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形势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问题，历来是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制定内外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战略策略的出发点。“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进行战略谋划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注重对时局的把握。这些年来，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应当说是既解决了，又没有解决。说解决了，是从指导思想上讲的。如果没有我们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就不会有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不会有一系列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包括到本世纪末、下个世纪中叶的分三步走的长远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更遑论我们在将近20年的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了。说没有解决，是指在实际生活中，每当遇到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当出现重大的动荡起伏时，如何看形势的问题总要重新提到大家的面前。不仅如此，对形势的判断也确有一个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反复和深入研究乃至重新认识的必要。
从现在起到2010年，是对我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10年。这10年正当新旧世纪转换，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调整和确立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直接关系到本国在下个世纪中的作为和根本利益，因而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未来10年也是世界新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旧格局的瓦解已经过去10年了，再经过10年的过渡，建立在新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调整基础上的国际格局，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形成；今后10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初步实现小康目标后，我们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起步阶段，以台湾回归为标志的祖国完全统一事业将进入重要时期，我们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也将在这一时期迈出重要的步伐。很显然，在这个1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争取到一个相对缓和的安全环境，以便抓住机遇、集中精力，继续发展壮大自己。
因此，准确把握21世纪初国际形势的走向和我国安全环境的总体态势，就成为摆在中国战略学界面前的重大而又十分急迫的课题。
本世纪末的两大历史事件不可低估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前者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内在矛盾的深刻反映，后者是政治多极化进程中内在矛盾的深刻反映，以这两个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国际经济动荡和国际安全动荡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国际关系走向，正在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运动的进程，而且要注重研究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正是这样的历史事件深刻暴露了历史运动的本质，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战略家应当着力关注对战争全局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个别环节，即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那些动作或事件。因为正是这些事件对于战略全局的发展和转换，具有枢纽的意义。
关于亚洲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进程，这几年分析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最主要的历史趋势和特征，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动荡，从反面说明了世界在全球化进程的相关性。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的领域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谁也不可能在全球化中独善其身，损害他人而不伤及自己。国家间损人利己和“隔岸观火”的政策越来越不合潮流。这对未来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趋势是自由市场经济向全世界扩展。就世界经济范围讲，是西方经济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的取代；就西方经济范围而言，是美国模式对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占据更大优势。因而，当前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倾向。但是，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逐步完善、俄罗斯全盘西方化所陷入的极度困境都说明，各个民族实现市场经济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各具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世界经济模式多样化同西方化与美国化的矛盾和冲突。
第三，金融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带头作用，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外汇交易额每天高达1.5万亿美元的规模， 大金融集团的势力不亚于甚至超过大国的政府实力，国际金融投机势头难以阻遏，在金融信息网络极度加快国际间资金的流速和流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最典型、最集中地表现在金融业的全球化中，造成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市场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未来国际经济的走势变得更不稳定和更难预测，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更大的威胁。
第四，全球化加大了全球范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使南北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也拉大了第三世界内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距离，并使一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趋异效应”，将会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稳定的消极因素。
第五，美国是在这场东亚经济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它在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下通过推进自由贸易、掠夺全球财富，利用区域经济危机获一己私利，从全球化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从而驱使美国强化对于全球化的“领导责任”，使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霸权野心空前膨胀。
科索沃战争是世纪之交令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非同寻常，不可等闲视之。仅从交战双方的主体和意图上来看，这场战争就很不简单。发动战争的一方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在它领导下的惟一的超级军事集团。西方国家通过这场战争推出了“北约新概念”，美国通过这场战争推出了“新干涉主义”，欧盟也通过这场战争标榜“第三条道路战争”，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指导性的战略理念，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未来世界的一种设计方案和管理模式。至于战争的另一方——塞尔维亚民族，也不可小觑。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先后英勇反抗过四个帝国的高压统治，引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率先在苏联阵营中公开表示了自身的强烈独立性，60年代末塞尔维亚族所在的南斯拉夫又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这个民族是一个虽然弱小但却对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多次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而目前这场强加在这个民族头上的悲剧性战争，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巴尔干地区和欧洲的范围，它再一次调动了全球力量布局，打乱了大国关系进程，突显了国际内在矛盾。从这场战争所反映出来的国际社会的深刻矛盾看，科索沃战争很可能是下个世纪初叶一系列国际动乱的前奏。
美国的战略动向和中美关系如何定位关乎未来国际形势的全局
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其霸权主义的进攻性和冒险性有明显增长。这究竟是美国在某些个别事件中的特殊反应，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动向，我们可把观察的视角拓开一些来看。
应当说，整个90年代的国际形势有两次大的震荡，一次是在90年代初，一次是在90年代末。1989～1991年世界上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7～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这两次大的震荡都各有一场美国发动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相伴随。海湾战争是美国在对苏东国家政治上得手的情况下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则是美国在对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上得手的情况下发动的。前者是政治动荡中的战争，后者是经济动荡后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观察形势的历史线索，这就是90年代是美国充分利用世界历史的转型时期，极富战略性地营造出美国世界霸权的10年。在这个10年中，美国一方面在内部通过自身的改造，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深化新军事革命，扭转了衰退的趋势，振兴了美国的国力，重新夺占了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它紧紧抓住第一个历史震荡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彻底逼垮了它的对手，为两极争霸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确立了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现在，它又通过第二个历史震荡，图谋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从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领域确立起美国的全面霸主地位，这就是美国要通过科索沃战争达到的目的，同时也预示了美国在下个世纪初的政治走向。
对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冷战结束后，美国遇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遇到的历史性机遇。他用了一个三段式来表达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即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而这个惟一的世界强国是一个非欧亚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国家要统治和支配欧亚大陆的局面。他直言不讳地用了“新型霸权”和“新型帝国”这两个词来形容美国要建立的单极世界的性质。
那么，美国的战略动向究竟是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稳定呢？还是带来新的麻烦？我看一定是后者，理由有三条：第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意图必然会恶化它同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力量之间的关系，加剧它们的矛盾和冲突。这场科索沃战争的结局并未实现美国的初衷，美国在战争上有三大失分：一是战争的矛头明显针对俄罗斯，恶化了俄美矛盾；二是悍然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复杂化了中美关系；三是打乱了欧洲的经济局面和安全环境，埋下了美欧日后发生冲突的隐患。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一超多强”这个概念，不仅是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力量关系的描述，而且是对它们矛盾关系的深刻反映，即“一超”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并逐渐受到多强力量的挑战。第二，美国这样做，就必然要强化它在国际上的干涉行动，就要以民族和宗教争端为借口，而民族宗教问题是冷战后对国际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的一个非常消极的因素，美国去捅这个马蜂窝，势必要捅出大乱子，印巴重燃克什米尔争端，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新近激化的民族和宗教冲突，这些乱子的相继发生，都同美国在科索沃的倒行逆施有关。第三，美国的霸权行径，使二战后国际社会在深刻总结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遭到了粗暴践踏，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被严重破坏，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势力和组织在美国恣意妄为的情况下，其行为不仅不会变得循规蹈矩，反而可能会更加无法无天，至少国际裁军和军控的进程已经失去了控制。这无疑增加了未来世界的危险性。
至于谈到中美关系前景，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美国在霸气十足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敌意会进一步增长。现在美国有些人把中国比作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认为德国崛起的标志是通过三场王朝战争（普丹、普奥、普法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成为当时欧洲的强国进而扰乱了当时的世界秩序，而今天中国的崛起也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为标志，也表现为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即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和台湾回归祖国。为了阻止“大中华”的出现，美国要维持“不战不和，不统不独”、中国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分治”的局面，看来这个政策它不会改变，这就必然要恶化中美两国间发展正常关系的进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也还有另一方面的特点。其一，美国谋求的“新霸权”是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它的主观意图还是要维护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和全球秩序，所以，避免同世界大国发生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是美国在当前对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的政策。这从冷战后美国的防务安全战略所确立的两个战区性战争的目标中可以窥见一斑。其二，目前美国欧亚战略的重点在欧亚大陆的中西部地区，即所谓的前苏联的“政治黑洞”地区和包括中亚、南亚、中东和东南欧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地区，它还不具备条件集中主要力量对付中国。其三，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的利益分歧，但仍然有多方面的利益交汇点，中美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保持合作的客观基础并未消失。因此，全面地看，中美关系的两重性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民主、共和两党达成的共识，不论何人上台，维持这个政策总体不变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会随着其霸气的膨胀加大这个政策中对中国遏制和强硬立场的成分，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的两面性。这就是我对中美关系在下个世纪初定位的看法。有鉴于此，我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还是有回旋余地和转圜空间的。
影响我国未来安全环境的五个重大因素
在影响我国下世纪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中，我认为有五个因素是最基本、最重大的。
一是国际经济因素。当前国际政治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是同国际经济最近以来的不平衡发展密切相关的。从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看，美国在世界高新科技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会继续保持下去，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但其对欧、日和我国目前所占据的优势有可能缩小。在金融动荡中遭到重创的亚洲经济将在2000年前后复苏，但由于损失的程度巨大，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复杂，外界救援的力度较小，比照墨西哥金融危机复苏的情况，东亚经济的恢复和健康运转可能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大约需2～3年。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乘亚洲国家经济实力削弱之机，实行资本扩张，大肆低价收购濒临破产的亚洲企业，有可能会重新增大它们在经济上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现在世界上关于美国经济的走势众说纷纭，一种意见把当前的美国经济称之为“金发女孩”，喻意其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魅力，认为同二战后60 年代和80 年代美国经济前两个最长发展周期相比（分别为106个月和92个月）， 这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主要是靠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和扩张（即“新经济”）所带动的，因而有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性规律，实现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代国际金融资本就像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开始时它吸取位于中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资金，将其输送到边缘地区，导致新兴市场的出现和全球繁荣。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世界资本流向发生逆转，资本开始逃离边缘区，向中心区反向流动。这种资本的逆流动起初会使中心地区（如美国）受益，但边缘区的困境最终会拖累中心区，美国将会成为下一个经济风暴的中心。无论上述情况哪一种成为现实，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安全环境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在今后5年内，美国的利率和美元的汇率有可能经历一个交替震荡期，美国股市中的巨大泡沫迟早要破灭，由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掩盖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终将显现，由此在21世纪初将造成美国经济的一次衰退，不管程度轻重，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波及全球经济，并会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的冲击和影响。除美国经济外，欧洲经济的动向也值得关注，一个有2.9亿人口，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的欧元区的诞生，会在未来5 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对美元统治地位的真实挑战。届时，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60%降到40%至50%，欧元将占到30%至40%，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被“以美元、欧元为主导的两极货币体系”所取代。从历史上看，美国政治上的霸气同它在经济上的牛气是成正相关关系的。60年代初期，美国实现了战后最长时期（106个月）的经济扩张，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话的口气也大得不得了。他向世界宣布：“让每一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迎着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生存和赢得自由。”（注：[美]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转引自[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第227页。）可是到了70年代， 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由于越南战争和国内经济滞胀等因素的拖累开始走下坡路时，尼克松总统的口气就要比肯尼迪软得多，他在1970年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讲：“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为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制订全部方案，拟出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和承担全部防务。”（注：[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0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转引自[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第227页。）90年代初， 当美国经济还在低谷中徘徊时，它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美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的事实，而当它的经济连续增长了100个月之后，再也找不到“美国衰落”论的影子， 它又重新挥舞起了“新干涉主义”的大棒。所以，未来美国经济的好坏，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下一个世纪的国际安全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是大国关系因素。当前的大国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力量对比失衡，一个是美国单极霸权膨胀，两者又是紧密关联的。美国经济依靠自身的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很有可能创纪录地实现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它又从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得到巨大好处，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高涨，此次科索沃战争又使欧元汇率的走势持续呈现弱势，加大了东欧国家的货币汇率下滑和西欧股市的剧烈波动，从而促使美元汇率持续走强，不仅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良好态势，反而加强了美国成为资金获利和避风的重要市场。美国经济牛气冲天，于是在世界上霸气十足，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地位的增强，促使其在未来挑战多极世界的行动中将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俄罗斯由于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对外关系上西顶东靠、联华抗美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强，但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还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其在未来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能力将因国家实力衰落而受到严重影响。日本争当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努力虽然因经济危机暂时受挫，但在下个世纪初，会伴随其经济的恢复而加紧展开，并将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不断寻求表现，日美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还会重新激化，中日作为东亚两强的矛盾将进一步显露，日本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与中国继续进行广泛合作，但在政治和安全防务上将继续选择追随美国、暗中牵制中国的立场。东盟国家集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大伤元气，单个和总体实力都受到削弱，美日等西方国家乘虚而入，加紧对东盟的分化、控制和拉拢，东盟政治上西靠的倾向会发展，其独立行动能力和在大国之间扮演平衡和中介角色的作用将有所降低。未来亚太地区很可能形成一个以美日中不等边三角为核心、关系相对稳定、但重心向美国倾斜的大国关系格局。
未来10年的国际经济走势仍将是起伏不定的，经济全球化及其所遇到的问题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和摩擦，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WTO后， 随着融入国际经济程度的加深，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也会增多，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经济安全环境将从90年代的相对宽松转为趋紧；下一个10年，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美强我弱的世界力量格局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某些方面肯定还会拉大差距，在未来可能形成的亚太政治格局中，美国的主导地位还会得到强化；随着下个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个目标的启动和祖国统一进程力度的加大，针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外部疑虑和国际压力也随之增长，树未大而风已至，我国韬晦含光的余地缩小，对被当做威胁目标加以对付的危险加大。
三是民族分裂主义因素。冷战后在前苏联周边和东欧地区出现了一股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这股浪潮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鼓舞，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也在我国的新疆、西藏和台湾形成了一个小气候。目前我国的这三股分裂势力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一是都加大了分裂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二是都与境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内外配合；三是都开始了政治合流、联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四是都极力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以便引来国际保护和外部干预。科索沃战争也证明，西方国家正利用民族分裂问题大做干涉他国主权的文章，美国反华势力，更是把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看做是牵制和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重要的牌。现在看来，我们对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安全影响的深刻性、广泛性、长期性要给予足够的估计，对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民族问题为分裂和弱化中国做文章应引起高度警惕。今后10年，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势将上升到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突出地位，成为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
四是军事安全的因素。冷战结束后，虽然经济的因素上升，经济安全的问题突出，但军事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在规模裁军的同时加快了质量建军的步伐，一个以现代经济实力为基础、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正在重塑国际军事实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家安全的走势。美国在90年代初发动的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 而在去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中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0%，这次空袭南联盟竟高达90%。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近年来在增强高技术军事实力方面的迅猛进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冒险和更富于干涉性的原因。这场新军事变革，即为我军带来了机遇，又构成了新的挑战，稍有延误，就会在这场无情的军事竞争中被甩下来。目前我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就是同与我当面的印军比，在海空军的某些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美国最近大幅度增加了今后5年的国防预算， 加紧研制高精尖武器，力图牢固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在不断提高其军事行动能力的同时，美国还加紧构筑支撑其单极霸权的全球军事体系，并寻找其动用武力的最便利的行为方式，它企图把欧亚大陆分别置于由它控制和主导并经过改造和强化了的两个军事同盟监管之下，通过确立某种军事同盟“新概念”，以达到扩大成员、扩大职能的目的，并要把中国台湾事实上纳入它的同盟体系，明显增加了针对我国的一面。美国通过在科索沃的实验，企图建立一种打着人道主义旗号、撇开联合国单独行动、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为所欲为的新军事干涉模式，从而使未来大国卷入、大国干涉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
五是周边热点因素。从我国周边的现实情况看，虽然亚太地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相对比较稳定的地区，我国周边外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边境安全大大改善。但是我国周边的潜在热点和爆发点并未消除。在我国周边实际上存在一条V形热点线，V形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从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到南亚次大陆的克什米尔地区，再下来是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和柬埔寨，在我国看来是一条沿边线；V 形线的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从日俄的北方领土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局势，中朝的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的钓鱼岛之争，到台湾海峡和我国南海海域，在我国看来是一条沿海线。由于这两条线都靠近我国的陆域和海域，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争端直接涉及我国的主权和安全，我国是直接的当事方，所以，一旦这些热点爆发，将我国拖入和卷进去的可能性极大；即使不爆发，和平协商处理起来的难度也很大，往往处在一线的当事方的处境会使我们的回旋余地较之美、日、俄和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东盟这些二线国家来要少得多，也困难得多。
今后10年，我国周边热点地区小的局部冲突和动乱将难以避免，重大的局部冲突和动乱在某些特别敏感的爆发点上有可能发生。由于台湾在美日对华遏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和台湾独立倾向还会继续发展，在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日程逐渐迫近的情况下，反对台湾独立的斗争势必会更加突出起来，成为牵动我国安全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焦点。台湾已经是我国安全环境的一大瓶颈，预计在这个方向上还会消耗我更多的战略资源。今后，东部沿海仍为我安全的重点方向，其核心是台湾问题；西部边疆是我安全的次重点方向，核心是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各个安全方向的斗争又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美国和我周边的反华势力也有以西制东、以南乱北的战略意图。未来10年，藏独和西北民族、宗教分裂势力在美国的背后支持下，很有可能全力争取亚洲的“科索沃模式”；南海争端中的某些当事方，也试图加紧制造和炒作一些争端，把事件闹大，以便引来国际干预。
从上述五大因素可能产生的综合效应中，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继续肯定未来安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因素时，一定要看到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出现的重大反复和重大曲折，充分估计到我国安全形势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新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根据美国人的判断，到2015年前，世界上尚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力量中心，它要在这一段“战略间歇期”里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这也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可资利用的机遇。到2010年前后，我们仍然不会面临世界大国发动入侵和举国迎敌的局面；展望21世纪初，我国周边东急西缓、北和南迷（不稳定）的基本态势，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这就使得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安全稳定有了总的背景保障，同印度和东盟国家关系的改善，也可基本维持住我国南部陆域和海疆的现状，不使这一方向的复杂形势激化。只要我国今后的政策对头，进一步实现睦北、缓西、稳南、进东的战略目标，是可能的。下个世纪初，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和挑战有可能呈上升趋势，我们确实将面临一个比过去更为严峻的安全环境。
人类命运在21世纪面临抉择
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面貌，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与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相适应，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革新不仅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生活方式，引起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中的革命性变革，也正在对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上层建筑提供改造的动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和它的网络化，要求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来进行生产，才是最有效的。现代生产力的这个本质要求，对冷战条件下东西方对立的国际格局提出了根本的质疑，这正是导致冷战结束的最深层的推动力，是把东西方分隔开来的“柏林墙”推倒的真正原因。也是当冷战的帷幕消除后，地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何以如此迅猛地在全世界扩展的答案所在，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国际关系要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我们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继续制造分裂，推行对抗的冷战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可能持久的。现代生产力的这个本质要求又推动了由经济而政治的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国际社会必须实行全球化合作和全球化管理的客观要求，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被遍及全球的信息网络日益联结成为一个高度依赖的相关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
但是，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全球化的合作与管理，却有可能导致两个根本相反的发展方向。第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人类活动更加社会化的方向。也就是说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性质从根本上要求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盲目力量和无政府状态，把人类的活动引导到科学、理智、公正和与自然相协调的方向，亦即要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进行社会化的管理。在当前情况下，日臻完善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已经为实现这种全球化的管理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创新，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能够避免导致经济、政治无序化的新秩序和新规则。过去列宁曾经讲“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他讲早了，电气化是人类社会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力的典型标志，而与电气化时代相适应的典型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只有当人类发明和掌握了信息技术并将这个技术网络化之时，人类才真正具有了对全社会进行科学化管理的技术条件，信息技术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标志，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对社会的生产活动进行社会化管理和科学调控的组织细胞。从全球范围看，在承认各国主权平等和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努力，正是代表了未来社会的这一发展方向。第二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则是通过正在日益扩大的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霸权扩张行径，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全球的不平等统治，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纳入到美国设计并在其中统治的全球体系中去，由美国和少数几个西方盟国来对世界进行分级管理。亦即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此，西方社会在苏联解体之时就已经公开宣布：“历史已经宣告终结”，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今天，美国的所作所为正是代表了未来社会的这第二个发展方向。人类的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正在进行着斗争。毋庸讳言，要实现第一种发展方向，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道路将是十分漫长的；但是，同样明白无误的是，如果让第二种方向得逞，听任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原则，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个别企业、个别国家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泛滥，人类就无法应付仿佛像魔咒一样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在当前，人们已经深刻感觉到，信息技术的速度越快、覆盖面越广、影响力越大，运用这种技术手段进行的私人投机所产生的破坏力和毁灭性后果就越可怕。人类命运在21世纪面临着重大抉择，不是科学民主的社会化管理，就是人类社会更加深重的危机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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