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语地名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地名论文,历史文化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和地理实体，人们为了区别某一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以适应互相交往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给他们赋予名称，这就形成了地名。因此，地名是用语言来表述某一地理实体的专有名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既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地名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词汇，还包含着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探寻地名所包含的这些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苗语地名是苗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地理实体的专有名词。它是苗族历史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多年来受到外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已为汉语所代替，有的用汉字译音转写，失去了原来的面目。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反映在地名上的苗族历史文化将会逐渐消失，这无疑是苗族历史文化的重大损失。所以，对苗语地名的全面普查、准确记录和深入研究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鉴于此，本文拟以黔东南州部分地区苗语地名为例，作一些初步的研究，企望引起苗学研究者的关注。
一
人类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创造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它是人类得以繁衍、社会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我们从苗语地名中可以看到苗族人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一些情况。凯里市舟溪乡欧雅村北的Bil Dod（比朵）①意为舂米坡，昔日有百余家居住，因无水而不能建碾房，只能靠舂米，故得名。青曼乡的Ghab Hxab（干下）意为水车处，过去该地建有水车。台江县交密乡的Wangs Jangs（汪江）意为栽秧的山弯弯，相传古代苗族人民种植水稻只知播种后间苗，不懂得移栽，后来一位老农拾取牛滚凼中遗弃的秧苗栽种，长势很好，后人袭之，并以此为寨名。方省乡的Ghab Wul Dab Yib（打革坝）意为秧田弯，此地有一水沟通过田坝，水源充沛，日照时间长，当地人多以此为秧田，故得名。
苗族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温饱问题全靠自己解决。为了解决穿衣问题，苗族人民自栽棉花纺纱织布。棉花，苗语称Bangx Hsenb,Mais Hsenb，或Bangx Mais Hsenb。凯里市湾溪街道办事处有Diongl Mais Hsenb（棉花冲），苗汉意同。格冲乡有Mais Hsenb（高本），这些都因种植棉花而得名。苗族妇女用棉纱织成布后，再用蓝靛浸染。凯里市翁项乡的Eb Hsenc（翁省）意为染水，昔日在河边放置染缸染布。三都自治县巫不乡苗语称Bub Ded，意为制靛染青。据当地苗族迁徙歌说，那里是三都苗族中最早种蓝草制靛染布的地方。有歌曰：“穿白怕脏了难洗，穿蓝怕变成汉人，穿青才是苗家本色，才像吃牯脏的支系。”②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手工业是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为社会提供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生产部门，它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丹寨县羊乌乡的Vangx Jib（也基），意为杉树岭。相传这里原是一片杉树林，一位打桶木匠到此见木材丰富，于是定居下来，打桶为生，日久成寨。凯里市鸭塘乡的Dlongs Tok（新寨），意为罐罐坳。因前人在村后以陶土制罐得名。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业开始从其他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商业的发展，使苗族地区出现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场地。台江县施洞镇苗语称Zangx Xangx，意为赶场的坝子。凯里市的龙场镇苗语称Xangx Vongx，意为龙场，昔日逢辰日赶场。凯里市大十字街道办事处北的Ghab Xangx Ninx（牛场坝），苗汉意同，过去为耕牛交易场地。
二
历史上的苗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战乱、民族压迫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使她的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云贵高原、东南亚山地，还漂洋过海，到达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但是，无论苗族迁徙了多么遥远的路程，她们总忘不了自己的故乡。美国、东南亚和云南金平、屏边、文山及川南等地的苗族至今都说他们是从贵州迁去的。有的甚至说是从贵州的nto qa[35]tei[53]迁去的③。
居住在黔东南的苗族则说他们渡Eb Fangx Eb Niel（传说中的浑水河）而来。清代中叶因战乱从黔东南迁到今天黔西南兴仁、安龙、贞丰等地的苗族都说他们来自Khat Liux（苗陇）、Hxangb Kad（山凯）、Diub Gak（谷陇大寨）等地。这些地名全在今天的黄平县境内。
苗族迁徙后，有许多地名也随之迁徙，认识这种地名迁徙的特点对于研究苗族或苗族某一支系的迁徙有很大帮助。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地名迁徙，“必有先后，决非异地同时可以各得此名不谋而合也。地名迁徙之背后，盖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资推说，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旧名，择其相近而移以名其侨居之新土，故异地有同名也。”④
凯里市挂丁镇的Ghad Hsait（格细）和Vangx Hob（养蒿），分别从剑河县的Ghad Hsait（巫兄）和剑河与榕江交界的Vangx Hob迁来，沿用旧名。剑河县久仰乡的Dangx Hnid（党义）：原居住在该县摆伟乡Hongd Dangx（奉党），因经常到党义去种田，农忙时便留居那里，后来逐渐迁居，发展成寨，仍沿用“Dangx”的旧名。台江县台拱镇的Dangx Ghongd（台拱寨），是从该县的Jes Ghongd（交宫）和Nangl Ghongd（南宫）迁来而用“Ghongd”的旧名。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可以总结出苗语地名迁徙的两个特点：其一，新迁居之地名完全沿用旧地名，如Ghad Hsait（格细）。其二，新迁居地名既保留了旧地名的主要成份，同时又增添了新地有关的新成份以区别旧名。如Dangx HNid（党义）。这些苗语地名的迁徙正反映了部分苗族的迁徙情况。
黔东南苗族中有几个较大的支系，如Fangs、Dlib、Liux、Gud等。它们有的可能来源于地名，有的可能来源于古代民族或部落名称，有的也可能来源于古代祖先的名字。凡同一名称，一般都有渊源关系。
《苗族史诗·溯河西迁》⑤有：“方和福去哪里？……方和福去交密。”其中“方”即苗语“Fangs”的音译。《苗汉词典》⑥释曰：“苗族古代民族名称，今该民族住地多以此为名。”现在以“Fangs”为地名的很多。台江县Khait Fangs（方家寨）、Fangs Bil（反排）、Vangl Fangs（台盘大寨）、雷山县有Fangs Lix（黄里）、Fangs Jangf（方祥）等等。据考察，台江县的几个名为“Fangs”的地名都是从Fangs Bil迁去的。
《苗族史诗·溯河西迁》有“希和涅去何处？……希和涅去方祥。”其中的“希”就是苗族支系“Dlib”的音译。凯里市翁项乡有Dlib Bul（基博），台江县革东镇有Khait Dlib（元江寨），丹寨县长青乡有Vangl Dlib（羊基），雷山县有著名的千家苗寨Dlib Jangl（西江）。从江县以“加”为名的苗寨如加鸠、加勉等，“加”实为苗语“Dlib”（当地人读“Dliab”）的音译，这些地名都因居住“Dlib”这一支系而得名。
《清江志·艺文志》引清江通判胡章诗云“地名曾向老苗访，统名柳罗出心匠。寨堡村落以柳名，弇鄙冗复葫芦样。”诗中的“柳”乃是苗族支系“Liux”之音译，这一支系的苗族在剑河县分布较广，故以之为地名者甚多。如：Liux Lit（柳利）、Liux Bangl（柳旁）、Liux Sas（柳沙）、Liux Fud（六府）等等。
Gud也是黔东南较大的苗族支系。台江县革东镇有Khait Gud（大稿午）。据传是从今剑河县城边的Gud Ngul（公鹅）经该县岑松附近的Vangl Gud（苗寨）迁去的。凯里市舟溪乡分别有阳光和中甲两寨，苗语均称Vangl Gud。都是由于“Gud”支系居住得名。
从以上苗族支系与地名关系的例子可以看到，许多地名就是支系名，而许多支系又通过地名表现出来。一个地名若不能区别于其他地名，那么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许多苗语地名既含有支系名称，又有本地的某些特征。如台江县革东镇的Khait Gud（大稿午有时又称Gud Ghab Zat，意为悬崖脚下的Gud。因为寨旁有一高大悬崖。这样便与其他同称为“Gud”的寨子区别开来。有的地名在支系名称前冠以“Vangl”或“Khait”字样，前者意为寨子，后者意为客人。如前文中的Vangl Fangs（台江大寨）和Khait Dlib（元江寨）。“Khait”起初可能是他称，表示亲切和尊敬对方，现在也常常用于自称。
地名所体现的苗族支系的不同，往往在风俗习惯上也表现出一定差异。如台江县革东镇的Khait Dud（大稿午）和Khait Fangs（方家寨）仅一河之隔，但在祭祖形式——鼓社节上就极不相同。“Fangs”为黑社，13年1次，有十分严格的程序和禁忌。“Gud”为白社，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复杂的清规戒律，目的也不是祭祖。我们在研究黔东南苗语地名，探索其文化内涵时，应该注意结合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精当的结论。
三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与相邻的民族有着或多或少的交往。过去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构成了今天的民族关系史。从许多苗语地名中可以看到历史上苗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痕迹。如云南的苗族称贵州为Mangb Deb，意为彝族的地方。称四川为Shuad Deb意为汉族的地方。这些是研究苗族与其他民族关系史的重要例证。
凯里等地的苗族称仫佬族为“Kad”或“Kad Bil”。凯里火车站南昔日为烂泥田，其中有仫佬族的鱼塘，塘下方有一寨，苗语称Kad Wangl Dad，意为塘下方的仫佬寨。舟溪乡有Vangl Kad（大中），意为仫佬寨，现居住仫佬族、苗族和汉族。湾水乡有Kad Yut（双元），意为小仫佬寨。昔居住仫佬族，今为苗族聚居。凯里苗语地名的这些情况反映了仫佬族与苗族交错而居的历史和现实。
凯里、黄平等地居住着一支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
家，苗语称“Ghab Dux”。凯里市舟溪乡Vangl Ghab Dux（余家寨），意为家寨，过去家居住，现为苗族聚居。虎庄乡的Ghab Dux Vangl（新伟）和洛棉乡的Ghab Dux Vangl（龙坪）均为家寨之意。前者现为苗、汉聚居，后者为苗、家聚居。
汉族进入黔东南后，在地名上也有反映。凯里市挂丁镇有Nangl Liangs Vangl Diel（挂丁）和Nangl Liangs Vangl Hmub（对门寨），Nangl Liangs指乌亮河下游。Vangl Diel意为汉族寨。Vangl Hmub意为苗族寨。两地相去不远，清乾隆初年置济川堡后，成了两个寨子，故用“Diel”和“Hmub”⑦加以区别。台江县城西2里许，有一苗寨叫Gud Mais Yenx（梅影），意为曼营的“Gud”人之村。过去台江县城高处的大炮台为苗民居住，后被抢夺修建炮台，苗族被迫迁至今地建村，故得名。⑧另外苗语地名中有不少称作“DiongbYenx”和“Diongb Tenf”的，“Yenx”和“Tenf”显然是汉语“营”和“屯”的音译。是明、清后汉人进入苗区在地名上留下的烙印。这类似于恩格斯在《野营》一文中所说的：“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r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⑨
四
人类社会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苗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和健康，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个勤劳勇敢，不畏艰难，乐观进取的民族形象。
吹芦笙、跳铜鼓、斗牛、划龙舟等活动长期以来为苗族人民所喜受。她们通过这些活动来抒发丰收的喜悦，庆祝战斗的胜利，缅怀祖先的业绩、追念逝去的亲人，表达男女间的爱情。凯里市凯棠乡的Ghab Dangx Gix（芦笙），意为芦笙堂，过去是一个较大的跳芦笙场所。丹寨县金钟乡的Zangt Niel Ghod（五里铺寨），意为跳铜鼓的坝子。过去苗族在该地举行鼓社祭并跳铜鼓。台江县方省乡的Ghab Zangx Nix（牛打坪）因自古以来附近各寨苗族人民每逢过节，相约在此斗牛而得名。台江县施洞镇的Dangx Vongx（塘龙），意为沉龙。濒临清水江，历来为龙舟聚集之场所。据传，一次龙舟竞渡，水面龙舟沉入江中与水中之龙相斗，故而得名。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民族之间互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民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原因。它与每一个民族的生活起居联系密切。我们通过对民俗的研究，能够还原历史上的许多社会风貌，从而更好地认识古代社会。
黔东南苗族过去盛行开姑舅表亲婚。丁尚固《台拱文献纪要》云：“姑之长女对于舅氏负有与其长子结婚之义务，俗称还娘头。如不与舅氏之长子结婚另嫁他人，须给舅氏之金钱（俗称吃外甥钱）以求允许。因舅氏无子而另嫁者亦然。”凯里市开怀乡的Bok Diot Diangb（岔路口），意为交外甥钱的坡。当上、下两寨男女缔结婚姻关系，男方在此给女方的舅家交外甥钱，因而得名。这一地名反映了母系氏族的遗风在后世苗族社会婚姻家庭上的影响。
剑河县温泉乡内寨与乌沟之间有一处地名叫Diongl Maf Dlad，意为杀狗的山冲。据说，很久以前乌沟有位姑娘嫁到内寨欧家，后被无故休回，于是乌沟寨人牵了一条狗到这个地方杀掉，并晓谕寨人，今后不得再与欧家开亲，若有违反，必绝子灭孙。现在的人们仍然遵守不渝。这种杀牲议事的形式在过去苗族社会中十分常见。参与议事的范围多则数十、百寨，少则一村一寨或十家八户。所议内容一经定下，人人户户必须遵守，久而久之，遂成习惯法。
五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歪曲的反映，是颠倒了的世界观。但就其内容而言，它又包含着人类的许多文化遗产。苗族绝大多数信奉自然宗教，从苗语地名中我们可以管窥到苗族自然宗教的一些形式。
枫木，黔东南苗语称Mangx或Det Mangx，以枫木得名的苗族村寨很多。凯里市青曼乡、旁海镇，黄平县苗陇乡均有寨名为Ghab Mangx意为枫树脚。据不完全统计，仅《贵州省黄平县地名志》所见与“Mangx”有关的地名就有十多处。枫木在黔东南及附近地区已成为了苗族居住地的标志。石阡县龙井乡的枫香坪，均为兰姓苗族聚居，村为枫木环抱。
据《苗族史诗·砍伐枫木》说，枫木的全身变成了万物，其中树心孕育出了蝴蝶，蝴蝶与泡沫“游方”成婚，产下12个蛋，生出了人类的始祖姜央，于是世上才开始有了人类。黔东南许多地方的苗族每迁新地，均要先栽枫木，活则留居下来，不活则他迁。建房时，也要用枫木作中梁。湘西苗族也崇拜枫神。《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云：“黄帝得蚩尤，械而杀之，已摘其械，化而为树也。”又，《云笈七笺》卷100《轩辕本纪》载：“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后化为枫木之林。”⑩
苗族史学界一般认为蚩尤是苗族的祖先之一，因此可以肯定，这些以“枫”为名的苗语地名实际上是苗族自然宗教中对枫木崇拜的具体体现，从苗族古歌来看，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从汉文献来看，可能是借械蚩尤的枫木来表达对祖先的崇拜。
祖先崇拜是自然宗教的重要形式之一。苗族十分尊重、崇敬自己的祖先。祖先崇拜在苗族自然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从一些苗语地名可以找到证据。
凯里市开怀乡的Dangx Gox（党果），昔日为深山莽林，一个叫“Dangx”的人先到该地安家，繁衍生息，后来逐渐发展成寨，遂以其名为寨名。剑河县南嘉乡的Lix Gaik（里格），因一个名叫“Gaik”的人而得名。丹寨县大兴乡的Khangd Yel（弯寨），因一个名叫“Yel”的老人首先居住而得名。
苗语地名中往往以最先到某地居住的男性祖先来命名地名。而过去苗族村寨绝大多数是同一支系的苗族聚居。一般不含他支系，更少有他族者，因此，先居住的这个男性祖先便成了这个村寨（或者附近这一支系）的共同祖先。上文提及的“Khaugd Yel”的“Yel”，《苗汉词典》说是：“丹寨县境内部分苗族自称。”这个“Yel”是否因这部分苗族的祖先叫“Yel”而得名呢？值得研究。苗语地名中的首先居住者，往往是被称为某某公的男性祖先，这可能是一种男性祖先崇拜的形式，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孑遗。
自然宗教在苗族社会中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至今还能顽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
苗族的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一部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历史。翻开历史资料，苗族人民起义斗争的记载连篇累牍，史不绝书。那数以千首万行的苗族起义史诗，读起来无不使人潸然泪下。苗族人民起义斗争的情况，苗语地名中也有反映。
凯里市鸭塘乡西南2.5公里有Dlongs Maf Diel（松麻丢），意为杀汉官兵丁的山坳。昔日该地为凯里通往下司、麻江的必经之地，咸同起义中，起义军在此大败清军，因此得名。翁项乡的Gheib Niel Dud（干略都），意为鸡在皮鼓里。传说苗族起义军由于遭到敌人袭击，退却前把鸡放在皮鼓里，鸡啄食而鼓响，敌人认为还有人在，未敢轻易进击，遂得脱险，故而得名。丹寨县羊乌乡的Khongd Bat（孔办寨），意为猪崽箩寨。据说当地在一次与官兵的战斗中，起义军编了许多猪崽箩，半夜装上石头和点燃的松油柴火把，从坡上滚下，火把星星点点，敌人以为遭袭击，便拔营退兵，于是得名。丹寨县南皋乡的Bil Das（太平坡），意为死坡，因开辟苗疆时，贵州提督哈元生镇压苗民起义在此杀害许多苗民而得名。台江县台盘乡的Zangx Maf Nix（掌麻你），意为东牛坪。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3月，因张秀眉在此杀牛舐血起义而得名。
通过这些苗语地名，我们看到了苗族人民在起义斗争中的英雄气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也看到了因失败而遭到的残酷屠杀。虽然这些地名来源在细节上尚可考究，但所反映的大多是历史事实，这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例证。如，清兵镇压包利、红银起义，“杀戮十之七八，数十百寨无一人。”(11)那些“死人坡”、“万人坟”地名就是惨遭屠杀的印记。
注释：
主要参考资料：《贵州省凯里市地名志》、《贵州省台江县地名志》、《贵州省丹寨县地名志》、《贵州省黄平县地名志》、《贵州省剑河县地名志》、《贵州省雷山县地名志》
①本文中苗文后括号内汉文为标准地名。
②李代超《三都县部分苗族村寨地名考证》《黔南民族》1991年2-3期。
③姬安龙《川黔滇苗族分布概况》，《贵州民族报》1992年3月2日。
④钱穆《史记地名考·自序》。
⑤马学良、会旦译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⑥张永祥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⑦Hmub为黔东南等地部分苗族的自称。
⑧燕宝等《张秀眉歌·反歌》Hmub为黔东南等地部分苗族的自称，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
⑩转引自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