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后发优势理论：来自中国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证据论文,优势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52)在《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中首次提出“后起性”和“后起国”的概念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后起国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和劣势。阿莫拉诺维茨(Abramovitz，1989)将后发优势论提高到一般性的理论层次，认为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能成立，限制条件包括作为外在因素的技术差距、作为内在因素的社会能力，以及一国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1]。金明善和车维汉(2001)在《赶超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制度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之后强调物质性、人文性和选择性的阻碍和约束。伯利兹、克鲁格曼等(Brezis and Krugman，1993)的蛙跳理论认为：在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发国因为后发优势及选择性政策干预，可以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同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后发优势理论在解释后起国内部区域不平衡发展上的潜力，并进行了一些十分有益的尝试。陆德明(1999)《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一书中不但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后发展经济体”概念，而且从资源型后发优势、政策型后发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后发优势三个方面对西部进行了分析。王必达(2003)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为视角对区域后发优势的转换条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这些研究的总结可以看出，大多数后发优势理论的运用都以假设后起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同质”为前提，即使在少数研究中注意到了后起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但对后发优势理论运用到区域“同质”后起国与“异质”后起国之间的差异讨论很少。
本文的研究正是从这两点出发，通过区域型后发优势概念地引入，试图建立一个理论化的模型，重点分析在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前提下后起国落后地区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对中国区域发展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
一、封闭条件下区域后发优势分析
(一)研究对象及假设的确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后起国的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①，即在欧美等国家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进行工业化国家中的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同时本节分析基于以下三个假设：第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共生，后发优势具有潜在性和静态性，后发劣势具有现实性和动态性。其中静态性属于后发优势的基本属性，而动态性则是后发劣势的基本属性。第二，先发国对后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把后发优势划分为资源型后发优势、技术型后发优势和制度型后发优势。其中资源型后发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型后发优势、人力资源型后发优势和资本型后发优势。劣势也有相应的划分。
区域2具有的资源型后发优势主要包括：能够比先发国在相应发展阶段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优势；由于人均收入低而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由于劳动重新配置而引致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的优势；由于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少而具有投资边际报酬高的优势。资源型后发劣势主要有贫困人口多，由平均受教育水平导致的生产率低下；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导致的资本匮乏，即“贫困恶性循环”(Nurkse，1953)。技术型后发优势则主要表现为由于自身技术存量较少而拥有更多可供选择模仿的技术存量及技术投资边际报酬高的优势；由于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成本要远远低于研发成本而存在的引进技术的成本优势。技术型后发劣势主要有技术水平落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困乏。制度型后发优势则表现为拥有很多区域1成熟的发展经验，制度的完善对区域2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区域2制度构建可采用制度模仿、移植等方式，因而拥有制度捷径的优势。制度型后发劣势主要表现为落后的制度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内投资环境落后、市场化程度低等。
(二)区域型后发优势和劣势
为了能更好地把后发优势理论运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讨论，在这里引入区域型后发优势和劣势的概念。区域型后发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欠发达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所具有的优势，它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客观存在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央政府的客观存在使得转移性投资成为可能，是区域型后发优势的基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是区域型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诱因。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越落后，政府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大[2]。区域型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本支持、诱导性或强制性技术和制度移植等等。区域型后发劣势主要指由于自身的区位条件、吸收能力、学习能力和文化传统与区域1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的极化效应大于渗透效应。
由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和静态性以及后发劣势的现实性和动态性，致使区域2所具有的区域型后发优势具有潜在性和静态性，后发劣势具有现实性和动态性。区域2的后发劣势来源于落后的现实，与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潜在后发优势相比，在发展的初期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资源型、技术型、制度型后发优势会形成“循环因果”的相互强化机制，制约着区域2的发展。区域2的发展就要在克服后发劣势的基础上，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的后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带动区域2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于边际报酬规律和比较成本优势的与落后本身共生的资源型、技术型和制度型后发优势，并不能由落后本身来激发，需要用其他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潜在性。区域型后发优势来源于政府的客观存在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身，和其他后发优势的来源不同，可以起到激发其他潜在后发优势的作用。换句话说，当区域发展不平衡开始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时，政府就会对区域政策进行部分调整，并通过倾斜性政策来鼓励区域2发展。在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区域型后发优势会随着区域差距的逐渐加大而变强并最终超过区域型后发劣势成为主导力量，带动其他后发优势促进区域2发展。如图1所示，对于区域2的发展而言，要冲破由各种后发劣势形成了恶性循环、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优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区域型后发优势，并形成以区域型后发优势为主体的后发优势的良性循环，改变后发劣势占主导的现状。区域型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有：加大对区域2基础设施投入及企业的资金支持；鼓励区域2发展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区域2对区域1技术的模仿和二次创新，利用政策减少区域1设置的技术学习和引进障碍，鼓励区域1的企业向区域2转移，从而提高区域2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鼓励和加速在区域1发展实践过程中的有效制度向区域2移植，利用制度的改革促进区域2的经济发展。
二、开放条件下区域后发优势分析
(一)对假设的讨论
后发优势的本质是因为落后才具有的优势[3]，落后是基础和事实，所以后发优势具有潜在性而后发劣势具有现实性。静态性作为后发优势的基本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资源型、技术型、制度型和区域型后发优势，都重点关注成本因素，都关注与先起国过去同等发展水平相比所具有的成本优势。而这种以先起国过去发展状态为比较对象的成本分析属于一种静态的分析，因而关注成本比较的后发优势也必然具有静态性。后发劣势主要来源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来源于和先发地区现实状态的对比，在后起区发生变化的同时，先起区也在发展，所以这种比较属于动态的变化范畴，因而动态性是后发劣势的根本属性也属于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综观后起国的追赶史，除了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的实施赶超外，大多数后起国还是停留在相对落后的状态，和先发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没有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后发劣势本身很难冲破。所以，后发优势和劣势共生的假设更能清晰全面的解释后起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加入外部环境因素的区域后发优势分析
以封闭环境为前提讨论后发优势理论在区域1和区域2的运用本身并不能十分准确的反映后起国的现实。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大多数后起国的经济发展都借助于国际市场这个平台，和先起国都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就客观上要求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讨论区域2的发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由于先发国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区域2后发优势的内涵，除区域型后发优势外，区域2的后发优势主要来源于落后本身及比较成本优势，是与区域2的存在所伴随着的基本属性，不会受先起国的影响。但是区域型后发优势则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客观存在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当把先起国纳入讨论范围时，区域后发优势和劣势则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因为后发国与先起国相比，经济发展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区域1相对于先起国来说，算不发达地区，它本身就存在着追赶和超越的问题。同时与区域2相比，区域1具有较好的区位条件、技术和制度基础，投资收益高见效快，这都会改变中央政府对于区域1和区域2的政策。在先起国存在的情况下，会削弱区域型后发优势强化区域型后发劣势，因为首先通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区域1无论在基础设施、配套制度还是社会能力方面都高于区域2，资本和制度的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小，这客观上决定了对倾斜性政策的巨大需求。同时，由于区域2投资见效慢及政治家对短期经济效益的追逐[4]又决定了区域2有效政策的供给的不足。有效政策在供给面和需求面的双重不足，导致发挥区域性后发优势的难度加大。其次，区域2所具有的区域型后发劣势的集中表现就是极化效应大于渗透效应[5]。先发国为了维护其领先地位，会在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引进上对后起国进行更多的限制，加之与先起国相比自身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不足，这会使在区域1生产产品的部分利润被先起国所掠夺。而区域1又迫切的需要培养自身的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能力，这必然会加大对于区域2的极化作用。同时自身生态和投资环境的先天不足，使得区域2的渗透效应不足。如图2，在先发国存在的前提下，区域2的区域型后发优势会被极大的削减而后发劣势则会被极大的加强，由于激发区域2的潜在后发优势使其成为现实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就是利用区域型后发优势，这会使区域2的发展很难冲破由资源型、技术型、制度型后发优势所构成的自我强化机制。
通过在封闭条件下与开发条件下的讨论可以看出，利用后发优势促进区域2的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发挥区域型后发优势，但在开发的条件下，区域型后发优势的发挥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抑制。只有在区域1彻底追赶上先发国之后或中央政府提供大量倾斜性政策的前提下，区域2才能获得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三、中国的实证研究
由于国内外特殊因素的影响，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就实施了“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的政策，直到1978年才开始逐步的松动，这为区域后发优势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在之后的实证检验中，将使用东部和西部的概念来代替理论模型中的区域1和区域2的概念，同时分1953-1978年和1978年-至今两个时间维度来考察。
(一)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国伊始，全国工业70％以上集中在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除少数采矿业外，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左右，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为了解决工业分布偏集于东部沿海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要加大国家对内地的投资。”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数字显示，“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80％的大型的工业项目均布局在内地，68％的重点工程在中西部地区。在经过“二五”期间的加强后，由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三五”推向了高潮。“三五”时期，在对沿海地区采取控制投资及否定新投资的基础上，对中西部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倾斜经济政策。在将大部分工厂、工程搬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的项目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支持“三线”建设的热潮。到“四五”后期，国家的投资才开始向东部转移。“一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区域比例状况详见表1[6]。在1953-1978年的过程中，东西部的GDP总量虽有差距，但是相对差距并无扩大趋势。东部与西部GDP总量的绝对比值总体上在2.9左右波动，如果剔除“四五”后期到“五五”对东部政策的倾斜，绝对比值将更小。资本形成的绝对比也在2.5左右波动，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平均。
这段时间政府在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政策通过对西部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强制性的人才转移和优先制度创新等手段，充分发挥了区域型后发优势。在区域型后发优势充分带动其他后发优势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发展所出现的新特点。第一、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型后发优势。由于特殊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以重工业为依托优先发展西部的道路。但是中国尤其是西部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由大量剩余劳动力造就的人力资源型后发优势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因而也就不存在形成对经济发展产生持续推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可能，使得西部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第二，对于西部的技术和资本的强制性转移是以两种资源都相对稀缺为前提。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技术基础相对薄弱资金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投资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大多数都是通过国家强制的制度扭曲获得。这种制度扭曲的最大特点除了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资金外，还有其本身的运行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并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二)1978年至今
1、1978-1992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国际形势，在深刻总结我国建国30年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新战略，即以东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东部沿海地区的带头作用，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个时期既有别于1978年之前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于1992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价格双轨制明显体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特征。在这样一个计划力量逐渐淡出，市场调节力量开始加强但并未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要素投入[7]。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背景条件下，中央政府在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以及政策优惠等方面实行了优先支持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1983年-1991年间，沿海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额高达188亿美元，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90.6％，东部与西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差从515亿元增加到2367亿元，资本形成的绝对差也从637.73增加到3303.63。无论从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还是从吸引外资的规模上，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都占有绝对优势。
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单方面对于东部优势地位的培育。由于市场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此时东部的巨额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主要在于投入资金和优惠政策减少，主要在于区域型后发优势效应的削弱，对于区域型后发劣势的影响不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虽有扩大但是幅度并不大，东部GDP总量与西部GDP总量的比值一直停留在3左右。
2、1993-目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向开发区、房地产以及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在市场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不但激发了东部发展的潜力，而且强化了区域型后发劣势。
这种强化是通过制度和市场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制度对区域型后发劣势的加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制度扭曲对于极化效应的强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价格扭曲政策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了调整，但是调整的对象只限于产品市场，而对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则严重滞后。价格改革时间上的差异，西部的能源、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计划价格的控制只能以低价卖出，这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自身的资金积累。以甘肃省为例，“八五”计划期间，仅甘肃所产的11种主要原材料按统派价调出与市场价相比，每年就减少收入30多亿元，原材料在东部加工成成品返销甘肃，又使甘肃损失30多亿元。这一进了出就使甘肃每年损失将近70亿元，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收入[8]。其次，倾斜性制度先在东部试点，然后再向西部推广的改革方式会弱化渗透效应。倾斜制度本身带来的是比较成本上的优势。先在东部实施，东部地区不断可以获得比较成本上的优势，还能获得来自先实施的垄断优势。当推广到西部时，不但垄断优势已经丧失，比较成本优势也会减少。以财政体制改革为例，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的改革就首先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试行，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带有明显的区域性。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发)区在所得税、流转税以及在进出境货物征收关税方面享有许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措施严格规定了适用区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非特定区域无权享受。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西部自身投资环境及社会能力的不足，使得极化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竞争力大约是东部地区的一半，与中部地区相比也落后不少[9]。同时西部的市场化进程也相对滞后，市场化排名在1-10的除第9位的安徽外，其余全部是东部省份，相比排名在22-30的全部是西部省份[10]。在自身竞争力不足和市场化水平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减弱东部地区发展所带来的渗透效应，从而强化区域型后发劣势。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较强的竞争力和较完善的市场化水平会加强极化效应，吸引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向东部流动。例如2002年11月下旬，仅浙江省一次就组织全省11市、64县、546家企事业单位，到陕西招聘9300多名机关干部和专业人才，其中包括引进580多名学科带头人、优秀企业家、校长、院长、教授、高工等，其余85％以上的人才学历要求在大学本科以上。在市场和制度的双重作用下，西部地区区域型后发优势受到削弱的同时，区域型后发劣势在不断的强化，强化的方式也从过去的对东部的扶持逐步向以市场为主体的强化方式转变。
在东部地区发展也存在追赶和超越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区域型后发优势会在市场和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弱化，相反后发劣势会被强化。以后发劣势为主导的西部地区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优势，致使西部地区长时间陷入相对滞后的发展状态。只有在东部地区彻底实现赶超的前提下，西部地区才有条件充分发挥区域型后发优势促进本地区的长远发展。
注释：
①在文章之后的部分，把后起国的发达区域简称为区域1，后起国不发达区域简称为区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