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上市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版“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正式落地，这是我国谋求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该规划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旨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由此反映出未来高端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IT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上市公司在企业经营、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反映出一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弱。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对了解行业未来发展路径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深度挖掘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从投资学的角度对中美两国高端制造业和IT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与美国上市公司存在一定差距，IT业差距更加明显。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中美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分析；第三部分为样本和指标体系的选择；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期。Solow(1956)开创索罗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贡献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20世纪80年代“市场环境论”兴起，该理论强调企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关注产业选择问题。Porter在《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中，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阐释了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之后“资源基础论”开始流行，学者将注意力从产业选择转到公司行为。Wernerfelt(1984)从企业资源和企业差异性的角度来分析竞争优势，认为企业能否保持竞争优势取决于它所积累的内部资源。Barney(1991)和Grant(1996)对资源基础论进行了补充完善。1990年以来，企业自身素质成为竞争力研究的主要对象。Prahalad & Hamel(1990)正式提出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认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企业内部存在一组独特的、难以仿制的、有价值的核心技术和技能。 有关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文献主要涉及管理能力、财务水平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在管理能力方面，Stulz(1988)研究了高管持股比例的波动与高管接管和控制能力的关系，他认为，接管发生率和企业负债水平呈负相关，接管水平与企业的负债水平呈正相关。许小年、王燕(2000)认为，股权越集中、法人股比例越高，则公司绩效越好；国家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个人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并不显著。吴淑琨(2002)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内部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境内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均有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徐晓东、陈小悦(2003)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上市公司通常有更灵活的经营理念、更高的公司治理能力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公司高级管理层也面临更多来自内部和市场的监管和激励，这有利于公司扩大规模和专业化管理。Ho(2005)从绩效、管理程序、发展潜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公司治理行为与企业的竞争力成正比。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央直属的国有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表现出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国有企业次之，国资委下辖的上市公司最弱。 在财务水平方面，Titman & Wessels(1988)通过研究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认为活力能力与负债比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陆正飞和幸宇(1998)认为，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影响，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规模和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李锦望、张世强(2004)认为，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 在发展潜力方面，Fama & MacBeth(1973)研究认为，创新效率越高，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和现金流也会随之提高。Winter(1984)认为，创新可以解释全部竞争优势。Griliches(1985)指出，研发投入对生产率增长有正相关作用。Porter(1990)认为，政府通过创造一种鼓励创新的环境，就可以加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Carayannis et al.(2000)指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成正比。程惠芳等(2008)认为，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前人研究大多存在以下局限性：(1)研究对象仅限于本国上市公司，较少将他国上市公司纳入统一指标进行比较；(2)指标体系局限于同类指标，较少使用多类指标综合评价；(3)研究的行业针对性不强；(4)市场类指标较少被运用，仅赵彦云和汪涛(2000)在评价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时曾引入股票市场活力指标。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建立统一标准来分析中美上市公司，使研究更具可比性；(2)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涵盖管理能力、财务水平、投资绩效和发展潜力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的评价更加全面；(3)本文的行业针对性强，高端制造业和IT业是《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重点行业，也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4)本文指标体系囊括了市净率、市盈率、Alpha、Beta、Sharpe等投资性指标，用来评价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和股票市场表现。 二、中美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分析 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除了主要受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一)中美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比较 尽管中美两国GDP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两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不仅低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还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如表1所示，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的比重为66.84%，远低于美国的141.35%。通常认为，股票市场的整体市盈率与市场无风险利率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降息政策，现行的无风险利率比中国的无风险利率更低，所以理论上美国股票市场整体估值应该更高。两国的新股发行制度也截然不同，美国采用较宽松的注册制，有助于公司快速上市融资。中国目前现行的仍是核准制，但未来将过渡到注册制。 (二)中美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环境比较 美国股市历史悠久，而中国股市仅成立20余年。在“一带一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降息降准等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上证综指在2014年涨幅为52.87%，表现出很强的投资绩效，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仅为7.52%。创业板经过2013年翻倍行情之后涨势稍缓，2014年全年上涨12.82%，涨幅略低于纳斯达克指数。从上市家数和日均成交量来看，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总数不及纽交所的一半，但日均成交量是纽交所的5倍。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不及纳斯达克的1/6，但日均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纳斯达克成交量的90%。这反映出中国股市“交投活跃”和“投机性较强”的特点。从估值水平来看，中国股市整体的市盈率(PE)和市净率(PB)均高于美国股市，这与两国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不相匹配。 三、样本及指标体系选择 由于中美高端制造业和IT业的上市公司众多，内部差异性明显，所以需要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除了样本选择的问题之外，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指标体系也是评价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前提。 (一)上市公司样本选择 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成份股通常是由优秀公司所组成，因此本文样本选自各交易所的主要指数。高端制造业样本选自“上证180指数”与“纽交所美国100成份指数”，信息技术业样本选自于“创业板指”与“纳斯达克100指数”。
在研究中出现了三个难点。首先，中美两国并无统一的行业分类标准。美国主流分类标准是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GICS)，而中国的分类标准较多，包括证监会行业分类、券商行业分类(申万行业、中信行业等)和金融资讯服务商行业分类(Wind行业、通达信行业等)。通过比较，美国高端制造业样本选自GICS一级行业中的“工业”类别。由于“GICS-工业”包含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小类，所以需要将非制造业的公司剔除。中国高端制造业样本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制造业”进行选择，但仅保留“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5个小类。美国信息技术业样本选自“GICS—信息产业”。中国信息技术业样本按照“Wind行业—信息产业”①进行选择。最终共选出29家高端制造业和77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 其次，因部分上市公司的上市地点不在本国，由此产生了公司归属地问题。例如，百度公司在美国上市，但其管理、研发、销售等运营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中美两国在上市公司的上市标准、监管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对于百度这样的上市公司，其上市条件、运营规范、财务披露等方面与美国本土公司的标准一致。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择将上市地点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归属国家的标准。 最后，两国上市公司在会计周期上的差异也增加了数据处理的难度。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度截止日为12月31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年度截止日并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采用距2014年12月31日最近的财报数据，并将净利润、每股收益等累计值进行折年处理。美国高管薪酬与高管持股比例仅在年报中披露，因此统一摘自2014年年报。 (二)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 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由管理能力(M)、财务水平(F)、投资绩效(I)及发展潜力(D)构成，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37个三级指标。为使因子分析的结果更加可靠，在数据处理中需要对部分指标进行取舍，在表3中，“高端制造业”和“IT业”两列中标有“√”的指标表明该指标参与了相应行业的因子分析。 在所选的37个指标中，资产负债率和销售成本率为负指标，市盈率和市净率为适度指标，需要将其进行同向化处理，再按Z-value法做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四、实证研究 (一)高端制造业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值为821.575，显著性概率为0，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值为0.615。SPSS软件共提取7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F1，F2，…，F7，解释力达到了87.43%。从表4可以看出，财务水平指标数量最多，管理水平和投资绩效其次，发展潜力指标最少。在解释能力方面，前三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解释能力相差不大。公共因子F1的解释能力最强且指标种类集中，包含4个管理能力指标和1个发展潜力指标。管理能力中包含全部的市场规模指标，可见市场规模对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程度很大。F2包含3个财务指标和2个投资绩效指标。3个财务指标都属于盈利能力，表明盈利能力也是影响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F3中的指标则比较分散，包含2个管理水平指标，2个投资绩效指标，1个发展潜力指标。从前三个因子来看，管理能力的影响力最大，财务水平次之，投资绩效再次之，发展潜力最弱。
通过成份得分矩阵，可以计算出公共因子的单项排名，然后根据公共因子的方差计算出综合排名。如表5所示，榜上有名的大多是通用电气、波音等知名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在综合排名前十名中仅占有两席，分别是航天信息和三安光电。
1.公共因子F1 F1前十名有2家中国公司、8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9.37%，包含3个市场规模指标、1个内部人激励指标和1个研发能力指标。 中国公司的总资产、净利润和总市值的算术平均值分别是美国公司的1/14、1/21和1/12，表明中美上市公司在市场规模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做大做强”仍是中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式。自1892年成立以来，通用电气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多元化服务集团之一，涉及金融、能源、医疗、基础设施、传媒、交通运输、军工等多个领域，业务遍及全球。通用电气2014年年报显示其总资产、净利润和总市值分别是6483亿、152亿和2541亿美元。青岛海尔作为在F1排名第一的中国公司，其总资产、净利润和总市值分别为122亿、10.9亿和92亿美元。在内部人员激励方面，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价值更加凸显，高薪更能吸引优秀的管理团队加盟。美国高管年薪是中国高管的38倍。其中，波音公司高管年薪最高，高达7813万美元，三一重工高管在中国公司中年薪最高，为391万美元。在研发能力方面，中国公司平均专利数是美国公司的1/9。造成差距有两方面原因。其一，部分美国公司在长时间的经营历史中沉淀了大量专利，对平均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百年老店通用电气的专利数高达50107件。其二，美国公司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其专利披露更为透明，而部分中国公司是具有军工背景的国有企业，其专利并非都是公开信息。 2.公共因子F2 F2前十名有3家中国公司、7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8.92%，包含3个盈利能力指标和2个估值水平指标。 总资产收益率用来衡量公司运用全部资产产生利润的能力。两国总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一的公司分别是3M(22.12%)和航天信息(19.97%)。投入资本回报率用于评估公司投入资金和取得回报的比率，两国投资回报率排名第一的公司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35.02%)和航天信息(17.26%)。人均净利润是衡量公司每个员工对盈利的贡献能力，两国排名第一的公司分别是伊利诺伊工具(6.01万美元)和三安光电(3.66万美元)。美国公司整体上在盈利能力方面优于中国公司，表明美国公司运用资源的能力更强，资本运作更优，员工创造的价值更多。在估值水平方面，中美公司在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和每股收益上有显著的差异。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在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以回报股东的现金额，代表公司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额。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则是用自由现金流量除以总股本得出。在此项上，中国公司的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仅0.04美元，远落后于美国公司的7.66美元。每股收益是税后利润与总股本的比率。中国公司的每股收益为0.09美元，也落后于美国公司的5.57美元。 3.公共因子F3
F3前十名有1家中国公司、9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6.62%，包含2个股权集中度指标、1个市场表现指标、1个估值水平指标和1个国际化程度指标。 中国公司股权集中度更高，一方面因为样本中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一般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控股。例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持有中国卫星51.71%的股份，而国资委持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100%的股权。另一方面，部分上市公司是集团公司的子公司，集团公司持有大量的上市公司股权。三一集团持有三一重工50.26%的股份。美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水平较高，上市公司大部分股权分散在各种基金或信托手中，比如通用电气的大股东是BlackRock Inc，持股5.68%，第二大股东是The Vanguard Group，持股5.38%。前者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后者则是全球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场表现方面，中国公司的Sharpe比率高于美国公司，表明在2014年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投资绩效更高。然而在每股净资产方面，中国公司的估值水平又落后于美国公司。这也表明，二级市场的上涨不完全与公司估值水平相关。在国际化程度方面，美国公司表现更好，海外收入占比几乎是中国公司的3倍。其中，波音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高达58.31%，中国海外收入占比最高的公司是中国重工，达到40.20%。 4.公共因子F4、F5 F4前十名有4家中国公司、6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0.72%。F5前十名有9家中国公司，1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9.56%。F4和F5共包含4个成长能力指标、1个生存能力指标和1个估值水平指标。 中国公司的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都大幅领先，显示出更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强的市场扩张能力。但中国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反而下滑，反映出大部分中国公司选择牺牲利润来换取市场份额。也有例外，三安光电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为27.5%、22.71%和46.62%，表明公司产品销售处于量价齐升的良好状态。美国公司在营业收入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达到10.59%，说明美国公司有能力通过提价获得更多利润，更能掌握产品的定价权。另外，由于美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较好，善于通过债权融资放大杠杆给股东带来更高的成长性，因此美国公司的财务杠杆和资产负债率普遍更高。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权益乘数为8.81，资产负债率高达90.83%。中国公司由于盈利能力不强，无法承担过高的财务杠杆。在估值水平方面，中国公司的市净率水平低于美国公司。 5.公共因子F6、F7 F6前十名有7家中国公司、3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6.96%。F7前十名有5家中国公司，5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5.27%。F6和F7共包含2个增长潜力指标、1个市场表现指标。
在增长潜力方面，中国公司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美国公司。中国卫星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最高，为49.09%。在美国公司中，波音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最快，但仅为7.66%。中国公司固定资产占比也略高于美国公司。在市场表现方面，尽管2014年A股涨幅更大，但中国公司的Alpha值低于美国公司，这是由于样本公司股票价格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实际收益率造成的。 (二)信息技术业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值为2457.26，显著性概率为0，KMO检验值为0.665。SPSS软件共提取10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
，解释力达到84.73%。从表11可以看出，财务水平指标数量最多，管理水平其次，投资绩效和发展潜力指标最少。在方差解释力方面，前三个公共因子的解释能力都在10%以上。公共因子
中的指标种类较为集中，包含4个管理能力指标、1个财务指标和1个发展潜力指标。同高端制造业的情况类似，市场规模类指标对
影响程度最大。
中管理能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含3个管理指标，1个投资绩效指标和2个发展潜力指标。
包含了4个盈利能力方面的财务水平指标。综上所述，管理能力对信息技术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最大，随后是发展潜力、财务水平和投资绩效。表12中，可以看到中国上市公司无缘综合排名前十。 1.公共因子
前十名全部是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5.51%，包含3个市场规模指标、1个内部人激励指标、1个盈利能力指标和1个研发能力指标。 市场规模是IT业公司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观察发现，大多数IT业公司总市值大于总资产，而大多数高端制造业公司的总市值却小于总资产，显示资本市场对IT业更加青睐。尽管近年来中国IT业公司发展迅速，但相比较制造业而言，中美IT业上市公司在市场规模上的差距更为明显。中国样本公司的总资产、净利润和总市值分别是美国公司的1/78、1/169和1/41。苹果公司的总资产和总市值分别是2618.94亿美元和6431.2亿美元。中国IT业上市公司中，乐视网的总资产和总市值最高，也仅为14.46亿美元和44.60亿美元。在内部人激励方面，美国高管年薪是中国高管年薪的52倍。在盈利能力上，平均每个美国员工创造的利润是中国员工的6.6倍。在研发能力方面，IT业有其特殊性。由于IT产品通常具有高毛利率和易复制的特点，所以一款成功的产品在短时间内能让公司获得丰厚利润，这些利润又可以反哺公司研发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美国公司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专利。例如，微软专利数高达57660件。相反，中国IT公司尚处于发展初期，形成技术积累仍需时日。
2.公共因子
前十名全为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3.51%，包含2个股权集中度指标、1个内部人激励指标、1个市场表现指标、1个增长潜力指标和1个国际化程度指标。 大多数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成立时间并不长，公司创始人通常同时拥有高管和大股东双重身份，因此公司股权相对集中，高管持股比例也更高。高股权激励也是中国公司高管年薪较低的补偿机制。大部分美国IT业公司是基金持股，所以股权相对分散，高管持股比例也较低。在市场表现方面，通过Sharpe比率可以看出美国公司给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回报更高、更稳定。在增长潜力方面，美国公司的无形资产占比是中国公司的4倍，表明美国公司在智力、专利储备上明显领先。在国际化程度方面，美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超过总营业收入的50%，中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仅为5.43%。两国海外收入占比第一的公司分别是高通(98.6%)和亿纬锂能(45.51%)。
3.公共因子
前十名中有3家中国公司、7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11.09%。
前十名中有6家中国公司、4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8.01%。
和
共包含4个盈利能力指标和2个生存能力指标。 中国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均落后于美国公司，反映出中国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弱。但中国公司的净利润率略高。从流动比率跟速动比率来看，中国公司的生存能力都好于美国公司，其原因在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较短，大部分公司账上仍有较多上市募集的资金。例如，国民技术的流动比率高达19.3%，因其4.68亿美元的总资产中有3.11亿美元是现金。
4.公共因子
前十名都是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7.14%。
前十名中有3家中国公司、7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6.84%。
前十名中有5家中国公司、5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6.71%。三个公共因子共包含2个生存能力指标、2个成长能力指标和2个估值水平指标。 从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看，中国公司的生存能力更强。从权益乘数来看，美国公司更愿意用财务杠杆，这与他们较优秀的盈利能力相关。大多数中国公司股权融资不久，因此对债权融资的需求不高。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来看，中国公司成长性更好。在估值水平方面，中国IT业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与美国公司的差距依旧明显。
5.公共因子
前十名中有5家中国公司、5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6.06%。
前十名中有7家中国公司、3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5.36%。
前十名中有8家中国公司、2家美国公司，整体方差解释力为4.53%。三个公共因子包含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市场表现、估值水平、增长潜力和研发能力。 从销售成本率来看，中国公司盈利能力稍弱。从总资产同比增长率来比较，中国公司的成长能力更强。这与前文的同类指标能够相互印证。中国公司的市场表现跟估值水平都明显高于美国公司。创业板指虽然涨幅不如纳斯达克指数，但是样本中的中国公司实际收益率高于预期收益率，因此Alpha也相应更高。由于存在极端值的影响，中美公司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都偏高。如果用中位数来度量，中美两国样本公司的市盈率分别为67.53和22.85，中国公司的估值依然较高。在增长潜力方面，中国无形资产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美国公司。在研发能力上，中国公司研发费用占比略低于美国公司。两国研发费用占比最高的公司分别是同花顺(48.42%)和英伟达(34.66%)。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2014年中美两国29家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和77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管理能力、财务水平、投资绩效和发展潜力四个方面对中美上述两个行业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分别做出了评价。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规模、盈利能力、估值水平和股权集中度等因素对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影响较大；(2)市场规模、内部人激励、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市场表现、增长潜力、生存能力等因素对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影响较大；(3)中国上市公司的优势体现在股权集中度、成长能力、市场表现、生存能力和增长潜力，美国上市公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规模、盈利水平、内部人激励、估值水平、研发能力和国际化程度；(4)美国上市公司在市场规模、盈利能力等影响力较大的指标上占有优势。从综合排名前十名来看，在高端制造业中，中国仅占有2席；在信息技术业中，中国上市公司无缘前十强，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与美国上市公司存在不小差距。 针对实证结果，我们拟提出以下具体对策建议。 在政府层面，(1)按照国际惯例，支持证券市场发展，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内幕交易及会计造假行为，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2)继续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拓展公司的市场规模和国际化程度；(3)鼓励和加快高端制造业和信息制造业公司上市融资，提高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4)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在中国上市公司层面，(1)继续坚持“做大做强”，保持总资产和净利润的协调增长，并做好公司的市值管理；(2)提高公司业务及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公司在市场的盈利水平；(3)灵活运用增发、配股等再融资手段，引入新资本，逐步改善公司管理和财务状况；(4)改进公司高管薪酬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公司内部的竞争力。综上所述，中国高端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应该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沿着“制造业2025”规划的路径发展。 ①经向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资讯，Wind行业分类的发布者)咨询，Wind行业分类的编制严格遵循GICS行业标准，因此“GICS—信息产业”和“Wind行业-信息技术”有较高可比性。“Wind—工业”中高端制造业公司数量较少，因此采用“证监会行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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