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中国情报科学争鸣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情报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回顾与评述了1996年我国情报学界关于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进展。
关键词 中国 情报科学
分类号 G350
中国情报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令人难忘的历程，而最令人难忘的是，1992年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犹如平地一声雷，在情报科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名大争论。一时间，各种观点纷纷亮相，并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从1995年开始，中国情报界在经历过一段相对短暂的沉寂之后，到1996年开始慢慢地从“改名热”的“围城”中走出来，并开始冷静地思考与分析研究情报领域的各种基础理论问题。尤其是许多知名学者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学术见解，把情报科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关于“情报”概念的继续讨论——推陈出新
“情报”一词的内涵一直是中国情报界讨论的热点。1996年，中国情报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十分活跃，并富有新意。其中讨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情报”与“信息”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年里是比较热烈的，而1996年里有的学者另辟蹊径，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和信息的属性，从而自我界定了情报与信息各自的范围与发展走向。[1]应该说，这种讨论突破了以往语义定义的局限，更多地融入了理性的思考。
(2)“情报”在外来语中的含义。“情报”一词在中国情报学界一直被公认为外来语。有文章详细地论述了“情报”作为外来语在汉、日、英语体系中的基本情况与内涵，并介绍了它的不同角度定义与计量。[2]为了让国人充分对照比较和理解“情报”的含义，有的文章作者还论述了日本的情报概念及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指出日文中的情报同时具有英文中的information和intellgence的双重含义，[3]对于我国学者充分理解情报的含义是有借鉴参考意义的。
(3)关于“情报”概念表述。1996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又有关于“情报”定义的新见解，即“情报就是人们搜集到的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信息、知识或事实”，并由此把情报分为“信息（性）情报、知识（性）情报、事实（性）情报”三大类。[4]情报的概念从过去到现在将近百种之多，使人眼花缭乱。为此，有人对情报概念从国内外不同论述及不同时期进行了评述、比较，并提出了可以进行适当综合，以便形成更为全面、系统和统一的情报定义的观点。[5]这种意见为学术界深入理解情报的内涵，实现求同存异提供了新的思路。
(4)关于“情报观”的讨论。有人全面阐述了情报概念的泛化问题，指出情报概念的泛化是指它由军事术语到非军事术语的发展变化，“他方性”和“隐匿性”是传统情报概念固有的两个本质属性。凡无视这两个基本属性的“情报”观，都是对传统情报概念的背离，是产生情报概念混乱之源，都应予以厘正。[6]
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对情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就会出现差异，因而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所持情报观也就有所不同。这就是学术界近来出现的所谓“大”、“小”情报观之争。有学者认为目前情报界对“大”、“小”情报的认识是混乱的[7]；有学者则认为以“信息”为对象的“大情报观”有扩大化倾向，以研究专科情报学为方向的“小情报观”有缩小化倾向，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深化其内涵。[8]笔者认为，学科分化发展，必然导致情报学向纵深领域发展，出现专科情报学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学科的综合化发展，也使得专科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与其它学科呈现交叉、复合乃至综合的发展趋势。因此，专科情报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是对情报学的缩小化，而是对情报学这一学科的深化发展。因此，经济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医学情报学等专科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情报学走向欣欣向荣的重要标志。是对情报科学学科体系的补充与发展。
2.“情报”改“信息”？——渐趋理性思考
1992年9月，国家科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并将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为“科技信息司”。与此同时，“中国科技情报所”率先改为“中国科技信息所”，随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改名热。一时间，“情报”改为“信息”似乎成为一大社会时尚。对此，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认识，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全部改名，不再使用“情报”这一术语概念。
第二种意见主张部分改名，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术语。
第三种意见不主张改名。
1996年，中国情报界的改名热似乎有点降温。想改名的大都已在1995年以前完成，1996年以后已很少出现改名的情况。在专业刊物上依然是《情报学报》、《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医学情报工作》等刊物名称，并无改变。对于“改名”，大部分仍持谨慎态度。“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第四届理论方法委员会会议简报”中曾指出，“靠简单的统一命令效果不一定好，国家在名词术语上‘情报’与‘信息’可能同时并存”。这也许是在“情报”是否改为“信息”这场争论中唯一可行的选择了。有的学者针对改名风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分析了改名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9]值得人们沉思与回味。
3.情报学学科名称——取得共识
在“情报”改“信息”的改名热中，有不少人提出来要将“情报学”改称“信息学”。1996年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反对。武汉大学严怡民教授指出，“改变一下单位的名称是无可厚非的，也不必强求一致。但要改变一个学科的名称则应持慎重态度，否则，就有可能从学术上搞乱自己的阵线。我觉得，有人提出用‘信息学’取代‘情报学’的论据是不充分的……”[10]。南京大学倪波教授也不主张改名，认为还是叫“情报学”好。[11]空军政治学院的张琪玉教授也郑重指出，“至于情报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不宜改名的”[12]。中国科学院孟广均研究员也明确指出“情报与信息不是等量同质的东西，不能画等号；情报学与信息学是不同性质的学科，也不能等同视之”。[13]在1996年里，大多数学者意见比较一致。普遍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客观存在的，其名称是科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反复探讨而形成的共识。而且从内涵上来讲，情报学并不等于信息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情报学的形象在学术界已经树立起来了，局面已经稳定了，取消情报学谈何容易？！[14]就不要再掀起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论了。[15]可以说这些意见乃是情报学界大多数学者的真知灼见。
1996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郑州召开了第六批学位授权复审会议。在会议上，系统科学评议组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在分析了现状后，一致同意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16]。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情报学学科地位的重新确立，完全可以说使情报学获得了新生。1996年，广大的情报学研究人员满怀激情，再一次掀起了情报学基础理论探讨的热潮。其中主要包括：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领域[17]、情报学的目标与基本任务[18]、情报科学共同体[19]、情报学科理论[20]、以及情报科学的哲学基础[21]等，并对情报学科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情报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发展的脉络过程。此外，在1996年里，我们还非常欣喜地看到了有关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22]，特别是《新世纪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向我们展示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评述了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详细描述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走向[23]，使我们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
学科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情报界在1996年里能从过去的改名争论中摆脱出来，再一次全方位地掀起情报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无疑会大大促进情报科学的学科建设。
至于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规范，张琪玉教授认为称“知识信息资源科学”[24]，谢灼华教授的观点是“文献资源学”[25]，陈光祚教授的观点是“信息系统管理学”[26]，马费成教授的观点是“文献信息管理学”[27]，而孟广均研究员的观点则仍称之为“图书馆与情报学”[28]。一时间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局面。
4.情报学的未来——前景广阔
1996年，中国情报科学大讨论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的繁荣景象。其中有关情报学的未来研究也已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广大的情报科学研究者高瞻远瞩，憧憬未来，对于情报学今后的发展做出了种种预测。严怡民教授在其两篇论文中详细列举了21世纪情报学所面临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情报需求研究、信息服务业研究、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科学管理研究，以及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专业教育等[29]。天津师大信息产业系的王崇德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人类科学技术整体化的进程，迫使21世纪情报科学的学术轨迹将发生革命性的巨变则是不可避免的[30]。同时他还指出了21世纪情报学突破和变革可能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综合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开展情报行为、需求、心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彻底实现情报的全面计量[31]。另有文章则提出了情报科学的未来发展主要体现在：①信息产业对情报科学的影响；②情报科学的定量化；③更加强调“人的因素”[32]。此外，还有人提出了21世纪的情报学研究将侧重于情报社会学[33]，从而使得情报学的未来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所有这些研究为我们勾画了二十一世纪情报科学未来发展趋势的轮廓，明确了努力方向，为指导现实的研究及今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毫无疑问，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