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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的时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从经济合作的角度观察，认为当今时代已进入了“区域经济合作时代”亦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仅呈现出加强和升温的态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相比之下，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合作也在进行，但不是加强而是呈现某种减弱倾向。
日本大阪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池本清在《论地区主义和新世纪世界经济体制》（注：〔日〕《世界经济评论》2001年1月号。）一文中写道：“作为地区主义及其体现的以地区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这样的分析概括是有根据的。
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有多种式样，诸如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经济合作协定、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成立自由贸易区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50年代有2个，60年代有3个，70年代有18个，80年代有6个，90年代78个。其中90年代增加迅速，例如，1998年有欧盟和突尼斯合作协定、智利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1999年有欧盟和斯洛文尼亚合作协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邦条约、墨西哥和乌拉圭新经济合作补充协定、安第斯共同体和巴西特惠关税协定（注：参阅〔日〕《2000年通商白书》。），2000年又出现了欧洲自由贸易区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南非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东非共同体、新西兰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据世贸组织的统计，世界次地区贸易协定截至1997年已达到163个（注：包括签订但已不实施的协定。），加上1997年至2000年的数字，现已超过170个，其中大部分都是90年代建立起来的。
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对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地区，其区内经济合作局面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
欧洲在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迈入欧洲大联盟阶段，组建区内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欧元，超越主权国家而行使管理权力的组织机构已经组建起来了，区域经济合作业已达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北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和加拿大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吸收墨西哥参加，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后，自由贸易区内成员之间，贸易往来、投资活动、解决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绩。如墨西哥总统塞迪略一再宣称的，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了繁荣。因此，墨西哥是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积极最热心的国家。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二年即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就提出了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即整个南北美洲建立一个大自由贸易区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的重心一直是通过GATT搞多边谈判，谋求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是，近10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却大大加强了区域贸易的自由化。美国贸易政策的这种变化，一是显示了世界贸易格局朝区域化加强的倾向，二是反映了美国要着力经营“后院”的长远考虑。克林顿总统把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具体化了，1994年12月克林顿推动召开了有34个美洲国家（除古巴之外）首脑参加的“美洲首脑会议”通过了开始谈判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决议。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首脑会议重申在2005年以前结束谈判，美洲自由贸易区开始进入建设阶段。尽管南美国家与美国的主张有分歧，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潮流不可阻挡。2005年之后可能出现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贸易区的人口达到7.8亿，产值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贸易额占五分之一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美元，超过欧盟的30%。
各种数据表明，全球贸易增长的大部分越来越多地源于各种业已形成或正在建立的集团或自由贸易区贸易的增长，加强区域经贸合作成为被广泛推动并尽其可能融入其中的趋势。
东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如今也开始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在2000年11月新加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和"10+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首脑非正式会议上，首脑们就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并委托工作小组具体协商如何组建等问题。当然这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与利益的调整。但是，在东亚13个国家首脑会议上就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并准备转入具体实施，这件事本身在东亚区域合作长达二三十年的历史上就是个突破性的进展。且不论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倡导成立“东亚经济圈”，就是90年代初期，富有创造精神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设想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也由于外部的极力反对，建议刚出笼就遭厄运。不言而喻，“东亚自由贸易区”比“经济论坛”，无论是相互组织联系还是共同采取行动方面，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世界上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板块经济区中，东亚经济无疑更具发展潜力，呈强劲的上升势头。但许多人长期以来对组建诸如自由贸易区等合作组织持悲观疑虑的态度。21世纪初东亚区域合作就迈出新的步伐，令人欣喜，重又燃起了人们对发展东亚合作的希望。
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迟缓的原因
东亚国家首脑们已就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这预示着东亚过去松散的经贸联系将朝着密切的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东北亚是东亚的重要一角，而且被认为是最具合作潜力的一角。但是，迄今为止区域内合作进展迟缓，步履蹒跚。一些曾经满怀热情提出设想并极力推动的人，其激情已减了大半，而当初就持观望态度认为合作难以搞成的人，如今则以为恰被言中早有远见。
为了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深入的理解，笔者对全球范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组织和机构作了大概的比较分析，感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状况有两个突出的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
其一，倡导区域内开展合作的时间长。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西欧是最早倡导区域合作并付诸行动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成立了“经济共同体”。60年代初在东北亚就有人主张效仿欧共体，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圈”的主张。如果从此时算起，时间之长，已近半个世纪之久。东亚和西欧两个地区倡导经济合作起始时间相差无几，但如今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其发展水平，相差不仅仅是几个数量级的问题了。至于非洲、拉美地区、大洋洲、北美、南亚等合作组织的成长，那是80年代主要是90年代的事情。
其二，设想的合作形式几乎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从涵盖范围看，大的有“东北亚经济合作圈”，小一点的有“中日韩三国贸易自由区”，再小一点的有“增长三角”；从筹措资金角度看，有“设立合作基金”、“成立合作开发银行”；从开发项目看，有业已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牵头的“图们江开发计划”，有在具体领域如能源、环境、旅游、建设铁路开发设想等等。如此多彩多样的合作设想，在全球范围能有的在东亚几乎都能找到。
影响或阻碍东北亚区内经济合作进展，有临时性的因素，也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这里就后者作一概括分析。
因素之一，国家政治及安全观的分歧乃至对立是冷战格局下以及冷战结束10年来难以逾越的障碍。二战结束后在东北亚政治安全格局的演变及发展，除了个别时期或因个别事件引发短期的激烈变动之外，基本局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冷战思维和对抗冷战思维的政治考虑是长期的基本的政治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安全利益成了压倒一切的东西。议论区域内经济合作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要首先服从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如果政治安全观不协调甚至对立，何谈经济合作能会有大的动作？除了现实的问题外，在历史观例如对二战侵略历史的认识，又存在根本性的对立。这种历史观的对立，不单单是对历史事实认识的分歧，更在于由此引发的在受害者心灵深处造成久久不能驱散的对抗情绪和疑虑心情，这是不容忽视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政府实施的对外政策，首先的着眼点是考虑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然后才是经济合作即把经济合作放在附属的地位上。
因素之二，东北亚各国所处经济环境差异大，对对外经济战略考虑不同，对推动区内合作起关键作用的——决定合作成败的中央政府，其步调难以一致。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环顾全球，凡区域经济合作有成绩的地区，几乎无不是政府在起主导作用。而在东北亚，有资格和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日本，从1955年加入GATT后的半个世纪内，对外贸易政策一直是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即实施“无差别的多边主义”，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搞“地区主义”，直到90年代末，日本仍然是世界上发达国家行列中惟一一个没有缔结双边或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日本政府的这种固执政策对倡导合作的民间、学界的积极性是个无形的但起很大阻碍作用的因素。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联时代主要从军事安全角度考虑与东北亚的关系，俄罗斯诞生之后的10年间，中央政府无力更多考虑东北亚经济合作，仅仅依靠地方的积极性，其经济力量等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可谓“有心而无力”。至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东部地区，顺次向东北亚扩展，发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依靠东北省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进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又存在单打独斗的倾向，缺乏充分有力的协调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深入发展。
因素之三，先考虑眼前的摸得着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而对长远经济利益考虑为次，缺乏长远计划和谋略。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合作区，如自由贸易区，成员经济水平肯定有差别，其所获利益也肯定不一样。合作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所失才有所得。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发达程度低，普遍认为对墨不利，但实际发展证明，它对墨经济成长起了很大作用。正如墨总统所言，自由贸易协定给经济带来了发展。在东北亚，日本最具资金和技术条件，但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研究考虑和韩国以及墨西哥、智利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立自由贸易区，而此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一大潮流，这和日本政府缓慢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从和上述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设想的某些方案看，日本对本国弱势产业部门的得失计算得可谓精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点不利，都可能成为障碍和难题。日本对东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考虑也处处表现出了这一点。
因素之四，外部的干扰和阻挡。区域合作，本当以域内国家利益为主，不用说应以域内国家为主导。但是，在东北亚却不一样，美国脸色的开晴和阴沉，是足以使合作天平倾斜的重磅砝码。区域合作的加强意味着该地区向心力协调作用的加强，这对美国要控制地区的总体战略是个挑战，是脱离美国搞独立性的行动，有损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必声色俱厉加以反对。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是，90年代初，对美国敢说“不”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胆提出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建议，论坛切望日本出面主导，并言明不吸收美国参加。美国坚决反对这个论坛。本来有人力请日本主导，正中日本心意，有鉴美国激烈反对，欲想出面主导，结果又缩了回去。东北亚区内经济合作，如若背离美国的东亚总体战略，美国就要干涉阻挡，有的国家就不敢跨越“雷池”。这种局面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
上述四个因素是过去几十年间影响东北亚经济合作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致使域内多边合作进展不能令人满意。在一定意义上说，东北亚乃是世界大国政治安全观、不同经济体制、对立意识形态激烈较量的缩影，这决定了干扰阻碍的因素短期内不大可能消除，域内合作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难以顺畅发展。
但是，东北亚的多边经济合作也一定会像其他地区一样，循着“发展—缓慢、停滞—再发展”的道路进行，一个时期的停滞，绝不能说就长期踏步不前，东北亚的域内合作迟早会加入到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中去。
探索新的合作途径
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设想已在东亚达成共识，并转入具体筹划实施阶段。这在东亚全局上，势必会给东北亚区内合作带来新的推动，或者造成一个新的转机。因为东北亚的日本、韩国都提出单独和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中国也有同样考虑，加上朝鲜已破天荒地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既然如此，东北亚几个国家先行一步在小范围内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安排方面搞多一点优惠不是比过去更有可能吗？何况日韩已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中国的东北地区也有积极性。有利合作因素的增加促使人们在反思以往经历的基础上，探索合作新途径是摆在面前的新课题。以往的设想多着眼于宏观全局，而且多急于求成，企求迅速改变面貌，对障碍因素缺乏足够的认识。如今，如果换一种思路，从个别项目即规模相对小投资少的项目着手，参与者就会因易于见到效益因而富有热情。例如，搞一个铁路建设项目，使东北亚铁路纵横贯通，国家间的运输如同在一个国家内进行那么畅通。这样的项目，只需对现有设施作必要的完善和调整，只需对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中断的数公里线路重新修复即可。如果再大胆地设想一下，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开通一条海底隧道，接通韩日两国，那么，东北亚就通过铁路网连接成一体了。假如这个项目能够实现，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乃是非常可观的。
不久前笔者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报载，2001年8月份，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西部地区的商界及政界领导人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关于修建一条长达900英里的铁路线的建议，这条铁路将连接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美国的费尔班克斯。与会者要求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研究建设铁路问题。在加拿大，当地人谈论的话题业已转向了建设铁路的“第二阶段”：在白令海峡开凿一条海底隧道，通过铁路把美国的阿拉斯加和俄罗斯连接起来，即把亚洲和美洲连接成一体。据说俄罗斯方面有关人士对空虚提议也表示赞同。估计在阿拉斯加一侧，需要铺设从白令海峡到费尔班克斯的一段长约750英里铁路线，在俄罗斯一侧，需要铺设从贝阿大路到白令海峡的一段，长约2000英里。这条铁路将使俄罗斯和北美洲跨太平洋运输时间缩短长达两周，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谓大矣。
既然北美人士满怀激情要实现“百年梦想”——把隔断亚洲和美洲的白令海峡变成通途，有如此长远的眼光，而东北亚要搞一个共同合作项目，绝不是“百年之梦”吧！
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10+3"首脑非正式会议上，在讨论如何开展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时，马来西亚代表大胆提议，合作修建一条“贯通亚洲的大铁路”，此建议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
东亚13个国家设想的纵贯亚洲的大铁路所及范围要大得多，所遇到的情况也复杂得多。东北亚地区与之相比，不是更具可行性、更具条件吗？所缺乏的首先是克服困难和障碍的勇气和信心，是追求未来更大利益的长远眼光。
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它给主张发展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各方人士带来了推动和积极的影响，许多人已从新的更稳妥的视角来考虑如何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前不久，有几位日本朋友来访。他们说，他们遍访东北亚国家有关人士，征询意见，旨在得到各方支持的基础上，筹划成立“东北亚开发银行”，这个意见早已有之，但他们这次的想法，更务实而脚踏实地，意在逐步推动、力求取得成效。笔者认为，热心于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各方人士，应该像回顾APEC10年的成功与失败那样，总结东北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起点上，开辟新的合作途径，把区内经济合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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