳見宋祁《景文集》卷六○《高觀文墓誌銘》。 （24）王存《元豐九域志·荆湖北路》：“峽州，夷陵郡，軍事。治縣四：夷陵、宜都、長陽、遠安。”（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六，頁271。 （25）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九，頁995。景祐三年（1036）作。 （26）出處頁數同上。 （27）見《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四，頁2344。 （28）同上，頁2453。 （29）《歐陽修全集》，卷一四九，頁2453。 （30）《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九，頁245。嘉祐六年（1061）作。 （31）歐陽修《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琦）二首》其一；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七，頁1514。熙寧五年（1072）作。 （3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68。慶曆六年（1046）作。 （33）見蘇軾《黄州》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他集互見古今體詩四十七首》，冊八，卷四十九，頁2703。 （34）《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三，頁1352。慶曆六年（1046）作。 （35）歐陽修《三琴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三，頁1698。嘉祐七年（1062）三月四日作。 又，《小流水曲》即《流水曲》，古琴曲名。琴音多樣，有急緩高低，亦有高山流水，聖人既能寓志，忠臣亦可抒怨，故所嗜琴曲的不同，實代表了個人心理的傾向。歐陽修喜《小流水曲》或可反映其一生嗜愛山水的心理。 （36）見《歐陽修全集·補佚卷二》，冊六，卷一五五，頁2575。熙寧二年（1069）二月作。 按：孫植生平履歷不詳，據歐公所言，知同爲天聖八年進士及第之年友。且據歐公自署跋文成于熙寧二年，上數二十年，知孫植應卒于皇祐二年（1050）。 （37）同上。 （38）按：劉幾（1008—1088），字伯壽，號玉華庵主，洛陽人；温叟孫，深曉音律。爲司馬光“洛中耆英會”十三人之一，（事在元豐五年1082）時年七十五。神宗時以祕書監致仕，隱居嵩山玉華峰下。哲宗元祐三年卒，年八十一。 （39）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一四七九，頁17。 （40）見歐陽修《六一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156。 （41）參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37。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嘉祐五年”條下則未載此事。 （4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三，頁1698。嘉祐七年（1062）作。 （43）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册五，卷一三○，頁1976。 （44）歐陽修《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三十八：“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于筆研而欲息之邪？”又《答張學士》四通其一亦同：“某以嘗患兩手中指孿搐，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分見《歐陽修全集》，冊六，頁2461、2493。嘉祐二年（1057）作。 （45）《琴枕說》；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頁1976。 （46）歐陽修《贈無爲軍李道士（景仙）二首》其一；《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四，頁97。慶曆七年（1047）作。 （47）見《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九，頁2454。慶曆七年作。 （48）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二，頁1304。景祐四年（1037）作。 （49）歐陽修《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有“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之句（景祐三年冬作），後歐陽修任光化軍乾德縣令有《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詩，深情地回憶夷陵山水風物與二人的懷念。二詩分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上，卷十一，頁315、323。 （50）歐陽修《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出處同上，頁314。 （51）出處同上，頁316。景祐四年作。 （5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一，頁1060。 （53）同上，册下，卷十九，頁1847。 （54）《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二，頁2187。嘉祐八年（1063）九月二十九日作。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繫學書事在十歲時。 （55）歐陽發（1040—1089）《先公事迹》；見《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627。 （56）歐陽修學書之齡參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頁21。 （57）關于“嗜好”的心理，王國維先生《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以爲一方面是消遣時間，一方面是排遣情緒；責則嗜好的產生，有時是基于“缺乏”的補償心理。黄啟方先生《漫談嗜好》即指出“至于像歐陽修的好集碑帖銘文，則或是一種淵源有自的補償要求……歐陽修的啟蒙教育，是由他的母親用蘆荻的莖桿在沙地上教他學寫字開始的。別人家的小孩都可以有筆有紙，唯獨歐陽修没有，幼年時期的這種極爲深刻的印象，必然給了他極大的影響。所以一旦他功成名就，希望在業餘也有一個寄托精神的東西時，‘字’就首先浮現出來……不管是古文奇字，或篆隸八分，凡是寫的或刻的字，就都成了他收集的對象”；詳參方和《漫談嗜好》；《古今文選注》冊八，臺北：國語日報社，1977年6月，新第三九九期，總頁2370。 （58）如《後漢而岳華山廟碑》；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五，頁2111。 （59）如《唐田弘正家廟碑》；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一，頁2270。 （60）如《唐颜魯公二十二字帖》；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一，頁2261。 （61）如《唐華岳題名》；見《歐陽修全集》《集古録跋尾》，册五，卷一三九，頁2216。 （62）朱熹《題歐公金石録序真迹》：“集録金石，于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見《晦庵先生朱文公全集》卷八二。 （63）《雜法帖六》之六：“老年病日，不能讀書，又艱于執筆，惟此與《集古録》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潁銷日之樂也。”；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三，頁2316。 （64）歐陽修《彈琴效賈島體》：“橫琴置床頭，當午曝背眠”；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四，頁100。慶曆七年（1047）作。 （65）《游龍門分題十五首·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一，頁5。 （66）《留題南樓二絕》其一：“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四，頁465。熙寧二年（1069）作。 （67）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三，頁2056。 （68）按：倘以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返京述職爲界，則自天聖九年（1031）爲西京留守推官至此共二十四年。 （69）沈約（441-513）《宋書·謝靈運傳》；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附録一》（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523-524。 （70）長慶四年（824）秋，白居易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買洛陽履道里楊憑故宅，是爲履道園。參謝思煒點校《白居易詩集校注附録》《白居易年譜簡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冊六，頁16。 （71）熙寧六年（1073）時司馬光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闢以爲園，以“獨樂”名之，並有《獨樂園記》。參見顧棟高撰《司馬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71。 （72）參歐陽修《海陵許氏南園記》、《真州束園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頁1026～1030。分作于慶曆八年（1048）、皇祐三年（1051）。 又，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歐陽修有《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三，頁870。嘉祐二年（1057）作。 （73）歐陽修《浮槎山水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頁1031。嘉祐三年（1058）作。 （74）《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四，頁1124。 （75）如《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六一居士傳》，册中，卷四十四，頁1132。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亦同。 （76）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六，卷六十九，頁3705～3706。太和三年（829）作。 （77）白居易《醉吟先生傳》；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冊六，卷七十，頁3782。 （78）《池上篇·并序》 （79）《雜法帖六》之六；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三，頁2316。 又，韓愈《與大顛師書》：“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缚。苟非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异。”與歐之引文略有出入。韓文見《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冊七，卷三二，頁3116。元和十四年（819）作。 （80）蘇軾《書〈六一居士傳〉後》；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冊五，卷六十六，頁2048。标签：六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