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份额论文,证据论文,工会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3)06-0035-11
一、引言
“人口红利”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逼近，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空间的逐步缩小，单纯依赖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正不断减弱。将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是我国获取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结构的升级。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将越来越多，这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重要条件。本研究提出的“人力资本红利”即通过利用我国较高质量的丰富劳动力，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供给的角度讲，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产业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从需求的角度来说，由于各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收入的变动对各个产业的拉动作用不同，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人力资本通过促进技术进步(Nelson和Phelps，1966；Romer，1990)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我们在面临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亟需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方式转变等背景下的切实选择。
国外研究中，诸多学者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经济结构变化，以兼顾对于库兹涅茨事实和卡尔多事实的解释。他们在分析结构时，要么专门从偏好角度入手(Kongsamut等2001；Foellmi和Zweimuller，2005)，通过假设经济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相同，把经济结构变化归结为偏好引致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运用非位似偏好来分析经济结构变化；要么专门分析技术变化的影响(Baumol，1967；Ngai和Pisarides，2007)，认为技术增长率差异使得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有不同的变化，并反映到相对价格上，从而影响各种产品的增长，导致不平衡变化。国内研究中，陈晓光、龚六堂(2005)则分析了工业化早期，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经济增长规律，这种分析无疑更为切合我国的实际。上述研究虽然较少直接研究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从中不难提炼出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在笔者所搜集的文献中，张国强等(2011)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采用的方法是分别考察人力资本对三大产业的产出的影响，进而判断人力资本是否对工业或服务业的影响更大。事实上，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是否可以直接相比是有待商榷的，并且我们从中也无法获取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的信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无疑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有鉴于此，本研究将首先构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明确人力资本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将对模型的传导机制以及最终效应进行验证，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
(一)基本模型
首先考虑一个三部门、三种产品的经济。在陈晓光、龚六堂(2005)的基础上，由于我们并不考虑经济增长，因而模型得到了简化，同时纳入了人力资本。三个部门分别为农业(A)、制造业(B)和服务业(S)，各自生产农业消费品、制造业消费品和服务品。简便起见，用同样的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各产业及其产品。三种产品由三个部门分别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且三种产品都进入消费者的消费函数。假定劳动力的供给无弹性，劳动的参与率为1。在不至于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省略时间标示。
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记为a，m和s。
第三组假定意味着服务品是消费品的互补品。简单而言，体现在消费品包装上面的服务品可以给消费者以美的享受；消费品的广告信息等可以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售后服务可以提高消费者享用消费品的便利程度等等。
从生产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模型中没有物质资本，因而代表性个体的收入就来自于其劳动报酬。假设农业部门采用土地和劳动生产消费品，我们将总的土地面积标准化为1，只有农业部门才使用土地，农业的生产函数记为A(a)。在每一期，土地的租金为一固定值，可以假定社会全体共同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每个代表性个体都享有土地的租金收益R。因为该租金是一固定值，且对于任一个体来说是相等的，忽略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
由于土地的供给无弹性，假定农业部门存在递减的边际报酬；出于简化，假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际报酬不变。各产业的技术水平及其进步率呈现出从制造业、服务业到农业的递减态势，把农业的技术标准化为1。综上，得到三个产业的生产函数如下：
上述假定意味着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制造品的收入弹性＜服务品的收入弹性；把制造品的收入弹性标准化为1，则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而服务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事实上，人力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影响收入进而影响产品的需求弹性，以教育形式表现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还会增加对精神层次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品的需求。
接下来，以制造业的产品作为计价单位。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无套利的条件下其在三个产业中的边际收入应相等，故有：
当h上升时，有T上升，α下降而γ上升，要想使式(15)成立，就需要α下降而S上升，即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下降，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上升。同时，又因为α和γ分别代表农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出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因而随着h上升，农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值比重也会表现出与就业比重变化相同的趋势。
(二)考虑城市化的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人力资本如何促进城市化的模型②。这里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A和非农部门B，两个部门都生产消费品。农业部门位于农村，非农部门位于城市。假设农村和城市的人力资本分别为
综上，我们从理论上归纳出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一是人力资本可以促进技术进步，而这种促进作用在第二、三产业尤为突出，因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亦即边际收益，进而吸引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时技术进步也会促进分工深化，开辟新的产业部门，从而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人力资本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需求弹性的作用下，收入的提高对各产业的拉动呈一、二、三产业渐强的趋势，导致了各产业产值比重的相应变动；三是人力资本积累为大量农村人口提供了到城市非农部门谋生的手段，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三、模型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从实证上检验各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的检验基于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省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如无特别说明，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地方统计年鉴。
这里省略了变量lnL，主要是考虑到劳动力的数量与人口规模具有很高的相关性③，并且劳动力与资本也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同时纳入模型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也考虑了在回归元中纳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但拟合效果并不好，因而放弃了这一尝试。模型中，除了变量本身具有相对数的形式，其他变量均采取对数形式。
High和Mid分别表示拥有高等学历和中学学历的人口比重。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我们从两个方面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一是经济的非农化④，可以用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TS)以及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TS[，1])衡量。尽管二者都可以衡量非农产业的扩张，但由于就业要受到各种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资本的替代，因而两者的变动并非一致。二是经济的服务化，借鉴干春晖等(2011)，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2])来衡量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在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而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采用这一指标更契合于信息化时代的产业演进特征。我们首先根据各产业的增加值指数将各产业的增加值化为1997年不变价，在此基础上得出所需的产值比重；就业数据为各产业年末的从业人员数。
2.核心解释变量
(1)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其中2000年和2010年各地区的人口受教育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年份的数据则为6岁以上人口的抽样统计。尽管人口普查的数据更为精确，却与其他年份的数据口径不一致，因此我们进行了调整。其中2000年的数据来自陈钊等(2004)，2010年的数据根据其他年份的数据进行拟合，拟合方法同陈钊等(2004)。我们主要控制了地区哑变量和时间趋势两类回归元，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并考虑了地区间的异方差⑤。
(2)人力资本基尼系数Gini：用于衡量一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等程度。
Gini为教育基尼系数，h是平均受教育年限，
表示与某一受教育水平相对应的人口比例，
表示与某一受教育水平相对应的教育年限，n表示各种受教育水平种类。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分为5个层次：不识字或识字较少、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定义各层次受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
(3)High和Mid分别表示拥有高等学历和中学学历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用于衡量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
3.控制变量
(1)固定资本存量K：1997-2006年各省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单豪杰(2008)，我们在其基础上将数据更新至2010年。其中，1997-2006年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我们则根据期间重庆和四川各自的1997年不变价GDP将固定资本存量划入两省。物质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且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也具有重要影响。张军(2002)认为资本深化是中国生产率增长变缓的重要原因，而朱钟棣和李小平(2005)却发现资本形成正是1998年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因而资本存量将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2)各地区人口数N：用各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表示。人口规模一方面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同时人口规模还会影响人均收入。
(3)政府支出Gov：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增长型的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激励，同时，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政府支出的产业选择也会影响产业结构。
(4)对外开放度Open：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对外贸易有助于我们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使企业逐步向高附加值环节跃升。
(5)制度System：用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樊纲等测算了1997-2009年我国各省区的市场化指数，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回归拟合的方法得到2010年的数据。不同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资源可以自由地流向较为开放的行业，进而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反之，某些行业的制度壁垒较高，限制了资源的流入，因而其发展便会相应滞缓。
四、实证分析
(一)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收入的影响
首先，以各地区的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作为技术进步(Tech)的指标，以各地区的1997年不变价人均GDP作为收入(Income)的指标，在一个基本的固定效应的分析框架下对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技术进步和收入提高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和收入之间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收入水平。
(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估计之前，必须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产业结构的变迁会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干春晖等，2011)。尽管长期来看，教育也内生于经济系统，但本期的产业结构对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很弱。因此，将人力资本视为外生变量，将人力资本之外的因素全都视为内生变量，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估计。动态面板GMM方法包括差分GMM和系统GMM，前者将内生变量的二阶及以上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后者则将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及其差分项的滞后项均视为系统的工具变量。而两种估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并会产生大量的工具变量。因而需要通过两类检验：(1)Arellano-Bond检验，即要求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2)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要求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即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如果两类检验通过即表示模型设定正确且估计是合理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中的AR(2)检验以及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我们选取的估计方法以及估计结果是合理的。从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我们所分析的两类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对应于不同的升级指标，教育的贡献存在数量上的差异，但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印证了我们模型中的推论。而反观其他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物质资本积累尽管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非农化，但对经济的服务化则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各地区人口规模则由于拉低了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显著为负；市场化进程对二、三产业的相对促进效应明显强于第一产业；对外开放则会显著地促进两类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水平固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还可以通过把握其分布结构和内部结构以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简便起见，只分析ts和ts2为被解释变量的情形。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一般用人力资本基尼系数(Gini)表示，其越大，某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不平等。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一方面会带来收入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进而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另一方面，在我国转型期的大国情境下，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产业的需要，形成产业梯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则可表示为各种受教育程度人群所占的比例。我们用High表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的比重，Mid表示拥有中学学历的人口比例。
从表3中可以看出，适度的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分布对该地区的非农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的服务化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学学历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绝对值上要远大于高等学历人口的贡献。不同的是，高等学历人口对两类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呈现出正效应，而中学学历人口在促进经济的非农化的同时，由于其贡献更多地集中于第二产业，因而阻碍了经济的服务化进程。
(四)进一步的解释
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推进城市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的实证检验也印证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这种正相关关系。事实上，技术进步和需求拉动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起点。人力资本对二、三产业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更强，由此使得非农产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实现更高的边际收益，进而吸引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在城市非农部门谋生的手段，使得这种潜在的转移成为可能。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促进了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由于服务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要高于制造品继而农产品，在收入的拉动作用下，产业结构就表现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第三产业的跃升。
从人力资本的分布结构来看，在我国非均衡、异质性的现实情境下，适度的教育不平等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机遇。有限的教育资源以及收入的差距等决定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平等是难以避免的。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又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分布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而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的耦合就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欧阳峣等，2010)。但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也拉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陈钊等，2004)，限制了有效需求的扩张，阻碍了经济的服务化水平。
从人力资本的内部构成来讲，拥有中学学历的人力资本在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尚处于较低水平。中等人力资本既迎合了产业发展的诉求又相对廉价，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通过干中学效应和收入累积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非农化”。同时第三产业对一般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要弱于第二产业，因而中等人力资本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在追赶型的技术进步方式下，与创新相比，技术引进要更具效益。企业的创新激励不足，同时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限，因而高等教育并未有效发挥其在技术创新和扩散中的优势，对产业升级的支撑相对较弱。但也应该看到，随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难以为继，企业的分工地位亟待提升，高等教育必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反观其他重要的变量，物质资本的积累阻碍了经济的“服务化”进程。无论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还是产业升级的角度，投资都是过度的。各地区的人口规模会拉低平均收入，从而限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框架，明确了人力资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三大机制：技术进步，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对人力资本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明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接下来，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针对1997年至2010年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总体来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的适度的不平等分布促进了经济的“非农化”，但阻碍了经济的“服务化”进程；从绝对量来看，中等学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远大于高等学历人力资本。不同的是，高等学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稳定且显著为正；中等学历人力资本尽管促进了经济的“非农化”，但阻碍了经济的“服务化”进程。
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人口大国为人口强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结论为我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认识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仍要着力提高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并且拓展多元化的教育投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事业，推动教育的产业化发展。第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教育的侧重要因时而宜。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学教育仍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典型作用，应作为教育的侧重点。政府应加大中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中等教育的普及率，同时加强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三，提高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一般型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同时，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广阔，是需要在今后逐步加强的。政府应积极完善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优化社会创新环境。
注释：
①Kongsamut等人(2001)的模型中假定了农业品、制造品和服务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分别小于、等于和大于1。
②这里我们借鉴了陈晓光、龚六堂(2005)的模型，但有所区别。
③在本研究的数据中，1％显著性水平下，LnL与lnN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0.9911。
④简便起见，我们将非农产业的扩张称为经济的“非农化”过程，而将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扩张称为经济的“服务化”过程。
⑤事实上，我们也考虑了组间的同期相关，但得不到某些地区哑变量的估计系数，因而我们放弃了这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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