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挑战：大学的使命、通识教育与师资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资论文,使命论文,世纪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通常的看法，美国拥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制度，但目前对美国教育制度的不足和挑战却产生了大量的争议。在我看来，我们首先需要想清楚我们究竟想让高校发挥什么作用。不同的人往往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家长和学生希望高校能够提升学生个体的利益，社会则更希望高校更多地服务于公共利益，高校应该保存、传承过去积累的知识，同时也应该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学校应该使学生学习如何成为领导者，并将贫困和无知者转变成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教育应该承担所有上述责任，但具体到教育制度可以因为个人对不同方面重要程度认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研究型大学来说，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是追求教育优异还是研究优异？近一段时间以来，哈佛大学也在反思，本科生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美国，学生高中毕业后一般进入四年制的大学，但在大学毕业时不会获得职业性、专业性的学位，如法学位、医学位、工商管理的学位，这些学位需研究生阶段才能获得，所以说本科阶段并不是专业训练阶段。本科阶段也有一些专业方向，如计算机、物理、中药研究、文学等，但如果要获得专业学位，还要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哈佛学院管辖的是本科生，哈佛大学包括哈佛学院和法学院、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专业学院。
在美国，比较多见的现象是本科、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未必与今后工作直接相关。本科课程中专业课程占一半，另外一半在美国有三种可能：一种是选修课，布朗大学就是如此；另一种是要求学生获得一定的知识跨度和广度，希望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使得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一定的宽度和广度，比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要学习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课程；第三种是哈佛现在所做的通识教育，其使命和目的不止是让学生的知识和视野更为宽广，而是让学生对社会、对生命、对今后如何成为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今后从事何种职业都是通用的。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学生毕业后马上就业，事实上这些本科生毕业后比较容易就业，因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传统说明他们都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迅速地学习新的东西。
我们对大学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在西方，教育一直是个人发展和发达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人们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孩子成长和变化的整个过程中，教育一直以多种形式发生着作用。学生在大学前要了解到，他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使得今天文明生活得以可能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由过去那些为未来着想的前辈们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要向学生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们也应该思考自己对于未来的责任。生活的目标不只是个人成功，还有对于身后仍将持续的世界的积极影响。大学不止是你付钱买走知识的商店。
大学还有责任教授利他主义，让学生知道要发展就需要合作，要让学生不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他人、考虑下一代。同时还要把人看作不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我希望大家对这些能够广为认同——人类精神的尊严、良好品性和个人品质的重要性如诚实和坦荡、我们真正的责任在于下一代，就像前辈们遗留给我们能够享用的文明那样践履责任。如果这些东西在大学里得不到尊重，在社会其他地方更不会受到珍视。
但是存在一种张力，进入大学需要高分数和好的等级还有其他东西，这些都是大学认为学生在中学付出个人努力的结果。因为大学要求这些东西，学生必须激烈竞争击败对手才能获得高分和荣誉。同样，我们仅仅雇佣最好的教授，希望各地研究人员相互之间激烈竞争成为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利他思维社会所需的东西出现矛盾。我们试图减小这个张力。对学生而言，哈佛等大多数美国大学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根据考试分数和等级来录取学生。大学还要看品行和性格，大学喜欢有个人雄心但不自私的学生，大学试图录取从长远来看会做出贡献的学生而不仅是高分毕业生。
大学时代是学生真正走向独立的时代。在好的大学，学生可能有机会学习父母一无所知的东西，这可能会令人不安。我们无法真正判断孩子是否在学习恰当的东西，是否在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不是他们。如果他们的内心、爱憎和雄心与我们当时的一样，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所以，一所伟大的大学应该帮助学生明确他们是谁，他们喜爱什么。
你可能会认为大学目的这样基本的问题在美国应该达成共识，至少在一所大学应该如此，比如在哈佛大学，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存在几种目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因素的重要程度并不一致。简单回顾一下，让我们看看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一些张力。17世纪英国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建立哈佛大学是出于两个目的：保存文化和培养牧师。这与当今我们期待大学承担的职责仍然符合：教授学生重要的智力技能，为他们过富有生产性的生活作准备。
哈佛学院毕业生从事各种职业。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毕业生呆在家里而不从事有生产性的生活，我们认为那是一种失败。我们期待他们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们教育学生不要只顾个人利益，而是要为社会的未来利益做出贡献。我们期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他们许多是专业人士，如法律、商业、教育或医学。他们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可以在职业中回报社会。很难说大学所学的知识有哪些在未来二十年里会最有价值，所以从长远来说要想成功，大学需要看重创新、独立和对学习的热爱。
本科教育不是前专业教育(pre-professional)，这意味着学生无须在十八九岁时决定他们未来的职业。他们可以在大学时代学习不同专业领域中不同学科的知识。他们可以等到临近大学毕业或更迟些时候再做出决定。推迟进入专业领域使得教育过程变长而且花费更多，但我认为结果并不是更浪费资源，而是更少浪费资源。年轻人在自己选择职业后，可能更认可、投入和享受自己的职业。当年幼时父母或中学或学术性向测试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很可能最终只能作自己痛恨的事情。我们碰到过这样的学生，他们在父母的压力下选择了做医生，在大学中意识到这是在实现父母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梦想。大学期间学生开始向成人期过渡，所以课程有必要反映人的发展的现实。
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能意识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富有生产力的，会有两种好处。首先即使专业领域改变，他们仍将持续发展自己的专长。其次，如果他们的兴趣改变或周围世界发生改变，他们将有勇气改变职业。在好的大学，这种相对比较缓慢的节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意味着本科教育是对将来做出影响的，而不仅仅是毕业后即可就用的专业培训。一些毕业生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了换种方式思考世界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特别激动人心的成就是由一些生物学或语言学的本科学生做出的。知识的密切关联在将来很有用，所以我们试图尝试跨学科的综合课程。一位哈佛前校长1910年曾说道：“关于基础原则的有效教学要求具有成熟心智的人，他们能够越过树木看到整个森林。”比尔·盖茨在哈佛读本科时我曾有幸教过他，他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如果他真的学完我与同事所教的课程，他将不会像他所做的那样改变了整个世界。在比尔所选的一门课上，我的一位同事告诉他微处理器是玩具，永远不会有能量做有用的事情，幸运的是他没有相信这位教授。
哈佛很长时间以来就不再是前专业教育了。哈佛是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Liber在拉丁语里意为“自由的”，所以这个词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大学要努力使学生的心智从出身和扶养方式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大学教育所追求的。我们不希望学生笔直地沿着一条职业轨道走下去，我们往往期待学生重新思考他们是谁，他们希望如何生活。好的教育不应该是令人安心的，应该让学生扪心自问：“我究竟是谁？我能够对世界有什么益处？”这就是好的通识教育期待学生学习哲学或历史的原因。学生应该学会如何思考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任何一所好的大学都希望培养出领导者，哈佛也不例外，并且已经做到了。我们想让这些成为领导者的人思考政府所做的决策和选择的意义，是否从长远来说对大家都有益。
美国大学如哈佛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们所做的三件事。首先，他们招收了优秀学生，这里说的优秀不仅指成绩，而是指他们的雄心，他们决定在一生里做些重要的事情。他们来自不同社会背景，或贫或富，如果他们付不起学费的话，像哈佛这些很富有的大学会让他们免费入学。其次，让学生在学习中有一些选择自由，但同时坚持他们要学习一些可以拓展视野和思维的学科。第三，为他们提供许多可以从中学习的资源，图书馆、实验室、网络，让他们利用这些自由好好学习。
哈佛一个古老的使命是保存文化素养。当然就入学来说，哈佛现在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地方，每个新生都懂得阅读，但他们未必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理解他人所思并使他们以你的方式看待问题是没有固定答案和模式的，但这些也是能够教授和学会的。事实证明许多雇佣哈佛毕业生的公司都喜欢我们的毕业生，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发展了这些技能，部分是在课堂里做的，但大部分是在课外活动里做的。众所周知，体育在美国大学里非常重要，甚至很多如哈佛这样因学术优秀而闻名的大学也是如此。很多录用哈佛毕业生的企业都从经验中得知体育运动可以教会人合作、领导力、通过实践对优异的不懈追求、压力之下的勇气和创造力、为了团队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些技能在企业中非常宝贵。许多美国总统都是大学运动员，包括里根和福特。福特实际上坚持要求委员会主席都由军官或大学运动员来担任。微软现任CEO史蒂芬·鲍尔默(Steve Ballmer)曾是高中橄榄球队员，曾在哈佛管理橄榄球队。激烈竞争与团队合作的有机结合是体育运动所能教授的绝妙体验。此类经验可以在管弦乐队、报纸等课外活动中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们看作学习之外的娱乐活动，而是看作学习的颇有价值的补充。
我已经提到解放人心智的重要性以及发展有助于有效领导力和合作的非学术性技能的重要性。我再谈本科教育的另外两个基本目的。美国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即大学工作的一部分是培养和发展良好的品行：诚实、真诚、同情、自我牺牲、关注社会福利而不仅是个人成功。这些古老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是有矛盾的。
一所大学需要思考传授这些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否是大学使命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并不易于通过课程来教授，但不管大学是否有意教授，学生关于这个问题总能学到一些东西。大学时期青年人学习成人如何做事，了解权威人士是否真正践行他们所宣扬的如何过荣耀的有价值的生活。如果学生看到教授和行政管理者关注名声和金钱甚于改进世界，他们离开大学时也会带走这种做法。如果学生看到教授腐败，他们可能也会模仿。
最近我们在哈佛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有趣的安德烈·萨雷芬(Andrei Shleifer)事件。他是一个学术明星，曾获得40岁以下国际最优秀经济学家奖，他也是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一位亲密朋友。Shleifer主持一个旨在帮助新俄罗斯政府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哈佛项目。期间，他与家人对俄罗斯进行了自我牟利的投资。联邦政府以欺诈罪控告哈佛和萨雷芬，最终哈佛被罚2650万美金，萨雷芬赔了其中的两百万，他最终否认自己做错，没有道歉。大多数萨雷芬的同事都支持他，哈佛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在学生报纸上说道：“我们认为他不会是卷入诉讼中的那个人……我们认为他就是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激动人心的、思维活跃的同事。”他现在仍在哈佛任教。这在大学里定下了一种超道德的基调。我们的学生将实践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在上述事例中那位经济学教授说他和同事们不认为萨雷芬蓄谋欺骗政府，而一位上过萨雷芬课程的本科生说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授，作出了卓越的研究，对我来说这是判断他是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教授的两个主要标准。至于他的其它的素质或品行，让别人来担心吧。”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让别人来担心他的其它素质或品行？
教育能够为那些机会有限的人创造机会，这可能比前面三者都更重要。教育具有改变社会阶层的能力，能使来自不利家庭的孩子成人后以千倍于曾获得的投入来回报社会。这种现象在美国非常普遍，对成千上万移民家庭的孩子来说也同样如此。大学能够把人们的雄心、坚韧和自主转换为成就，这是大学的重要社会作用。之所以要思考这些目标，是因为它们与其它一些有价值的目标并不一致，比如要培养见多识广的毕业生。培养见多识广的毕业生的最保险做法是招收已经具有很多见识的新生，但这在改变社会分层方面的作用不如根据他们的雄心、潜能以及大学前的成绩来录取新生。美国许多大学对于教育制度是否运行良好、是否发挥功用的争论，都起因于这几种角色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把大学制度看作改变不利阶层学生社会分层的一个动力，那大学是否还能如过去那样成为知识创造之源吗？如果我们看重学术生产力胜过其它东西，我们还会出现企业所具有的伦理问题吗？幸运地是，这些张力并不是分裂的。因为学生进入大学时所携带的最重要东西并不是中学所学到的大量知识，而是他们的雄心、良好品行以及认为学习有益于社会而尊重学习的态度。
我们对哈佛教育尽量保持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理念，而且试图把这种理念传播给他人。哈佛学生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学习之外的空余时间也很多，所以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本科生到底学到东西了没有？自由也是祸福参半、毁誉参半的事情。1910年的哈佛校长就被问到：“你为什么觉得哈佛学生能学到很多东西呢？”他幽默地回答：“哈佛之所以是一个优秀的学府，是因为新生进来的时候头脑里空空如也，大学毕业离开时又什么也没有带走，所以哈佛的知识越积越多。”
学生有没有学习的雄心和愿望对于他们能否学到知识是很关键的。大学应该教给学生的知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知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哈佛是一个研究型大学，学生有机会观察和参与到教师的研究工作中，这样他们不但被告知学科领域中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而且还知道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么他们就能学到终身受用的技能，即大学学到的知识在走入社会后如何不断地更新和改变，因为世界在变，知识也在变。第二，让学生做一个更灵活、更有适应性、更聪明的人，聪明不只是具有好的分数，而是指学生能够看到机会，创造性地来组合、运用知识。第三，我们要告诉学生他们上哈佛是有欠于社会的，在毕业之后要运用自己所学回报社会，而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三者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一方面，我们要学生服从、合作、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的共同福利而奋斗；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他们特别杰出，希望哈佛招收最好的学生、聘用最好的教授，这又在强调竞争性。
思考大学课程的恰当方法是就整个教育事业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对话。但是要展开诚实的对话很困难，因为马上就会与政治、学术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等纠缠在一起。许多美国大学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就大学教育目的很难展开对话或达成一致，所以他们聚焦于其范围或模式。大学教育应该不能太狭隘，也不能太广泛。学生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多种选择。教授应该教专业领域内容，学生还期望教授做什么呢？课程若如此设计，学生就有主修要求和选修要求。每个学生应该有一个专业领域，并要求他们选修专业之外的一些课程，这是目前美国大学一个比较普遍的标准范式。哈佛的当前努力可能也止步于此，我希望不是这样。
哈佛五年前开始思考本科教育问题，现在还没有结束，这并不是哈佛第一次也不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课程的努力。迄今为止，哈佛大学共有三套通识教育课程。第一套是最好的尝试，是在二战结束后实施的，教工委员会编写了一本很棒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大家都称之为红皮书，因为封面是红色的。当时哈佛教员认为世界文明在二战期间受到损毁和遗失，红皮书的作者们认为大学有责任让将来成为领导者、成为有教养的社会成员的哈佛毕业生预防二战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通识教育不只是沉浸于不同的学科中，而是使毕业生具备我们所认为使他们能够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东西。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专家，涉及的是我们有责任为未来的文明社会打下基础。在1945年的红皮书里，哈佛意识到没有限制的自由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学生和教师都不知道教育的真正核心究竟是什么。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面临着多样化的教育，如果它有许多优点的话，不过是有助于破坏社会所依赖的培训和观念的共同基础，进而违背了社会利益。”共同基础的观点就是我所说的教育事业的灵魂。
现在知识的发展也使得教职员工之间的观点产生了分歧，无法对本科生进行学院式的教育，而是分成许多专业，这样，一个专业的学生就不懂其他专业的事情。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上述课程在1978年被新的课程所替代，即“核心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方式和所积累的知识。学生必须参加特别为他们设计的课程，比如他们要学习两门理科类的课程，三门文学类的课程，三门历史类的课程，一门经济类的课程，一门道德推理类的课程，还有量化的逻辑推理的课程。在我看来，这样的课程设置更符合教员的需求而不是学生的需求，因为这样的课程体现了教员认为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不管怎样，此类课程还是很不错的，我自己一直在教、现在还在教一门课程《普通公民的信息技术》，为以后不会从事计算机等理科专业的学生传授一些通讯方面、因特网方面的知识。
“核心课程”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我们正在讨论要启用新的课程，即通识教育。我简要解释一下哈佛近来这方面有哪些思想。我们还没有做完，所以不知道最终结果怎样，我先谈一些阶段性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们在开始课程评论时，没有说明要解决什么问题，连大学教育最终目的这个基本问题也没有说明。所以一年前，在浪费了大量时间后我们提议进行专业加选修的课程要求。历史专业的学生要学任意一些科学课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学一些文学课程。这可能会导致学生涌向本专业之外最容易的课程来满足选修要求。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提案并没有广为接受。一个更为广泛的、来自不同专业领域本科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四条原则：第一，通识教育可以使学生为全球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做好准备，这可能体现了美国视角。第二，通识教育使学生把自己看作艺术、价值观等传统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有人担心《圣经》里的《十诫》与《共产党宣言》会矛盾，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都应该有所了解。第三，通识教育使学生做好准备适应变革。第四，通识教育使学生对自己所言所行能够有道德伦理的理解。这些对本科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但现在还未被接受。美国政界、商界都出现过不少丑闻，其中也有哈佛校友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来避免和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建议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占到本科学生所学课程的1/4到1/3。哈佛要求所有本科生要修十类特别设计的课程，每门课学习1/4学期，四年总共要选修32门课程才能毕业。比如我们要求他们学两门理科课程——生命课程与物理课程，教给他们一些毕业后踏上社会所需要的科学事实和概念，所以在这里讲理论物理就不适用了。有一门课程是介绍美国的一些制度，可能大家会觉得没有必要开设，但哈佛也会从一些质量并不太好的高中招收一些有雄心的优秀学生，另外也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所以有必要开设。一门课程向学生介绍美国之外的社会，让他们理解不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一门课程向学生介绍艺术、文学、思想界的主要作品，帮助学生用社会、政治、经济的眼光来了解世界。还有一门课程也很有意思，讲的是作为人的意义何在，帮助学生理解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是如何解释人类的境况和本性的，想让学生思考人生意义、他们是谁、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有一门课程是帮助学生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来分析推理并作出决策。另外还有一门道德推理课程，一门书面沟通和口语沟通的课程，一门外国语的课程。每次我们争论时都会回到高等教育的目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还不如回到早期选修课或跨系选修的系统上，这对教授来说比较容易做到，对学生来说似乎也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因为争议仍在进行之中。让学生睁开眼睛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但也很冒险，因为对于他们应该看到什么还没有达成一致。作为一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在过去五十年，哈佛因教员的学术创造力而闻名于世，但研究的成功有时是以教育为代价的，尽管我们确实已经对世界的发展和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教授们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学术专长，而忘记学生需要更宽泛更综合的教育。为什么贯彻通识教育的使命非常困难？这与大学教师的聘任和晋升有关，我们选聘最好的教授，我们希望他们做出世界最好的研究，我们希望治愈癌症的研究也出自哈佛教授，所以我们在选聘教授时的评判标准就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专业经验，不管是在经济、科学还是文学领域，无不如此。但这些教授在自己领域的专业知识越先进，就意味着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他们着重研究的领域就越狭隘。如此一来，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即怎么让这些在狭隘领域非常卓越的教授去教会学生有灵活性、有创造性、有社会责任心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不知道现在这两方面是否达到平衡。我们每个教授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优秀，但问题是他们得学会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让学生后退一步看到整个森林，看到人类知识的全景。
我们没有忽视教学，但我们还是以教授的专业专长来判断其教学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学者集中起来，让他们思考普通本科生的教育问题，他们发现以自己的专业领域来思考将会更容易，但难于思考这样的问题：学生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个？问题是我们所作的许多研究对普通公民而言并不重要，而我们培养的更多是普通公民而不是教授。教授们应该换种方式来思考教学，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按比例简化或缩小后就教给学生。
师资是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我们期待新招聘的教员在研究方面有卓越的潜质，之后会提升为终身教职，我们强调他们在知识创造方面的贡献，但有时这样的系统会让人们忘记本科教育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有卓越的研究还要有卓越的教学，即向学生传递超越本专业的更为人性、更为广泛的信息，这一点只是我个人观点，还未成为哈佛的政策。我认为近年来教员在担任多个角色方面做得不够成功。我们总是说教员的职责是教学与研究。事实上，很明显研究方面的优秀比课堂教学的优秀在聘任和晋升过程中更重要。但教学和研究都没有真正成为大学教员的更大的责任——向学生慢慢灌输一种意识，即所有的文明都仰仗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建设性贡献。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哈佛通识教育的核心，即培育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学者。有些研究人员会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这样，就是大学放弃了自己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
哈佛有两个层次的招聘。第一种是助理教授的职位。一般是针对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或获得博士后研究的人。一般而言，持续时间为8年，之后就要决定是否给予他们终身教职，如果给予，则继续留下来任教，如果没有给予，只能离开哈佛另谋出路。另一个层面的招聘是从另外一些大学招来的资深教师，直接给予终身教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学老教授越来越多，因为美国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大学也是如此，所以大学里很多老教授不退休，就使得年轻教师机会更少。在哈佛做助理教授很难，必须写很多论文，教书也要教得好，但如果他拿到终身教职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所以在授予一个老师终身教职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我们在雇佣或评判一个教员时主要还是看他的研究，评价者一方面是同系的同事，还会请外部的顾问。终身教职是教师生涯最关键的一步，在教师提出申请之后，哈佛会写信给其他大学的同行，请他们来对这位教师进行评定，整个过程缓慢而严肃，从提出申请到最后决定要一年时间。
就前面提到的让我困惑的经济学家的例子而言，我们总有要聘用最好的研究者这样的雄心，谁也不能否认这位年轻学者是优秀的研究者，但这件事情是否也传递出不好的信息呢？尽管我们所提议的课程中有道德推理，但我们的教授中假如有一个不那么道德的教授，不是也让我们的学生很困惑么？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我不知道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我常跟同事们说哈佛足球橄榄队要招聘教练，我们总考虑是否能够招聘到一个本质良好的人，做队员的楷模。但是在雇佣教授的时候，却不这么考虑了呢？所以在哈佛我常常问人们这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做世界上研究第二好但教育第一好的系？
目前哈佛还没有采取措施，而美国其他一些大学正在努力避免因为终身教职所带来的问题，终身教职队伍里的人逐渐少了起来，更多的是两到三年合同制聘用的教授，这样一来，他们就像到普通大学或公司工作一样，他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会关心通识教育之类的更大的教育问题，他们被称为“共同教授”(a joint professor)，可能在几个学校共同兼职。
有人担心实施通识教育是否会影响到专业的学习。哈佛也有工科，如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时也要获得资格认证，他们超过1/3到一半的课程是学专业课程，通识教育的时间就不够。其实专业领域里发展卓越的人未必是75％到80％时间都用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学生，当然我没有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我有很多个体的例子来说明。很多人进入专业领域比较晚，但后来都很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想，等他们毕业后十年再来看，是专业课程学的多的人成功还是通识教育学的多的人成功。把现在所做的事情看作一个实验，社会或其他体系会使用大学培养出来的“产品”，但未必接受大学通识教育现在所做的实验。我有时会请校友到学校宣讲，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生涯与当年所接受的训练或所认为应该从事的职业并不相同，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他们以后也可以这样。
最后总结一下美国大学对于自己角色和功用的思考。美国大学是知识创造之源，是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教学机构，他们也创造一些价值观，或者强化学生已有的价值观，或颠覆学生进入大学时持有的价值观。我们期望学生成为未来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或商界领袖。不管他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明智地利用所学知识，能够考虑公众利益而不是自己变富。哈佛一位伟大的系主任Archie Epps来自美国南部农村一个贫困的小城，他的生活因教育而改变，他曾说过：“哈佛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人类事务带来尊严和荣誉的人生哲学。”我认为这对世界各地大学来说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帮助学生形成为人类事务带来尊严和荣誉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