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主义论文,科学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763(2008)05-0019-07
信息时代的到来，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的“信息转向”，所导致的就是信息主义在各个层次的兴起。信息主义从用来描述当代社会的特征一直扩展到用来观察整个世界，也必定可以形成当代科学哲学的信息主义趋向。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既是具体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的一种哲学提升，也是总体上哲学信息主义的一种表现。
一、信息主义：从技术社会观到世界观的过渡
信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的原初含义是刻画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的，因此严格地说是关于“信息技术”的主义。由于从字面上理解，“信息主义”与其说是对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视，不如理解为对信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重视更贴切，而且由于“信息”的哲学性，由于它早已被公认为一个哲学范畴，使得信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从而“信息主义”也必然要纳入哲学分析的平台，所以信息主义也应该成为一种哲学主张。或者说，由于“信息”本身不仅能用来解释社会，更可用来解释世界，所以信息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完全可以从一种社会观延伸为一种世界观从而走向哲学，成为一种哲学信息主义，这也是“信息解释力”的必然扩张。[1]
这种信息主义也可称之为“广义信息主义”，它将信息问题视为哲学问题，从而认为需要有一种“信息的哲学转向”或“哲学的信息转向”；或认为哲学应该关注信息问题，也就是强调信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甚至视信息问题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认为哲学就是信息哲学，或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信息思维是最重要的思维，如此等等。
根据对信息世界观坚持的不同程度，哲学信息主义可分为两种基本的不同形式：认识论意义上的弱信息主义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强信息主义。前者在重视信息问题的基础上对信息思维、信息方法、信息认识论、信息价值论等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信息崇拜”倾向，但不涉及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转换，仍可在传统的物质或精神本体的解释框架中对信息的本质加以说明。后者则视信息为超出物质和意识的本体，或认为信息是统一世界的基础，即在本体论上形成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例如认为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或者认为信息甚至比无论物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现象更实在。例如K·塞耶尔的“信息实在论”早就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认为，信息是比心理、物理更基本的一种实在，具有物理器官和心理功能的人是信息过程的产物，而且决定心理物理过程的根本因素是信息，因此控制论中的信息、反馈等概念适宜于描述心理事件和生理事件，它们是把心理学与物理学、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统一起来从而建立科学的心身学说的基础。[2]又如弗洛里迪分析了在泛计算主义者的眼中，信息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实在的世界，而物理的、有形的世界倒是应当由信息得到说明的东西。总之，弱信息主义试图在有限范围使用“信息”作为一种解释原则，而强信息主义则将一切都化归或还原为信息。
二、来自于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趋向
信息主义成为一种哲学后，是否也必然体现在作为哲学一个分支的科学哲学之中？或者反过来看，科学哲学中是否也出现了信息主义的趋向，从而构成为哲学信息主义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完全可以作肯定的回答，并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趋向的出现，既来自于科学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也来自于科学哲学内部理论范式的演变。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如果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普遍出现了信息主义(或信息化、信息学化)的趋向，则其必然也会反映到科学哲学中来，否则科学哲学就是时代的落伍者。或者说，存不存在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不仅取决于存不存在广义的信息主义，更取决于存不存在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现象。
对信息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中叶形成的科学前沿领域之一。从一般信息论到各门具体科学的信息学，尤其是90年代后期，部门信息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出对自然对象的信息主义说明方式，同时也形成具有科学哲学意义的信息主义观点，并且构成了一幅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景观。
除了一般的信息论和信息学的诞生之外，各门具体科学也兴起了相关的学科，如物理信息学(尤其是量子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据统计，如果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大概已有50余种部门信息学)的兴起。各门信息学除了应用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研究相关学科的内容外，还包含了从信息的视角来对自然的不同物质对象进行研究的所谓“信息转向”，甚至导向了关于自然本质和物质构造上的信息主义解释。如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量子信息学，一方面将“信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量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还使得一些人认为量子可能无非就是信息，或者将量子理解为信息更加方便。“那些离奇的量子现象，我们一直以为它们是物质的属性；但如果我们从信息的角度对这些现象逐一加以重新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再正常不过了”；“量子理论并不是一种描述波、粒子或场的运动属性的现实理论，而是一种描述信息属性的理论。我们原来所认为的真实世界，可能仅仅是我们的看法而已。”量子力学也许是“一种信息传播理论”，“一种认知理论”，“一种普遍化的概率理论”，“一种思想论”；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信息进行计算的结果。[3]甚至就整个物理学来说，“想象信息位于物理的核心，正如它处于计算机的核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4]，p.340)当粒子性的对象以及一切事物从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信息时，无疑是走向了一种信息主义的科学对象观。
此外，化学信息学也揭示出复杂分子的反应过程中的分子具有自组织、自识别的化学智能反应现象，因此化学反应具有信息的本质。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更是推进了生物信息学的出现，使生物学成为引进信息视角并建立信息基础最成功的领域之一。生物信息学的对象生物信息具有多样性，包括遗传信息、神经-激素信息、代谢信息和人脑信息等多方面。目前生物信息学致力于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应用于生物大分子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类、检索与分析，以达到理解这些生物大分子信息的生物学意义；若能破解生物信息的奥妙，理解生物的DNA信息，无论对于理解生命的本质，还是进行对生命的技术性操作，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生命的本质如果用DNA来说明，或是主张基因(遗传信息)决定论，乃至更一般地认为“生命即负熵”，都是基于信息的基础来定义和解释生命。此外，还有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扩展对生命的理解，认为计算机的“程序可被视为一种生命，许多计算机专家认为那是活的，并认为自己在计算机上创造了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人工生命”，它改变了“生命”的含义：“技术的发展使得这样一种看法不再令人吃惊：生命体是信息处理系统”[5]；或者如博登所说：“人工生命用信息概念和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一般的生命和地球上的特有的生命。它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包括生命的本质问题。”[6]人工生命是计算革命的产物，被视为生命的一种“硅替身”，或被称为“虚拟生命”、“数字生命”等，这些称谓强化了用信息论术语来定义生命的倾向。另外，还有将认知科学中的计算主义推展到对生命的理解，从而提出计算主义的生命观，以及将进化机制归结为遗传信息的产生和选择，进化被理解为信息的产生和控制的过程……凡此种种皆形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本质和进化理解上的信息主义，也被称为一种“信息生命观”。
在自然科学提供的信息量子观、信息生命观、信息自然观等的基础上，我们看到还有人进一步提出“信息宇宙观”，从而从信息主义的视角去看宇宙。例如日本学者室井尚的“信息宇宙论”采取“信息一元论”的观点来说明自然、生命、社会等。([7]，p.12)T.Stonier在《信息物理学》一书中还提出了“信息子”(infors)作为构造万物的基础，由此形成的世界图景就是，“世界是由信息子构成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子的世界。”[8]
物理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趋向还被美国物理学大师约翰·惠勒于1989年发展为一个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强信息主义命题：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也就是说万物由信息构成。惠勒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将自己在物理学上的思想进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认为一切皆粒子，第二个时期认为一切皆场，第三个时期认为一切皆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在这个时期他意识到，“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its)可能来自无数的是-否选择实验中(the 'bits')……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量子这个奇怪的事情，直到我们理解了信息是如何成为实在的基础。信息可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可能正是它构成了世界。”“有一个万物源于比特的例子：当一个光子在吸收之前，它并不是真的实在；而当它被吸收，从而被‘测量’时，就有一个比特的不可分割的信息加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并且，同时，那一个比特的信息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的结构。它创造了那个光子之所与相互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的实在性。”([4]，pp.340-341)
对信息的这种物理学上的重要性的解释如果再和经济学的视角相结合，就可以从本体论的认识过渡到价值论的认识：用信息来驾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其结果是使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在实现主体目的的方向上得到尽可能经济、有效的利用。于是，在信息时代，信息被评价为是比物质和能量更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甚至使得“传统的物质意识二分的世界观被信息世界观所取代，信息与物质、能量被视作是共同构成世界的要素，对于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信息更具有了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其地位超过了物质和能量。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信息能够弥补物质能量的不足，有了信息，可以无中生有，给人类带来所需要的一切。”([7]，p.93)或者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比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原子，因此主张用比特思维取代原子思维。
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趋向还表现在科学主要类型的转移上，即所谓物质科学到意向性科学的转移，“意向科学随着物理理论的发展而出现，它处理符号、指称和解释，像逻辑、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部分的生物学和计算学。这些新的科学正在改变我们关于实在的概念以及科学和实在的关系……实在论和形而上学正在被修正。科学家开始探索规范和价值的领域，而传统上它们是属于哲学或宗教的领域。”[9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认知科学哲学的兴起(包括“脑的十年”和“人类认知组计划”等世界性的科研合作大规划)，使得“认知”这种特殊的信息活动成为科学的主要对象和标志性的内容。意向性科学的中心话题或核心概念就是“信息”或它的同义语“计算”，并认为“心智状态就是计算状态”[10]，“如果你接受功能主义，那么你就会相信意识是个可计算的过程。”[11]“丘奇论题说道任何可计算的都是图灵可计算的。假定保守地说，心脑活动是可计算的，那么在原则上它就能够被计算机模拟。”[12]甚至还有人认为意向性科学中人工智能的提出淡化了物理、生理和心理的界限，为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并启动了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式。认知科学中兴起的计算主义，如果走向“宇宙也是计算”的看法，无疑走向了一种强信息主义。总之，主导科学的转移使信息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信息思维成为科学思维的主导类型。
综上所述，科学研究的当代发展中内含着信息主义的趋向，而对科学发展的哲学总结，使得科学哲学中也必然兴起信息主义的趋向，从信息自然观发展到信息宇宙观，于是就有了“万物源于比特”等本体论的看法，也有用信息去统一心和物的哲学追求，还有用“计算主义”去解释生命及宇宙本质的尝试……
不仅如此，信息革命、新信息化等使得科学研究在手段上也带上于信息主义的色彩。“信息革命”不仅用来指谓当代的新技术革命，也用来指谓当代的新的科学革命，它表现为现代信息技术向科学研究手段的全面渗入(包括e-Science的兴起)；科学仪器的广泛使用使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宇观到微观全面信息化——成为一种仪器呈现；还有信息时代由于科学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信息交流日益重要和迫切，并导致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质性的协商和对话，亦即一种信息交流以及信息产品的形成。凡此种种，科学研究即使在形式的层面上也形成了信息论转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用信息主义的范式，就无法了解当代科学的图景。
三、科学哲学的种种信息主义范式
如前所述，科学对信息世界的认识以及科学的主导类型的转移，形成了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趋向；而科学哲学对这种趋向的把握和积极反映，导向了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倾向，用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斯诺克科维奇(Dodig-Crankovic)的话来说，科学的信息(计算)化导致了科学哲学范式的变迁：“实际上，看到不同科学领域内部的发展现状，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简直跟它在上一个世纪不再是同一回事。科学哲学范式变更的时机已经成熟！计算正在赢得传统的物理学领地的基础。今天对那些终极相关的问题的回答更多地属于计算而非物理学。”这里的“计算”就是“信息”，因为从“计算”(computing)一词更富抽象性的法语Informatik、德语Informatique和意大利语Informatica的含义上，直接对应的是英语的Informatics，因此“计算主义”从更一般更抽象的意义上就是“信息主义”，两者可视为同义语。[9]
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不仅来源于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而且在科学哲学的内部也有悠久的传统，尤其是科学哲学内部自从“语言学转向”后，也表现出走向信息主义的趋向。承接语言学转向所形成的“语言主义”，后来的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以及语境论转向，都可以视为一般的信息主义在不同侧面的凸显。
如何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可以说，并不是从哲学上将科学活动与信息活动联系起来就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例如，仅仅认为科学认识是一种信息处理活动，或科学方法中需要采取信息论的方法，还构不成一种信息主义的立场，因为一般意义的科学观都可能承认这些特征。只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科学的本质、对象、基础等等加以信息主义的解释和说明，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
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也可以分为认识论上信息主义和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前者包括对科学研究中信息问题的重视，将本领域的核心问题归结为信息问题，用信息方法和信息思维来重新理解本领域的重要问题等。而科学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则视科学的对象为一种信息存在，采取还原的方法将科学的对象和事实归结为某种信息。当然前者可以通向后者，形成由弱到强的信息主义的转换；前者也可以不通向后者，使得在科学哲学意义上主张的信息主义仅停留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例如，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解释可以视为一种信息主义，因为它主张不能离开测量来谈论微观粒子，认为我们同科学的对象打交道，无非是同科学实在的信息呈现打交道。但仅在这一步上谈论还是认识论信息主义，如果进一步认为测量就是微观粒子本身，甚至认为不进行测量和观察时，对象就不存在，亦即将科学对象完全归结为仪器呈现出来的信息存在，就走向了一种本体论信息主义。
科学哲学内部的信息主义传统，不少仅仅表现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如早就有哲学家提出“信息比知识更基本”的思想，因此主张从信息流的运作层面来理解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并认为这种视角为哲学探索的主题、方法和模型提供了新的启示，也为传统的哲学活动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这一视角正在改变哲学家们理解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的方式，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真理和创造性等。[13][14]但起初的这种认识论上的信息主义，有可能随后走向本体论的信息主义。
分析哲学曾是科学哲学的重要范式，其倡导的语言转向乃至语言主义的形成，可视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主义。例如早在1964年，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就自称是信息论学家，十分关注语义信息的问题，试图把申农的信息论引向人类领域。这种信息主义起初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它局限于对科学命题的语言分析(当所有科学知识都要表现为一种语言系统时，这种分析无疑是必要的)，把握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运动，考察它们如何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演化，并认为哲学的最根本的任务和实质就是进行这样一种语言分析。这无疑是从信息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语言——来重新归结科学认识的内在机制，关注的焦点从先前的存在论和认识论转到了语言论，目的是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而并没有把科学对象和科学事实本身，从而把整个世界归结和还原为语言信息。由于只在认识论上谈论问题(他们拒斥本体论)，所以这个意义上的分析哲学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弱信息主义。
分析哲学后来导致了语言主义。借用托马斯·泽伯姆的思路，所谓的“语言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想通过向语言的回溯来理解所有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除了语言的实存之外不想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奎因以及当代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都属于语言主义的行列，他们使语言主义成为当今哲学的范式。[15]语言主义还主张，正是我们各自语言的基本结构，规定了我们的世界理解；并且即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这种语言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原则上仍然不可能从一个处在我们语言的传统之外的立场出发去评判它与“客观实际性”的关系。而当维特根斯坦这样的语言主义者主张“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主张“语言是存在的家”时，就在一定意义上走向了本体论上的强信息主义。
后来科学哲学中的所谓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语境论转向，都可视为语言学转向的延伸，从而也都是信息主义大家族中的成员，它们都属于信息主义或广义的语言主义，而且一定意义上表现出走向本体论信息主义的趋势。主张科学知识是客观对象的反映时，至少还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因为它承认认识对象的实在性和认识(信息)的被决定性。而主张科学知识是一种解释时，已经隐含了“文本”的非确定性和解释者对文本信息的创造性，此时作为科学认识结果的信息要依赖解释者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文本，由于人的选择、接收的创意性的存在，于是信息本身存在着解读的不确定性，它为多种因素所决定，从而显示了信息的人工建构性。由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链条的形成：重视信息接收者解读功能的解释主义，重视信息表达中上下文关系的语境主义，甚至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也无非是将语境扩展到了广义的社会背景而已，它们都可视为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的不同表现，都是泛信息的视角，甚至更具体地属于信息主义中的语言主义家族。
科学哲学中主张科学知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建构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可归结为一种信息主义，因为在这一视野中，科学知识无非是人工信息的人工建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信息的科学知识是一种纯粹的人工信息，与自然信息无关，是科学家群体制造或协商出来的，是修辞建构的产物，而不是来源于自然信息；甚至科学对象、科学事实也是这样的人工信息建构，这无疑走向了一种强信息主义，而且是“人工信息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中出现的认知可计算主义，也被不少学者提升为一种科学哲学的普适性范式，并从认知领域不断向外扩展。如今，计算或智能计算的计算主义认知观，已经深入到生物学、医学、宇宙学、物理学、化学乃至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已经成为科学家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和方法，还进一步从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计算主义走向本体论意义上的计算主义。这种强计算主义作为强信息主义的一种形式，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就曾以“万物皆数”的形式存在过，而今天则被表述为：宇宙的一切过程皆为计算，也就是需要我们从计算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世界，就会发现“自然界这本大书是用算法语言写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于是整个世界都是由算法所控制，并按算法所规定的规则演化的。宇宙是一部巨型的计算装置，任何自然事件都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下的计算过程。现实世界事物的多样性只不过是算法的复杂程度的不同的外部表现。“整个世界的演化：从虚无到存在，从非生命到生命，从感觉到思维，实际上都是一个计算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6]。不仅生命和思维的本质是计算，自然事件的本质也是计算[17]。计算已不仅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生命、思维和社会的一种普适的观念和方法，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
这种计算的或信息的世界观，使得科学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如同斯诺克科维奇所指出，传统的科学哲学所重点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是(物理的)宇宙(包括微观的和宏观的宇宙)？宇宙是如何构造的，它是如何工作的？什么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而在计算的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新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什么是生命(它的规律、机制、限度)？什么是心智？什么是意义？总之，计算学和信息学正在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改变科学哲学的传统领域。首先，它们使试验哲学成为可能，而试验哲学可以为不同的哲学观念提供实践的检验。同时，科学哲学的探索的理想目标正在改变。长期以来理想的科学是物理学。而现在的焦点正在转移到计算/信息学。[9]
总之，在科学哲学中，当语言主义走出分析哲学范围，并走向本体论层次，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时；当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乃至科学对象和事实都是协商的产物从而是人工构造出来的信息制品时；当计算主义走出认知科学的范围，认为宇宙就是计算时，我们就可以处处看到信息主义的身影。或者从另一个方向上，当信息哲学走入科学哲学，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新范式”、甚至将其作为第一哲学，将信息作为统一心物的基础时，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趋向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四、对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的评价
无论从部门性科学哲学的新发展，还是从一般性科学哲学的新范式，都可以看到信息主义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可以说科学哲学已经离不开从信息主义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否则就会落后于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既从具体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趋向获取营养，也从一般信息主义那里得到启示，无论其思想资源来自哪里，它们都汇集成了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发展趋向。而从这样一种视域去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若干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开阔科学哲学反思的新空间。
例如，这样的信息主义可以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由于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因此信息主义也正在成为对科学新成果的一种解释方式，如至少从认识论或认知科学的层面上，它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18]因此它的涌现是科学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成为我们思考问题时的语境性的东西，一种基本的视角或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对信息主义视角的进一步“使用”难免会涉及信息的含义及其本体论归属问题。非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所导向的本体论立场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例如，即使认为科学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活动，也要进一步询问那是一种什么信息？如果认为信息可以有“反映现实的信息”，“改组现实的信息”和“制造现实的信息”，那么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的信息，还是改组或制造现实的信息？不同主张的背后有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如果信息主义以另一种的方式把我们引入科学的本质问题的思考，那么由于信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学信息当代的新特点，使得科学的这些本体论问题也可以在信息主义的层面曲折地展示出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主张，不能简单地与科学中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等相等同，其背后还要确立如何看待信息的含义，即如何定义科学中的信息概念。即使采取一种科学哲学的信息主义立场，认为我们同科学的对象打交道，无非是同种种信息呈现打交道，也要进一步追问，这种信息呈现背后有没有实在的基础，还有这种信息是不是依赖物质的，使得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既可以通向实在论和唯物论，也可以通向反实在论。在这里，终极的问题还在于，物质和信息，究竟谁向谁还原？而且即使视信息为终极还原者，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唯心主义”，因为可以认为信息是客观而不实在的东西，于是形成所谓的“客观信息主义”等等。
结合建构论的主张，我们还看到关于科学与科学哲学中的信息的实在性问题。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信息，我们对科学对象的了解都是关于科学对象的信息，这样信息是主体性依赖的吗？没有主体就没有这样的信息吗？还是主客体共同建构的？如果主张“信息是一个我们必须参与形成的存在物”；或者认为信息并非原来就“客观”存在，它是主体(通过仪器)对客体进行操作(变革)时共同制造出来的，即信息的存在与能动主体的目的性行为是不可分的，那么本体论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又意味着什么？承认信息的这种人工建构性的主导性无疑也就否定了信息的客观性。当人工信息保持和自然信息的关系，还可能还原到自然实在，从而成为一种实在论；而当人工信息一旦断绝和自然信息的关系，也就断绝了和自然实在的关系，就走向了作为强信息主义的信息本体论。于是我们也看到，科学认识论上的信息主义，可以通向不同的本体论，即本体论上的非信息主义或信息主义。一个典型通路是，即使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也可能通过像建构主义这样的中介而通向强信息主义，并反过来将”科学实在”仅仅理解为仪器的一种显现，一种只有在测量这类信息的摄取活动中才具有实在性的一种理论实体。所以，也不妨视建构主义为一种通向反实在论的信息主义的方式。
此外，在“非本体论”问题上，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新的启发或思考的空间，如我们还可以在弱信息主义的框架中进一步研究科学信息的生成机制、科学信息的传播规律、科学信息的转换方式等等。对类似问题的新的探究，可以形成同传统的实在论、物质论有所区别的一种考察科学之一般哲学问题的视界，并影响着我们对“科学是什么”、“科学如何说明对象”、“科学如何发展”、“如何用信息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划界”等问题的认识。即使是研究方法的信息化、虚拟化，也在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科学及其所把握的世界的看法。如在电脑上建构对象的数学模型进行数字计算来解决问题，这时研究者把构成世界的本质要素看作是信息(比特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把不同的物理过程用表示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过程的处理信息的算法来表示。这样可把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都归结对信息单元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就如人们在人脑中可能通过逻辑思考来理解宇宙的一切。从这一切虚拟化形式中，我们看到信息世界与可能世界密切相关。[19]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科学哲学中，“从信息的角度看”与“从物质的角度看”，或“从能量的角度看”是否具有互换性？从实体论到关系论和生成论，是否就是从物质主义向信息主义的一定程度的过渡？或者说信息主义的视角是取代别的视角，还是补充别的视角，或是平行并存于别的视角？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看法是：“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大有收摄于信息哲学的趋势，并有可能出现新的理论综合”[20]。
需要询问的还有：如果科学哲学需要一种信息主义视角，那么是强信息主义还是弱信息主义？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和科学哲学中的其他主义是什么关系？如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是否都归于信息主义或都有信息主义的特征？现有科学哲学模式的转变是否呈现一种信息主义倾向？
最后还必须回到基本的概念——“信息”上：在信息主义中，信息是一种新的存在，也是一种说明方式，当我们从物质机理上不能说明对象时，就转向了信息，于是信息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的存在和无所不能的说明方式。于是，信息本身是不是一种终极存在，可以作为一切现象的终极解释？或是非终极存在，必须依赖另一种终极解释？或是多面性终极存在的一个方面，和其他方面共同构成一种终极解释？这可能也是信息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类似循环论的问题：当我们用信息来解释一切之后，又用什么来解释信息？如果如同弗雷德里克·亚当斯所认为，“信息概念的使用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领域最成功的事情”[21]，同样，我们也希望信息主义的使用将成为科学哲学领域最成功的事情。当然，信息时代的科学哲学是否一定是信息主义范式的科学哲学，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使得科学哲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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