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视角下农村教育的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沈丘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沈丘县论文,河南省论文,为例论文,视角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02)01-0050-04
一、调查：渴望“离农”与拒绝“近农”
高考是一个“分水岭”，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尤其是这样。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城市人，而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仍是农村户口与农民身份。但这些落榜者已经是被知识与城市动员起来的人，有着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重回乡土对他们是一种精神酷刑。于是，他们有的找门路，做些农业之外的事情，而大部分人则干脆一走了之，去城市打工。沈丘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属周口地区，面积1082平方公里，人口116.9万，其中乡村人口103.3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大致相同。据笔者在沈丘县北郊乡的调查，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外出打工的比例高达90%以上。
那些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毕业后有幸把档案和户口落在城市并谋得一份正式工作的自不必说，而对于那些没能在城市找到正式工作的毕业生来说，不管其本人是否愿意，按规定被分配回生源所在地。关于大学毕业生分回县里的情况，沈丘县人事局和教委人事科提供给笔者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沈丘县近几年大专以上毕业生分配情况：
年份大专
本科
非师范口 师范口
非师范口 师范口
1997年
39167
9 7
1998年
55147
17
4
1999年
45139
7 13
2000年
31100
5 12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里的统计数字，以户口和档案关系回到本县为准；第二，其中包括定向生、委培生；第三，大专学历的毕业生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电大生，如仅在师范口每年就有近40人是电大毕业生。教委人事科的负责同志还告诉笔者，该县近几年每年至少需要150名师范本科生，但从表1中可以看出，实际供给量不足需求量的1/10，原因是他们不愿回到县里工作。其实不仅是本科毕业生，就连大专甚至中专毕业生都不愿回县工作。对他们来说，回到县里或乡镇，就离农村更近了一步。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愿接近农村的，如果留不了大城市，也要想办法留在中等城市；留不了中等城市，也要想办法留在小城市；底线是不回县城或乡镇。
笔者一位高中时的同学，1996年毕业于洛阳医专。起初她想进周口市的某医院，托关系走后门，折腾了一年多时间也没能如愿。后来又托关系进县人民医院，仍是没有结果。她的家境还算不错，父亲在村里开了一个诊所，按说她可以在诊所里帮忙做些事情，可她不肯。即使是给县城里的亲戚看孩子也不愿呆在农村。2000年农历岁末，她告诉我刚应聘到离家70多公里远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我想，如果她一毕业就打算进乡镇卫生院甚至是县人民医院，中间也许不会有这么多波折。这种假设之所以没能出现，原因不外乎觉得城市好，想留在城市工作。只是四年的折磨把这种“城市情结”消耗殆尽。
对于没能在城市落户和找到正式工作的毕业生，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直接外出打工。按规定，他们的户口和档案关系首先转到周口地区，然后再转到沈丘县。但由于不愿回到县里，或担心回到县里找不到工作，于是每年都存在为数不少的一批人，他们根本就不回县里报到，而直接外出打工。据县人事局的许老师告诉笔者，这类直接外出打工者1998年有近40人，1999年有50多人，2000年有100多人，他们中不仅有中专毕业生，也有大专和本科毕业生。还有一些人，虽然到县人事部门报了到，但由于没能找到工作，或者虽然找到了工作但不满意，而依然选择了离开家乡去城市里漂泊。
笔者大学时的四位同学（本科学历），毕业后由于没能在城市找到工作，被分配到了生源所在地。由于不愿回去，他们便应聘到深圳的一所民办学校工作。应聘时对方告诉他们不能解决户口和档案关系，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选择了离开家乡。谈及原因，除“城市情结”外，其中一位同学这样说：回到家乡，办什么事情都要靠关系，而在城市，虽然也有关系网存在，但在许多情况下更看重个人能力，能更有发展前途。他的看法相当具有代表性。对于那些毫无门路和社会关系的毕业生来讲，他们宁愿在外打工漂泊，也不愿回到乡村。
在20世纪的20年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1]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走出一条“生路”。
二、分析与思考：农村教育以其对农村的背离促进着自身的发展
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发展成为“离农”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升学转化”功能、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及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教育的“升学转化”功能
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格局，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因而，跳出农门，进入城市工作就成为无数农家子弟上学的初衷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接受教育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首要条件，于是许许多多的农家子弟纷纷走进学校，期望自己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想。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及出于社会需要各级各类人才的考虑，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也对人进行着筛选。对广大农家子弟而言，唯有通过严格的升学考试，才能跨越“非农”的门槛。
应该说，教育的“升学转化”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着眼于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升学转化”对促进农村教育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存在着通过升学“转化”为城里人的可能性，客观上激发了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无形力量，而且这一无形力量是巨大的。可以说，多少年来，农村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农村教育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都深受“升学转化”的影响。农家子弟凭借“升学转化”的人数愈多，毕业后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待遇愈好，便愈刺激农村教育的发展。
“升学转化”为农家子弟跳出“农门”开辟了一条既现实、又极具公平性的道路。然而，正是由于这一道路的存在，在客观上无形地抑制了农村教育的多方面发展，使得农村教育长期以来陷入“离农教育”的怪圈，与农村社会经济建设相脱节，农村所需要的人才长期得不到有效培养和供给。这种“离农教育”还使得升学无望的农村毕业生，使得大中专毕业后重回乡土的毕业生，普遍地怀有一种失落感和悲观失败的心理。他们缺乏变革乡村的意识，也缺乏建设乡村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二）教育政策上的城市取向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将眼光集中在城市的发展上，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例如粮油供应政策、就业政策、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等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城市取向的思路显然已不合时宜。然而，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性，依然潜存于各项社会决策之中。
“城市取向”在教育方面的表现相当突出。诸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以城市学生的发展特点为基础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学生所学的知识，在广大乡村很少有用武之地。“城市取向”的教育政策，使得农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翻版。正如库姆斯(Coombs P.H.)所指出的，学校中的“学术性、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课程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学习需求和生活需要。而且，这些引进的教育模式使最聪明、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儿童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正好刺激了他们移入城市的欲望，而不是促使他们留在农村发展自己的社区。”[2]需要指出的是，教育被赋予“升学转化”功能，只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来源，也仍然是一种“城市取向”的政策。
（三）城市化的滞后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1998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达到45%，发展中国家为38%，发达国家为75%，我国当年为30.42%，与之相比我国落后一大截[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36.09%[4]，仍有8亿多农民无缘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和便利。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能够到城市里生活，如果自己做不到，也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能够在城市落户。
实际上，城市的稀缺不仅仅体现在城市数量的稀缺方面。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我国城市的稀缺主要是指国家在对待城市化问题上的一种“制度”供应的稀缺，它反过来又造成城市数量的稀缺。当国家经济的发展已越过“经济短缺”甚至到达“经济过剩”的阶段时，当粮食及其它各种生活资料都可以从市场上自由买卖的时候，当初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等没有大的变动，它们依然横亘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这种城乡二元格局下，毕业生一旦回到农村就业就难以回到城市，一旦回到县城和乡镇就难以再回到大、中城市，所以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宁愿在城市暂时失业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和县城就业。正是这种城市数量的稀缺尤其是城市“制度”供应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教育的“离农”倾向。
三、应对之策：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农村教育本身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的任务，一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二是为年轻一代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这两项任务本应统一在一起，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实践中，二者却是严重割裂开来，教育围绕“离农”进行，农村教育发展成为“离农”教育。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内部，而更多的是缘于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着眼于标本兼治，笔者提出如下应对之策：
（一）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今天，其弊端和消极影响越来越大。诚如前述，城乡壁垒的限制使得人口不能自由迁移，而“升学转化”就成了广大农村青少年进入城市的唯一一条可行道路，因此使得农村教育发展成为“离农”教育。只有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才是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的根本出路。要完全消除城乡壁垒，目前还比较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逐步消除这种壁垒，给所有公民以迁徙的自由。自2001年5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5]。从目前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如浙江、湖州、宁波等，已率先放开小城镇户籍限制。再从近年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看，其最终的取向都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若能够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消除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一定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存在的“离农”问题。
（二）切实加强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
当年，陶行知先生另找的“生路”就是“乡村教育”，其实质是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自我循环，结束乡村作为城市附庸的地位。事实证明，“乡村教育”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在城乡一体化格局日益推进的今天更是这样，但它强调乡村教育要加强与乡村生活的联系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城乡二元格局的完全打破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正视城乡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取向”的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加强农村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要允许和鼓励各地从农村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甚至学制等方面自主创新；要把农村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初中后和小学后的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在农村初、高中教育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以便使渴望升学和升学无望的学生都能受到切合实际需求的教育。
（三）探索“升学”与“转化”的分离
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应该由多种途径和方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的“升学转化”上。所谓“升学”与“转化”的分离，就是不再把考上大学作为“农转非”的条件或途径。这一对策的实施有赖于人口自由迁移政策的实现和城乡二元格局的打破。在当前的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措施是：对于某些考试分数稍低的农村考生，可以试行上大学不转移户口的方式，或者只是使其户口就地“农转非”而不迁移到城市，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县乡或农村基层工作。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或者说配套措施，即地方必须确保这些毕业生的妥善安置，一方面是人尽其用，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他们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加强农村地区自身建设
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县乡或农村就业，对地方贫困经济和贫困文化的惧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要使得人们“亲农”、“近农”，就必须加强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在城乡二元格局完全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之后，加强农村自身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人口外流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1996年）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必须为农村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就业机会，以增加农村地区的吸引力，尽量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6]。当农村自身有相当吸引力，甚至还能吸引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时候，城乡一体化推进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加强农村经济建设人们比较重视，而对于变革农村贫困文化人们则容易忽视。贫困文化根植于贫困经济，但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施以消极的影响，诸如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系网的盛行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贫困文化的变革比农村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着贫困主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关系着农村社区“软”环境的构建。变革农村贫困文化，可考虑：第一，发挥城市文化的辐射作用，实施城乡文化的一体化战略；第二，探索农村教育深层次改革的内涵，诸如价值取向、内容结构等，发挥学校教育的文化功能，促进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