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183;反省#183;觉醒——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更新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辱论文,近代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文化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在古代历史上，尤其是汉唐，是享尽荣耀的民族，但进入近代，又是历尽磨难，备受屈辱的民族。屈辱，引起反省，反省促进觉醒。这种反省，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一
近代中国人主要经历三次大反省，思想观念的三次大更新。
鸦片战争失败引起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在御侮图强的斗争中，破除了夜郎自大观念，开始睁眼看世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从朝廷官员到士大夫，皆昧于世情，认为天圆地方，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国家并不清楚，总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不过是些“蛮夷”小邦。无怪乎当西方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华献给一幅包括五大洲、三大洋的《万国舆图》，官绅们看罢大怒，指责该图把中国画小了，而且不在世界中心。也怪不得当乾隆、嘉庆在接见英国使团时，对英国的科技产品傲然视之，认为此乃“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奇巧之物”。①这是长期锁国政策的必然恶果，士大夫“家诵诗书，人识忠孝，知有中国而不知有外夷”。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野人士大吃一惊，大开眼界，为什么一个拥有八九十万常备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竟然败绩于从海上而来的蛮夷之邦？这是中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大反省，反省者，就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反省的结果是：长矛大刀不如洋枪洋炮，以风帆为动力的木船不如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首次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的主张。“师夷”就是发现了中国有不如“夷”需要效法的地方，这是开创性的，为前人所没有提出的；“制夷”则是爱国主义的，具有御侮自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意义。这是魏源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提炼的新思想。“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为了“师夷”，就得了解夷情，于是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睁开眼睛环顾四海、五洲，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其中杰出的代表是林则徐，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书，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在他的倡导下，开创了西学东渐的风气。继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相继问世的有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8）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年初稿，1859年重订，1865年改定）等。一些以介绍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为重点的译书机构亦应运而起，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创造局译书馆、墨海书馆、标致书院等。由此可见，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没有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下，发生了夷夏观念的转变。夷夏之别的观念，根深蒂固。夷者，古时专指居于四方边境之未开化之少数民族，“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鸦片战争前后亦泛指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但随着睁眼看世界，传统的夷夏观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所取代。在这一个问题上，表述得最为明确、完整的当推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洪仁玕在流亡香港的7年中，认真研究东西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民情，其中有英、美、德、法、瑞典、丹麦、挪威、法国、土耳其、俄罗斯、波兰、埃及、暹罗、交趾、日本、琉球、马来亚、秘鲁、澳大利亚、新加坡、天竺等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平等交往，必须掘弃陈腐的夷夏观念：“凡于往来言语文字，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⑥
甲午战争失败引起的中国人的第二次大反省，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破除了“中体西用”观念，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开始着眼于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比鸦片战争失败更为惨痛，教训更为深刻：(1)鸦片战争的侵略者英、法，毕竟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而日本，在当时中国人眼里不过是东瀛弹丸之地。大清帝国居然为一个小国所打败，割让台湾，赔款2万万两之巨，大失体面。“夫倭奴之于外洋诸国，不过弹丸黑子，恃其一战之胜，中国即竭天下之财力以啖之”，⑦“亘古以来，敌人之所万难要求，从未要求者，一旦而为日本尽要之。致使外夷快心，社稷蒙耻，天下同愤，千古贻讥。”⑧(2)兴办30余年的“洋务”，竟毁于一旦。“夫中国自发捻平定以来，讲求洋务几三十年，而一旦付之旅顺、威海一炬。岂昔之所求者无效，而今之所求者果有效乎？”⑨此乃“中体西用”论的破产。(3)形势日趋严峻，民族危机加深。甲午战争后，中国势绌，日本得利，若“群为效尤之请，咸思无厌之求，瓜剖豆分，蝟集蜂起，祸在目前”。⑩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下，民族反省思潮较前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发展。
一是培育了忧患意识。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以亡国灭种、做他族奴隶的危险来唤醒国人，他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鸣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11)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很快翻译出版了英国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规律，不仅适合于生物界，而且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天演公例”，此时此刻，以“弱者先绝”，劣者必败来唤醒国人，其寓意之良若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所表述的：“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中国人虽有居安思危的古训，乃系修身格言。就与邻邦交往而言，则以“天朝上国”而自傲，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则是蛮夷小邦，“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12)这正如容闳所指出的：“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13)甲午战争的失败，培育了强化了忧患意识，破除虚骄之气，改变僵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式，正确估价自我，客观对待他邦，防患未然，自强不息。
有识之士对中华民族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谭嗣同说：“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冠。”(14)孙中山以“多难可以兴邦”，“失败是成功之母”来激励国人，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具有勤劳、善良、爱好和平诸美德，落后于世界只是暂时现象，过去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经过我们努力，今后仍然可以走在世界前列。
二是增强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社会各阶级都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其间隔时间之短暂，规模之壮阔，成员之广泛，几乎是全民族的总动员，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推翻清王朝。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觉醒——由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觉的民族。
三是增强了改革意识，不同救国方案的渐次出台。通过甲午之战失败的反省，中国的先进分子领悟到，欲解决中国的危机，仅从器物上把土枪土炮更新为洋枪洋炮是不够的，还得从根本上即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康有为、梁启超设计的救国方案是：在保持封建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主张广开言路、兴办实业，训练新式陆海军。但“百日维新”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皇帝，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庞然大物，不仅应该推倒，而且能够推倒的。孙中山比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认为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应以是否“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弃取。这就使中国人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分析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而且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走向主动。孙中山融合古今，贯通中外，博采众长，并进行再创造。他自己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创获而独见者。”(15)欲“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他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思想，摒弃其属于“霸道文化”的内容；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一统观念、自强不息精神以及勤劳、尚慈善、爱好和平、注重修身等美德，至于君权、闭关自守、重本抑末等思想，已不合时宜，则断然摒弃，他认为：“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6)孙中山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建树反映出当时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高度。
由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对中国的欺凌引发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人的第三次大反省。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发生了从西方转向东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性大转变。
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倡导科学和民主。一破一立，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
先说打倒孔家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还没有触动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更没有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完成战胜封建势力的任务。五四前夜，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以及文化上的尊孔读经，便是明证。当时的“孔家店”已不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形象，而是为历代统治阶级涂抹、乔装之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化身。因此，打倒孔家店，促使中国人全面检讨固有文化，进一步解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为社会变革提供必要的舆论准备，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当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存在片面性，没有把孔子的本来面貌与经过封建统治阶级改铸过的孔子区别开来，没有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封建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文化是世代相继，源远流长，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总结，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以及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不需要打，也是打不倒的。由于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政治口号，并不是具体处理学术问题的观点，因而这一口号，在当时为新文化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除障碍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关于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是针对专制和迷信而提出的。民主是科学的政治保障，科学是民主的基础。只有建设高度的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从而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日益发展，而科学事业的发展则呼唤着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所以民主和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正象专制和迷信亦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民主和科学是近代中国人的共同奋斗目标。
五四运动对促进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功绩主要是：
一是中国人的视野更为宽广了。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的仅仅是林则徐、魏源、容闳等少数人，五四时期则政治界、知识界、工商界，形成大批群体，他们竞相谋求与域外发生政治的、文化的或经济的交往。反映了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发生了由被迫向自觉的转变。
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的一次大反思，亦是最为猛烈的冲击。延绵多年的学校与科举、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文言与白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乃至中国人的国民素质的争论，高潮迭起。实际上是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旧教育、旧文艺、旧道德、旧传统的一次批判与革新的运动。
三是造就了一批有为青年。五四时期，站在历史潮流最前列的是青年，他们敏感，善于吸收新鲜事物，最富有正义感、时代责任感和开拓创新精神，由青年人冲锋陷阵推动全民族觉醒，成为五四的一个特点。（按：当年陈独秀39岁，李大钊31岁、胡适28岁、吴虞48岁、刘半农28岁、钱玄同32岁、鲁迅38岁、蔡元培51岁、蔡和森24岁、瞿秋白20岁、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这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学习西方转而学习东方。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7)中国人自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方才弄明白“老师”总是打学生的道理，认清近代中国贫困落后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国欲富强，得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了人民共和国。
二
回顾近百年史，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经受全面锤炼和暴风雨般的洗礼。百年史是灾难，亦是一种机遇：中国人从屈辱中反省，从反省中奋起，从而促进了民族文化素质随着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超乎常规。我国有“多难兴邦”的古训，“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18)“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19)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0)以往，人们对百年史的灾难说得多，对百年史的进步则失之简略。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近百年的中国史，既有血迹斑斑的一面，又有光辉灿烂的一面；既有备受欺凌的一面，又有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扬眉吐气的一面；既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面，又有经济上从农业社会急速转向近代工业社会的一面。呈现出半殖民地半独立，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的复杂情景。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又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昂首阔步地迈向繁荣富强。巨大的历史灾难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主要是充分弘扬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
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史，中国遭到的灾难几乎到达亡国灭种的险境。百年间，英、法、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大小计数百次，签订不平等条约1100多个，割让土地达100多万平方公里，赔款13亿两（白银）。仅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中国人死亡2000多万，财产损失上千亿美元。承受这么深重的灾难，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实属罕见。际此危难时刻，中华民族所固有的“自强不息”精神获得充分弘扬。《周易·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努力向上，奋发有为，永不停顿，正象天体运行永不停顿一样。御侮自强、救亡图存，是贯穿于近代史的一根主线。自强，不仅包含顽强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面，还有努力消除自身弱点的一面。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表达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壮举，太平天国则制订了严禁吸食、贩卖鸦片的政策，“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黄烟有伤身体，无补饥渴，且属妖魔恶习。倘有贩卖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21)“吸鸦片者立斩”(28)这表明，清王朝的某些封疆大吏与农民群众在“御侮”、“自强”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一致性。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亦取得了各阶级的共识。首先，响应这一倡导的，并不是洋务派，而太平天国政权很早就通过购买、缴获、仿造诸途径“师夷长技”——掌握洋枪洋炮，甚至连曾国藩都曾向李秀成作过请教。(23)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是三个不同阶级的登台表演，其形式与内容固然有许多差异，但救亡图存这一根本宗旨上则是一致的。为了救亡图存，以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组成的义和团，曾提出“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顺清灭洋”、“保清灭洋”、“护国灭洋”等口号，表明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已有所淡化；以推翻满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却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又反映了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的民族矛盾亦有所淡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因为在外敌侵略面前，中华各族人民都是受害者；反对帝国主义以争生存、求发展乃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重任。
三
纵观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下，亦暴露出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以及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所造成的中国人文化素质上存在的问题。
一是整体文化水平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而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祖祖辈辈在一块土地上“男耕女织”，交粮纳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封建迷信积习甚深；贫困，伴随的必然是愚昧和落后，有反抗意识，但缺乏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仅以两次农民起义为例：
太平天国是举起“皇上帝”的旗帜发动起义的，但“皇上帝”最终地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湘军包围天京时，洪秀全拒绝李秀成提出的战略转移的建议，困守孤城，幻想“皇上帝”会派来天兵天将。然而“铁桶江山”终于被一捅而破。如果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于有一批知识分子的介入使得运动的组织、纲领、政策诸问题上颇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话，那未义和团运动就相形见绌了。义和团勇士血肉之躯与侵略者拼搏，可歌可泣，但勇士们竟自认为刀枪不入，作了许多无谓牺牲，捣毁铁路，焚烧教堂，攻打外交使馆等等，都失于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识，法律知识与国际知识。再如在1870年6月发生的天津教案，是由法国天主教堂迷拐幼童剖心挖眼作药用的谣传引起的，群情汹汹。几乎酿成一场战祸。经曾国藩查处，澄清了事实。
“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眼珠若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具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23)外国传教士确有侵略劣迹，但挖眼剖心残害儿童则查无实据。居然有那么多人传谣、信谣，反映出群众的愚昧落后。
二是知识结构不适应时代需要。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直接的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实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科技水平的较量，说到底又是两种人才素质的较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造成知识分子一些积习：诸如远离政治，自呜清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懂经史子集，能琴棋书画，但缺乏国际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不会打仗，不会办外交，不会经商理财；习惯于在故纸堆爬梳，做注释注疏性文章。严复指出：“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耶？”(25)稍后的邹容更是痛快淋漓地抨击：“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姹紫红之滥调排控；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五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26)甚至，连光绪皇帝也意识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27)
经鸦片战争之后，大最引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气象、数学、理化、博物、地理、化学、生物学、光学、医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大大充实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更主要的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中国新型人才应运而起，其渠道有二：首先从封建士子中分化出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冯桂芬、马建忠、薜福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的特点是，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国学底子厚，多数有为官从政的经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或办理洋务，或从事外交，对外国人有较多接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逐渐地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第二种类型的，就是自幼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成为新一代的近代知识分子，如1872-1875年派三批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近百名学成回国人员，分别在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或充任外交官、或任教员、医生、海关官员，其中有杰出人物詹天佑。稍后又派青年分三批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参与造船、开矿、制造火药等等。其中有著名人物严复。自1873-1911年，各省所派官费留学生总数为3320人，加私费留学生，合计约有数万人。(28)此期间，清政府逼于形势也作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废八股，改书院、私塾为学堂，在课程设置上，中小学除各门基础知识外，增加了体育、音乐、美术，大学本科分设八科，其中政法科，学政治法律；格致科，学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工科，学土木、机器、造船、兵工、电气、建筑；商科，学银行、保险、关税、贸易等。中国知识阶层摆脱八股取士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知识阶层，以及稍后出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向东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知识阶层。
三是传统价值观遇到挑战与近代价值观的产生。主要是下列各点：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质建设。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崇德贱力。孔子主张“义以为上”(29)董仲舒发挥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0)这种把“义”与“利”相孤立和对立的观点，在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讲仁义道德，而如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作后盾，整个民族只能处于被欺凌的地位。有识之士领悟到：只有富，才能强，只有“自强”，才能“御侮”。从而开始了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质建设，走富国强兵之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企业，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出现的实业救国高潮，一批民族工商业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现。孙中山认为：“实业发达，铁路大通，则十年后，（中国）未尝不可成为极富之国也。”(31)
从闭关自守到被迫开放，再到主动开放。英国的大炮曾“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32)但是从太平天国起，就有主动引进的意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表示：“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晚清时期公派或私费出国留学、出洋考察几成风气。中国与世界结束人为的隔离状态，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加强 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先前分散的孤立的地区和国家，逐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所取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3)近代以来，已“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34)谁欲自我孤立，谁就是自甘落后，然而已为世界历史潮流所不容。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5)又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6)
从“重本抑末”到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重本抑末。其所谓“重”，无非是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向朝廷交税，向地主交租，以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其所谓“抑”，即对于工商业者课以重税，多方限制的政策，以避免造成人口流动等不稳定因素。以至于明末以来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获得正常发育并转化为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后，有识之士始认识到，振兴工商是由弱转强，由贫转富的关键。李鸿章说：“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全力以图之。年来日本步趋泰西，亦四出通商，以为利国利民之本。”(37)
注释：
①《清仁宗实录》卷320，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己丑。
②⑦⑧⑨⑩《中日战争》续编（三）中华书局1991年1月版，第316页；第278页；第232页；第576页；第315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叙》。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5页。
⑤《白虎通·王者不臣》。
⑥洪仁玕《资政新篇》。
(11)香港兴中会章程。
(12)《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一。
(13)容闳《西学东渐记》。
(14)《谭嗣同全集》卷三。
(15)(31)《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第2卷第452页。
(16)《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49页。
(1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8)《左传·昭公四年》。
(19)（晋）刘琨《劝进表》。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2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
(2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缉》（五）第81页。
(23)详见拙作《论太平天国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功绩》，《历史教学》1992年第12期。
(24)《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廿九，同治九年六月廿三日，六月廿八日。
(25)严复《原强》，《侯官严氏丛刻》卷三。
(26)邹容《革命军》。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廿四年五月。
(28)张玉发《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53页。
(29)《论语·阳货》。
(30)《汉书·董仲舒》。
(32)(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第1卷第254-255页。
(34)《列宁全集》第3卷第45页。
(35)(36)《邓小平文选》（三）第64、90页。
(37)《李文忠公全书》第41卷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