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与近代义务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论文,近代论文,生与论文,留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4-0094-05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与滋养它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道，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曲折历程。作为教育近代化的后进国家，中国在推进本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义务教育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基础和近代文明的基本标志，义务教育担负着提高民族素质的历史重任，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中华民族要想不再受人凌辱、任人宰割，则必须实施义务教育。正是基于此认识，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宣传、推进义务教育奔走呼号，不辞辛劳，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普通教育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的实施，使中国教育近代化事业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其中留日学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宣传、推进义务教育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在义务教育的思想传播、政策制订以及师资培养等方面为近代中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普及义务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留日学生与近代义务教育思想的传播
近代义务教育起源于德国，兴起于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欧美。到19世纪后半期，欧美义务教育不仅具备了普及性、强制性及减免学费的特征，完成了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为过渡到现代教育制度准备了条件。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以欧美各国近代学校制度为蓝本推行了义务教育制度，使原先以欧美为中心的义务教育运动在亚洲得到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流。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不可能产生义务教育的因子。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推行，是西方义务教育思想与制度在鸦片战争后涉洋而东的结果。”[1]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义务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西方在华传教士的宣传、清末官绅出洋游历考察或出使时的见闻及早期留学欧美学生的译介等途径，得以导入和传播的。他们对西方义务教育的传播介绍，使国人初步了解了西方义务教育思想以及实施的情形。但相对而言，其介绍都还显得较为零星、肤浅，或语焉不详，或泛泛而论，并没有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推动国人教育观念的更易。[2](P537)
西方义务教育思想真正在近代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引起国人的密切关注，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战前并不为人所重视的蕞尔小国，竟靠洋枪洋炮打败了泱泱大清帝国，给国人以很大的震撼与刺激。“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3]百闻不如一见，为了探寻日本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间富强的缘由，国人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掀起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运动。
踏上东瀛的土地，置身于日本近代化社会之中，所见所闻使留日学生感触至深的是日本政府对教育、尤其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视和日本教育的高度普及。日本男女学生“着屐、系红裙、三五携手，午前入塾，或沿途唱歌，一唱众和，学校林立”[4]，一派“国民皆学”的景象。而联想起中国，不少留日学生发出由衷的感叹：“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5](P108)留学生们普遍认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对于日本国家的富强，当然是作出很大的贡献的”，日本甲午战争胜利的“基础就是日本国民教育的普及”。但当时国内对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及指导思想尚不明确，实施义务教育不但没有经验，而且也没有成例可循。因此，广大留日学生把及时而详细地向国内传介西方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指导思想及理论与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当作自己肩上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身在东瀛，心系祖国。留日学生自发成立了留学生总会、留日女学生会及湖南编译社等诸多社团，积极宣传义务教育思想。如以黄华为会长的留日女学生会在《成立通告书》中说：“留东女学界同人聚谋所以拯救祖国女同胞之策，佥曰：是非普及教育不可，非结大团结不可”，遂组织中国留日女学生会。[6]留日学生还十分重视报刊、杂志在宣传义务教育思想中的作用，纷纷自行创办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报刊杂志，如湖南留学生杨度、陈天华等创办的《游学译篇》，江苏留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创办的《江苏》及云南留学生刘钟华等主办的《滇话》等等。他们在报刊杂志上大都开辟了教育栏目，刊登了大量介绍义务教育的文章，大力传播、研究义务教育。在众多介绍义务教育的文章中，以《游学译篇》所发表的《英法德美现在教育观》对义务教育的介绍最为全面、集中、明晰。该文对英、法、德、美四个西方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的督学、年龄、编制及其经费等都逐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使国人对义务教育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1]此外，翻译教育理论著作，介绍义务教育的理论和制度，也是留日学生传播义务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涉及义务教育的教育理论著作，如唐宝锷翻译了《教育制度访问录》，王国维翻译了《教育学》，张竞良翻译了《万国教育通考》等。这些教育理论著作，或收录于留学生自办的刊物，或在国内广为刊行，对义务教育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感召下，广大留日学生把大力传播义务教育思想作为自己报效中华、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的一种方式。他们对义务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播，不仅为近代中国实施义务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提供了理论与制度上的坯模。1904年义务教育在中国发轫，但义务教育的发轫并不意味着传播活动的终止。“天下没有根本不培而枝叶能茂者”[7]，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有赖于社会上下共识的形成。只有普及义务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广大民众和决策者所认识，成为共识，才能使普及义务教育切实得到发展。为了“鼓动亿万民众向学之心”[8]，形成“国民皆学”的普及义务教育浓厚风气，在义务教育发轫后，广大留日学生，不论是尚在日本求学的，还是业已学成归国的，仍在通过种种途径和方式宣传着义务教育思想，使普及义务教育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留日学生与近代义务教育政策的制订
义务教育也称为普及教育、强迫教育或普及义务教育，它是国家以法令政策的形式规定对全体学龄儿童实施某种程度的普通教育。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旦为社会所认同，必要的措施便是制订相应的法令政策，使各方面坚决执行。“普及教育非以强迫力量不为功”，以法令政策的形式规定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是近代以来各国在推行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通例。
“义务教育”政策最早显现于中国近代官方文件是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义务教育的期限为7年。但由于该章程拟订者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办学思想与当时统治阶层中拥有极大势力的洋务派思想不合，而未实施。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等人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明确指出：“初等小学堂为教育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将初等小学的5年定为义务教育，要求“各地方官绅当竭力劝勉。以入学者日益加多，方不负朝廷化民成俗之至意”[9]。《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表征着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有了法令化的“施工蓝图”，标志着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发轫。
“钦定”、“奏定”两学堂章程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可以说完全是仿效日本而来。这种模仿和取法工作，显然是在留日学生的影响与推动下才得以完成的。早在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湖南留日学生在向时任中国驻日公使蔡均上书请派留学生时就曾指出：“大致谓今日地球文明各国，无不以强迫教育之法行其国民教育之旨”，因为“父母类多姑息其子，儿童不能自了其身，故国家必有强迫之令”，若“民至六岁未入小学者罪其父母，不听其溺爱与自教也。必使凡为父母皆知国家为爱其子之故，虽受压制而不怨，而后强迫之教行”[8]。明确指出了法令政策在推行义务教育中的重要性。其后，广大留日学生也一直在通过种种途径呼吁政府重视义务教育，尽快出台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政策。
负笈东瀛的留日学生对制订义务教育政策的呼吁，唤起了张之洞等清廷重臣的重视。他们先后派遣了吴汝沦、罗振玉、陈毅、胡均、胡景桂诸多学务人员，赴日考察教育。学务人员在日本接触了包括留日学生在内的众多人士，考察了日本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乃是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的义务教育制度，并认为“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10]。正因为如此，学务人员将义务教育列为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详细考察了日本义务教育的政策制订、实施推行诸方面的情况，并收集了大量有关义务教育的情报、资料。他们回国后，对清末教育政策的制订影响颇大，陈毅、胡均则更是直接参与了《奏定学堂章程》的拟订工作。他们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为义务教育在中国的发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此期留日学生对义务教育政策制订所发挥的作用还较为间接，且仅限于影响的话，那么，随着他们渐次归国，并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实践，则更为直接地推动了义务教育政策的制订、颁行。清末民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中，归国留日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曾明文规定，各级教育行政职官要以“曾经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充之”[10]。这无疑为留日学生进入教育行政机关提供了可能和保障。许多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委派到各地的学务公所、劝学所任职。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学部中也有杨度、范源濂、陈清震、林棨等一批留日学生。民国成立后，留日学生在教育行政界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各省教育司的职官多为留日学生充任，如山东教育司司长胡家祺，陕西教育司司长李元鼎，浙江教育司司长沈钧儒和沈钧业等；有不少留日学生还执掌了教育部最高教育行政大权，如民国首任教育次长为留日学生景耀月，接着留日学生范源濂继之，随后，范源濂又接替蔡元培担任了教育部长，留日学生董鸿祎则担任其副手。另外，袁世凯时期的教育总长汤化龙也是留日学生。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任职，给留日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理想的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任职，积极参与教育决策和政策的落实，推动了一系列普及义务教育法令政策的制订、出台。从中央来看，晚清政府先后颁布的有《咨行强迫教育章程十条》(1907)、《试办义务教育章程案》(1911)等普及义务教育法令政策；民初政府制定了《学校系统令》(1912)、《特定教育纲要》(1915)《学校系统论草案》(1922)等与实施义务教育相关的法令政策。不少省份地方政府在留日学生的主持下，根据本地实际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的普及义务教育法规政策，如晚清湖北政府拟订了《兴学筹款以广教育》(1909)一案，民初山西政府颁布了《全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1918)的法令，等等。一系列普及义务教育法令政策的出台，无不倾注着留日学生的心血和汗水。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国在普及义务教育法令政策方面逐渐与世界现代教育制度相接近，普及义务教育成为清末民初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和追求目标，在近代中国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普及义务教育浪潮。
三、留日学生与近代义务教育师资的培养
自1861年洋务运动以来，新式学堂的创立蔚为风气。但新式学堂的绝大多数乃属医学、军事、外语及技术性质，而用以培养义务教育师资的师范学堂却鲜有见闻。清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未能顾及普及义务教育，更未能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义务教育的师资问题。因此，在义务教育发轫前，湖北等少数省份在尝试推行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普遍感到师资严重匮乏。义务教育段小学的有些课程，像国文、修身可以暂时由科举出身者充任，但还有很多新式课程，如格致、音乐、体操及博物等，以前从未闻及，更谈不上教授了。师资是推行义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欲使义务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推行义务教育的教师队伍。诚如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创办人、教育家张謇所言：“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15]因此，创办师范学堂，培养义务教育师资实乃当务之急。无独有偶，师范学堂的创办，同样也面临着师资匮乏的问题，而这显然是当时国内所无法培养的。虽然晚清政府采取了聘请外国教习的应急措施，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况且外国教习数量也远不能满足需求。事实证明，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师范。
其实，对于师资培养在义务教育推行中的重要性，不少前期赴日的留学生早已有所认识。如当时留学日本、后来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杨度，在与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谈及日本教育问题时，就深受启发。“至于教员种类之虽多，而以小学校教员为最要最急。因国民教育之根基，皆由其所创造，为立国之精神所在，不可不精其选也。”[12]嘉纳治五郎的肺腑之言，使杨度深深领悟到了实施义务教育师资培养必须先行的道理。也正是基于此认识，前期赴日的留学生很多选读了师范专业，并且他们还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劝勉国内同胞赴日研习师范。如1903年，经亨颐、许寿堂等浙江籍留日师范生在致家乡父老的公开信中就曾呼吁：“中国而不欲开学堂也则已，开学堂而任其腐败也则已，否则，宜速派人来日本，学习师范。”[13]与此同时，管学大臣张百熙也意识到义务教育的师资培养刻不容缓，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前夕，向光绪帝上奏称：“窃臣百熙于召对时曾蒙懿训，深以教习乏才为念。当经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8]明确指出了要派遣官费留学生，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1904年，晚清政府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提出普及小学5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正式作出决定：“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习师范教授管理各法。”[9]政策一下达，各省纷纷响应。一些省份在派遣公费留日学生时，还特别指定必须学习师范专业。如贵州省规定：“官费公费各生卒业回黔，照章先在本省各属充当义务教员。”[14]四川省也明令：“在各县选派官费学生每县一名或二名，送入日本弘文学校习速成师范，毕业归国分赴各县办理师范传习所。”[14]一时间自费、公费赴日学教育、读师范蔚然成风。
当时赴日学习师范的留学生，大多在国内有一定的教学或办学阅历，留日时间，长则三年，短则半载，甚至两三个月，多以速成为主。在日本，他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一些学成完毕的留日师范生先前归国后，深受国内教育界、尤其是师范学堂的欢迎。如两广地区派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归国的学生，被各地师范学堂“纷纷指名延请”，山东通省十府二州的师范传习所教习也多为留日师范生充任。1907年5月，晚清学部作出统一规定，官派师范留学生毕业回国，必须充当教习5年，以尽义务，并奖励出洋学习师范的学生。这一举措无疑对鼓励留日师范生归国后从事义务教育的师资培养工作起到了限制和促进的作用。之后，回国任教的留日师范生日益剧增。不仅如此，一些非师范专业的留日学生也被吸引到义务教育师资培养的岗位上来。
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成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曾指出：“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各省学校之教职员最大多数均系留日师范生。”[22]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广大留日师范生归国后，大都任职于各地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担负着培养义务教育师资的重任。不少留日师范生归国后，不仅做教师，还在各地创办或主持师范学堂，如四川籍学生万如璋在家乡开办了传习师范；浙江籍学生经亨颐参与筹建并主持了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湖北两湖师范学堂的主持人也是留日师范生。还有一些留日师范生则更是直接奋战在普及义务教育的第一线，任教于各地的义务教育段小学堂，“在基层的教育岗位上，为培养下一代而默默耕耘”[15]。在归国的留日师范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义务教育的师资培养、教学科研方面颇有造诣的优秀人士，如俞子夷、陈宝泉、李廉方等等，他们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为实现“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广大留日学生在近代政局动荡、财经时蹇的艰难条件下，高举普及义务教育旗帜，积极致力于宣传、推进近代义务教育，在思想传播、政策制订以及师资培养等方面为中国近代普及义务教育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们在义务教育发展方面所做的若干开创性工作，不仅为后来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方面的基础和经验方面的参考、借鉴，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熊贤君、喻本伐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