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劳动关系及工会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关系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工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145－04
源起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层面，这对本就脆弱的中国劳动关系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制度性“代言人”，在维护职工权益、参与劳资谈判、舒缓劳资冲突、促进劳资和谐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全面分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劳动关系特征及走向，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工会的因应策略，既是现实所需，更是中国工会的责任所在。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特征
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程度与实体经济的景气度密切相关。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环境持续恶化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不仅是民本社会的基本主张，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7.8％的经济增速为社会的持续就业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1978—2006年，我国城镇平均就业增长率为4.01％。尽管如此，就业增长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下降已是一个基本事实。有专家估算，2001—2010年，中国的就业缺口将达到7837万个。①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表明，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6.1％，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虽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但就业压力仍然较大，仅高校毕业生在2009年就需要约710多万个岗位。如果再考虑就业需求较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形势难言乐观，并可能影响政府提出的以内需促进经济、以经济促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
（二）企业营商环境继续恶化，裁员减薪冲动仍然存在
简单而言，企业的营商环境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以经济环境为例，在内需疲软和外需减少的双重夹击下，企业的资金环境急剧恶化，流动性极为紧张，尤其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尤为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表明，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出口减速收窄，但今年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仍然下降了19.7％。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提出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仅一季度新增贷款就达到了4.58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5.5％。但是承担中国就业总量70％的中小企业却仍然面临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很难获得企业发展的经营资金。
所以，对企业而言，尽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但在生存与责任面前，生存无疑更为紧迫。可以预计的是，尽管在政府倡导下，许多企业作出了“三不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减福利），但如果政府没有后续的跟进措施，这些承诺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事实上，即使已经发出承诺的一些企业，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变相的手段实施裁员或者减薪，而最近发生的沃尔玛在“架构优化”中的管理行为，已经被社会解读为变相裁员。如果这一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和抑制，可能的“蝴蝶效应”将会出现，这对本就脆弱的就业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潜在劳资冲突可能大幅上升，并不断累积社会风险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资本逃匿、裁员减薪尽管不是普遍的现象，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以媒体报道的东莞“合俊玩具厂”的倒闭为例，企业主一夜之间蒸发，而近8000名员工的生计马上面临问题。基于维护员工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企业所在地的樟木头政府不得不拿出2400万元的财政资金给予先行解决。但是，如果上述现象成为一种趋势的话，政府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可能会对职工权益承担起无限责任。因此，必须改变那种“临时性、应急性”的做法，在社会层面建立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类似劳动关系危机处理机制，最大限度地抑制劳动领域的风险向社会扩散，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劳资利益均衡机制重构
就中国的劳动关系而言，劳资利益分化加剧和劳资冲突大幅上升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现实。在资本的“话语霸权”之下，为了转嫁危机而把劳动者作为牺牲品，以及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或漠视，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和谐，加剧劳动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职工群体要求采取有效行动、维护权益的动机将更为强烈，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将不断加大。但压力的背后也是机遇，能不能抓住这一机遇进行中国劳动关系的重塑，是考验社会智慧，尤其是国家智慧的重要时机。而劳资价值诉求的趋同性、劳资博弈权利的均衡性以及劳资合约规则的平等性无疑是劳资利益均衡机制重构的基本条件。
（一）劳资价值诉求的趋同性回归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劳资双方，客观上有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并尽可能地通过各种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让动机变为现实。
虽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劳资价值诉求实现的纽带，但在正常的经济状态，“资本傲慢”更多体现为资方的主流诉求。为抑制资本傲慢对自身权益的侵害，理性的职工群体也会“抗争”。因此，对抗成为劳资双方价值诉求的基本认知，而这也是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罢工频现的重要原因。与正常经济状态不同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对资方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的“流动性”收紧并使企业利润大幅减少。在资方明显感受到其受损的几率和后果要大于劳方时，理性的资方就有动机寻求与职工的合作。而劳资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可能从合作中获益。因此，资方必然会对原有路径下的劳动合约单方机制进行修正，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让渡部分利益以换取职工的合作。面对资方的合作动机，劳方也乐观其成，并以具体的行动向资方表明其合作的诚意。而“共度时艰”、“共同约定”等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劳动关系的话语与呼声可以看做是劳资双方价值趋同的最好诠释。
（二）劳资博弈权利的均衡性建构
经济权益是劳动关系问题的核心，而博弈权利的均衡性则是职工经济权益能否实现的重要前提。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是劳方抑制资方博弈优势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的现实中，劳动者群体的团结权是以“一元化”的工会组织体制得到确认的，而集体谈判权也在制度层面以“平等协商”的形式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和充分的鼓励。然而，即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高度认可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却因顾忌到对劳动关系稳定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并未对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如罢工权）作出法律上的明确规定，而没有集体行动权的集体谈判无异于集体行乞。② 一些学者由此认为，中国职工群体利益受损和集体谈判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是缺乏集体行动权。③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劳资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的主流价值诉求，以对抗为特征的集体行动权无助于主流价值的实现。替代的有效办法是，资方主动向劳方坦陈企业的境况，以充分披露信息的方式告知劳方不宜采取过激的行动。就职工而言，可以从资方的充分信息披露中获取正常经济状态下所不具备的信息，从而弥补自身的博弈劣势。与此同时，借助强大的政治和政府资源及法律手段为劳资博弈权利的均衡性创造适合国情的现实机会和条件。
（三）劳动合约规则的平等性重塑
劳动合约作为劳资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书面约定，理论上有资方单独决定和劳资共决两种基本方式。④ 比较而言，资方单独决定的劳动合约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但由于没有顾及劳方真实的利益需求，潜在的风险成本也较高。
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劳资共决劳动合约不仅可行，而且也是资方寻求劳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也是集体谈判在危机时得以大力推行的重要原因。但和正常经济状态的劳资共决劳动合约所不同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资方不得不以更加有效的途径来换取劳方的合作，双方在共决的规则上将趋于平等，共决机制下的劳动合约也更能主张职工的权益诉求。
所以，对中国劳动关系中所存在的利益非均衡和规则非秩序而言，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提供了一个对失衡的劳动关系进行修复的契机，劳资利益分化的加剧和劳资冲突的潜在隐忧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劳资合作而暂时舒缓，劳资双方的核心价值是“共克时艰”，合作双赢，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在“艰难时刻”实现劳资利益均衡机制重构，为危机后的劳动关系持续和谐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工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劳动关系的基本策略
工会是劳工利益诉求的组织化产物。中国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制度性“代言人”，表达和维护职工权益是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劳动关系的国情特征也必然催生工会的国情特征。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双维”（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权益）目标既是中国工会“双重责任”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工会职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因此，中国工会应在充分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在“双维”目标的引导下，牢牢抓住劳资利益均衡机制重构这一历史性机遇，充分彰显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应有功能。
（一）大力彰显工会是调解劳动关系矛盾，促进劳资合作的参与者、建设者形象，为劳资利益均衡机制创造积极条件
西方国家的雇主一般认为，“工会是一种分裂力量，是破坏公司凝聚力的重要组织”。工会很难得到雇主的欢迎，尤其是西方工会的斗争性，是雇主很为头疼的一个问题。
和西方工会所不同的是，中国工会尽管强调职工权益的维护，但这种维护是以劳资合作、共建共担为基础的。在企业成长时，代表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在企业处于困境时，主动作为，寻求对策，教育和引导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并将这一理念逐步上升到政策主张。
所以，中国工会在职工权益维护过程中，采取的是“柔性诉求”的方式，不主张也不会像西方工会一样，采取较为激烈的抗争方式。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工会固有的优势，可以使资方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必担心工会可能的制约，使劳资利益均衡的价值诉求得以实现。
在具体的方式上，中国工会应大力彰显其关于当前劳动关系的主张，并借助其充分的制度优势，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在危机时刻，让社会、企业和职工听到工会的声音；看到工会的行动，为彰显工会影响力创造积极条件。
（二）加强源头参与，最大限度地将损害和谐劳动关系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
就业和报酬是职工权益的核心，充分就业是职工权益实现的重要保障，而企业经营的状况无疑是根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裁员减薪冲动，工会有必要加大源头参与的力度，将这种冲动抑制在萌芽状态，尽可能降低对劳动者权益的不利影响。工会源头参与的主要方式有：
1.国家层面，应利用其充分的制度优势，积极参与劳动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调整，坚持以制度约束的方式，规范和指导劳动关系，特别是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下企业裁员、减薪等相关规范的制定和完善，要以维护职工基本权益为重点。与此同时，应充分借助社会资源，监督企业现有劳动关系规则的执行，并将当前形势下劳动关系所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反馈给政府，寻求相应的制度救济。
2.企业层面，工会应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帮助企业分析生产经营形式，尤其是在企业裁员、减薪冲动出现时，工会应从职工利益的角度，和管理层充分讨论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提出更多的积极性建议，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工会与企业共度时艰的诚意。在具体的行动上，在不牺牲员工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对已有的制度做一些变通的安排，实现劳资共赢。
3.工会层面，尤其是上级工会，要加强对基层工会，主要是对企业工会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工会组织上的统一性能否转化为行动上的一致性，关键在于基层工会，尤其是企业工会的行动能力。相对于企业工会而言，上级工会对具体企业的依附性较弱，开展工作的力度和威信无疑要高一些。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任务型的方式对企业工会进行管理，而是要沉下去，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听取诉求，发现问题，并及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充分彰显企业工会在促进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工会应深入职工队伍，在倾听利益诉求的同时，积极了解职工队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教育和引导职工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到企业的发展中。
（三）工作重点要紧紧抓住集体谈判在协调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集体谈判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手段，也是劳资自治的重要方式。在中国，集体谈判虽然在制度层面得到了大力推行，但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是工会将集体谈判内容“坐实”的重要机遇。这是因为：
1.理性的资方需要寻求与职工群体合作，才有可能共同应付当前的危机。
对企业而言，只有资本和劳动合作，企业利润才有增加的可能。而劳动和资本的任何单方行为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但劳资能否合作的关键是“劳资力量”是否对等。这种对等需要双方从心灵层面达成共识。集体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劳资冲突可能诱发的交易成本，为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尤其应当如此。
2.集体谈判是劳资共决劳动合约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劳动关系法制化的重要体现。
理论上，劳资合约的完备性取决于劳资双方在签约过程中的信息是否对称。国外的研究表明，充分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集体谈判质量的提高和谈判成本的降低，也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在中国，虽然也在强调集体谈判的功能，但重点更多的是在关注法律所规定的“刚性约束”。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尽管劳资双方关于劳动合约的要价能力都在降低，但资方的下降速度无疑更快。尤其是在弱势劳工群体选择街头抗争时，基于社会秩序考量的政府往往会对职工群体给予必要的帮助而促使资方作出让步。所以，理性的资方也希望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共决劳动合约，并实现劳动关系的法制化调整。
3.集体谈判是抑制职工群体寻求体制外权益诉求的有效路径。
制度救济和权益自救是职工权益实现的两条基本路径。只有当制度救济下的职工权益诉求不可行时，职工群体性的权益自救行为才可能发生。与制度救济相比，职工群体的权益自救行为可能会冲击社会规则并不得不承受较大的处罚成本。但如果职工群体感受到可能的处罚成本要低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时，自救行为仍然会发生。制度层面加大处罚成本虽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可能激起更大规模的职工权益自救行为并带来更大的社会后果。作为理性社会的利益各方显然不希望这一局面出现，而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将职工权益自救的冲动纳入到制度救济的范畴，实现劳动关系调整的制度化诉求，减少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当然，在面对“无良资本”的强势傲慢时，必要的自救行为也是必要的，它至少能够为受损的职工群体提供一个利益诉求的途径。虽然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这种途径尚未得到充分支持，但也必须以制度救济的方式给予必要的补偿，以实现劳资利益的均衡。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危机对职工的就业权和报酬权的影响是明显的。就中国的劳动关系而言，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可能是修复中国失衡劳动关系的重要机遇。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审慎评估国际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应从更高层面认识这是中国工会彰显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劳动关系重构的历史契机。事实也表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健全的法律法规、企业的社会责任认知和工会的主动作为无疑是实现中国劳动关系重构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 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期。
② 刘炎白《劳动关系稳定之法律调整研究》，湖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③ 常凯《罢工权立法问题的若干思考》，载于《学海》2005年第4期。
④ 杨在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的交易成本制度研究》，载于《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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