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一个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范式论文,经济人论文,述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26-11
一、引言：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我们试图说明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有两个工具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之所以将它们加以特别强调，是因为在既有的研究中，很多经济学“革命”和流派的创立实际上只是这两个工具的差异或变化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把用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共同知识”总结为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最优化，即所谓的“理性经济人”范式。其实，若目标函数或约束条件其中一个发生变化甚至两者同时改变，则人的经济行为就一定发生变化。但是要解释或推测人类经济行为的变化，人的行为就不能随意变化，而必须要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在这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的规律即是“理性定律”(rational law)。
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既可以作为一种假说(hypothesis)，又可以作为一种假设(assumption)，但是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一种假说，它是一系列命题的组合，其内容需要历史、现实和有关人类科学资料的证明；作为假设的经济人，虽然构成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但是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大部分经济学家只把它视为科学讨论的前提。
此外，就社会科学方法史而言，“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库恩(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该书将新学科中与科学家工作联系在一起的信念、假说、启发式的方法和观念集合称为科学基础或基本范式，它由四个要素构成：(1)象征性概括，(2)形而上学启发式的规范，(3)价值观念，(4)范例。但是，该“范式”概念过于抽象且难以操作，于是，拉卡托斯(Lakatos)用“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替代“范式”，并将一份研究纲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进而把保护带的重新调整视为对研究纲领的修正，而对于原有研究纲领的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纲领的诞生。[2]按此逻辑，埃格特森(Eggertsson)进一步认为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组成经济学的内核，其保护带则分为三个部分：(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3]换言之，如果结合库恩的基本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并进一步把经济人作为“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来对待，那么，可以认为，只要构成研究范式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改变均视为经济人范式发生了变化。
有鉴于此，我们尝试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两条逻辑主线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人范式进行批判性的逻辑反思与理论总结，并推导出制度人假说的理论命题，以期归纳出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
二、经济人的前古典与古典主义范式
（一）前古典主义：经济人范式的雏形
事实上，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经济人范式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非“概念”存在的，并经历了从隐含暗喻到公开宣扬的渐进过程。其实，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经济人范式也不例外，就西方传统而言，主要是古希腊人的“经济人”传统。[4]公元前四世纪，色诺芬(Xenophon)在《经济论》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范式，但已隐约表明经济过程是聪明人应用领悟力和推理从自然获取满足人的需要和使人避免困苦所必需的东西。[5]显然，他所指的“聪明人”已经是“经济人”的“理性”雏形。同一时期，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认为，由于每个人都有许多需要，要许多合伙人和承办商来实现这些需要，一个人将同另一个人交换以满足这一特殊的需要，而为了满足另一种需要，他还将同另外一个人交换。因此，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易，两个人都假定自己会从中获利。[6]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范式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在《政治论》中论述到，当某一事物被认为是归属自己所有时，这会在感情上产生多么大的快乐，因为自爱是天赋的感情。[7]这里，他仅用“自爱”而非“自私”或“自利”作为对人性的刻画，但这已给经济人留下“自利”的烙印。
诚然，经济人范式虽然已经在上述古代先哲的著作中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被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束缚和禁锢的“普罗米修斯”已深入民心、得到广泛认同。直至霍布斯(Hobbes)的人性自私论的公开发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激烈辩论并最终取得胜利，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观念才得以从宗教的压制中解脱出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具体地，霍布斯首先指出，支配生命运动的法则是趋利避害，快乐是欲望的满足，能促进生命的运动，因而是善；痛苦阻碍生命的运动，因而就是恶。人的本性必然促使人们追求能给自己带来感官快乐的东西，而逃避一切会造成感官痛苦的事物，人生就是一个无限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过程。这种利己本性是人类行为中最强大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包括对荣誉、知识、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而所有这些追求都是出于自我保全的考虑和需要。[8]休谟(Hume)更直接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尽管不绝对如此。从个人的自利之中可以引申出对他人的情感和利益的理解，即对他人的爱，在休谟看来，这只不过是自利的扩充和延伸而已。[9]此外，洛克(Locke)也认为，所有的人必定总是被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欲望所驱使，专一而恒常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此乃人之本性。人的幸福是在肉体和精神快乐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包括生命、自由、健康以及对金钱、土地、房屋、家具等物质财富的占有。[10]最后，作为霍布斯式自利观的创造性发挥者，孟德维尔(Mandervill)强调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还是为个人荣誉感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所有的一切行为、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之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人类的这种自私本性。一切利他的或仁爱的德行实际上只是想获得他人的赞美和避免受到谴责，因而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伪装。[11]
可见，前古典主义范式已经把行为主体的目标函数表达为追求私利或个人感官欲望的满足，这是经济人范式最原始的形式，也构成后来的经济人概念最核心的思想。但是，它只是从生理和心理这两个最朴素的方面总结出某些非感性的猜想或推测，而没有涉及人类在争取私利的同时所受到的环境、技术、禀赋以及制度等约束。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型构
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密(Smith)已经把经济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这同时也促使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就传统而言，斯密实际上是沿着霍布斯、休谟等哲学家的理性人理念，强调人总是表现出自爱、自保的本性。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每个人在本性上首先和主要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肯定要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和能力关心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处境或利益总是比他人更清楚和了解，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宣称比当事人更好地判断他自身的利益，否则就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行为。因此，每个人的自利倾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同时，他比前人更加成功的地方在于首先为人的经济行为方面提供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即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12]在《国富论》中他最先确立了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尤其是真正把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13]从该巨著中可以发现，他的分析中一直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理性定律。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对经济人范式进行了综合性的处理，他总是把所有约束理性人行为的条件都处理为成本，即在强调人类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他更看到逐利过程中的代价。同时，该范式都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和举例，是一种从实际到理论的抽象归纳法，因此其理论体系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
在斯密之后，以李嘉图(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成本约束的角度来分析价值，形成了劳动成本价值论。他发现自然禀赋的稀缺性限制了资源用途的多样性的选择，经济人在选择最大价值用途的时候必须放弃次优使用的机会，后者构成今天的成本概念。同时，他把该概念应用到国际贸易当中，形成了“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的比较优势学说。[14]穆勒(Mill)更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基础上总结了经济人的抽象形象，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状态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而只把人仅仅看作渴望获取财富的人来研究，这种人有能力对实现这一目的的诸手段的相对效能作出判断。显然，他已经把理性主体的行为能力考虑在其经济人范式之中。[15]换言之，人们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时候要受到其个人的能力限制，但他把这种约束条件作为假设前提。
实际上，人们在讨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时往往会想到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学说。它不仅在古典经济人范式和新古典经济人范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对经济人范式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拓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该学说认为，人类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损益计算机器”，每个人皆忙碌地安排着自己的行动，以便他的加减计算器从这种行为中获得最大的幸福。趋乐避苦是人性的普遍规律，只有体现在苦乐之中的个人利益才是具体的和实在的，个人能唯一信赖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利益。[16]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自利作为前提假设，同时继承了前古典时期的伦理哲学家们关于自利是人的本性的观念。按此逻辑，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均以自利为起点，而所有的选择都是由理性行为主体个人来做出的，因此经济学其实就是一门关于个人如何进行最优选择的科学。若经济学要想通过推测人的选择来解释现象，那么人的选择行为就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规律当中，而不能出现随机游走的布朗运动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导出可以被事实反驳的理论假说。但是，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他们的选择就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各自的目标。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尽力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人们追求不同的目标使得利益最大化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随之人们的选择也变得多种多样，经济行为也变得复杂多变。然而，如果我们片面地认为任何选择都是自私自利的结果，那么，这就是陷入了套套逻辑。问题是我们还必须指明人们因自利而做出的选择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约束条件的变化又会导致选择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目标函数的改变在约束条件既定不变的时候也会使得经济行为产生变化，但每个理性主体的效用或社会福利等目标函数无法测量，而约束条件往往可以间接甚至直接测量，因此，对后者的控制是实证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基础。而且，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人的本质是否真的自利并不重要，关键是看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最优化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时能否推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经济学“意蕴”。
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范式：局部均衡抑或一般均衡？
对古典主义经济人范式进行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对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模型化的处理是由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推动的。这种经济学数理化的浪潮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引入了微积分和最优化数学方法，把经济人范式表达为边际均衡条件时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值函数。从此，经济人范式进入了“两种均衡”的发展阶段。
（一）经济人的局部均衡范式
在分析工具上，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区别于古典范式的是边际分析法。这种方法促使经济人范式转换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数学命题，即资源约束条件下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长期以来把这种“边际革命”归功于英国的杰文斯(Jevens)、法国的瓦尔拉斯(Warlas)和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事实上，在他们正式提出边际分析法之前德国人戈森(Gossen)就已经公开发表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了，他也因此在经济人范式的研究上领先于同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在《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中，他指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地或部分地抵消利己主义这种驱动力，就像人类所颁布的某些道德法典的意图那样，那就会使造物主的意图全部或局部地遭到失败。同时，他最早提出效用最大化的论点，并力图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论证效用最大化的法则。[17]在戈森的效用最大化研究之基础上，杰文斯才提出了“受边际效用递减的约束，使交换双方都得到最大满足的成交条件是，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等于交易完成之后从可供消费者的两种商品量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的比率数。”他强调经济学乃效用和自利的力学，它以最小的努力使人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望的满足最大量。[1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马歇尔(Marshall)以其天才的理论归纳和演绎能力，综合了古典经济学与边际主义方法，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从而为经济人范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在其鸿著《经济学原理》中，他更试图为经济人提供一种历史的经验基础，由此而得出的观点是：经济人绝对不是自私自利、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他有丰富的社会动机；他也是理性的，而且精于计算，虽然这种理性不是以理论分析中所假定的那种以连续不断的方式进行，有时也屈从于习俗和习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非理性的。[19]因此，在他看来，既然已经有这些说明，对经济人作抽象处理，把他视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者，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最大化的处理确保经济分析的均衡存在，可以这样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是由最大化逻辑所归纳出来。
按照马歇尔定下的局部均衡逻辑框架，布坎南(Buchanan)、贝克尔(Becker)和萨缪尔森(Samuelson)把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推广到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布坎南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官员视为预算约束最大化者。即使在财政选择过程中，人们也被构想成“理性的”，他们能够不费成本地为自己也为集团中其他成员准确而迅速地确定任何被提议的集体决定的成本和收益，这显然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政治人”。[20]诚然，如果说布坎南是以直接回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思路来分析各种宪政规则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的话，那么，贝克尔则主要通过对效用函数的扩展，把诸如爱、道德、品味、口味等作为自变量放进效用函数中，把经济人范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如种族歧视、法律、犯罪、教育、家庭、婚姻与生育，甚至利他与信仰在内的人类行为）。[21]因此，他使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拓展出经济学的疆界之外，因此吹响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号角。与此同时，萨缪尔森则另辟蹊径，试图以观察市场上经济人如何对收入变化和价格变化作出反应为现实基础，把经济人从自省和最大化的心理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得到一套显示性偏好原理。该理论运用行为主义心理学解释消费者和其他“理性个体”的选择行为，而依照显示偏好的定义，任何事实上的购买行为就是目标函数最优化行为。[22]
此外，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卢卡斯(Lucas)所创立的理性预期学说，是更大程度上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深化。他一直强调，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时，会尽可能考虑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预期”。而“理性预期”在他看来是指经济人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做出的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23]显然，该学说已经把新古典的经济人范式推到了理论的极端。
我们知道，马歇尔将需求价值论和成本价值论合而为一，建立了市场局部均衡的第一个真正完整的经济人理论范式。他明确强调理性定律是经济学统一的基石，需求和供给均来自于该定律。理性定律是用来指出人们经济行为变化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假设来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从而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经济人范式到了新古典时代就被“效用人”所替代，但效用乃主观之物，难以验证。吉芬商品和柠檬市场的存在更使得传统的效用分析失灵，因为它们令需求曲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所以，为了合理地对经济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只好人为地约定：当任何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商品的需求量必定增加；当任何要素价格下降时，对要素的供给量必定减少。而且，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是直接假设每个行为主体具有不变的偏好。这是因为如果以偏好、效用等目标函数的转变来解释经济行为，那么就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
（二）“一般均衡”下的经济人范式
如果把戈森、杰文斯和马歇尔的个别市场供求分析定义为“局部均衡”的话，则同理可把瓦尔拉斯、帕累托(Pareto)、希克斯(Hicks)和阿罗(Arrow)以及德布鲁(Debreu)等学者的经济人范式视为“一般均衡”的范畴。
首先，瓦尔拉斯明确指出，消费者可以通过其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与各自的边际效用的比率彼此相等的方式使满足最大化。同时，他提出一种称为“反复探索”的方法来求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交易者通过一位虚拟的价格拍卖者公开喊价的方式，最终使一组均衡价格同时确定。在该均衡状态下所确定的价格，具有使每个交易者都获得最大满足的功能。[24]这是经济学上的最原始的一般均衡模型。不过，该模型是建立在基数效用论之上。鉴于效用难以测量的困难，帕累托借用埃奇沃斯(Edgeworth)的无差异曲线工具，把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改建在序数效用的基础上。这不仅把交易的一般均衡推广到生产的一般均衡，还引入了检验均衡是否最优的标准——帕累托最优。[25]在他看来，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一个逻辑结果。
及后，希克斯在帕累托的基础上，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结合起来，重新把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阐述为“两种商品之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的价格比率”，从而把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问题，进而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重新表述为使一切超额需求等于零的相对价格集合。[26]此外，阿罗、德布鲁的规范经济学模型用集合论公理方法重新阐述最大化假说，他们利用各种先进的数学工具严格地证明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与“稳定性”等问题，从而严格地在逻辑上验证了经济人范式的福利最大化的核心思想。[27][28]诚然，传统的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对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局限于消费者个人和个别厂商，它与社会整体的最大化追求在目标和行为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新福利经济学家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无疑是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重要补充。此外，森还进一步把经济人拓展到伦理人的范畴，他认为，经济人理性的含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只不过是工程学上的“逻辑”，而人类行为动机中还包含伦理因素，即经济人还应该是“伦理人”。[29]
从上述的均衡范式我们可以知道，新古典局部均衡范式在最优化目标函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约束条件的影响，但它通常只考虑价格和收入这两个维度的约束，这类约束条件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最优化数学问题的求解而臆造出来的，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虽然也证明了竞争性一般均衡满足帕累托最优，从而为市场交易确立了一个参照系，经济学家只需要把现实中的资源配置状况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对比，就能得到一个效率评价。但用实际中的资源配置状况与理想状态的帕累托相比，只会永远得到无效率的结论。此时，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因此就成为了具有“完全理性”的政府能够通过干预市场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政策选择依据。然而，如果抛开该范式的理想状态，就需要对约束条件进行修正。用理想与现实对比，就解释真实世界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理想世界没有交易费用，真实世界交易费用为正，前者是不能得到可反驳的含义的。因此，恰当的分析方法应该是比较现实中的不同经济状态，而不应该将现实的状况与一个理想的标准进行对比，因为后者的分析逻辑是建立在政府无所不能的基础之上的(Demsetz，1969)。[30]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真实世界里，经济学分析需要在市场运行成本与政府介入市场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Coase，1960)。[31]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了交易费用的约束，在现实世界中的帕累托条件总是满足的。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略或不予考虑时，才会出现无效率。经济无效率提出了一个术语上的矛盾，全部错误都可以追溯到某种约束条件上面，如果充分描述世界的模型详细说明了它这样运行的成本和收益，世界就是有效率的(Cheung，1974)。[32]那么，既然经济人范式中的最优都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因此，一旦经济分析中发现无效率，就势必意味着我们忽视了某些约束条件；反之，原来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如果重新考虑约束条件就变成无效率了。换言之，如果“效率”仅仅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尺，那么，这是与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所遵循的约束条件下最优化行为假设产生矛盾的。因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概念，当资源被对它估价最高且有支付能力的使用者使用时，资源就被有效率地利用，所以，经济模型关于个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基本假设可从逻辑上推出产出必是有效率的(De Alessi，1983)。[33]当对双方有利的交易都完成的时候，帕累托条件就实现了，而根据定义，模型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主体确实完成了全部有利的交易。按此逻辑，只要在帕累托条件不满足情况下加进未被考虑的约束条件，中国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甚至也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由此可见，不管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约束的新古典经济人范式难以解释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
四、修正与革命：新制度主义经济人范式
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为假设条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的理性是不完备且有边界的。西蒙(Simon)最早将有限边界的理性概念引入经济学，并建立了有关过程理性假设的各种模型。他认为，人们只能在决策过程中寻求满意解而难以得到最优解，行为主体打算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34]威廉姆森(Williamson)继承了其老师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并结合科斯(Coase，1937)[35]的交易成本思路，提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契约人”假说。他指出，接收、存储、检索、处理信息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认知能力不足会影响选择行为，契约人在签订和执行契约时会产生事前和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36]换言之，在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学说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均是引起交易费用的行为因素，因此成为该学说的假设条件。前者是制度经济分析所依赖的认知假设，主要涉及主体面临特定的资源属性及建构性的知识问题。因此，在前提条件被知识问题或信息成本等约束条件修正后，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知识约束对主体行为能力的限定：尽管人们为既定的目标付出很大努力，但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构造性元素，它就是“有限理性”这样一种限定，即领悟能力有限却刻意为之。另一方面是机会主义动机。它一般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和其他混淆视听的倾向。该假设首先保证行为主体以产生最高实际收入且最低成本耗费的方式行事，他们具有将资源用于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的动机。但这种事前的机会主义倾向即逆向选择和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即道德风险造成人们在与他人博弈时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中，人都服从理性约束，但不同的是个体的理性程度却存在异质性。机会主义下的理性是新制度经济理论的前提特征，但每个决策者面临的约束条件、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理性相同，在不同的机会主义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理性表达和理性程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有限理性行为主体。
此外，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对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基于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决策却是关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此时，博弈论便派上用场。古典博弈论专家们首先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会“前后一致”地做出选择。事实上，这种参与者自己头脑中的推理过程可以假想地分解为两个步骤，这两步运用两种形式截然不同的理性：一是“工具理性”，它保证给定的机遇和固定的偏好之间的一致性；二是“认知理性”，它保证参与者可得到的各种信息和他们的信念之间的一致性。把这两种形式的理性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相关理性”，使参与者能够在他们对于博弈规则既定的预期及博弈进行的环境下，减少参与者关于其对手的策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哈耶克(Hayek)的制度演化理论在设定理论分析前提时，曾强调每个人都有某种“理性的无知”，思想观念和行为规则会对个人理性行为的不足起到调适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套关于人类心智演化的思想。他认为，心智是一个复杂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该演化过程中，超越个体的交易模式发挥着改变和选择规则的作用。[37][38]这意味着，若把哈耶克的“规则”概念等同于经济人范式中的约束条件，他的理论也应该被视为对约束条件的解释。近年，演化博弈论把哈耶克的演进主义理性思想进行模型化处理，并应用到文化习俗的起源中。他们认为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必然来源于若干个纳什均衡，文化是若干个纳什均衡中的其中一个，但被最终选择的那个均衡是由博弈不对称决定的。[39][40]进一步，博弈的不对称性衍生出一种状态，博弈双方一旦“锁定”在该状态内，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所得的支付总比保持自己的策略要少，而这种状态便是一种文化习俗。[41][42]在该逻辑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文化习惯会被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化过程而发生出来的新惯例所取代，从而形成文化的演进。可见，在制度的博弈演化学派中，他们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的建构主义经济人范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演进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这是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一种革命。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把这场经济人范式革命推向最前沿的是新经济史学家诺斯。[43]他为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把诸如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财富最大化变量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更加复杂和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模型。他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信仰体系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但这已经超出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44]最近，诺斯(2005)在反思缺乏动态的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时候，提出应该从认知科学中吸取“非理性”养分，重新构建一套能够理解不确定性下经济变迁的制度主义范式。[45]他认为，新古典范式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人类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而标准理论范式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这门科学忽视了对选择发生的背景的探讨。人们实质上是在可供选择的人类意识构造物中进行挑选。所以，他认为意识和信念体系才是经济人范式的研究基础。他批评道，除了极少数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思想观念在选择决策中的作用。理性假设很好地迎合了经济学家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的研究需要，但在处理与信念有关的中心问题时却是一个缺陷。理性假设没有错，但是在面对人们创造的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不加批评地接受这个假设就会妨碍进行更深入地理解决策过程。进而他指出，经济变迁可以理解为“可感知的现实→心智→信念→文化→制度→政策→修正的可感知的现实”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不过，他反对制度演化学派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式的自然演化思想，认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前者的选择机制并非由有关最终结果的信念所决定，后者才是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可见，诺斯仍然坚持建构主义理性，但他已经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内核进行了巨大的变革。
根据我们对诺斯理论逻辑的理解，在他看来，决定人们经济行为变化的关键变量是信念。即人们的信念集合已经约束了可选择的行为策略空间的范围，通过先天感知和后天学习而型构的信念的改变会引起信念集合里面的真子集或元素的数量发生增减，这进一步限制了信念元素在行为机会空间中的“映射束”的扩展半径。这里，我们尝试把诺斯的这个信念决定论称为“制度人假说”。但该假说是一种不考虑约束条件的经济人范式，而且它是把传统经济人范式中的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这两个内核要素变革为随个人信念而改变的不稳定偏好和不完美认知理性为前提假设的假说。具体地，制度人做出选择的关键是他们的感知，也就是人脑理解所接受信息的方式。其能够解释和理解周围环境的心智结构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部分从他们面临且必须解决的局部日常问题中产生，还有一部分是非局部的学习的结果。换言之，制度人具有各异的文化背景，他们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关于选择结果的信息反馈是完全的，那么具有相同效用函数的个人会逐渐修正他们的感知，最后收敛到共同的均衡状态。可见，诺斯的制度人假说没有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进行最彻底的变革，至少它还保留着均衡结构的内核要素，但这已经使新制度主义远远偏离了传统经济人范式的演进轨迹。
诚然，不管是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说还是诺斯的制度人假说甚至制度演化学派，他们的研究思路有可能把新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人范式引入歧途。这是因为，从实证主义科学的方法论上看，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意义就在于能被事实所反驳甚至推翻。科学的精神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在于研究者不断地寻找能够推翻其构建的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张五常，2010）。[46]所以，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就应该通过对想要进行解释的实际现象中搜集证据来检验其解释能力。但如果以目标函数作为解释的工具，可能无法得到可验证的经济学意蕴。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解释不了的现象转换为几个人为设计的变量放进效用函数中求最大化，这样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结论，也似乎能够解释以前还没有解释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只是主观猜想，人们难以从可观察的行为推导该解释变量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根据经济学家们头脑中的“玄思”任意变化，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也无法求证是否存在，这就等于用“虚拟的工具变量”替代“主观的目标函数”。这是使用一些大家无法反驳的“虚拟变量”去解释现象，很容易使人们把解释不了的现象归结为几个人为臆造的概念，造成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训练和智力游戏（何一鸣、罗必良，2010）。[47]例如，威廉姆森虽然看到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但其契约人假说却把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作为交易费用产生的主观原因而不是作为客观的约束条件来处理；而诺斯的制度人假说更是直接把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不可测量的变量放进目标函数；制度演化学派由于建立在博弈模型基础上，后者又往往把博弈双方的决策变量添加进自身的目标函数中，所以，该学派也陷入到以目标函数为解释工具的困境。
显然，根据上述的方法论原则，约束条件在经济解释当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因为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将声明，某些力量对理解某一特定现象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力量则是不重要的。经济学将断言，它所解释的经济现象在实际观测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就如同在某种假设的、高度简化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一样。这一高度简化的世界只包含该假说认为是重要的那些力量——约束条件——它可测量而目标函数难以准确知道。[48]经济解释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推测出，在某种约束条件下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而在其他约束条件下又会产生什么行为。真实世界的经济行为错综复杂，甚至光怪陆离，这些行为尽管都可以用经济人追求目标函数最优化来解释，但要具体解释每一种行为的特殊性和动机及其结果，就需要考察经济人在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相同的最优化目标函数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均衡结果。按此逻辑，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得到理性个人主体的行为特征，从而达到经济解释甚至预测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约束条件及其转变可以测量和观察，我们可以借此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得到可推翻的理论假说。
五、结论
由上面的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研究方向本质上涉及到发展一种关于经济解释的一般性理论范式，并力图通过比较上述两个理论工具在解释真实世界中的作用和意义，以期归纳出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
第一，古典经济人范式把自利作为目标函数，同时继承了前古典时期的有关自利是人的本性的观念。但该范式没有涉及经济人在争取私利的同时所受到的环境、技术、禀赋以及制度等约束条件。然而，如果我们片面地认为任何选择都是经济人自私自利的结果，那么，这就陷入了套套逻辑。关键是，我们必须指明人们因自利而做出的选择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作出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约束条件的变化又会导致选择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二，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在最优化目标函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约束条件的影响，但它通常只考虑价格和收入这两个维度的约束，这类约束条件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最优化数学问题的求解而做的理想化处理，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理想世界没有交易费用，真实世界交易费用为正，前者不能得到可验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约束的新古典经济人范式难以解释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
第三，新制度经济人范式尽管已经考虑了交易费用的约束，但不管是该范式中占主流地位的契约人假说、制度人假说以及整个制度演化学派，均倾向于把机会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不可测量的要素放进目标函数作为解释变量。但如果以目标函数作为解释的工具，就可能无法得到可验证的经济学意蕴。
总而言之，经济人范式其实是以个人的目标函数为内核，再加上约束条件的保护带，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理论假说。当实际发生的证据或环境发生改变而推翻了原来的假说，不必完全放弃整套范式，我们只需要对约束条件进行加减变换就可以推导出另外一系列与实际一致的理论范式出来。即保持范式内核不变而仅仅修正保护带，因为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为基础的行为主体的目标函数最优化是不变的既定前提假设，变化的仅是作为约束条件的客观环境。
收稿日期：2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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