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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0-0072-07 一、产业文化功能 产业文化功能是指任何产业存在和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文化影响、制约或支撑作用，其中的文化形态主要是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实践文化。 (一)理念文化 在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改革开放是先驱条件和动力，而改革的突破需要思想解放、理念突破先行，这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反复实践所证明。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与认同，增强企业活力、开放资本市场、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等种种促进产业升级的行为均不可能发生。同样，没有“南方谈话”，就不可能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改革的实践依然是放权让利，无法步入制度创新的轨道，因而谈不上根本性的产业升级。尽管股权分置改革欠完善，但在“南方谈话”之前也许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当前的改革推进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似乎通过反复的改革宣传，认识到位了，理念的障碍就基本不存在了。其实，这种盲目认识的本身就是改革突破的直接障碍。可以认为，现阶段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的深层次改革之所以难以展开，前提依然是理念桎梏。 仅以人们普遍关注并且意见较为集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迟缓为例，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依然是一大障碍。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到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到位，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必须满足“四个退出”的条件，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领域；(2)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3)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还未提到议事日程。这恰恰首先体现在理念障碍上。在人们看来，制定规划，着眼于产业调节，这似乎是政府发挥功能的天经地义的重要方面。加上考虑到若政府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后果，更是顾虑重重。实际上，一个管理幅度极为有限的地方政府如何能把握住产业发展的未来态势？若如此，又如何能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作用？现在就连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也在制定并实施所谓的“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而且重点是产业发展规划，长此以往，政府如何能从直接控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干预经济活动中淡出？ 通过理念的变革推动改革的突破，进而促进产业升级，目前最为紧迫的除了上述政府转变职能之外，就是农村规模经营这一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了。众所周知，离开了规模经营，就无农业现代化可言，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永久延续。现实的状态是：土地经营零碎、规模狭小；土地经营权分配脱离人口变动状况(新生、死亡与婚嫁全然不顾且数十年不变)，失去公平；主动放弃者荒耕(外出打工者)，盼望多耘者缺地；抛耕者不仅停止对土地投入，而且阻滞农田水利建设。因此，现实的、凝固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阻滞农业现代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土地产权经营方式。即使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国情，不在所有权上发生根本变革，突破现有的土地产权经营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有效、合理的流动也是可取的探索。正是如此，中央已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①这既是方向性引导，又是考虑到在确保社会稳定条件下，从全国总体布局设定的战略，因而并不排除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长期以来土地抛耕、荒耕严重的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在政府帮助下主动积极设计有偿转让机制，加快规模经营的步伐。笔者以为，适时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是可取之策。不在产权经营上进行力度较大的改革，中国农村就无法呈现新局面，进入产业升级新阶段。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思想解放空间。 理念的障碍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微观组织的影响同样不可轻视。在“微观”发展过程中，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往往蔑视改革开放的价值，常常自以为是地判断：关键在人!即使不谈改革带来的大环境的支撑，仅就自组织可持续发展而言，离开了改革深化也将步履艰难，有些只是暂时被掩盖、问题并未爆发而已。多年来，一些名显一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相继入狱就是一面面镜子。必须澄清的事实是：好的机制来源于好的体制，体制决定机制。单一国有制难以产生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终身雇佣制无法形成人员有效流动、优胜劣汰机制，这些在改革初期难以接受的事实，今天已成为普遍认同的体制机制生态。然而，更深层的原生体还是产权制度。体制的裂变从何而来？来源于产权结构。无论产权的归属者是谁，尤其是从母公司看，单一主体拥有制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至多只能采用模拟的方式运行，其效果极其有限。这正是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成不了真正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的根源。因此，企望通过浅层次改革取得深层次效果是徒劳的。从理念上突破障碍，这是提升微观组织改革力度的保证。 (二)制度文化 产业升级的基础在于真正的企业主体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二十余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中国确立十分艰难。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诸多优秀、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之处，但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看，存在两大明显的文化障碍：一是熟人、亲朋、血缘文化；二是封建等级文化。 熟人、亲朋、血缘文化也可概括为关系文化。从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有其优点，易融洽情感，产生感情纽带，凸现人情味，贴近以人为本的社会追求。因此，对于这一东方文化特色，不能一概斥之，全盘否定，作为资源恰当使用同样能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此类文化最易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反理性、反规则、反法治。当事人凡遇棘手之事，首先想到的是关系，于是，关系逐渐成为一张张网，经济社会活动运行于关系网中，法网功能严重丧失。同时，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并借此获取、占有资源，社会失去公平与正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以法律为依据、以诚信为依托的法人治理异常困难。因为，公司也是由人组成的，人又是有文化的，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是无形的，但现实、客观，并且愈来愈强烈。每年春节，数亿人口流动，交通拥挤、困难空前，人们宁可忍受不堪承载的痛苦，也要奔赴家乡团聚，这就是文化不可阻挡的影响力。因此，克服关系文化的障碍，出路只能是：一方面加强法治力度，发展法制文化，特别是通过不断提高执法力度，促进法治文化与关系文化正面融合，做到教育为本、法理无情、关怀有度。事实上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新加坡等国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继续、全力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这是法治文化形成的基础。并且，市场经济愈成熟、规范，交易成本就愈低，常常会出现执法成本低于关系成本的状态。这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依法办事”。但无论如何，目前的关系文化依然是影响制度建设的直接制约因素。 封建等级文化是法人治理貌合神离的根源。应该说，社会通常总是以组织形态出现的，即使是小学生也被分为不同的学校、班级和小组。在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均处于不同的层级之中，形成不同的岗位分工、职务、级别等，这种差异性的社会等级无论何国、何地、何时均客观地存在，不足为奇。只不过有人视而淡之，有人则看得过于凝重而已。本文所指的封建等级文化，是将个人等级、身份(或称级别)带进决策之中，否定决策规则，事实上走向了封建家长制。诸如，人们对于决策过程已经习惯了的说法——“一把手”“拍板”等成了这种文化的实现形态。其实，决策区别于执行。执行依靠首长负责制，强调权威与效率。决策则追求科学，需要集中群体智慧，并受权力机制制约。一人一票成为现代组织决策的通行做法。以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董事长为例，人们已约定俗成地视其为“最大”“拍板人”“老板”等等。实际上，严格意义的董事长只是决策会议的召集人，并无决策权，甚至可以说无投票权。董事长在决策会议上的一票是以董事身份拥有的。在中国，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董事长的职责或称权力仅限于做三件事：一是召集并主持股东会和董事会；二是代表公司在重要文件上署名(这意味着责任)；三是督促相应机构实施董事会决议。现实中，往往是身份渗入决策，特别是以原国有企业为基础组建的股份制公司，董事长依然以最高级别的领导身份介入决策程序，以“莫须有”权力影响着董事，严重者类似于采用家长制运作，“个别征求意见”“事先沟通”成为施加影响力的惯用手段，表决的过程流于形式，结果是决策组织依存于复杂的人事关系，而这种人事关系又是以董事长为核心的，董事长就由决策会议召集人成了事实上的决策人，这就是封建等级文化的缩影。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此，以上已作了重点论证，这里不再赘述。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这种制度文化的进步除了在精神境界上体现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以管理为例：管理方式从经验转向科学；管理的重心由物到人；管理层次从高度集中到适度分散，扁平化；管理机构从单一刻板到弹性、综合多样；管理制度从家长制到法人治理。这一变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管理文化发展的过程。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文化含量，这是现代社会成熟发展的标志。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实际上，任何一项具体的制度都可以成为文化折射的载体。设计制度必须进行配套的文化设计。 (三)实践文化 产业升级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而实践中的群体往往受文化的影响又制约着实践的展开。因此，塑造实践文化对于推进产业升级同样至关重要。实践文化可分为实践的价值文化和实践的操作文化两部分。 从实践的价值文化看，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缺失问题，相反，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1)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依赖于实践。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撰写的《实践论》中，就将认识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统植根于实践的基础，并随着实践的变动而变化。(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从认识的科学性角度理解外，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3)以实践为先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强调调查研究重要性的名言。(4)从中央到地方在不同时期均提倡以实践为主题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然而，就实践的操作文化而言，显得十分薄弱。重价值判断，轻操作设计实际上是国人文化中长期未能根除的顽症。早在20世纪初，一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就有针对过于抽象的文化现象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其用意在于提倡避虚务实，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目前，小到大中小学学生死记硬背的意识、能力强，动手的意识和能力普遍薄弱；大到政府部门办事以开会、发文为标志，操作过程非常粗糙，甚至不了了之。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为了推动产业升级的某一领域工作如结构调整，上下结合起草文件，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反复推敲并在文字上字字斟酌，最后，会开了、文发了意味着大功告成，实际操作设计、安排无人过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对象，工作的最终结果：文山会海。有一种观点认为，操作主要是基层的事。上级着重是把握方向、提要求，中层管传达和部署，基层负责具体落实。其实不然，每一层次都有操作的职责和任务，区别仅在于操作要求的差异。上级既然提出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就必须作相应的操作体系设计，如目标分解、明确任务承担的责任组织和责任人并及时进行监督，否则，必然是纸上谈兵，上下敷衍，口号文化。时下流行的“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不是提倡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是强调操作具有战略意义。 总之，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实践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产业升级背后的文化制约因素，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企业，在共同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配套设计产业文化的支撑形态，重塑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 二、文化产业功能 以一定的文化形态形成产品，进入市场，最后参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作出贡献，这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走势。 2008年，中国文化企业数量约47万家，而到2013年就超过130万家，比2012年增长近20％。一方面是文化骨干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中小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目前，中国文化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5％②。从全球文化产业看，韩国的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7％，日本超过10％，美国更是高达24％，并且成为出口第一产业。在美国，经济分析局对文化产品的定义是：文化产品是指那些直接表达人们的态度、观点、想法、价值观与艺术创意，能提供娱乐、信息和对历史与未来状况分析的产品。既包括受众面广泛的、批量生产的产品，也包括受众范围较窄的文化产品，如诗集、文学期刊或古典音乐唱片③。尽管这种比较宽泛的统计口径，也是该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占比高的原因之一，但发达国家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并逐渐将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英国、新加坡是最早将文化产业纳入创意产业并加以整体规划的国家)已成为一种潮流。这其中具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文化产品化、商品化、产业化的过程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取向。人们的生活需要始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需求导向成为铁的规律。在需求结构中，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占比愈来愈高，伴随这一过程的供给体系和状态，要求由政府公共服务支撑，要么有选择地让市场机制参与调节，并在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相适应的能力。由政府包揽的结果必然是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文化产业的成长、繁荣就成为经济发展趋势性的生态格局。 在中国，文化产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文化产业运行体系的内在制约要素看，至少涉及产品、企业、市场、人才和管理五元素组成部分，其中，每一元素质量的提升及其互动能级放大都意味着整体文化产业升级，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体系存在发展中的急迫问题也具有持续提升的空间。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一愈来愈被认同的发展理念，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增长更为贴切。 第一，产品。这是从精品创作到品牌打造全过程的产物，关键在于作品精品化和制作、推广品牌化。而这“两化”在中国正经历着起步和艰难发展的过程。缺乏原创性好作品正是当下文化市场繁荣制约的根基性原因。吸引青年人眼球，追求荒诞、离奇、一时放松的娱乐作品以及浅层次重叠家庭伦理之作固然是文化产品无法舍弃的部分，并且，引进国外的新潮文艺或翻版的经典之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然而，没有支撑民族精神并纵深触及底层生活及人性心灵的精品力作，一国文化产品体系就缺乏支撑的核心架构，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产品结构的现状，并预示着可拓展的空间。与此同时，运用现代技术设计、包装并营销的品牌构建体系也仅在初创阶段，只是其延展的潜力正逐渐增强。 第二，市场。市场发育的过程制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人们的收入水平固然是基础性制约，但由人文素养所产生的文化市场需求也具有历史的阶段性。以文化产品多形态创新或引进为例，没有相适应的文化消费群体，市场就无法真正打开。如音乐剧作品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具有一定的现实市场购买力，而在广大中小城市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较大的票房，农村更是无人问津。不过，有人群在，就有潜在市场空间，培育市场的组织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培育力量在市场中诞生，反过来又催化、促进市场成长，这也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各类文化市场的培育阶段。 第三，企业。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主体。文化产业同样如此。处于初级阶段的文化产业，其背后的企业不可能成熟、发达，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中的企业整体落后的状态便是验证。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民间企业产生和成长的空间过于狭窄。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还尚处于重点扶持的阶段，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而处于更为敏感的文化产业领域，其发展规模的提速就更为艰难。二是拥有相对文化资源集中的体制内企业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受体制机制制约，在现代企业发育、发展征程中依然步履维艰。自1993年以来，整体国有企业进入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程已经历了二十余年，之所以至今没有到位，除以上谈及的文化因素制约外，未能真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运行体系和机制则是基础性障碍。企业仍未脱离行政干预体系，从领导人任命到最终的业绩考核依然相伴浓厚的行政色彩，进而束缚着企业活力和效率，其中的文化企业受影响、制约的程度更是无法减弱。然而，从深化改革的发展趋势看，建立真正以企业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是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加上中央深化改革的顶层推动，文化企业大发展的局面势必到来。 第四，人才。无论是产品创造、市场培育，还是发展文化企业，其背后的支撑资源即人才。相对于其他产业，文化产业人才需求更显特殊，或者说与其相适应的要求更高，原则地表述为：既要懂文化，又要懂产业。现实生活中，熟悉产业的人才往往对文化产品形成规律不能把握，而可进行文化创造的人才又陌生于产业经营。从文化产业所需要的人才体系看，至少包含四个方面：(1)文化创作人才；(2)产品经营人才；(3)企业管理人才；(4)产业运作人才。因此，文化产业人才群体出现，实际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总体落后的根本性原因。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级政府开始高度关注文化产业人才的吸引、培养和积聚，出台相应的政策激励文化产业的人才成长，这必将成为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加上竞争机制的压力，从而形成文化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的互动局面。 第五，管理。区别于其他产业，严格从紧的管理往往使当下的文化产能受到限制，有序而符合国情的管理弹性能释放文化生产力，但这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和管控水平的持续提升。与文明程度相适应的阶段性严格管控，其背后受制于文化产品的特殊社会价值或社会效应。一是文化产品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对象物，通过人的情感、认知与行为互动所产生的精神效应具有持久性、传播性和广泛性(整体性感染)。物的消费特点是物亡而失，文化产品则留下精神回味、影响和传承。自古以来，就有好的文化作品流芳百世，坏的作品遗臭万年之说。并且，其扩散性极强，通过个体传播、群体介入直至到达整体认同，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具有放大效应。二是在其他产品消费领域，消费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或阶段性的愉悦感受，但文化产品不同，其功效直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益智、审美等，因而对人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素养具有直接作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人的正负能量就成为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根本制约力量。这反过来对文化产品的品质要求极其严格。三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特点，即在人类社会思想和行为形成上具有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因而与意识形态关联度极高，其正负能量都会受到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尤其在中国，体现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培育、成长阶段，为保护其理论形态、实践形态的健康运行，给予文化产品从严监管具有必然性。然而，从严监管不等于管死，随着主体、客体适应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新型文化产业一定会在既能维护核心价值观，又能丰富人们文化生活(莫言的作品没有背离核心价值观，却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的广阔领域中持续发展。目前已呈现的发展态势表明：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正在拓展。从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如“三个代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到奋斗目标设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施方式、路径(科学发展)的选择均充分展示广泛吸纳了世界文明和中华历史文明。就管理而言，这已实质上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扫清了过去种种“左”的障碍，无论是创作的领域，还是产业运作的空间均为前所未有，并且，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必将不断释放出创新的活力。 三、文化体系的产业形态功能 若将文化与产业从综合的角度作对应、关联分析，就会发现产业的整体形态存在、变动与发展，其背后有整体的文化形态或称文化体系作支撑。主动研究两大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律，尤其是自觉地构建两大形态之间的链接机制，既有益于更顺利地推动产业升级，也是文化自身丰富发展之必需。 (一)产业整体形态包括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等)、业态和商业模式 所谓经济发展，除增长内涵外，主要体现为形态演变，即结构升级、业态丰富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产业形态也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基本体现在结构、业态、商业模式三个方面。首先，从结构上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变，其产业结构的变动轨迹是：农业下降——工业上升——工业、农业下降——第三产业上升——现代服务业上升。与此同时，企业规模先是凸现大型化、集团化、财团化，尔后导向于扁平化、网络化、个性化，并立足于技术含量提升和布局、经营全球化。其次，业态的发展受技术的支撑具有不断丰富的特征。以营销业态为例(业态包括研发业态、生产业态、营销业态等)，由最初集市贸易发展成为百货柜台交易、自选商场交易、电子商务交易等等。而在有形的商场交易中，普遍由原来单一的买卖行为逐渐发展为商旅文一体化复合业态。最后，商业模式同样随结构、业态的变化处于不断创新之中。如支付方式，从当初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演变为今天广泛的信贷消费、会员卡买单、支付宝、倒按揭等等。实际上，在结构、业态、商业模式互动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并具有层级性的决定与支配关系。一般而言，三者统一的运行体系，最深层的是经济结构变化，处于内核层的企业始终是三者变动的主体和决定力量，因而是变革的基因或称原动力。业态的丰富实质上是基于企业技术含量提升和营运方式变革的结果，也可以视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实现形态。商业模式无论多么新颖、对企业盈利实现有多么重大意义，也只是业态中的表现元素，即围绕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现代促销方式，因而归属于企业的营运行为。然而，经济结构尤其是企业行为的变革并非唯一地由技术决定，而是根源于社会变革，因此，具有土壤意义上的文化就必然成为源头之一。 (二)制约产业形态发展的文化体系至少包含反思文化、变革文化和创新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形成的产业形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结构、业态、商业模式较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具有天壤之别。人们所认同的辉煌成就或称“巨变”集中体现在产业形态的“天翻地覆”上。其实，这背后的三大文化所构成的整体体系显然起着基础和先导作用。 起步时的文化发展形态表现为反思文化。如前所述，就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两个凡是”。特别是由于邓小平等领导人相继去美、日等发达国家考察，受到极大震撼，感悟到经济落后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产业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在此之前，受十五年赶超英美的自我鼓舞，盲目判断国资产业为世界产业发展制高点，不仅速度快，如钢铁翻番，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芝麻开花节节高”。现在回过头来看，若没有当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反思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作出并坚定实施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不过，在改革开放推进的历程中，变革文化始终是主旋律。如果说反思文化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产业落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变革文化则驱使我们打开国门，义无反顾地向发达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直至开放投资领域，引进先进产业。伴随着国际产业第三次转移，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同步变革以至于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这样，既形成了接近制造业中心的全球地位，又使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因而诞生了国民生产总值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等奇迹性现象。 然而，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总体质量水平依然不高，如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整体经济活动缺乏世界品牌支撑、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这表明亟待第三形态文化即创新文化产生全面自主创新的影响力。以往实践表明，反思文化、变革文化虽能帮助告别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选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从而缩短与世界进步的距离，但无法特立独行，步入全球前沿，若如此，唯有创新。近年来，全社会也在提倡创新，但要真正成为风气，攻克东方文化内生弱点并非一朝一夕。创新文化有其独特品质，至少包括：批判思维、挑战权威；特立独行、彰显个性；喜于冒险、乐于幻想；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鼓励试错、宽容失败等等，这与东方传统文化强调含蓄、低调、克己或称“温良恭俭让”等大相径庭。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要求其学生做到“六不”即“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④，虽从治学伦理角度看无可非议，但这里人们无法感觉到挑战权威的创新文化。实际上，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在创新上的差异，才导致今日创新高地依然处于美国。很显然，在中国，若不从小学到大学、从科技界到全社会持续倡导、培育、推行创新文化，并从体制、机制上予以支撑、保障，产业升级就无法达到世界水平，更谈不上步入前沿、引领全球。因此，当前在三大文化形态结构布局中，战略的重点应致力于创新文化的顶层设计和逐层的推进、落实，使产业升级的整体文化功能更加充分地发挥。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②③《去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5％》，中国广播网2013年8月26日。 ④史飞翔：《王国维的“六不”》，《报刊文摘》2015年2月2日。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论文; 产业升级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人才理念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文化产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