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农户家庭调查的理论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的30年中，农村劳动就业行为决策机制逐步由原来一定村社集体组织约束下的就业决策转变为基于特定村社环境约束下的家庭整体劳动就业决策。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在于如何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由于农民收入绝大多数来源于劳动收入①，因此，对农民劳动就业行为研究则成为当前农村问题研究的关键着眼点。由于中国农民的就业行为通常也是以农户家庭的整体决策为主，因此理论和实证研究通常也以农户家庭的就业决策作为分析农民劳动就业的基本视角。
以往在研究农户就业决策机制的主要分析框架主要有2个：一方面，是假设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效用函数的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另一方面，是从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不同效用函数假定出发的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都阳，2001）。在单一模型的分析框架下，Alain de Janvry等(1991)、Huffman(1980,1991,2001)、Ahituv和Kimhi(2006)等人各自研究了在不同外部制度环境下的农户劳动力就业问题。在集体模型的分析框架下，Malathy Duraisamy(2002)、Chiappori(1998,1992,2002)等人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农户生产、消费和劳动就业行为，农户模型的因素分析范围也不断由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拓宽。当前的农户就业行为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劳动迁移新经济学模型”（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简称NELM模型，见Taylor和Martin(2001)的详细评论）为基础发展而来。因此，对NELM模型的发展是近年来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研究的主要进展。本文的研究则在NELM模型分析以及笔者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分别考察了农户家庭内部就业决策机制和外生动态就业决策机制。在农户家庭内生决定机制的分析中，按照特定的收入水平将农户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考察了在不同类型约束条件下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目前国内展开对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仍然处于家庭整体决策表层（白南生等，2007；张林秀等，2000），普遍缺乏对农户家庭内部和外部就业决策行为的细致分析。因此，本文相较于以往国内的许多研究而言，采用了新的观察视角，即从家庭内部和整体动态类型转换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转化机制和基本路径。本文之所以按照经济禀赋水平作为划分农户家庭就业决策行为的基础，其主要原因在于，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盯住”收入流的增长（王春超，2007），而家庭收入流则是代表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最为核心的指标。为了深入研究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则需要从农户收入增长出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就业决策发生机制进行分析。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农户家庭内部就业决策行为及其发生机制。第三部分，将农户家庭的整体就业决策机制放置在特定的收入流约束下进行分析，并加入了外部村庄互动的因素。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户就业决策的内生机制
事实上，从家庭的角度看，其就业决策行为越来越表现为家庭成员共商决策的特点，因此要细致把握农户家庭的就业决策机制及其运行规律就必须分析家庭就业决策的内生机制。在具体分析中将农户的基本类型分为：生存压力型农户、效益追求型农户、经济发展型农户。笔者做出上述类型划分的基础是农户“经济人”理性的基本假定，3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禀赋状况，但其基本的行为取向都可以归结为追求家庭整体收入流的增长。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他们的这种理性行为表现出的外部行为特征则不尽相同，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对收入流追求的理性行为处于不同的层次，他们各自在提高家庭效用的追求中表现出对各个决定因素追求的侧重点不同，相应的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也有所不同，因此做了如是区分②。
（一）生存压力型农户收入流与劳动就业决策
生存压力型农户，是指在农村中处于相对较低经济地位，并且其基本生活受到较大压力下的农户家庭。在此种状态下的农户家庭往往倾向于追求整体收入流增长目标的初级层次，即：它们迫切需要改善家庭的生存状况，力求逐步摆脱贫困。提高收入成为他们的基本而重要的目标。在他们的劳动就业决策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生存约束，在日常消费方面他们仅仅需要满足生存基本要求的消费量。因此，设定此类农户的效用函数以(1)式为基础③：
图1 生存压力型农户内生劳动就业决策机制
在上述假定下，农户家庭成员（假定为丈夫和妻子④）的劳动就业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生存压力型农户存在着一条生存约束线，这里设定为等轴双曲线。设定为等轴双曲线的原因在于：农户家庭生存所需的最低收入由单位时间收入(y)与劳动时间(L)的乘积所得，由于生存约束是唯一确定的，因此其乘积(yL)是一个常数。不失一般性，可以假定这种乘积为常数1。在图1中，用SS′表示生存约束，坐标轴横轴表示家庭劳动就业时间以及闲暇安排，纵轴表示家庭单位时间的收入，家庭各成员的劳动时间约束分别用
表示，家庭总时间约束用T表示。
随着单位时间收入的增长，家庭内丈夫的劳动就业时间也相应增加。其原因在于，存在生存约束，家庭处于低水平收入时期，成员劳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这一规律与传统家庭劳动供给规律相同⑤。在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生存所需的临界收入时，丈夫的劳动就业曲线可以用BB′表示，即伴随着单位时间收入流的提高，丈夫劳动就业时间也相应增加。家庭生存收入约束迫使处于低收入水平下的农户家庭，其收入增长带来对家庭劳动投入的边际激励大于对闲暇需求的增长，即：
。因而形成了形如BB′向坐标轴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从B点一直增加到B′点。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妻子由于也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压迫，因此为了整合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她也会投入到劳动就业中，随着妻子单位时间收入的增长，其劳动就业的投入时间也相应增加，形成型如CC′的曲线，即：
。上述家庭成员劳动就业供给曲线的单位时间生存收入临界值是
（常量）。在家庭收入低于以前，面临生存收入压迫的家庭内部不同成员劳动就业的比较优势有所不同，他们面临着家庭的整体就业选择集，农户将消费、就业选择集与收入增长联系起来，进行决策。这样，我们进一步设定农户面临着基本的选择集：｛丈夫务农妻子务农，丈夫务农妻子非农，丈夫非农妻子务农，丈夫非农妻子非农｝，在4类就业选择集下，可以进一步假定单位时间内非农收入相比较于务农收入更高，丈夫非农劳动获取收入的效率比农业劳动赚取收入的效率更高。因此，家庭在比较各种选择集后其最优的选择是：丈夫到非农领域就业，妻子的就业领域则取决于家庭在时间和生存上的双重约束。她们在丈夫劳动就业领域选定的状况下，再根据双重约束进行最优选择，如果时间约束大于生存约束，妻子则选择在家务农；如果生存约束大于时间约束，妻子则选择非农领域就业或者实行兼业⑥。这种基于家庭时间和收入禀赋的理性就业决策在湖北农村处于较低经济地位的农户家庭中反映得十分普遍。笔者将实地被调查农户的劳动就业时间和农户的收入状况进行了整理，发现6个调查村中每一个村庄中收入处于10%以下最低收入的贫穷农户家庭在基于性别的劳动就业分工中有80.9%的农户采取了丈夫主要从事非农就业，而妻子在家务农为主的模式。
在家庭单位时间的收入y超过以后，家庭的劳动就业投入模式则有所变化。对丈夫而言，由于家庭已经摆脱了生存的约束，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其劳动就业投入量会处于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从一直到
。在这个过程中，替代效应减少，收入效应增加，以至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因此，丈夫的劳动投入由B′点增长到A点，垂直于横轴。妻子则更有可能形成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其主要原因是妻子的劳动就业决策更取决于丈夫的劳动就业状态以及时间和生存的双重约束，妻子往往还更多地担负着家务劳动。妻子在对丈夫就业状态的依赖和面临更多约束的条件下，在劳动就业行为方面对收入效应的变化的反应将更为敏感。因此，妻子的劳动就业投入量则从C′点变化到A点，即随着收入增长，其劳动投入量更小，闲暇时间则更多。
归结起来看，处于生存压力型的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家庭收入增长和规避经济风险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的就业选择完全围绕着收入增长、经济风险规避和家庭时间约束而展开。除了丈夫和妻子以外的辅助劳动力（小孩、老人等）往往也参加劳动（参见案例1）⑦。
案例1 访谈调查中农民个人口述——生存压力型农户就业决策的安排⑧
被访者家庭基本情况：蔡××，女，62岁。家住在公安县夹竹园镇新岗村，家里面有6口人。老伴，65岁，务农；有2个儿子都已经结婚。
“我们家不行”。老太太激动地讲，有2个儿子，都结婚了。自己和老伴都六十多了，耕种全家6口人的口粮田。她家里的田产一共有5亩。房子破旧。家里没有任何耐用消费品，没有耕牛、没有农具，“化肥是向别人赊的，等棉花卖了再还”。
我家大儿子和大儿媳妇打工“搞不好”，“2个在家里都不做事”。大儿子初中毕业，向别人借款连同家里的钱，凑了5万多元购买了二手车和驾驶证等，学了点技术，想跑运输，结果车子老是坏，现在连修车的钱都没有，“车子就在那儿放着”，和媳妇出去打工，出去几次都没有门路，回来了。“大儿媳妇，初中毕业打工不成，每天都把衣服穿得新新地，在门前走来走去，没得事干，饭都不做，我和老头做好了把（给）他们起（吃）”，前年老头子胃不好做手术，大儿子也没有给什么钱。小儿子（小学毕业）残疾13年多了，和他媳妇（初中毕业）在沙市开修理店铺，靠从别人处赊购零件来修理汽车。现在积攒了大概30000元左右，小儿子每年给老头子300元做养老费。
我们家里没有人打工。种田是搞钱的唯一办法，我们家去年2亩稻谷产了3400斤左右，没有卖，自己吃了。棉花1亩，卖了1000元左右，还了买化肥欠村里商店的钱。我和老头就种这些地，我们家再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了，没有打工的，加上去年粮食补贴，“我们家好丢人，收入不到500元，屋里情况不好”。我六十几岁了还必须拼命干活，为了搞点钱就只有天天种田，在农闲的时候才稍微休息哈。儿子在家里也想到镇上做点生意，结果没有赚到钱，哎呀，家里没有办法。等他们赚到钱了，我们两个老的才能过得安稳些。
——访谈记录整理（2005年4月26日，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镇新岗村蔡姓农户家庭成员）
（二）效益追求型农户收入流与劳动就业决策
效益追求型农户，是指在村庄里处于中等经济地位的农户，其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基本生存的压力，他们注重将家庭劳动力配置于能发挥较大实际效益的领域。在此种状态下的农户家庭往往倾向于追求整体收入流增长目标的中间层次，即：它们需要在追求收入整体增长的同时，更注意家庭整体消费效用的提高。这里将仍然设定为以(1)式为基础的农户效用函数：
在上述假定下，农户家庭成员（假定为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就业分布状况如图2所示，效益追求型农户并不存在着生存约束线。在图2中，有关变量与图1相同，并在其基础上笔者绘制了曲线AGE和AF。
图2 效益追求型农户内生劳动就业决策机制
这里界定处于至
收入区间的家庭为效益追求型农户的收入范围。在处对应的家庭成员劳动就业和闲暇的分配时间在A点。对丈夫而言，伴随着单位时间收入的增长，收入效应起初大于替代效应，即形成了AG所示向后弯曲的曲线段。形成原因在于，家庭收入水平在村庄中处于中等水平，他们没有生存的更多压力，家庭收入增长状态在由点向更高收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丈夫通常需要在闲暇消费和赚取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在此过程中，相较于生存压力型农户，此时的家庭关注消费和收入的综合平衡，收入的单位增长带来对增加劳动就业投入量的激励小于对闲暇消费需求的增加⑨，即：
。因此，形成了向后弯曲的AG段。G点以后，再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丈夫的劳动就业倾向开始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一直增长到劳动时间的约束边界即到E点，对应的收入水平是。在此过程中，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收入的单位增长带来对增加劳动就业投入量的激励大于对闲暇消费需求的增加，即：。其原因是：当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非农就业的初始资本已经具备，此时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往往会完成一个劳动就业领域的跨越。例如起初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状态开始向非农经营为主或者外出务工经商为主转变。妻子的就业行为则不同于丈夫，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家庭需要的家务劳动往往更多，因此在她们投入于其他领域的就业时间没有较大变化的状况下，妻子的劳动就业总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并没有经历一个向后弯曲的阶段。针对不同的就业选择集，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就业决策⑩。丈夫的选择往往兼业或者在外务工经商，妻子则由于家庭消费的需要而更多地在家把持家务。此种就业选择模式突出的特点在于将家庭的消费和劳动获取收入紧密联系起来，家庭内基于性别的分工比生存型农户显得更为明显。丈夫主外，妻子主内，他们就业安排的专业化更强。将笔者调查的68户农户按照收入水平分组，在各个村里处于10%～90%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其劳动就业模式中有66.2%的农户属于妻子在家做家务和少量务农为主，而丈夫则在外以农业兼业的就业方式为主。
归结起来看，效益追求型农户注重家庭的劳动分工，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丈夫）通常在农业和非农领域等多领域就业，在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当家庭收入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后，其主要的就业领域发生了变化，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追求收入的较快增长，非农化趋势更强。家庭的次要劳动力（妻子）则更多地进行自我雇佣，展开以家务和少量务农为主的就业。效益追求型家庭整体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通常较生存型农户高。为什么效益追求型农户成员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会更强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生存压力型农户与效益追求型农户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同。在生存约束方面，前者的收入约束Ys是一个常量，即成为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对大小转变的临界值，而后者的收入约束Ys并不是常量，可以随着家庭的具体收支情况而变动。生存压力型农户在生存压力临界值以前的最主要任务是追求收入流，专业化劳动就业分工就无从谈起。相反，在放松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效益追求型农户成员采取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分工更有利于获取因专业化劳动而带来的收益。案例2反映出效益追求型农户在就业决策安排上的基本特征。
案例2 访谈调查中农民个人口述——效益追求型农户就业决策的安排
被访者家庭基本情况：××，女，46岁。家住在云梦县胡金店镇盛砦村，家里面有四口人。丈夫，46岁，在镇里做屠宰加工行业；儿子，21岁，参军；女儿，18岁在家里帮忙做点杂事。
我们家里啊，在村里算中等水平，老公在镇上跟别人一起讲伙搞屠宰生意，每天早上都去，风雨无阻，估计一天赚个不到30块钱，在28块钱左右，估计1年就搞个毛收入11000元，净收入只有7000多元，还可以。我就在家里面种田，家里有5亩4分田，都是旱田。种田赚不到钱，够个自己吃饭，然后略微有点多余的粮食可以卖。算起来看，老公赚点钱加上种田卖的钱，毛收入15000元左右，但刨出做生意的本钱和种田的化肥钱、种子钱，1年家里最多落个9000多元（注：该农户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出头）。平时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种田，老公一般都不帮我种，没有必要帮忙，他也忙。我和老公2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他很少来帮我种田，我一个人管得过来。我们2个人赚的钱合起来也够生活，不用担心饿肚子。姑娘刚结婚了就在家里有时候做点杂事，一般她也在婆家。儿子已经21岁了，已经参军了几年。我们家里的一些农具，锄头、镰刀、小电动三轮车加起来还值个2万元。平时的劳动安排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当时就是想老公力气还是有，能算得账，他做点生意可以让家里宽裕些。家里我还能干活，种田基本上自己也能拿下来，儿子年轻去参军也蛮好的。他的生活就不用我们管了，不过基本上也没有给家里寄钱，够他生活就好了。你问我们安排劳力就业的行业和时间上考虑最主要的方面，我们应该是选“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各个成员的长处”。呵呵，我们家里安排得还好。
——访谈记录整理（2007年5月11日，湖北省云梦县胡金店镇盛砦村某农户家庭成员）
（三）经济发展型农户收入流与劳动就业决策
经济发展型农户，是指在农村中处于相对较高经济地位，并且其表现出家庭整体收入持续增长以保持和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此种状态下的农户家庭往往倾向于追求整体收入增长目标的较高层次，即：他们注重家庭成员的闲暇消费和商品消费，需要较大幅度地扩充收入来源的各种渠道。与前述两种类型的农户相同，提高家庭整体效用仍然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其主要特点是在对消费尤其是商品消费的追求上较生存压力型农户和效益追求型农户更高，体现了这类家庭在农村中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这里将仍然设定以(1)式为基础的农户效用函数：
本部分的基本约束条件与效益追求型农户相同，本类型的农户劳动就业供给状态需要关注以上的收入区间。图3中的曲线HJ和IK表示随着收入增长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就业与闲暇时间的分布。
处于收入水平的经济发展型农户与原有的效益追求型农户在劳动就业时间安排上具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少部分农户完成了对初始资金的积累，他们已经跳跃性地由原来参与零星非农劳动或者外出务工的就业状态转变到非农经营和农业专业化经营等方式的就业状态。处在效益追求型和经济发展型之间边界状态下的农户家庭通常在其自身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与单位时间劳动创造收入增长之间暂时存在不相融的情形。一方面，家庭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此时资本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其就业时间的边际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快速提高。在如此状况下，创造一定的收入致使他们投入的劳动时间并不多，而闲暇时间则相对比较多。因此，这种家庭消费需求与劳动就业收入创造的短期不调和，使得此时的农户相对于一般效益追求型农户而言，需要在劳动就业时间安排上做出“跳跃”，这种“跳跃”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收入是否能够在效益追求型农户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其效用函数中消费品的需求状况是否能够在效用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达到这2个条件，由效益追求型农户向经济发展型农户的转型就能成功，反之则不能成为经济发展型农户。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处于相对较高收入水平阶段的效益追求型农户而言，替代效应对他们劳动就业行为的影响更大。而此时的农户刚好处于效益追求型和经济发展型农户的临界状态。因此，由于行为惯性的原因即使完成了“跳跃”，则此类型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丈夫）仍然会保持替代效应较大的状态到一定的时间。起初即在如图3所示的H点处，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劳动就业时间逐步增长一直达到时间约束的最大限度。在家庭单位时间收入水平超过
以后，家庭的劳动就业时间和闲暇的分布则趋于稳定（如图3）。对于家庭次要劳动力（妻子）也同样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上述家庭成员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就业安排呢？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户家庭成员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其商品消费的提高带来效用的边际增加大于闲暇提高带来效用的边际增长，即：
。这一结论根源于家庭的内部经济禀赋较好，他们的商品消费成为体现家庭现实经济社会地位的较好途径，在现实中产生诸如“炫耀消费”等现象。因此，家庭的效用在商品消费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理性农户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技术特征促使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各种经营以获取较多的收入。当家庭资本量增加时，其对应的劳动需求也会增加，产生一定的劳动缺乏。他们解决劳动缺乏的途径有2个：要么雇佣外来劳动力，要么增加家庭成员的劳动投入。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在于以家庭成员经营就业为主的“小农户”，较少涉及大规模经营的农场式雇佣劳动就业，主要分析对象是家庭成员的劳动就业。对这类处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小农户”而言，存在着家庭劳动与市场雇佣劳动相互替代的问题。经验表明，较为富裕的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农户通常将市场雇佣劳动力作为家庭劳动的补充，其劳动就业呈现出反“过密化”特点(11)。因此，家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农户成员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这种以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为主市场雇佣劳动为辅，并与家庭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形式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自我雇佣和市场雇佣相结合的劳动就业方式。这种就业方式强调了家庭劳动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将市场雇佣而来的劳动力运用于整个家庭的生产经营中，将这两部分劳动力进行整合以达到与资本协同投入获取收入的目标。
图3 经济发展型农户内生劳动就业决策机制
归结起来看，在经济发展型农户的效用函数中，其商品消费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关注物质消费并力图表现出其较好的经济禀赋。为了持续保持效用的较高水平，这类家庭需要将其成员的劳动、雇佣劳动与其资本相结合以更好地获取收入。在此过程中，起初，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增加，各个家庭成员的投入时间也逐步增长。最后，家庭成员的劳动就业时间投入在最大劳动时间约束上趋于稳定。家庭成员自我雇佣和市场雇佣相结合使得农户在劳动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家庭劳动生产力得以稳步提高。案例3的典型例子反映出上述经济发展型农户在就业决策安排上的基本特征。
案例3 访谈调查中农民个人口述——经济发展型农户就业决策的安排
被访者家庭基本情况：宋××，男，49岁。家住在武汉市黄陂区蔡榨镇长岭岗村，家里面只有2口人。妻子，39岁，在家门口开小商店和务农；宋××本人，做建筑行业的用工中介。女儿，18岁，大学本科在读。
我们家爱人主要做些小买卖，我做包工头，每年都从村里和别的村里找人去做工，可以收到不少钱。我们家里的田基本上都是请别人种，特别是到农忙的时候必须请人。在别的村里有人可以帮忙种田的。一天把20块钱就行了，如果今年请的人干活卖劲，下年就再请，不行下一年就不请了。我们一般都还是达成了长期的约定。我原来在武汉城里打工的，时间有些长了。现在我在做包工头的时候也请一到两个帮忙一起做。每年的1～6月是找人最忙的时候，我带2个人到村里和别的村里找人。在这段日子以前，我就搜集到蛮多用人的消息，我跟武汉的一些工厂都有联系，他们要人一般也会想到我。我们家里种的田糊口差不多，主要是靠做包工头和爱人开的小商店赚钱。家里平时都希望到城里大超市去买日用品，在镇上的东西不行。我每次回来也会带不少东西。爱人在家里开小店也定期到镇上去进一些杂货。我们平时忙，请个把（一两个）人帮忙会更好，短时间能做不少事。这样，我在城里和家里来回跑。估计1年搞个大几万（7万到8万），日子过得还可以，就是忙。特别是叫人到城里做工的时候就完全没什么时候休息了。等我赚够钱了会开个大点的商店，那样赚的钱多，自己又轻松些。跑工程项目的事有时候还要凭运气的，如果有大的工程就给我，我就可以找人，有时候还可以拿到不少的项目费。我觉得自己和老婆两个人做事人手肯定不够，姑娘在大学读书也没有时间帮忙的，请些伙计帮忙是最好的。我们家里面有个小车子可以跑来跑去，做事也方便些。
——访谈记录整理（2007年6月1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榨镇长岭岗村宋姓农户户主）
三、农户就业决策的外生机制
农户就业决策发生于家庭内部，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因素。本部分将在上述农户家庭内生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将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决策单位放置于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分析外生于农户家庭的微观因素对其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在一系列影响农户就业决策的外部因素中，这里暂时先关注村庄中的各种社会互动的行为及其影响。
假设一个农户在村庄中的交往对象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进一步假设农户家庭i与其邻居j相互作用。农户i从其邻居j处获得就业信息并相互影响。假定在状态x中i的一期收益是他与每个邻居进行博弈获得收益的加权和：
这样，对于就业状态的边际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即期博弈收益的增量可用下式表达：
(6)式表明：农户在相邻两期就业状态调整的边际变化可以分解为两种边际效应，即：第一，状态调整形成对农户家庭效用的变化；第二，农户效用变化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参与村庄的博弈收益。进一步推论，我们可以提出假说：农户在决定对其就业状态进行调整行为时，他们通常结合自身的家庭禀赋以及外部环境条件而进行，在其就业调整行为做出以后会相继产生两种效应：家庭效用增量效应和互动影响的博弈增量效应。前者的效应将可能致使家庭的就业决策在时间配置上发生变化，例如农户可能从“生存压力型”农户跃升成为“效益追求型”乃至“经济发展型”，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劳动就业配置上也就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从农村中邻居间的互动博弈角度上看，效用的变化会形成农户博弈收益的增量，这一增量效应恰好与由(4)式造成的博弈收益减少的结果形成抵消，这样就会使得就业状态的及时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同时期的博弈收益差异。例如，当村庄中的农户在生活中发现与邻居比较其相对经济地位(12)在下降，由此，他将会力图调整就业行为以“追赶”邻居的经济地位，调整的边际收益量则取决于农户家庭所处的就业类型和其对自身相对经济地位的判断。归结起来，农户产生这种“调整”和“追赶”机制，其根源于农户家庭感到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或者抽象地讲是博弈的相对收益减少。
农户的效用逐期增加，根据上述静态博弈均衡的结果可以自然地推论出，农户t+1期的就业选择会在t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在i和j相互作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农户i与村庄中邻居j的博弈收益在t期和t+1期的对比结果是：
(8)式使得农户博弈的均衡占优结果得以在长期内保持，即：农户i会保持原有的空间纳什均衡状态在长期内形成对就业选择的一贯路径。这种一贯路径的选择来源于对农户就业决策效用判断的一贯优越感。例如，某农户家庭外出就业一旦获得经济地位上的改善，进而增加了个人效用，那么他会将其经济状况改善的信息传递到其相邻的农户家庭。相邻农户劳动力在就业行为上则会做出反馈，这种反馈影响对农户保持外出就业的选择行为起到了强化的作用。
图4 参与村庄互动博弈的农户就业选择状态转换路径
如果将上述3种情形按照“情形1→情形2→情形3”的顺序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处于相对博弈劣势的农户家庭如何通过对就业状态的调整从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情形走向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状态的情形（见图4）。从情形1转变到情形 2的过程中，其转变的动力机制正如上文分析的农户对其家庭就业状态的“调整”和“追赶”机制，伴随着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家庭在村庄中与邻居的互动博弈收益有所提高，进而逐步变换到情形2。情形2事实上是一种边缘状态或者说是临界状态，当农户一旦达到情形2，其转换的机制就会由原来的“调整”和“追赶”变为“惯性”机制。所谓“惯性”机制，即农户在处于特定的博弈状态下倾向于保持这种相对博弈收益的状态，进而并不涉及其他状态变动的动力，此时农户博弈收益的取得并不是依靠“调整”机制实现，而是保持习惯的行为路径，其就业状态调整至多也是跟随村庄的大体情形而变动。因此，在情形2到情形3的变化过程中，农户将在长期内形成对就业选择的一贯路径，直到有外力的冲击导致农户的相对经济地位比较参照系发生变化(13)。
四、结论性评述
(1)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根源于收入流的增长，而特定的经济禀赋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农户的就业决策则紧紧“盯住”收入流增长，与经济禀赋水平变动相对应的状况下，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也相应不同。
(2)本文在对农户家庭内生就业决策机制的分析中发现：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农户的理性就业决策显现出的外部行为特征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的经济禀赋条件和行为特征，将农户的基本类型分为：生存压力型农户、效益追求型农户和经济发展型农户。这3种类型的农户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家庭内生就业决策机制：第一，生存压力型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较收入效应更大。第二，效益追求型农户在收入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其就业决策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当家庭收入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后，其主要的就业领域发生了变化，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此时的非农化趋势更强。第三，经济发展型农户为了保持效用的较高水平，通常将其家庭成员的自身劳动、雇佣劳动与其资本相结合以更好地获取收入。在此过程中，起初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增加，各个家庭成员的投入时间也逐步增长。最后，家庭成员的劳动投入在最大劳动时间约束上趋于稳定。
(3)在对农户家庭外生动态就业决策机制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农户家庭外生就业决策机制的形成根源于农户参与村庄中的互动博弈。伴随着农户在村庄中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家庭在村庄中与邻居的互动博弈收益有所提高，其家庭整体效用从相对较低的情形逐步转换到较高的情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其转换的机制由“调整”和“追赶”变为“惯性”机制。
注释：
①国家统计数据库表明：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91.5%，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总和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仅仅为8.5%。
②著名学者黄平(1996)指出：“当农业的比较效益明显太低，但农民又还不能大批地合法地进城务工的时候，就地办乡镇企业就是农民做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并非最次的选择，称为‘生存理性’，以区别于在市场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黄平：《从乡镇企业到外出务工》，载《读书》杂志编：《〈读书〉现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2页）。笔者在本文中对“经济人”理性内涵的理解较黄平先生更为宽泛，本文强调不同类型的农户行为共同的本质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决定因素包括了各种消费，在现实中也归结为收入的增长。因此，笔者并没有纠缠于农户行为的不同理性上，而是针对不同经济地位和内部禀赋条件对农户进行分类。
③本文对农户家庭效用分析的理论基础采用了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效用函数的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具体分析框架则是采用Strauss(1986)的经典模型。然而本文的分析却不拘泥于Strauss的比较静态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户家庭的内生决策机制，并一脉相承地对农户家庭的整体效用进行分析，研究其参与社会互动的外生就业行为决策机制。由此能从两方面细致把握中国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特征及其动态变化。
④分析中假定丈夫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妻子为次要劳动力。这种假设并不带有主观偏见，仅仅为了简化表述。此外，本文对家庭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研究抽象掉成年子女，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从农户家庭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着“成家就分家”的情况，这使得农户家庭规模小型化。因此，笔者对农户家庭成员决策行为的分析重点关注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就业行为，忽略掉其他次要成员仍然具有代表性。第二，本文对农户就业决策内生机制的分析反映了一种家庭内劳动就业决策分配的基本方式，这里暗含的假定是将家庭内丈夫和妻子以外的其他次要成员的行为看作外生给定的，而重点关注了丈夫与妻子的就业决策。在外生决策机制的分析中也自然可以将农户家庭的决策行为看作一个整体，具体成员则可以抽象掉。
⑤参见Robbins(1930)，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基于经验研究的结论即是在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条件下，家庭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而形成了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当家庭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则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形成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
⑥在生存压力型农户家庭中，当丈夫的就业领域确定后，妻子在面临生存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做出决策的基本规则是：在考虑自身家庭禀赋条件下，主要依据两种约束对家庭效用影响的相对大小决定其主要的劳动就业领域。如果时间约束更大，由于此种类型家庭的经济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妻子为了规避经济风险，将更多的劳动时间优先配置到农业领域，加之时间的约束，妻子通常就很少选择到非农领域就业。如果生存约束影响更大，则使得家庭为了生存的需要赚取更多的收入流，风险承受能力弱并不能阻碍妻子到非农领域就业或者兼业。
⑦案例1描述了一个扩展家庭内部生活和就业决策情况，其成员的劳动就业安排方式也类似于上述核心家庭的假设情形。根据比较优势，他们的主要劳动力通常倾向于到非农产业就业（无论在非农领域就业是否获得成功），而家庭次要劳动力则在家里务农，赚钱糊口是他们的最主要目标。家庭的自愿闲暇时间已经被挤占得非常少，尽管在此专栏中存在着部分成员闲暇时间非常多，然而这种闲暇是一种不得已的情况，打工赚钱失利是农户家庭存在部分非自愿闲暇时间的最主要原因。
⑧本文采用的所有案例均是笔者在运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对湖北3300户农户进行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基础上，按照本文对农户类型的分类进行筛选并进行实地调查而得到。数据样本涉及湖北33个县的330个村的3300户农户。在对3300个农户样本进行筛选后，笔者实地访问了6个样本村所在的68户农户，这6个村分别包括：湖北省公安县章田村、新岗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仓屋榜村（由丰宝山村、云盘岗村、仓屋榜村、谭家冲村、横溪冲村等5个村合并而成），湖北省云梦县盛砦村、周田村，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市黄陂区长岭岗村。由此，根据农户类型分类最终确定了本文的典型案例。
⑨笔者在农村调查发现：对处于村内平均经济禀赋水平的农户家庭，他们在追求收入流增长的过程中力求保持消费和收入的综合平衡，即：一方面，他们注重家庭收入流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注重消费，这里的消费体现在物质消费和享受闲暇两方面。从经济地位上看，他们在村庄中处于中等水平，基本物质消费也能满足。此时他们为了追求整体效用的提高，相较于生存压力型农户而言他们通常不仅仅只是停留于辛苦的劳作而是注意到家庭的闲暇消费。因此，收入的单位增长带来对增加劳动就业投入量的激励小于对闲暇消费需求的增加。案例2也刻画了效益追求型农户行为的这一特点。
⑩效益追求型农户的家庭成员通常不会像生存压力型农户一样受到生存收入的约束。随着收入增长，在闲暇的边际效用递减和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规律的作用下，妻子劳动就业时间的增长速度放快，图2中曲线AF的斜率则随着收入增长而趋于减小。
(11)黄宗智(2000)将“过密化”（或者称为“内卷”）定义为“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具体而言，过密型变化能通过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在这里，笔者的调查发现，经济发展型农户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体现出较一般农户更强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在家庭劳动就业和从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两方面进行选择，同时结合资本的投入，形成了与“过密化”相反的情形，即随着农户收入的增长，其单位劳动边际报酬在一定范围内递增。此类农户将家庭劳动力投入量扩大到一定的范围之后，进一步的收入增长则使得农户的劳动就业时间趋于稳定。其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农户对生产利润的不断追求，以及较好的经济禀赋允许家庭对劳动力投入更为灵活。
(12)这里定义相对经济地位是指某农户家庭i的效用水平与村庄内其他邻居平均效用水平相比较而形成的水平。在实际中对相对经济地位的测量即可用收入水平代替，即：（农户i收入水平）／（包括了农户i的村庄中平均收入水平），这一比例如果远远超过1，则说明农户i处于较高的相对经济地位；这一比例如果等于1，则说明农户i处于平均状态的经济地位；如果这一比例接近于1，则说明农户i处于较低的相对经济地位。
(13)农户家庭现对经济地位比较的参照系发生变化的通常例子即是农户家庭成员的外出流动到城市而以城市的经济状况对其冲击而形成参照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