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峡谷论文,意见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大“热点”，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了很多篇论文。争论颇多，分歧极大。不少论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很好的解释和发挥。但也有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存在不少误解。本文不拟全面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仅就本人认为存在的某些误解谈几点商榷意见，向同仁请教。我认为，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要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把后来列宁的思想加在他们头上，也不要用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去注解他们的思想。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农村公社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国家（沙皇政府）使公社处在极为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借助于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公社，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公社内部各种利益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各种瓦解因素迅速发展。国家的压迫与正在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剥削，把俄国公社推向了灭亡的边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必须首先挽救俄国社会，使其免于灭亡。而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首先提出问题：“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需要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接着他们用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十分谨慎地作了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
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俄国革命”究竟指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有的研究者没有认真思考过，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有的研究者则对它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俄国革命”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例如，《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一书的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生。”“并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作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接。”〔3 〕这里明确断定“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先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发生。再如《马克思主义史》（4 卷本）的作者在讲这个问题时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俄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尚保存着完整结构的半亚细亚国家，率先开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实现社会变革，推翻资本主义，成为在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演变趋势诸方面与西方迥异的东方社会的榜样，使之以俄国所可能具有的发展前途为参照系，探讨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4 〕这里虽未明确判定“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这种比西方率先“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除去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别的性质的革命。
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讲的“俄国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首先，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加以说明。其次，这种理解不合逻辑。因为承认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俄国为前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发生。一方面说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又说要通过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种跨越，甚至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跨越，这不是明显自相矛盾吗？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而无产阶级革命将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的思想，是列宁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5〕不能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俄国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例如，《东方社会之路》一书的作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875年恩格斯批判特卡乔夫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也不是旧式的、17—18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马克思没有做过直接的表述，根据他对俄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分析，是可以看出他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思想的。”〔6〕明确马克思、 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对的。但是说它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值得商榷了。首先，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而马克思、恩格斯讲这番话的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能领导这种革命的程度，更没有形成能领导这种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所说的“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其次，凡是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人都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不能把这个革命提前到19世纪80年代。
那末，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俄国革命”到底是指什么性质的革命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过清楚的说明。他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首先引证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段论述：“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7 〕恩格斯在引完这段话以后说：“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政府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在它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8〕但是，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政府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9〕
恩格斯这段话告诉我们，由于从1877年到1894年这十七年间俄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使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减弱以至丧失。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俄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恐怖主义密谋家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领导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此外，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10〕以及1878年写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工人运动》〔11〕等论著中，也对他和马克思讲的“俄国革命”的性质做过清楚的说明。
弄清了“俄国革命”的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意思是说，一方面假如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取得胜利，“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12〕因为沙皇政府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最有力的堡垒和强大的后备军，只要在西欧近旁存在着这个反动堡垒，一切革命都会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利用西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支持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二、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否与他早年的思想相矛盾？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也不例外。但人的思想变化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是他以前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前后一贯；另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与他以前的思想判然不同，是对以前思想的彻底否定，前后矛盾。马克思一生中的思想变化显然属于前一种。但有些人却总是热衷于制造“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对他早年或中年思想的否定。这方面的表现很多，下面举两例加以剖析。
例1 马克思早年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 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种认识是肤浅的、表面的，没有掌握马克思思想变化的深邃。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发现唯物史观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看似矛盾、实际上完全一致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按其本性，它要开拓世界市场，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13〕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版序言中指出，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14〕。又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当时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毫不例外地都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当然不是。
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凯歌行进的同时，也创造了它走向灭亡的条件。一是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的巨大生产力，二是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则要为人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6〕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以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是像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是指那些控制着世界市场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运动”〔17〕。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造成的普遍性的世界交往，足以使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把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也带到新社会中来，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时候，甚至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时候，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他们认为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了。
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两种思路（也许说同一种思路的两个方面更确切）统一起来，就不难看出，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从来没有认为只有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已经蕴育或包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们在晚年提出的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他们以前已经蕴含在头脑深处的思想直接表达出来，前后一贯，并没有什么矛盾。
例2 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寄希望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晚年由于“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因而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看法同样是肤浅的、片面的，没有透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深处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有两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起着作用。一种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抱乐观态度。尽管他不断总结西欧革命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他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确实曾经讲到：“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8〕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把这个经验教训上升到更加一般的理论高度，成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丧失信心。他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0〕恩格斯同样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于厚望，并对它抱乐观态度。就在马克思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久，恩格斯写了《1877年的欧洲工人运动》一文，他满怀豪情地指出：“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发展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21〕
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还那么关心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并希望它尽快取得胜利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的扩张会在前资本主义民族中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欧以外的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则是新生的，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担心在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西欧以外的广阔地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坡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2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至于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讲过，这是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头上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来没有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先于西欧取得胜利，而且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思想，说明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是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
首先，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取得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自身缺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只能来自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会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家去搞社会主义，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取灭亡。所以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 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又说：“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一些，如果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23〕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清楚。他指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走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4〕。
其次，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为东方落后国家做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样板的时候，东方落后国家才能仿效这种样板，对本国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对这一点讲得非常透彻。他说：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25〕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仅丝毫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反而证明他们坚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并取得胜利。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是根本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相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在这之前取得胜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本来是一回事。
三、能否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我国理论界有些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生动例证，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正确的。例如，《东方社会之路》一书的作者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落后国家是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证明”〔26〕。“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完整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被证实。”〔27〕该书作者在“结束语”中更加明确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俄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都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证实”〔28〕。
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而且和他们当时的设想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上面引证的这些话拖泥带水，附加因素太多。我们需要先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附加因素，然后直接了当地分析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首先，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所谓的“马克思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理论”无关。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整个东方社会看成铁板一块，认为它们毫无例外地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理论”纯属虚构。如果马克思真的有什么“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理论”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也早已被东方很多国家的实践所“证伪”了。因为东方很多国家，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等等，已经是举世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有些人在主观上“虔诚”地想用实践“证实”马克思的理论，但由于思维方式不对头，却总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当然是指虚构出来的所谓理论）置于被“证伪”的境地。他们总是给马克思帮倒忙。
其次，这里说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阶段”，都含义不清。什么叫“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什么叫“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什么叫“资本主义完整的发展阶段”？作者并没有向我们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充分”还是“不充分”，“整个”还是“半个”，“完整”还是“不完整”，而在于要明确回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前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
再次，这里不必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实践检验和证实。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认为俄国公社有两种发展前途：第一种前途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而造成公社解体；第二种前途是如果它能维持到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就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哪种前途变为现实，不取决于公社本身，而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无论哪一种前途实现，都不能成为“证实”或“证伪”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根据。更不能说承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正确；否则就是认为他们的“设想”是错误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跨越”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么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前，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恩格斯在其逝世前夕，已经明确讲过，“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29〕，“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30〕。到20世纪初，列宁更是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无需赘述。既然俄国在革命前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中国革命前的社会性质问题比较复杂，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第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先决条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西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向它们进攻或搞各种阴谋颠覆活动，妄图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第三，列宁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于西欧取得胜利，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列宁一向认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这个基本条件。如果谁说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他就是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在列宁看来，让前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和让没有结婚和怀孕的妇女生出小孩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是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既可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也可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就目前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少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有些甚至相当落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民粹派借口俄国生产技术落后，否认当时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对此，列宁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等等情况而把我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31〕由此可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混为一谈，是对列宁思想的严重误解。
最后，我们专门分析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为了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需要提出一个“二重性社会形态”概念。
在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在两种社会形态的交叉点上，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结合，有时会演化出一些兼有两种相邻的社会形态特征的二重性社会形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类型的二重性社会形态。一种类型是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渡型的二重性社会形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的亚细亚公社、古代公社、日耳曼公社等农村公社，就是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的二重性社会形态。它们兼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属于过渡型的二重性社会形态。
在人类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二重性社会形态。这种二重性社会形态，是由于处于较低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和民族，受到处于较高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或征服，沦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既保留了较低阶段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又形成了较高阶段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这两种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兼有高低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二重性社会形态。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二重性社会形态。
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明朝末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受到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抑，资本主义发展得十分缓慢。在尚未自主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其进程便被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所打断。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了一批工厂，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培植了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质上就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就其半封建一面来说，旧中国仍然没有脱离封建社会形态；就其半殖民地一面来说，旧中国又具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因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晚年理论上虽有不少错误，但他关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说法既符合旧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观点是一致的。他在1947年底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曾经讲过：“蒋宋孔陈四大家庭，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到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家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32〕这就是说，旧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以后，封建的经济基础未受根本触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在决定中国社会性质上起了主导作用，因而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是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未受根本触动，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极大压抑，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的条件下，经历了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确认旧中国是一个既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兼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二重性社会形态，肯定它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就说明旧中国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具备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注释：
〔1〕〔2〕〔11〕〔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326、134、149页。
〔3〕陈晏清、王南湜、 李淑敏：《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1页。
〔4〕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第1卷，第655页。
〔5〕《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54、722页。
〔6〕〔26〕〔27〕〔28〕谢霖：《东方社会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223、240、246—247页。
〔7〕〔8〕〔9〕〔12〕〔24〕〔25〕〔29〕〔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6、506、506—507、510、510、502— 503、507、509页。
〔10〕〔14〕〔15〕〔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85、100、101、33页。
〔13〕〔16〕〔17〕〔18〕〔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6、284、86、470—471、47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724页。
〔3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98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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