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安度金融危机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东南亚经济高度一体化，新加坡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它的货币已贬值15%，它的股票市场损失了35%。然而，这个东南亚的小小岛国，在危机中表现出强大的承受力，把危机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98年的新年献辞中以一种自豪的口气指出：“我国尽管面对区域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去年依然取得7.6%的经济增长，这个数字比政府预期中的表现还要好。 ”（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月1日。）1998年第一季度，当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时，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仍达到5.6%。 （注：《参考消息》1998年6月8日。）一些观察家预测：新加坡所受的损失将是最轻的，今年其通胀将从1997年的2.5%上涨到3%，然后下降到1999年的2%。（注：《参考消息》1997年12月21日。）1998 年的全年经济会有正增长。（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6月27日。 ）今年五月份的《亚洲货币》认为，新加坡在亚洲危机中完好无损，“过去的9个月证明了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新加坡金融业仍然稳定。 ”（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5月14日。）
当深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开始重新研究或推迟大型经济计划时，新加坡却我行我素：“尽管经济环境不是很好，今年仍有合约共达20亿元的建筑工程，包括在广东民路兴建警察部队大厦、在乌美兴建民防部队大厦、新加坡艺术中心，以及皇后坊重新发展为亚洲文明博物馆的计划；土木工程建筑计划则来自樟宜机场地铁延长线、轻铁和裕廊岛的填土工程。”（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5月22日。 ）这场风暴也没有削弱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信心。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大型公司在新加坡化学工业领域的投资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放慢进度。有关资料表明，在未来的两年内仍将有10个以上的投资项目如期进行，投资总额近20亿美元。（注：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东南亚南亚信息》，1998年第9期，第10页。）
新加坡不但受危机影响较小，甚至还成为这场危机的受益者。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新加坡问题分析家布鲁斯·盖尔说：“新加坡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会。这个国家可以利用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的所有好处，而免受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很多拥有大量现金的新加坡公司如果想以火灾大拍卖似的便宜价格投资，“可以选择泰国、印尼、菲律宾和该地区几乎任何地方的最好的公司。 ”（注： 《参考消息》1998年1月6日。）事实也是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一些企业果断地抓住了向邻国发展的良好机遇。现在，新加坡公司是泰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而且在银行、餐饮业、股市、传媒甚至能源供应这样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服务性领域已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据德国《商报》报道，新加坡的金融服务机构唯高达公司出资大约5000万马克，买下了泰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49%的股份。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打算购买泰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曼谷银行10%的股份。淡马锡控股公司已经对泰国的一个工业园区投资了大约10亿马克。新加坡开发银行已经在泰国第二大银行——达努银行占了50.27%的股份。（注：《参考消息》1998年5月23日。）
另外，这场危机还削弱了新加坡最大的竞争对手马来西亚。多年来，马来西亚因为拥有比新加坡更大、流动更快的股票市场，同力图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展开了激烈竞争。然而，货币危机破坏了马来西亚的股市，推迟了它的基础设施和技术项目的建设计划，“从金融服务角度来说，新加坡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注：《参考消息》1998年1月6日。）
这场金融危机也为新加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业提供了方向和契机。李显龙副总理说：“虽然我国没有直接受影响，但间接地它是促使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原因之一。”（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5 月11日。）“我们的银行将面对不断加剧的竞争压力。现在是开始考虑和准备如何应付挑战的时机。如果我们做得对，我们将找到成为亚洲顶尖银行中心的定位。”（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6月9日。）新加坡决定在今后的五年内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政府现在正在研究开放市场的时间与步骤，同时也在考虑外资银行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允许它们增设分行，在分行以外的地方增设自动提款机，加入电子转帐体系等。政府还宣布降低银行的最低现金结存至3%。 但这并不代表新加坡的货币政策或信贷条件放松了。李显龙表示：“由于银行活动和组织架构越来越复杂，传统的金融机构查核方式已经不适用，金融管理局将从今年起逐步推行新的查核方式，在查核金融机构的时候，把焦点集中在银行的风险管理方面。”（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6月9日。）
鉴于以上情况，新加坡今年继续被世界经济论坛列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注：北京《国际商报》1998年6月19日。）
笔者认为，新加坡所以在这场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成为受益者，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长期存在的危机意识。尽管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新加坡人的头脑中仍时时存在着深深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们认为，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犹如大海中的小鱼，随时都会受到大鱼的威胁，暗流也能突然把它卷入危险的水域。因此，新加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需谨慎行事，不得犯任何错误。故而当泰国和印尼人被经济的高速增长冲昏头脑而大肆挥霍时，新加坡却在为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小心地遵守着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着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当马来西亚在建筑世界上最高的大厦、印尼构筑许多外观美丽的摩天大楼时，新加坡却把歌舞升平的自娱计划扫到一边，全神贯注于使国家得以运作的基本系统：海港、机场、公路、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和保健等。如今，新加坡港已成为世界三大港之一，樟宜机场成为世界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之一。新加坡还建立了亚洲最先进的资讯通信系统，是世界上具有现代化自动电话通讯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最近，新加坡又投资15亿新元设立第二个工业园区，新工业园区将拥有第一流的设施和“像公园一样的现代化环境”，为企业提供把高科技制造、研究发展、资料处理、产品设计与开发、行销，以及工业训练等各项功能组合在一起的便利。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着众多投资者。
第二，少借外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新加坡政府认为，吸收国外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避免以贷款形式引进外资而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而且外商更愿意通过这种形式把先进的技术设备、最好的管理经验带进新加坡，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品。因此，新加坡政府对外商来投资办厂给予很多优惠待遇，而对以贷款形式引进的外资严加把关，将对外债务控制在安全界限以内，以保证国民经济少受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90年代中期，当大量外资涌入东南亚，其他国家纷纷允许国内公司借贷外币进行投资时，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也正需要资金，但新加坡在宏观调控上牢牢地控制了货币和信贷的增加，防止资本大量流入而产生的资产泡沫，使汇率得到了巩固。1997年；新加坡的外债为0。（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月5日。）
第三，坚持财政收支盈余政策，不搞赤字预算。象新加坡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小国，如果搞赤字财政，将会大大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所以，新加坡政府坚持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盈余的原则。1994年盈余136亿新元，1995年盈余139亿新元，1996年盈余158亿新元。 （注：S.B.Balachandrer,"Singapore 1997"p. 351.Pubished by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多年累积下来，新加坡财政盈余已有几百亿新元，这使政府对经济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另外，在国际收支方面也有盈余，1990年，国际收支盈余为54.31亿美元，1993年达121.5亿新元，1995年增至122亿新元。 （注：李延凌、罗桂友、陈文：《战后东南亚政治与经济研究》，第199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外汇储备同样逐年递增，1997年达804 亿美元。（注：陈文鸿等：《东亚经济何外去》，第28 页，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如此稳固的金融基础使任何炒币高手都望而却步，也使新加坡能安然渡过所有的经济滑坡。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的货币将会坚挺，因为新加坡的经济中没有被削弱的地方。我们的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有盈余、预算有盈余、有800亿美元的储备金，没有外债、 通胀率低。”（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月6日。）
二、高质量的政府。东南亚国家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其特点是一切重大经济政策都由政府决定。这就要求政府对市场必须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力，为市场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一旦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和决策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危机的产生。因此，政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在那些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国家里，政府质量是存在着缺陷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引导经济上犯有两大错误，一是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奇迹”，二是金融机制的管理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果导致金融机构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向盈利快的建筑和房地产大规模发放贷款，造成泡沫经济。新加坡向来强调“精英治国”，其政府由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组成，他们不仅“熟悉新加坡的一切，具有多方面——从商业、制造业到工会乃至体育协会的才能”，而且还具有“耿耿为国”、“为人民谋福利”的高尚品德。这样的政府能够走一步看十步，时刻把握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表现出较高的行政指导能力。
1.制定适时的经济发展战略。30多年来，新加坡政府根据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及时纠正经济政策的失误，使经济连上台阶。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时刻盯住国际领先水平，根据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多次进行产业调整。1979年，政府宣布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80年代中期，政府面对经济衰退，提出优先发展国际通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服务业的新经济战略，用工业技术升级和更广泛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增强国际竞争力，新加坡政府加快了制造业部门的行业重组，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亚洲邻国，自己则集中发展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新加坡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不断增长，它成为亚洲第二大电脑产品输出国，世界第五大半导体生产国，世界最大的硬磁盘生产国。多年不断改造而形成的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为新加坡的金融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准确把握驾驭市场的度。在东南亚国家，市场发育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就成了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干预的现实依据。但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在危险性在于：政府驾驭市场的度难以把握，一旦干预过度，便极易损害高效率的市场经济。新加坡在这方面却做得比较成功，政府一方面对市场运行加以指导，另一方面，又与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在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法规和发展计划间接地对企业经营进行引导，很少直接插手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经营活动有充分的自主权、决策权。即使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严格分开，国有企业一律以私人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其财务计划和经营方式无须政府批准，不享有任何特权和优惠，与私营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企业使用土地，需要按市场价格支付租金，筹措资金同样需要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贷款条件和偿还义务与私营企业一样。企业职工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不胜任者可以被辞退。企业盈利，可自行扩大投资；企业亏损，则关闭企业。政府绝不对企业过分保护或搞政府性贷款。事实表明，“没有给任何领域特别照顾，一切照基本的经济理论行事，这是最正确的做法。”（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25日。）新加坡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相当高。 这种“自由放任的工商业政策”使新加坡的经济具有活力。
3.对自由化的金融机构严加监管。70年代以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陆续撤除利率及外汇管制，在自由化的金融环境中，金融机构享有相当大的空间自由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为所欲为，金融管理局仍严格监管着各种金融机构，其手段是：一、金融管理局每天密切注意利率、汇率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动态。一旦发现有失序的症兆，即会适当调节供应，但不失尊重市场力量的原则。二、金融管理局制定健全的法规，要求各金融机构遵守这些法规，并自行做好内部的稽核管理。1985年新加坡政府针对商业犯罪，专门在财政部下设立了商业事务局，其主要任务是：执行金融业的法令，防止金融市场被操纵；协助各个管制机构调查和起诉复杂的商业诈骗罪犯。所以在新加坡，银行绝对说一不二，绝不从事那种“朋党资本主义”，即借钱给有影响力的朋友或政治家。几十年来，新加坡未曾发生过金融机构倒闭事件，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为了预防泡沫经济，政府总是未雨绸缪地采取行动，如在1996年5月，下令银行缩减房地产贷款，减少可供发展的用地数量， 对在购买后三年内出售的房地产征收资本收益税。在政府的监管下，金融机构的呆帐较低。
4.高效的管理体制。据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机构调查表明，目前新加坡行政制度及效率已超过香港，成为亚洲地区行政效率最高的国家。（注：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东南亚南亚信息》，1998年第9期，第25页。）高效的管理体制对投资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美国电子产品经销商弗斯纳说：“真正将人们吸引到这里来的是效率。每样东西都动作得法。如果一台机器在早上8时运抵樟宜机场， 它会畅通无阻地通过海关，然后三小时内，它便会出现在我的展销地或是我客户的工厂里。”（注：《参考消息》1998年3月5日。）
三、经过改铸的儒家价值观。儒家思想是构筑新加坡人共同价值观的基础。然而，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并且根据本国国情加以适当地改铸。经过改铸的儒家价值观保证了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沿着一条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
新加坡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提倡这八个字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然而对其涵义又作了新的解释。“忠”，是指忠于国家，尽心尽意为国家服务，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如前所述的精英治国，这些精英们不仅要有治国才能，更要有忠心为国的思想，即不追名逐利，廉洁奉公，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寻租活动，政府官员牢记的一条就是要为国尽忠，绝不因个人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孝”、“仁爱”、“礼义”则是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礼貌待人，孝顺长辈，帮助、关心他人。然而，这里的“孝顺”、“帮助”、“关心”是有一定制度限制的，正如李光耀所说：“儒教价值观非常看重家族和朋友，但这只是限于个人交往，而不能把这种价值观应用到公共机关的事务中。营私舞弊和腐败都是违背孔子教导的。”（注：《参考消息》1998年6月7日。）“你对于你的家庭和对于你的朋友都负有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责任，但你做这些事，要用你自己的私人资源，而不是用公家资源，这就是儒家学说。当你通过你的官方职务用公家资财尽孝父母和尽忠朋友时，那这个价值就被践踏了。这是错误的，也是我们要加以防范的。这正是为什么需要正确制度的理由。”（注：《亚太经济时报》1998年4月19日。）
“廉耻”，即政府要廉洁，这是新加坡式儒家价值观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了保持政府的廉洁，新加坡尽量加强行政运作的透明度和精简行政程序，同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防止和严惩贪污腐化。如《反贪污法》规定了详细的违法行为和严厉的处罚措施；“公务员准则制度”则严格禁止政府人员与企业在经济上有联系。任何人员，只要犯法，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70至90年代，先后有好几位高级官员因收受贿赂或其它罪行而锒铛入狱。
经过改铸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亚洲官僚政治的最大缺陷：腐败、缺乏政治上的责任心和透明度。官僚政治的腐败是构成亚洲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而在新加坡，贪污腐败少到微不足道。
新加坡政府认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时期，发扬光大儒家思想中的“节俭、勤劳、重储蓄、重教育”等优良传统非常必要。目前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拥有的美好的东方价值观开始变质。东方人向来以勤劳、节约、重视储蓄著称于世，可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鼓舞下，居然在短时间里养成了炫耀高消费的习性。摩天大楼、名牌服装、豪华汽车、大量进口饮料和葡萄酒，传统的美德和价值观淹没在超前消费的浪潮中。随着生活习惯的转变和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心态的畸形膨胀，投机就成为这些国家的正常商业活动，楼价、股市的不合理的飙升，过度的投机炒作成为经济繁荣的象征，经济泡沫很快膨胀到破灭的“临界点”。而新加坡向来以儒家价值观里的“勤劳、节约、高储蓄”来教导人民，所以这里没有出现其它国家的那种情况。
从上看出，这种有选择的、经过改造的儒家价值观不仅不与以公正透明的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发生矛盾，而且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新加坡的表现告诉我们，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各种弊端并非一种固疾，亚洲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并未过时，亚洲价值观仍具活力。关键是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发挥其职能作用，亚洲价值观如何随本国情况而加以适当调整。我们相信，新加坡的经验会对我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