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思想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2-0139-10
法国的塔尔德说，报纸是“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甚至是“公共的头脑”；①中国的戈公振则说，报纸是“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②，从现代报刊和民主政治、公共舆论的密切关系看，这固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但中国最初对于报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相反，作为一种外来新物，都是立足于“新知”而接触、认识并加以使用。中国现代报刊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很正确地看到并着力发掘报刊与知识成长的关系，但此种功能主义的路径，却把报刊作为了一个现成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很少注意到报刊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在中国人头脑里同样有一个成长过程，更不必说这种知识“成长”，因各国不同的“水土”也是大有差异的。
本文打算从传教士报刊、林则徐译报以及《申报》的创办三个方面，对现代报刊认知在中国的生成过程做一粗浅勾勒。顺便说明，这样的选择有其代表性，未必就足以囊括所有。另外，本文的目光仍然是关注创办者和使用者，假如有阅读史的补充，肯定更能显示其丰富性，这个缺憾只能留待以后补了。
中国对于现代报刊的认知，自然而然首先要注目于那些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自诩的“耶稣的勇兵”，是他们首先带来了这一新鲜事物。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说，他们之所以涉足刊物，“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试图通过“智力的炮弹”，从而“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之中。③不消多说，他们创办刊物也是为了制“夷”——为制服他们眼中的“无知而又冥顽不化者”——中国人。“中国由于严禁令及对外国人难以理喻的妒忌心而国门紧闭，不允许耶稣的仆人用活生生的声音一面解说福音，一面遍游该国，甚至在国境上对耽于偶像崇拜的万民发出规劝其悔改的呼声也做不到。”④这种不堪的境遇，使米怜觉得“有必要在马六甲每月或尽可能定期地发行类似于杂志的中文出版物，以便将一般知识的普及与传教结合起来”⑤，于是就有了迄今公认的中国第一份现代中文刊物——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自我声称是要“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⑥切实目的在于要消解夷夏之隔，以便让上帝声音畅通中华，天下一家、万众同类便由此成为沟通首选的框架。“全地上之人如一大家，虽不同国，不须分别，都是神原造的，都是自一祖宗留传下来的，都是弟兄，皆要相和、相助才好。”⑦此种貌似“拉莫莱特之吻”⑧的“四海一家”，则未必就是骨子里的想法，自然的结论便是需要由此及彼考察各地世俗，实际就是要了解西方。“一种人全是，抑一种人全非，未之有也。似乎一所地方未曾有各物皆顶好的，那处地方各物皆至臭的。论人、论理，亦是一般。这处有人好歹、智愚，那处亦然。所以要进学者不可不察万有。”⑨其苦心与无奈，或许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刊头语中就足以道尽。这样的思路及其姿态，决定了其“灌输知识”和“阐扬宗教”的出场亮相——以宗教及科学知识感化并打开中国人封闭的头脑。“神理”、“人道”、“国俗”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⑩。也许是效果不佳或许是听到了什么，据说米怜后来对刊物有过一个反思，有关宗教道德内容太多，“天文学入门、可资教训的历史传记选萃、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说等”还很不够，(11)可直到最终，此种状况仍没有太大改变。从报刊的角度，我赞同卓南生的说法，《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意义，在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12)只是需要做一点补充——在我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非官方出版的“定期出版物”的概念。
十八年后，郭实腊(亦译为郭士立)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出场，已不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谆谆善诱，虽然仍擎举“夫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世上之人，亦该爱同兄弟”(13)的标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刊头语，显然已是警示或者警告的口吻。“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已然故我。”对于已是“长久交往”的西方人，始终是“狂自尊大”地称之为“蛮夷”，令之恼怒。《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要目的，就是打破这一陈见，“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并以此种“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14)英格兰出身的米怜不乏浪漫，设想刊物如彩色云般，使人一见就喜(15)；来自普鲁士的郭实腊，更多展示出日耳曼民族的严谨和实用，“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16)。今人耳熟能详的“用事实说话”发明权，首属于郭实猎。
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传教士刊物宗教色彩淡化，世俗内容增加，已是大家都认可的事实。郭实腊承诺，“每期将包括二十页以上，并附有地图、插图、地理学与天文学主题的说明，等等。倘若这事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赞助，它将相当地扩增一些补充资料”。(17)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继续这样的思路，声称是要将“列邦的善端”转述于中土，同时也将“中国之美行”，达至于外邦。(18)到了1857年的《六合丛谈》，几乎已经看不出教会的色彩，转而则已是：
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言皆登诸纪载，异事不壅于流传也。(19)
《遐迩贯珍》的更加引人注目之处，但不知为何迄今仍被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它首次把中国的邸报与西洋的日报做了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这些隶属于朝廷的举动大略；后者，内备“各种信息”，而且可达平常人家。一有要事，顷刻间四方尽知其详。泰西各国的这种常见之物，在中土却是“向无所有”。(20)也许出于同样的考虑，比《遐迩贯珍》晚一年，在宁波出现了《中外新报》，成就了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之举：索性在报名中嵌上一个“新”字，从此不与邸报混淆。接续就有了1862年的《上海新报》、1868年的《中国教会新报》(21)。《教会新报》主编林乐知说的明白，新报就是新闻，泰西各行业都有。(22)借助新报，甚至能探究“无穷之学问”(23)。既为“新报”，自然也就是中国亘古未有之报。“教会新报”的四字搭配，“教会”是主办者的标志，所要展示的却是“新报”。或者说，当教会去办一张“新报”，自也就不能不顾及其特点。事实也果然如此，每期中说教的文章虽不可少，然而“新报”中所关涉的范围却绝不止于教事。知识类的自不必说，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期中甚至还刊有“奇人”、“奇事”：前者是感叹伦敦与金山电报往来信息之捷便，后者则是惊异于连体婴儿情状之怪奇。创办仅三年，在一位读者眼里，它俨然就是百科全书：
新报一袭，本参详天道为务，而其中，或附中外新闻，要皆关涉世道人心，为有益于修齐治平之略。至有时详天文，则日月星辰记载，悉凭实据。有时详地志，则山川河海形势俱本舆图。有时详人物禽兽草木，亦各按其性理而有本。有文即如论金石，元质条分；稽舟车，气机缕析。凡气球之高举，电线之速传，亦莫不是究是图以明其秘旨。休哉！无奇不载，无义不搜。(24)
赞扬声中不免有过誉之味，但至少可见出，读者们并不以为这是一份纯粹传教的宣传品。五年以后，《教会新报》改版，“新闻必更新式”，“广为搜罗，别其类而登诸报”，总共“拟分五类：一曰政事；二曰教事；三曰中外；四曰杂事；五曰格致”，以“俾阅者豁目爽心，较前稍觉轩朗”(25)。教事只是五类中的一个，而且还排在政事之后，看来“无穷的学问”之趋势有增无减，自是无庸多言矣(26)。
就在这种“广为搜罗”的“知识”中，关于报刊的介绍也就夹杂其中挟裹而来。现在所看到的最早关于报纸的介绍，当数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这篇在中国历史上位居第一的新闻学专文并不长，引用者不少，读过的似乎不多，不妨做个文抄公照录如下：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大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此之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至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议论诸事，但不准犯律法之事。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27)
一眼即可看出，该文虽“略”但无“论”，所谓“略论”云者，名实不符。不过并不能因此低估了其价值，最可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勾勒出西方新闻纸的基本历史及其现状。新闻纸产于意大利，是买卖的，一文钱一份，所以也就叫加西打(gazette)；最初是官报，后来允许民办，但报纸的出版发行控制制度各有不同(先送官看，不准理论政事，也有的可随自议论，但不能违法)(28)；报纸的刊期不一，并且与杂志有别(后者“论博学之文”)；报纸数量庞大，英美法三国为最而且禁忌最少。短短数百字，内容丰富，堪称西方现代报刊历史的浓缩。即便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介绍大略也是站得住的。据黄时鉴考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最初十二期，为郭实腊所主编，而且郭还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中文文章。(29)《新闻纸略论》刊载在第七期，为郭主编当无疑义，究竟是否出自其手，尚不得知，有一点不难断定，作者对于西方报纸的确非常熟悉。
正如前述，郭实腊设想是通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出版，“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打破中国人的妄自尊大。所以，这个出自传教士之手的刊物，是以科学文化知识而不是宗教教义为其主要内容。既然如此，《新闻纸略论》从历史角度来介绍新闻纸，也就好理解了。因为在这里，新闻纸是被作为中国所没有的，类似于天文、地理、科技一样的西方新事物，来给中国人开眼界获新知的。有意思的是，这篇东西是被放置在新闻栏目中。也许是因为那一期没有新闻来源(这在《东西洋考》中是很普遍的，编者时常感叹缺少新闻，比如：“此刻西方英吉利等国船只，近月尚未有到，至无新息可传，且今时风亦顺逆不常，四方船只皆少来，所闻各国之事，甚为稀鲜矣”(30)。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样处理，想来主编认为这是中国人应该获取的“新闻”——新的知识。
《新闻纸略论》一文，究竟对后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无从考定，没有人公开引证或提到过，则是事实。魏源受《东西洋考》的影响不小，所撰著的《海国图志》中，征引《东西洋考》共十三期，文章达二十四篇(31)，《新闻纸略论》就不在其中，虽然其中介绍了新闻纸(32)。不过，《东西洋考》在正式创刊以前，郭实腊就先在外国人中预先征订，创刊号首印六百份很快销售一空，随即又加印三百份，而且有少数中国人订购，更多的刊物落到中国人手中，反映良好。在1834年，若干刊物还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可以肯定，《东西洋考》确曾在中国人中间传播。(33)借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出版的《东西洋考》，不仅使更多内地中国读者有机会亲眼目睹了现代刊物，并且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新闻纸”这个概念(34)，对其历史变迁的基本面貌亦存有了初步印象。此后，关于报纸的知识越来越多，比如《教会新报》中就有“各国新报馆数”(35)；有泰西报纸常常议论国事遂使官场生畏(36)；也有关于英国报纸之速和印度增设新报的报道。(37)难怪有人把《东西洋考》的出版，等同于鸦片战争这样的大事件，“此后中文定期刊物的发行，多少模仿《东西洋考》的格式和内容，诸如香港的《遐迩贯珍》，宁波的《中外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和《格致汇编》，以及北京的《中西见闻》等等，均受此影响”。(38)戈公振则称，“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39)。
肇始于1839年的林则徐译报，乃是“中国人第一次和这个新鲜事物——近代报刊打交道，第一次运用它为自己服务”(40)。依林氏自己的解释，目的在于“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41)此说委实不虚。不仅如此，从实际效果看，林则徐通过译报所得之“夷情”，的确为“制夷”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后人在其传记中，为此加上了重重的一笔：“西洋声教素不通中国，其贸易主于洋行，至其国之道里风土，兵民习尚，虚实强弱，人无知之者。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窾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细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42)
然而，这至多说明了为何要译。了解夷情，“定控制之方”，是林则徐整个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惟独指译报(正因如此，后人在评价林则徐的翻译时，总是西书西报统在一起，并不单独分开，并由是称其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关键是，林则徐为什么在书籍之外，还要选择报纸作为翻译对象？这才牵涉到他对报纸的认知。
关于报纸，林则徐并无直截了当地表述，值得重视的，是其《答奕山将军六事》。在其中，林则徐如此告知弈山：
(澳门)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广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知夷字，亦即不看。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43)
从这段话中，大略可以看出林则徐头脑中的报纸：
首先，报纸有较强的时效性，“每七日一礼拜后”即刷出；其次，报纸为传“事”，既有“广东事”，又有洋人本国“事”，“事”虽或有不实，但大体能够“印证”，基本可信；再次，报纸是“广”为刷出，发行面大。
林则徐本人曾自豪地宣称，“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44)。这也许是他得风气之先，对新闻纸有所了解的原因。然而，也许更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则徐上面说的那一句话：“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也”。
塘报即邸报，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级均设提塘，以抄传邸报，故有塘报之称。邸报所载的是宫门钞、谕旨、奏章，类似于政府内部情况通报，其阅者为各级官吏，所起作用是沟通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之声气，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45)“从政治上言之，可收行政统一之效”(46)。
林则徐对于邸报，自然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阅读邸报的记载。面对事先几无所知的西方“新闻纸”，不得不搜索枯肠，以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而且与之最为接近的“塘报”加以类比，应该也属自然。况且，邸报尽管不是报纸，但在功能上，还是有沟通信息的作用，与西方报刊有某些类似，这在客观上，又恰为林则徐接触并利用近代报刊提供了一通道，使之由此及彼，没有什么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以中国固有经验——“塘报”，来认识理解现代新知识——“新闻纸”。也许正是这种知识上的“误读”和“移植”，使林则徐又走入另一误区，即外人之报“本不与华人看”。“本”可作二义解：一是“本”为洋人所办；二是“本”不想给华人看。前者与当时在华外报的客观情况大致相符，后者的理解就有“失之千里”之嫌。若林则徐是站在“内地塘报”的角度去认识外报，则恰好是循着后者的思路而行，因为塘报，原本就是不准备让老百姓看的，而老百姓也不看。尽管到了清朝末年，由民间报房所刊印的京报读者中，不乏个别市井贾儿，然而其跻身进去的目的主要也不在于看报，而是“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这种“壮门庭”提高身份的作法，也足见当时邸报等的读者是官绅者流。(47)犹如“塘报”对于老百姓而言有一定的保密性一样，夷人的“新闻纸”在林则徐眼里，亦因其“本不与华人看”而分外有价值。它虽说是“广”为刷出，但毕竟“广”在洋人之间，是一种内部情况。或许这正是他要“密为译出”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林则徐之所以从邸报到新闻纸，还可能有其他因素的触动。在他给道光皇帝的一个奏折中，认为禁烟会启“边衅”的说法来自于义律等洋人的恐吓。“该夷义律在粤多年，狡黠素著，时常购觅邸报，探听揣摩，并习闻有‘边衅’二字，借此暗为恫吓。”(48)利用邸报打探消息，林则徐以为同样也是大烟贩颠地之惯用伎俩，“夷民颠地……常与汉人往来，使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49)。既然你购买邸报探我虚实，我就寻觅“新闻纸”访你“夷情”。这种由此及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线性联想，只会让林则徐把二者等同，绝不会去推究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此一来，“新闻纸”的传“事”、“每七日一礼拜”“广”为“刷出”等特点，在林则徐眼里，也就只是邸报固有特征的再现，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趣的是，其后任琦善主政广州，有人向之报告夷情，他勃然而怒，“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50)。琦善感到难堪的是林则徐获取“夷情”的手段，有失天朝大吏的身份，倒不是“新闻纸”本身有何不体面。目前尚无依据表明林则徐与琦善们在报刊观念上有多少差别。因而，蒋廷黻所谓“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51)，就需要做点澄清。
关于译书译报，林则徐的确似有怕遭到“清议”的心态。比如他在奏折中几无提及，在至今尚存的日记中难觅踪迹，即使是书信中也少有说起。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恐怕主要是担心其翻译活动不入时人之眼，并不在于对新闻纸的看法上有何不合时宜，怕遭非议的是“译”而不是“报”。这种心态与处理方式，与他暗中通过别人向美国传教士兼医生伯驾求医，自己不敢私自与之有任何接触是一样的。
口称“新闻纸”却又不知新闻纸的来历和真正面目，在其时也许非仅仅是林则徐，他的好朋友魏源在该方面的见识也不见得有多少高明。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便对林则徐“制夷”思想有所发展和完善，充其量也不过是扩大了其功用内涵，并不证明对新闻纸本身的认识比林则徐深刻。
其实，19世纪40年代曾有中国人介绍过西方新闻纸，那便是以《海国四说》而闻名的梁廷枏。该书中的《合省国说》和《兰仑偶说》，都有关于西方新闻纸的内容。后者在介绍英国当时的教育、学校后，继而说，“日出新闻纸，事无大小，悉载之”。更为详细具体的是在《合省国说》中，梁氏指出，美国人“最重而通行者曰新闻纸。传播于市舶所至之国，如中国之邸报。故一事做而远近周知，客外者不俟其家报也”。用邸报比附，似乎还觉不够具体，于是进一步展开，专门加了个按，细细叙说新闻纸的基本面貌：
其纸递长至五尺，阔至三尺。始于利打而亚国，欧罗巴人行之已三百余年。纸不钉装，两面皆有字，或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纸，或半月一纸。每出多者二万，少亦数百纸。人阅看者，收其工料之赀，每岁自一员至十二员有差。所载皆船货来往期日、市价及买卖田庐、租税房舍之值，并官员、士子、兵丁所言、所做事，广及海外一切闻见。又有月新闻纸。载历监、医生、乐工、律法、所得学问及劝善各事宜。又有一季一出者，多约一二百篇。如中国之宪书所载，则日月出没、日食、月食之故，迄于本年士农工商所业之宜，与各国人数增减，凡舆地、古事、前言、往行、天文、音乐、辞章并杂著焉。盖已编成卷帙，而国中人则通谓之新闻纸而已。惟本数多寡无定，故价值亦因以参差，自半员至数十员不等(52)。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杀青于1846年，其中的《合省国说》，所据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合省国志略》。据黄时鉴研究，梁不仅读过《东西洋考》，而且也受到其影响(53)，依此看，这篇关于新闻纸的介绍或许有《新闻纸略论》的影子，二者颇有点类似。不过，恰恰因为梁把新闻纸与邸报相提并论，则与《新闻纸略论》有了本质性区别。如果说郭士腊突出的是西方报刊与政府的分离，而报刊独立于政府正是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那么，梁廷枏(包括林则徐)以邸报来比附，不啻是模糊了这一界限，如若不说是抹杀。不知这是裨治文原有的表述还是梁自己的申说，但无论如何，用邸报来解说“新闻纸”，怕也是其时一种普遍的知识氛围。中国人对于外国报纸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东西那么反感和隔膜，也许正是因了邸报——中国传统政治信息传播方式的这一心理桥梁。
丁伟志说：“对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来说，他们提倡‘悉夷情’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着‘制夷’。因此，他们对外国情况的搜罗介绍，并不是完全客观描述外国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而是从开始就在寻求‘制夷’谋略的前提下，把外国作为欲‘制’的对手、敌国，来进行考察研究的。”(54)在这样的功利目的之下，林则徐接触了新闻纸，并通过中国固有的邸报，对“新闻纸”做了解说。汪康年说，“海通以还，林文忠、魏默深先生时译西书西报，以饷海内。于是吾国人始知各国有日报”(55)。因此，如果说其译报的意义，是中国人探求外国情形的开始，那么，这外国情形中同样也就包含了“新闻纸”自身。正是由“塘报”这样的窗眼，中国人看到了洋人的“新闻纸”，并由此开启了立译馆、翻西书、办译报之风气。
“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见，冀流布四方者也。”(56)《申报》，这份在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十里洋场的新闻纸，首先也是打出这样的旗号——新知。不过《申报》与《新闻纸略论》中所描述的新闻纸，有一点完全一致，即非常关注“加西打”，并且毫不隐讳，本馆就是“为谋业所开者耳”(57)。用戈公振的表述，它是以“营业为前提”(58)。
既为“谋业”，开宗明义自然就是所谋者为何业。《申报》对此毫不含糊，“新报之事，今日之事”(59)，从知识类型上把自己与中国人所习见的诸种传播做了明确区分：史籍所载，山经地志之纪，虽篇幅浩繁，既博且详，毕竟是前代遗闻，过往之故事；搜神志怪，稗官小说，偏多荒诞无稽之言。惟有新闻纸，“纪述当今时事”，“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只要“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使“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是新闻纸存在之目的。“务求其真实无妄”，并“不为浮夸之词，不述荒唐之语”(60)，成为《申报》打一开始就自许的要求。
可是传事，仍不能彻底道出《申报》——作为一种新报之特点，邸报同样有这样的作用。必须对此二者作出区别，否则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从，影响自己的“谋业”。于是，《遐迩贯珍》界定日报与邸报之不同，在《申报》上就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地展现。从内容上，邸报只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新报则是“上自朝廷下及闾里，备书于纸”；“邸报之作成于上”，由上而下，新报之类则“作成于下”，来自民间。此种信息来源的不同，导致读者构成有了变化。阅邸报者为“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不如外国这些报纸，“人人喜阅”。邸报的目的是“备史臣之采择”，为官史做素材，《申报》这样的报纸，“如太史之陈风”(61)，以反映社会之情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林则徐们试图以邸报做比，让中国人了解报纸为何，《申报》采用的是同一方法，不过却是以中国信息交流中的另一信息交流的历史坐标——“太史陈风”，来对新报作出定位。
“太史陈风”，乃是中国古代了解民情民意的一种制度和做法。以林语堂的说法，春秋时期每年的春、秋季节，指派官员到乡下收集民谣，以搜集民情，就是“采诗”或“采风”，并且在他看来，这种以诗句和民谣形式记录民众对当时事件看法，就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端。(62)把“采诗”、“陈风”之类，硬贴上现代标签，甚至作为现代新闻业的源头，既不能反映其真实面相(63)，也无助于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来龙去脉，反而抹杀了现代报刊的特殊意义。《申报》之所以把“太史陈风”作为对新报意义的解释，其意是要突出现代报刊的“民间”特征，表明与邸报在性质上的不同，后者是体制内的信息流通渠道，完全为政治体制服务。尽管“采诗、陈风”一类，与现代报刊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大异其趣，尚属于仁政意义上的“导之使言”，但《申报》的这个比附，显然比林则徐一辈的“邸报”之说，更能抓住现代报刊的精神气质。此前的《教会新报》强调的是“新报”从“新闻”而来，尚没有进一步阐明“新”是何意，《申报》是以一个实际的参照系——邸报来做比照，为他们自己与中国旧有邸报划清界线，同时也在中国人头脑中确立一个新的媒介形象，虽然其目的主要还是为争取并确立自己的读者群体。
到了1873年，《申报》关于新闻纸作用的论述却是陡起变化，之前强调的主要是“多见博闻有便于民”，“有益于国者”，(64)这时更多地是立足于政治层面，把新报之设与反映民意、沟通上下、治政强国联系在一起。西方各国广设新报，是“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凡朝廷之立一政”，新闻纸必广载众议，朝廷也“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所以，国家盛新闻纸也必然盛，因为“凡以国计民生为心者，无不喜有新闻”。(65)于是，“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66)而不是“谋业”，成为报纸的主要言说之话语。英国《泰晤士报》在这样的话语转换中，被放置到需引颈仰望的位置，成为顶礼膜拜的典范。《泰晤士》之所以英名远扬，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实力雄厚，更在于“得以阴持其政柄”。其总主笔，成为在朝野之间自由穿梭的闻达。白日可往见外部大臣，与之从容商论国政民情；晚间则运筹于帷幄，就整个报纸的内容和出版，“授之以意”，经许可，“即行传示四方”。主笔变成“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最终是宁愿当这个总主笔，也“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因为“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之所持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泰西诸国皆奉以矜式”(67)。历史上的《泰晤士报》，最初本是以《世界纪事日报》为名出现于世人面前，声称是“各种情报的忠实记录者”，“应像一桌丰盛的酒菜，有适合每个人口味的菜肴”。后来的《泰晤士报》，其“声誉是靠首先获得可靠的消息取得的”(68)，由此可见，《申报》所着力强化的，即便真的如此，也不过其中一面。偏就是这样一个“泰晤士”及其意象，激动了王韬、梁启超等一批“以报论政”的知识精英(顺便提一下，在1949年前的中国报刊史中，《泰晤士报》犹如一面理想之镜，中国报人不断从中返照自身)。这样的说辞，与《泰晤士报》的历史和现状是否吻合并不重要，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着意渲染报刊的政治作用，在“文以载道”的中国，就可以起到提高报刊地位的效果。新报于国家、于政治大有作用，新闻纸“实可以通上下之情意，足为政治之良规。西国之兴多藉乎此”(69)，绝不可等闲视之。中国的京报一类则完全不同，版面上只有朝廷那些“习见习闻”之事，不能像西方的新报，朝野上下新政新议，无所不载。原因很清楚，由于春秋以降，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专制，信息封锁与文网控制越来越严密所致(70)。于此一来，新报与旧报的区别，表面上是所传之事的广狭，根子却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报纸新旧之间，衡量出政治制度孰优孰劣；创办新报，就是推动中国的改革、进步，走向强大的必然之路。后来的梁启超，就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以一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拉开了《时务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序幕。
当然，出于“谋业”之需的“辟新奇，广见闻”，仍是《申报》的重点。出报不久即刊登“采访新闻启”，公开征求各种稿件，扩展内容，以取悦于不同读者。严肃者，有每天的言论；娱乐者，有文艺一栏。新闻、言论、文艺、广告逐次齐备，“我国近代报纸模式”初显形貌，从而也奠定了《申报》在中国报刊史中的地位(71)。1873年有好事者仿《阿房宫赋》而作《申报馆赋》，对《申报》作了如下的生动描画：“神奇之说，比于志怪之齐谐；淫秽之风，出于租界之男女；案件重重，详于陈公之会审；海外絮谈，烦于村妪之覼缕。宫门邸抄，快于官报之时日；竹枝歌咏，多于市人之言语。”每天的工作景象是，“晓日瞳瞳，开馆门也，白云榎榎，翻纸张也，汗流涨腻，贩人忙也，尘斜雾横，跑洋场也，雷霆乍震，怒送迟也，迢迢远路，直不可以愆期也”。(72)调侃之意显而易见，卖弄文才怕也不可免，让人会心一笑中，留下了《申报》的工作景象及时人对之的印象。努力的工作加上有效的经销策略(如创办伊始免费赠报三天，在沪上及全国遍征代售点等)，创办仅两月稍余，其自称“已大销，每日所印，四千五百张之数”(73)。
然而，《申报》真正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社会注意的，恐怕并非这些，而是其所涉及的政治报道和议论。有学者以为，1879年中国官场上“清流”的崛起，给《申报》提供了诸多“议政”的话题，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74)其实，若从实际效果看，《申报》最初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那些社会新闻，比如“杨乃武和小白菜”。这种司法案件的报道，揭露了司法制度背后清廷官僚的腐败、无能和草菅人命，无形中形成对中华帝国政治统治的挑战(75)，从而得到朝野各方的关注。我总以为，《申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份城市报，加上上海“一市三治”的特殊性，使《申报》在政治作用上有其较大的发挥空间。若从城市与国家的视野看，《申报》的社会新闻，包括其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虽有吸引读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战国家的政治意味。换句话说，恐怕正是因为暗含的挑战，引导并聚集了自己的读者。
就在《申报》逐渐宣称博采舆论，沟通上下，有益于国之时，1874年，上海的《教会新报》以“旧桃换新符”的方式脱教从俗，改名为《万国公报》；也就在同一年，香港的王韬树起《循环日报》的牌子。前者似乎公开宣示，未来将越出“宣教”的领域，更多面向中国公众，尤其是中国士大夫，重心在于“论学论政”。(76)借此表明，其目的已不仅仅是“通中外之情”或者“无穷之学问”了，而是企图“通过传播更多的西学和西艺知识来影响和干预洋务运动的发展”。(77)王韬则表白，其创办《循环日报》的“区区素志”，在于“立言”、“尊王”，“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78)，其中虽不无自炫夸大成分，但《循环日报》为“我国第一个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纸”(79)，对后来政论报纸的兴起影响至深且巨(80)，在报刊史学中已经得到公认。
传教士以报刊传送西洋“知识”，来填补“夷夏”的沟壑，同时也送来了现代报刊；林则徐从古老的“邸报”中窥见了西人“新闻纸”，使中国人对“新闻纸”有了一个轮廓，无意中打开了通达世界的一个窗户；《申报》则以自身的存在，显示“新报”与“邸报”之别，让中国朝野不仅直接领略到报纸的政治力量，同时对于“新报”有了直观的感受。作为“知识”的现代报刊，就是这样伴随着欧风美雨，从不同路径侵入中国人的头脑。
如果说，外来的现代报刊是在1895年后对中国产生结构性影响(81)，那么，怕主要是“新知”这一认知，成为极大推动力。康有为大力疾呼清廷创办报纸，其理由就是“设报达聪”(82)。康的见解，看上去也就是其时士大夫的普遍期望，何启、陈炽、宋恕都有类似的表述。李端棻在1896年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五项措施，“广立报馆”就是其中之一。(83)1896年，总理衙门在有关设书局有益人才的奏复中有类似的标准说法：“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84)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深表赞赏，可以“扩见闻，长志气”，“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85)这都在在透露出当时对于报刊的普遍认识和接受水准。从后来维新一派所热衷的“时务”、“知新”、“国闻”、“湘学报”等报名看，显然也没有溢出“新知”的边界(86)。维新失败后，慈禧们之所以对《时务官报》下手，所持理由，是报刊违背了“明目达聪”之初衷，结果是“无裨治体，徒惑人心”。(87)言外之意，对于报纸的“达聪”，他们是举双手支持的。我们可以瞄一眼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第一期中的《开设报馆议》，会发现很有意思，几乎就是大杂烩，邸报、采诗、新报一锅煮。公开表达的未必就是办报者的真实想法，但既然如此表达，说明应该与当时社会主流想法不会太远。在这个意义上，从《开设报馆议》中大致可触摸到当时强学会众人对于报刊的基本认识水准：
古者采诗以睹民风，诵诗而知国政，专立太师之官，以主其事。盖诗者，即今之新报。……今查外国报馆，美九百六十二，德五百六十，英一百六十九，法一百二十，意大利一万零五，比利时荷兰九十四，其余欧洲各国，共二百五十。美洲小国，亦一百十五。其报馆之大，如英之太吾士者，每日出七万张，故能下情无壅，邻敌互知，识见日广，人才日多，泰西富强，盖如此也。我中国，邸报开设千年，本远出于西报之前，特未推而广之，采诗之法，又为追而复之。上下内外壅塞耳。为民隐莫达，人才日愚，又以此也。夫泰西能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吾不能推吾采诗邸报之法，而至愚弱，甚非计也。(88)
本文无意于理清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影响与被影响之关系，目的在于勾勒报刊作为传达“新知”的工具，同时自身又是一种“新知”，因了各种不同的因素渗透于中国的复杂性。
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进一步思考“新知”层面的报刊，是如何被中国人认识并被运用于政治，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人际关系”(89)，从报刊认知和实践的维度，揭示出中国社会站立于自己的文化基石，来拥抱现代性，走出一条现代转型的特殊线路。或许这符合沟口雄三所谓的以“中国独自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展开”来研究中国的“基体论”(90)之意。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第229—248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戈公振：《新闻学泛论》，见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第3—4页，上海，现代书局，1931。
③顾长声：《基督教与传统中国》，第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④谭树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研究》，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2集，第189—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引见190页。
⑤转引自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第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⑥⑨⑩(15)《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乙亥年七月。
⑦《立义馆告帖》，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乙亥年七月。
⑧[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12)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6、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3)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见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16)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3—35、66页，引见第12页。
(17)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3—35页，引见12页。
(18)(20)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第71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9)《六合丛谈小引》，见沈国威编著：《六合从谈》，第521—5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引见521页。
(21)1868年创刊时称《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8月底，改名《教会新报》。为方便，后面一律称《教会新报》。
(22)“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教会新报》，第1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
(23)(24)(25)《教会新报》，第1992、1988页。
(26)也有论者以为，直至189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仍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尽管直接宣讲教义的文章是不多，但不过是改变了宣传方式，而是“寓教于学，以政论教”(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第17—1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4)。
(27)(29)(30)(31)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66、3-45页，引见第10页，第48、3-45页，引见第27-28页。
(28)在现有的一些著作中(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68页；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51页；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14页；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第17页)，都说《新闻纸略论》中涉及“新闻自由问题”，不确。就其意思看，作者的目的就是介绍整个西方报刊发行出版制度的历史变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出版控制制度的构成不完全是直接因果关系，因而，从该文有关报刊出版的状况介绍，直接就推论出所谓的新闻自由问题，不可取，就像我们不宜把“初系官府自出”说成讨论了“新闻专制”问题，是一样的道理。若按昆廷·斯金纳的说法，赋予某一著作家无意阐发的意思，或者力图在经典文本中找到我们所期待的某些学说，都属于“时代误置”的错误(《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见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第39-8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引见第43、45页)。不仅如此，把本来是一般历史的描述，转换成某个特别的问题且予以强调，研究者的这种心态也颇值得玩味和研究。
(32)在《海国图志》第51卷的《英吉利国广述(上)》和《英吉利国广述(中)》中，有关于新闻纸的介绍，在后一篇中曾说道，“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也于意大利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等等，近于《新闻纸略论》的思路。
(33)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见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5页。
(3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3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5)《大法国事：禁国事免登新闻》，载《教会新报》，第3121-3122页。
(36)《新报之速》，载《教会新报》，第2473页。
(37)《印度增设新报》，载《教会新报》，第2926-2927页。
(38)蔡武：《谈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引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9)(46)戈公振：《新闻学泛论》，见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第68、63页。
(4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458页。
(41)《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卷)，第7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42)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6)，第319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43)梁廷枏：《夷氛闻记》，见《鸦片战争》(6)，第35、36页。
(44)《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见《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45)清代与民众发生关系的官方媒介是榜、告示，而不是邸报。林则徐在禁烟中也常用，如《晓谕奥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
(4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218页。
(48)《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卷)，第678页。
(49)《饬奴贩烟犯颠地稿》，见《林则徐集·公牍》，第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50)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鸦片战争》(6)，第144—145页。
(51)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2)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60、89页，骆驿、刘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53)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7页。
(54)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25—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5)《京报发刊献言》，《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56)《申报馆条例》，载《申报》，1872年农历四月三十日。
(57)《论本馆作报本意》，载《申报》，1875年农历九月十三日。
(58)戈公振：《新闻学泛论》，见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第76页。
(59)《申江新报缘起》，载《申报》，1872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60)《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年农历四月三十日。
(61)《邸报别于新报论》，载《申报》，1872年农历六月初八日。
(62)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2页，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3)余英时关于对中国古代民间议论与政治的关系，有很精到的阐释，对我们认识“采风”之类亦不无启发(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4)《申江新报缘起》，载《申报》,1872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65)《论各国新报之设》，载《申报》，1873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
(66)《上海日报之事》，载《申报》，1874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
(67)《英国新报之盛行》，载《申报》，1873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
(68)[美]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第40、49页，苏潼均、诠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69)《论日本禁止新报》，载《申报》,1876年正月二十九日。
(70)《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873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71)(77)(7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325、340、477页。
(72)《申报馆赋》，载《申报》,1873年农历正月十八日。
(73)见《申报》,1872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稍后它说得更为具体，外地不算，每天在上海发行达三千份，见《本馆自叙》，载《申报》，1872年农历八月初七。
(74)王维江：《“清流”与〈申报〉》，载《近代史研究》，2007(6)。
(75)卢宁对早期《申报》通过“公案”报道参与政治，有较深入研究，我受到了她的启发。参见卢宁：《早期〈申报〉(1872-1885)的政治参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未刊稿)。
(76)朱维铮：《西学的普及——《万国公报》与晚清“自改革”思潮》，见《求索真文明》，第96—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引见第64—66页。
(78)王韬：《上潘伟如中丞》，见《弢园尺牍》，第206—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80)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00页。
(81)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第23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82)《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83)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戊戌变法》(2)，第295—296页。
(84)《奏复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见《戊戌变法》(2)，第397—402页；引见第398页。
(85)张之洞：《劝学篇》，第105—10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6)报名中蕴涵办报者的基本观念和宗旨，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埃默里父子发现，在美国大众化报纸时期，不少报纸纷纷冠之以“批评”、“先驱”、“论坛”等名字，就显示出报刊对政治独立的追求([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主译，第1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7)《戊戌变法》(2)，第101页。
(88)《强学报》，第1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
(89)这个术语来自于[法]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第56—57页，孟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0)[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11页，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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