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各类自成体系的学科既是学术文化的载体，又是创造新文化的源泉。如果没有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所谓学术的现代转型就是一句空话，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会变成空中楼阁。而在中国现代学科的构建当中，日益突起的留学生新知识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留美生，和中国新型学科的创建有着这样和那样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也正是在投身现代学科的建设中，分解了封建的旧文化，提升了现代的新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使现代学科逐步变成了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学术文化的活水源头。本文在宏观考察中国现代学科创建过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留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现代进程。
一、总体进程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学术并无明显的学科划分，虽说在经史之外也涉及一些天文、工程、数理、医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某些积极成果并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但始终没有衍生为独立的新学科。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西方的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新知识，曾使徐光启等有识之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一没有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二缺少学科创建的必要条件，所以传教士们热闹了一阵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作为现代数学基础之一的《几何原本》的翻译，从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其中的前六卷后，直到二百五十年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和伟列亚力译出了该书的后九卷，其后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终于在1865年出版了完整的《几何原本》十五卷[1]。可见，新知识的传播都如此艰难，何况创建新学科呢！但是，当历史推进到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启动了学习西方“坚船炮利”的洋务运动，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不得不打破旧的经学的垄断地位，设置了“声、光、电、化”等“格致”学科。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学科的地盘日渐扩大，直至四十多年后的1905年废除了集中体现经学传统的科举制度，这可视为中国现代学科的涌动期；1905年至1927年的二十余年间，随着经学的终结和大学教育的确立，传统的学术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乃至研究队伍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代新学科逐步确立了其正统地位，这可作为中国现代学科的产生期；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现代新学科不仅具备了一批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而且在学术机制、学术环境、学术成果上有较大的拓展，即使是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也以新儒学的面孔完成了其现代的转化，中国现代学科步入了完成期。剖析这三个时期的递进历程，留学生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向欧美派出了二百多名留学生，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宣告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文化已经难以富国强兵，而且透露出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实用的新学问的信息。传统的学术格局被捅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传统学术的这种断裂和变异，那些理学大师们早就嗅到了。还在1862年创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时，由于要在这所现代化的专科学校设立天文、物理、化学等新课程，立即遭到倭仁等理学大师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同文馆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甚至讲“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2]。倭仁等人所惧怕的是同文馆一旦设立这些新课程，他们的旧学问就保不住了，传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内涵就难以立足了。在新事物分解旧事物这一点上，守旧派的敏感往往比改革派要灵得多。留学生出国较同文馆走得更远。赴美国的幼童要从小学读到中学，有的已经进入大学，接受的完全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尽管清廷千方百计让他们去读些孔孟等儒家经典，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向往。赴欧洲的留学生基本都学海军、工程等，完全是中国旧学问中没有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包括女留学生，学的也是现代医学、法律、政治、社会心理学等，和原来的中国旧学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顺理成章地按他们的文化追求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成了新学科的催生者。詹天佑于铁路工程学、颜永京于现代心理学、伍连德于现代传染病学、伍廷芳于法学、马建忠于语言学，都超越了传统而具有现代气息。翻译家严复留英回国后，译出了一批西方经典名著，介绍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等，给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随着北洋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等现代大学的建立，文、理、工、商、法、医等新的学科建制出现了。封建的旧式学术的丧钟敲响了。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朝会通中西、创建新学的方向迈进。19世纪末那些围绕是否引进西学而出现的激烈的论争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呼吁中学、西学的融合和中西文化的“结婚”[3](P35-36)。王国维曾特意撰文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4]这种中学、西学共生共荣的认识，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使中国学术界排除传统的阻力，逐步走向世界，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文化的现代性明显增强。那时，在美国、日本、欧洲的两万多名留学生，成了融合中西、推进中国学术更新的“弄潮儿”。“五四”前后，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十之八九来自留学生。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利用他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优势，大力倡导和培植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现代学术环境；留美归来的胡适，俨然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皆具启蒙色彩；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至于从欧美归来的学习数理化的侯德榜、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等，则经过艰苦努力，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移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国学院任职的四位名教授，陈寅恪、赵元任是留学生，王国维和梁启超虽没有正规的留学经历，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大学作过数年的进修和研究，梁启超则流亡海外十四年，于欧美、日本学术都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们较一般留学生的水平只高不低。恰是在这些中西兼通的著名学者的导引下，中国学术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具体来讲：一是自然科学异军突起，在学术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五十多所有影响的公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的建立，属于自然科学的数理化、天文、生物、农业、医学等学科纷纷确立，并涌现了一批学界公认的著名专家、教授，还创办了一些有一定权威的学术杂志，成立了几个颇受学者欢迎的学术团体，如詹天佑（留美）在1912年创立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任鸿隽（留美）在1914年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梁希（留美）在1917年创立的中国农学会，王宠佑（留美）在1922年创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留美）在1924年创立的中国气象学会等[5]。二是传统的文史研究在“史学革命”、“文学改良”、“白话文运动”等变革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新文学和新史学风云突起，同时又逐步涌现了社会学、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许多新型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学术队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飞跃。三是整个学界比较重视“实学”和“科学”，出现了热心研究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学术研究新风尚，注重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管理，把科学视为学术成败的灵魂。竺可桢曾明确讲过：“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6](P229)这样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推广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带有启蒙意义。
1927年之后的十余年间，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已经在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学术界的走向。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7](P56-57)。据谢长法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如果加上留欧、留日归来出任校长的则要达到90%以上，而且多集中于北大、清华、南开等名牌大学[8](P154-155)。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了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三四层，“土”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这种“崇洋”风气，虽然夹杂着一些不健康的认识，但反映出学界急于赶上欧美的迫切心情。事实上，学界的这批留学生大都较好的发挥了其学贯中西的优势，为完成中国学术的现代构建贡献良多。蔡元培在1927年提出的“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9](P31)的新型学术理念，较多地剔除了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预，促进了与西方学术的进一步接轨。而经过多方努力，在1927年与1928年相继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留学归来的英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对全国的学术发展有某种导向作用。后来出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留美），较蔡元培又有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推广，直接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30年代初兴起的“实学”思潮，以及教育和研究经费的相对好转，使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学科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工程学科，如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在自然科学门类上和西方基本持平。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不及自然科学进展神速，但在商科、社会学、法学、经济、教育等应用学科方面有较多的起色，欧美有的学科，中国基本都已经建立并有一定的水平。总之，30年代初期“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10](P649)
二、自然科学学科的崛起
留学生对中国自然科学学科的贡献，一是亲自创办；二是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运作方式上逐步走向现代；三是将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落到了实处。仅以数理化为例：
数学 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一些洋务学堂如同文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已经设立了数学课，欧洲的数学课本如《代数学》、《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被翻译成了中文，在教学中广泛使用。1895年创建的北洋大学虽然没有设立数学系，但有几何学、三角勾股学、微分学等正规的课程。担任此课的教师是后来成为著名理财家的留美生陈锦涛。1913年，北京大学创设数学门，五年后改为数学系，是为中国最早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在南开大学创立了数学系。此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也纷纷设立了数学系。虽然那时的数学系规模很小，但毕竟是诞生了一个现代新学科。30年代以后，随着留学生归国的增多，设立数学系的大学即直线上升，学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也大有进展。1929年与1930年先后在北京和青岛召开全国性的数学学术会议。后来的学术会议不仅不断举行，而且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进步。1935年，在上海成立了覆盖全国的数学学会，并定期发行《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标志着数学学科已经形成气候。在数学学科的创建过程中，归国留学生功不可没。现将其中的关键人物列表示之：
注：此表主要依据李喜所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和范铁权的博士论文《中国科学社和中国的科学文化》（油印本）等资料制成。
表中这些留学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精英分子仅是几个典型代表，但其在数学领域的辐射作用很大。具体而言，一是以他们为中轴逐步形成了一个数学教学和研究的新知识群体，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数学学术圈子，造就了起码的“学群”；二是由他们在各个大学建立和拓展的数学系与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为数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平台，或曰“学台”；三是由他们带头翻译和编写的大批数学教材，以及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提升了整个数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学理上也得到了提高。学群、学台、学理的相互促进，现代数学学科的跃出水面就势所必然了。
物理学 18世纪中叶，个别赴意大利等国学习神学的留学生已经接触到西方的物理学，但归国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还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物理学才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那时，一般将物理学称之为“格致学”，在多数洋务学堂中都开设此课。同文馆具体将其分为七个方面：“一曰力学，审吸压之理”；“一曰水学，审动静之性”；“一曰声学，审响应之微”；“一曰气学，审蒸化之方”；“一曰火学，审腾热之力”；“一曰光学，审回返之理”；“一曰电学，审触引之捷”[11](P77-78)。这里的概述并非完全科学，但大致包括了物理学的基本内容。20世纪初，随着物理学的突飞猛进，物理学一词也取代“格致学”在中国流行。1902年出台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首次规定设立物理学科目。1917年，留英归国的何育杰任北京大学物理门的主任。在他的努力下，1918年北京大学第一个创建物理系。1919年，留美博士颜任光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22年，留法博士李书华也加盟进来，北大物理系蒸蒸日上。紧接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大同大学等都设立了物理系。到1930年，物理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1932年，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次年，在上海创刊《中国物理学报》，还组建了名词审定委员会，定期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个学科最活跃的领军人物，基本是几位学术造诣颇深的留学生，现列一简表：
注：此表主要依据李喜所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和范铁权的博士论文《中国科学社和中国的科学文化》（油印本）等资料制成。
化学 较数学和物理学来讲，中国人对西方化学的接受要早一些，教学和研究队伍也相对庞大。明末清初，出于制造西洋大炮的军事需要，欧洲现代化学已经受到重视。洋务运动时期，“化学”一词已广为普及，几乎所有的洋学堂都开设化学课，翻译西方的化学教材和一般读物达几十种，同文馆还专门设立了化学科（注：有一份同文馆1872年的化学考题是：(1)
其华字如何？(2)次硝强水，其代字若何？(3)天气助火，何故？(4)水系何物相合之质？(5)做轻碘气，其法如何？(6)磺强水其性质如何？(7)以何法能多炼磺强水？（参见《中西闻见录》1872年第7期，第10-13页）虽然这仅是常识性的考题，一些化学命名也和今天有较大的差异，但充分反映了化学在当时已相对独立为一个科目。）。1895年创立的北洋大学独立开设了化学课，1913年北京大学设立化学门，1918年又由留英生丁绪贤创立了北京大学化学系。20年代后，很多大学都设立了化学系。与此同时，各种贴近社会生产的化学研究机构也相继出现，如1915年北洋政府成立的以化学研究为中心的北京工业试验所，1929年上海出现的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等，全国大体有近十所化学研究专门机构，反映了化学学科的勃勃生机。1932年，中国化学学会成立，标志着化学学科已经成熟。在这个学科的成长历程中，留学生仍然是核心。下面列表示之：
注：此表主要依据李喜所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和郭保章著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制成。
数理化学科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建立，同样是归国的留学生奠定的。生物学是由留美生秉志、胡先骕、钱崇树等创建的；农学是留美生邹秉文、钱天涸、陈嵘等建立的；天文学是留美生竺可桢、余青松和留学比利时的蒋丙然等奠定基础的；地质学是由留英生丁文江、留日生章鸿钊、留美生谢家荣等创立的。其他如建立中国建筑学的梁思成、奠定中国桥梁工程学的茅以升、化学工程的侯德榜、机械工程的周仁、冶金工程的周志宏、铁路工程的詹天佑和凌鸿勋等，无一不是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在创建新型学科的过程中还将新型的科学文化注入了中国的学术界，诸如科学的研究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以及发动沟通学术和社会的科学化运动等。他们视科学为救国、救民、救己的生命线，提出“科学是工业之母、是教育之魂、是道德之基、是立国之本”[12]的重要观点，呼吁“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13]，希望学术界乃至全体国民能有系统而健全的科学思想。侯德榜曾撰文指出：“科学不必限于物理、化学，亦不必限于生理、哲学，科学乃有系统的思想之意也。”[14]这批留学生还特别注意传播西方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努力介绍欧美所流行的实验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特别是归纳和演绎法）、数学的方法等，并具体运用到实际研究当中。至于他们为了实现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在大学创立的“教授治校”、学术带头人负责制和在全国创建的各种学会、举办的许多学术会议，以及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交流等，则在学科体制上创造了一种比较适合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机制，意义深远。以这批留学生为主体，在1933年兴起的全国性的科学化运动，不仅缩短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距离，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中国自然科学学科崛起后的巨大社会威力。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嬗变
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创建大致一样，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确立，包括传统的史学和文学的走向现代，都以留学生为主力。
汉语言学 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尔雅》、《说文解字》等研究汉语文字的作品，训诂学、音韵学乃至清代的“小学”也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但从未突破仅研究文字本身的樊篱，真正的现代语言学的萌发则迟至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70年代，留学巴黎政治学院的马建忠，对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于中国古代汉语也有很高的造诣，经过多年探索，写出了《马氏文通》一书，将西方的现代语言学，包括词汇识别、语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等引入中国的汉语研究当中，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出台奠定了根基。20世纪初年，留日生中涌现了一些现代语言学的爱好者，章太炎、胡以鲁是杰出代表。尤其是胡以鲁，曾在日本帝国大学专门学习语言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往北京大学教汉语语言学；1913年写成《国语草创》一书，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的基础上草就了现代汉语言学的基本框架。1916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民国语言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有力地推进了汉语言学的研究。1911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树达于现代语言学颇有研究，1920年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1915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的陈望道也先后执教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校。杨树达和陈望道，一南一北，开创了中国现代汉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在美国留学整整十年的赵元任于1920年回到清华任教。他虽然主修数学、哲学，拿的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一心想从事语言学研究。他一到清华，就和黎锦熙、钱玄同这些有志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名家取得了联系，并大力介绍西方的语言学知识。1925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方言学》、《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课；此后，则终身投入到了汉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师级人物。赵元任在汉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语法音位分析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特别是在方言调查、语音实验上为学界所称颂。他的名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方言的经典作品。1929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语音组主任后创立的语音实验室，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语音设备，使汉语言研究逐步科学化。1928年，李方桂获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获此学位的第一人；1929年归国后，先后在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工作，教学出色，论著丰硕，使现代汉语言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中国现代汉语言学已经作为一个较有实力和影响的新型学科赫然兴起了。此后，经过留法归来的王力、留英归来的吕叔湘以及在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高名凯等新一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汉语言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王力在回顾这批学者的奠基性贡献时指出，他们“受过现代科学的训练，有了比较清醒的科学头脑，懂得科学地分析问题”[15](P234-235)。也就是说，通过他们，汉语言学才走向了科学。
社会学 它是清末从西方传入的一个新学科。严复在1898年翻译的《群学肄言》和章太炎在1902年由日文翻译的《社会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扎根中国的标志。1905年前后，中国学界已经基本接纳了社会学；所以，1906年清廷决定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但找不到合适的教师。1910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社会学门，任课教师仍难解决。直至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宝忠从日本留学归来出任北大社会学教授，才出现了正规的社会学教学。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沪江大学以及1917年清华所设立的社会学系，都请美国学者来任教。“五四”之后，随着留学生的逐步回国，教师奇缺的问题有所缓解，一些大学才纷纷筹建社会学系。至1925年，先后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6所大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学系；至1930年，全国有社会学系的大学达到了11所。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型学科，基本确立。而在这些大学执教的主干则是留学生，尤其是留美生。孙本文在1947年作过一份《中国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姓氏录》，留美归来的高达71人，其著名者有任职清华的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任职中央大学的孙本文，任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雷洁琼，任职南开大学的陈序经等。这些名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科的奠基人，而孙本文、吴景超、吴文藻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孙本文1921年由北京大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往上海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进入中央大学后，为推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一方面编写教材，一方面主持出版一套社会学丛书，影响颇广。其最大的贡献是规范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明确了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科学”[16]（上册，P4）。1928年，孙本文还发起成立了东南社会学会；次年，又扩大为中国社会学社，出版《社会学刊》，这就将全国的社会学同人联络在了一起，为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吴景超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明尼苏达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28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属典型的芝加哥学派。1928年归国后，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都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同时长于学术交往，为学界所尊崇。吴文藻192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区域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方面成绩卓著，其得意门生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则成了中国社会学承先启后的扛鼎人物。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演进真是难解难分。
经济学 从它传入中国后就发展势头强劲，逐步变成了一门显学。洋务运动时期，出国留学的严复、马建忠等很早就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知识，当时称之为“富民学”、“富国策”或“理财学”。1895年创立的北洋大学就设有经济学的课程，叫“理财富国学”。北京大学在1903年建立了商科，相关课程多达6门。1905年前后，留学生当中学经济的日渐增多，经济学的译著、教材及普及读物也丰富起来，表述经济学的词汇也五花八门，有“计生学”、“计学”、“平准学”、“理财学”等各种称谓。有鉴于此，孙中山在1912年特别指出，如果准确反映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本意，“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17](P510)。于是，经济学一词约定俗成，被广泛运用于学术界，并为社会所接受。1906年，马寅初往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经济学；1914获博士学位；1915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成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奠基者。马寅初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布局以及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人口经济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1922年，他组织了全国性的经济学社团——中国经济学社，并亲自担任社长。这无疑为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1916年，专攻经济统计学的刘大钧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统计学；1930年，创建了中国统计学社，先后担任中国经济统计调查所所长和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开创者。清末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的谢霖，获日本商科学士学位后，又被清廷赐予举人出身；他在各类银行任职的同时，又充任职业会计师，并侧身教育界，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讲授现代会计学，对会计理论、会计学原理、公司法规和治理等颇有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会计学之父。1926年，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归来的何廉，一手创办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他不仅在经济理论、财政学、统计学等方面成绩显著，而且注重现实的研究，由他主持的“南开指数”，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为中外学者所重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多数大学都设有经济系和商学院。经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不仅在学术上有明显的拓展，而且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受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去一一陈述留学生与每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使中国哲学学科走向现代的领军人物是留学归来的刘伯明、张颐、贺麟、金岳霖、冯友兰等；在教育学学科叱咤风云的则是李树棠、程其保，唐钺、陈鹤琴、陶行知等一批留美生；现代法学的开创者伍廷芳、王宠惠、陆懋德、钱端升等，都是地道的留学生；现代史学的奠基者梁启超和章太炎，虽不是正规的留学生，但曾在海外研学多年，新文化根基并不浅，而后来推进现代新史学学科建立的同样是胡适、陈翰笙、陈寅恪、何炳松、陈衡哲、郭沫若这些留学精英；其他在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构建中的重要人物，也基本上是留学生。留学生正是在中国人文学科的创建过程中，融合了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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