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西文论文,故居论文,上海论文,藏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1873(2006)05—0019—11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将孙中山所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同盟会宗旨，选举产生了总部主要干部。中国同盟会统一了国内各地分散活动的革命力量，联合了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侨民与留学生中倾向于革命的人士，将中华民族的现代觉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创了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新时代。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同盟会总理，成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陈天华记述此前几天即8月13日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盛况时，称孙中山为“中国英雄之英雄”：
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于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①
“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确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真实写照。
记得1985年在中国河北涿县召开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为孙中山算不算是一个思想家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他所主张和宣传的，大多属于西方国家政治与社会常识，在这方面，孙中山没有多少独特的创造，因此称不上一个真正的思想家。这一观点遭到许多学者反对，但是所列举的主要是他晚年撰写的《建国方略》、国民党改组时所作的三民主义系列讲演。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的著述不多，他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一直难以阐明清楚，因此很难使那些持否定论者信服。
孙中山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仅仅摭拾西方国家通俗读物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怎么能那样高屋建瓴，切中中国时弊，而为海内外那么多大革命家、大思想家所敬仰和折服？孙中山一生中，究竟接触了哪一些西方思想与学说，这些思想与学说对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20年来，我一直试图从孙中山所读过的西学书籍以及他对西方各国的实地考察中寻找到合乎实际的答案。
1991年应高雄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所长杨同旭之请，我检索了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写成《民权主义思想渊源一瞥——上海孙中山故居部分藏书疏记》，发表于该所出版的《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2期。该文说明故居现存政治方面西文藏书不下500种，其中与民权主义相关的政治学概论性著作有17种，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著作12种，各国宪法与宪政著作23种，政党政治著作10种，联邦制与地方自治著作10种，各国政治制度与各国政府著作12种，法与法治著作24种，以上总共108种。该文指出，这些著作大多为英美等国学者、政治家的代表性著作，而且最新出版的著作收罗较为齐备，它们表明，孙中山购置和阅读西文书籍有着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选择。他的民权主义，特别是他的民主观、自由观、宪法观、政党观、地方自治观、法治观，同这些著作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一年，我在发表于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创刊号上的论文《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实业计划〉战略构想析评》中指出，据故居现存藏书分析，孙中山在撰写《实业计划》时，除去关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工业发展史等一批西文名著外，仅关于交通、港口、铁路方面的西文著作就不下60种，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方面的西文著作近10种，银行、信贷方面的西文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著作各60种，以上著作约200种。
1993年春，我在日本东京讲学期间，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将新发现的孙中山1914至1915年在东京丸善书店购书目录清单的复印件相赠。回国后，征得久保田文次教授的同意，撰成《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一文，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第4辑。这份清单所购书籍共150种，包括英文书130种，法文书10种，日文书9种，大部分现仍保存于上海孙中山故居。另一部分，估计被孙中山携去广州，在陈炯明炮轰粤秀楼时被毁。
其后，我发表于《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上的《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一文中，疏理了《孙文学说》基本观点同故居藏书及丸善购入书籍中数十种人文主义著作的关系，《孙文学说》从十个方面为“知难行易”说作证时用作依据的近百种西文书籍目录。1996年我在新撰写的《论孙中山晚年对于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思绪寻踪》一文中，从故居藏书及丸善购书目录，说明了与他思想转折相关的西文进化论、天文学、地质学、生态学、遗传学、优生学、人类学等著作至少有50种，社会学、伦理学等著作有近30种。
通过上述几个专题的研究，我深深感到，孙中山对于西方思想学说的了解，完全不是像先前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通过一些通俗读物获得若干常识性的知识。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的西文藏书中，除去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继续在这里居住时增添的少量书籍外，出版于1924年以前的著作接近1300多种，加上在广州粤秀楼被炸时的西籍数百种，孙中山本人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当在1800种以上。他的阅读，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藏书。在香港求学时，在大英博物馆，在欧、美、南洋、日本各国居留时，他还借阅过许多图书馆藏书。从日本丸善购置的书籍目录和日本警视厅监视孙中山一次次从丸善购书的秘密报告，清楚地表明孙中山阅读是如何用心，品味是如何之高。190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中国留学生讨论中国革命之际，孙中山曾说：“我亦读破万卷也。”② 这完全不是自吹自擂，他所读的，主要是西文书籍，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在20世纪所有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他精心研读大量西方理论、学术著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认为孙中山的西方思想、学说知识有限，并以此否定他的思想家地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中国同盟会，环绕这个题目已有过数以百计、千计的论文及著作。这里，我试图结合上海孙中山故居所收藏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各类西文书籍，对当时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和逐步成熟的端绪作一番梳理。孙中山这一时期所读的书籍当不限于这些藏书，而且也不限于西文著作，但是西文著作确实是孙中山阅读的主体部分。当孙中山居住在日本横滨时，日本的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的一份报告书曾专门反映孙中山读书情况：“清国流亡者孙逸仙平日耽于读书，只偶然出来散步，或往来访问客人。”③ 孙中山如饥似渴地力求从世界各国思想学说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可从这里清楚窥见。中国同盟会活动并不止于1911年，但是孙中山1911年底返国后，立即投入组建临时政府的紧张工作，潜心读书的机会已经丧失。不久，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所以，本文便以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书籍为切入点，考察一下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
从故居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现存书籍中，首先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孙中山宏大的世界意识，对世界潮流、世界发展大趋势的真切了解，以及这一切如何成为他考虑中国命运、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应当是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首要特点。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1879年即随母去檀香山就读。从这时开始，直到1911年底归国，除短期回国返乡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海外渡过。这中间，从1883年至1892年，大部分时间在香港读书；1892年，在澳门行医；1894年以后，辗转于檀香山、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比利时、新加坡、吉隆坡、越南、暹罗等世界各地。1897年至1902年，在日本居住近5年；1904年，在美国各地居住近10个月；1905年，在英、法、比、德居住约半年；1905年7月至10月、1906年10月至1907年3月，两次在日本居留约9个月；1907年至1909年，在河内、新加坡等地居住约2年；1909年5月至1911年12月，又三度赴欧、两度赴美，每次逗留都达数月。这30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使孙中山对于欧美各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状况，有着丰富真切的感性了解，在其语言运用、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以及行为方式上，都深受西方的影响。
康有为等人也曾长时间居留海外，多次游历欧美等国，对世界有着广泛的直观的感性了解。由于语言的隔阂，他们只能通过西语中译，间接地获得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和他们不同，孙中山没有任何语言和知识基础的障碍。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看出，1911年以前，孙中山早就特别重视阅读世界历史特别是欧美各大国的历史著作，以期对欧美文明、大国兴衰以及世界发展趋势获得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并从中吸取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鉴戒。
故居中现存一批1911年前出版的世界史、地区史著作。综合性著作，有J.W.Draper《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纽约，1876)1-2卷；Edited by Williams25卷本《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伦敦，1908)；Edited by Ward13卷本《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m History,剑桥，1906-1911)；J.McCarthy3卷本《当代史》(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伦敦，1902)；F.Guizot2卷本《罗马帝国衰亡至法国革命期间的文明史》(The History Civilization,From the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887)；F.Guizot《欧洲文明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纽约，1911)；H.W.C.Davis《中世纪的欧洲》(A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伦敦，1911)。专门研究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W.Cunningham《从经济角度看西方文明》(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剑桥，1899、1904)；W.Müller《近代政治史，1816-1875年》(Political History of Recent Times,纽约，1882)；C.Seigobos《1814年以来的欧洲政治史》(Seigobos'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Since 1814，纽约，1899)；H.Hoffding两卷本《近代哲学史》(A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伦敦，1900)等。
国别史方面，有关英国历史的著作最多。通史性著作，有T.G.Smollett5卷本《英国历史——从革命到乔治二世的死亡》(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Death Of George the Second,伦敦，1825)；L.Macaulay6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898)。专史性著作有J.R.Green4卷本《英吉利民族史略》(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纽约、伦敦，1892)；1卷本《英吉利民族史略》(伦敦，1907)；G.Smith两卷本《联合王国政治史》(The United Kingdom:A political History,伦敦，1899)；T.E.May《英国宪政史(1760-1860)》(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760-1860，伦敦，1875-1878)；H.R.Gneist《英国政体史》(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伦敦，1891)；H.R.Gneist《英国议会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伦敦，1895)；H.Hallam3卷本《英国立宪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08)；E.P.Cheyney《英国工业社会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纽约，1901)；H.T.Buckle3卷本《英国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伦敦，1902)；M.V.Bérard《英帝国主义与商业霸权》(Brithish Imperialism and commercial Supremacy,纽约，1906)；H.E.Egerton《英国殖民政策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伦敦，1910)；S.J.R.Seeley《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伦敦，1900)等。加上《战斗的克伦威尔》、《纳威尔逊传》、《查尔斯·达尔文》等一批传记，共约20余种。
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也很多，大多为专门史。这里有R.Frothingham《合众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10)；G.Smith《美国政治史纲，1492-1817》(The United State:An Outline of Political History,1492-1871，纽约，1889)；H.E.Hoist8卷本《美国宪政史1750—1832》(The Constitutional &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S.,芝加哥，1881-1892)；W.A.Mowry《美国领土的扩展》(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02)；A.P.Andrew《美国统计资料(1867-1909)》(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1867-1909，华盛顿，1910)；E.L.Bogart《美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07)；J.W.Foster《一个世纪的美国外交》(A Century of American Diplomacy,波士顿、纽约，1902)；J.W H.Foster《美国在东亚的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波士顿、纽约，1903)；H.P.Willis《美国殖民政策研究：菲律宾问题》(Our Philippine Problem:A Study of American Colonial Policy,纽约，1905)等。加上《华盛顿将军传》、《马歇尔的生平、性格和司法生涯》、《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等一批名人长篇传记，一批战史著作和一批银行史、企业史著作，总数近30种。
法国历史，是孙中山关注的又一个重点。孙中山最关心的当然是法国大革命，故居现存F.V.A.Aulard4卷本《法国革命史(1789-1804)》(The French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1789-1804，伦敦、莱比锡，1910)；L.L.T.Gosselin两卷本《法国革命传奇》(Roman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08)，从中可以了解法国革命的过程。孙中山对于拿破仑的特别关注，故居中有4种拿破仑的长篇传记，它们是J.H.Rose两卷本《拿破仑一世传》(The Life of Napoleon Ⅰ.,1902)；W.Yorck两卷本《拿破仑将军》(Napoleon As A General,伦敦，1902)；T.A.Dodge4卷本《伟大的首领拿破仑》(Great Captains:Napoleon,伦敦，1904-1907)；C.M.Baron3卷本《拿破仑一世传记续补》(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伦敦，1895)。叙述导致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之役专著两种：一是W.Siborne《1815年滑铁卢战役》(The Waterloo Campaign:1815，伦敦，1904)；二是E.Erckmann《滑铁卢》(Waterloo:A sequel To the Conscript of 1813，纽约，1910)。从对拿破仑命运如此浓厚的兴趣中，可以触摸到深藏在孙中山心灵深处的某种心路。此外，故居中还有一些叙述法国银行、信贷发展历程以及法国在远东战略的著作。这10多种法国历史著作表明，孙中山了解法国历史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国别史方面，故居还有一批叙述俄国、德国、荷兰、朝鲜、埃及、印度、墨西哥等国历史的著作，总数也有近20种。
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看出，孙中山非常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特别是古代罗马帝国兴衰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古希腊史方面的著作有G.J.M.Grote11卷本《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纽约，1911)；两卷本《希罗多德传记》(The History of Herodtus,伦敦、纽约，1910)；《修昔底斯》(Thucydides,伦敦、纽约)。古罗马史方面的著作，有E.Gibbon7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伦敦，1903-1906)和同一作者6卷本同名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纽约、伦敦，1910)；G.Ferrero5卷本《罗马帝国的盛衰》(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纽约，1909)；T.Mommsen《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纽约，1911)；Tacitus两卷本《塔西佗著作集》(The Works of Tacitus,伦敦，1908-1909)；C.Middleton《西塞罗生平和书信集》(Cicero' s Life and Letters,爱丁堡，1892)；恺撒的传记有3种。希腊、罗马都曾经是文明古国，都曾盛极一时，后来衰弱了，尤其是罗马帝国，还延续了相当长的岁月，它的命运可资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警惕与借鉴。这显然是孙中山对古代希腊、罗马历史如此关心的基本原因。
故居中现存的这批史学著作，显然不是西方国家的通俗读物，几乎都是水准很高的学术名著。孙中山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他所阅读的这些著作，能使许多历史学家为之汗颜。孙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这区区4个字，凝炼了孙中山对世界各大文明兴衰、欧美各大国崛起各种知识的深刻理解。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所做的演说中曾说：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时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而变为近世的文明；……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可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④
结合故居中现存的以上历史著作，就能理解孙中山这一段论述决非泛泛之论，而是他认真研究了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帝国历史，和英、美、法、德近代以来的历史，得出的深思熟虑的结论。
检视孙中山故居现存历史类西文藏书，还有一个不可漠视的特色，这就是孙中山特别关注西人论述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各种书籍。1911年以前出版的这一类著作，至少有60种。
美、英等国人士综论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代表性著作，故居中几乎都有收藏，如P.Du.Halde4卷本《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伦敦，1736)；M.Huc两卷本《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伦敦，1855)；S.W.Williams《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纽约，1883)；S.R.K.Douglas《中国》(China,伦敦，1887)；D.C.Boulger《中国史略》(A Short History of China,伦敦，1893)；R.S.Gundry《中国今昔》(China Present and Past,伦敦，1895)；W.A.P.Martin《中国三循环》(A Cycle of Cathay:or,China,South and North,纽约、芝加哥、多伦多，1896)；A.S.Krausse《衰败中的中国》(China In Decay,A Handbook To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伦敦，1898)；C.W.D.Beresford《中国的分裂》(The Break-up of China,伦敦、纽约，1899)；A.H.Smith《动荡的中国》(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伦敦，1901)；C.Holcombe《中国问题的症结》(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伦敦，1901)；F.L.H.Pott《中国史略》(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上海，1903)；H.C.Donby《中国及其人民》(China and Her People,波士顿，1906)；W.A.P.Martin《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纽约，1907)；M.Broomhall《大清国》(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伦敦，1907)；J.S.Thomson《中国人》(The Chinese,伦敦，1910)；J.K.Goodrich《将来的中国》(The Coming China,芝加哥，1911)等。
故居藏书中，还有一部分是专论中国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西文著作。专论中国农村的，有A.H.Smith《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纽约、芝加哥、多伦多，1899)；E C.King《四千年来的农民：中国、朝鲜和日本》(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adison,1911)。专论中国信仰与宗教的，有R.J.Edkins《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伦敦，1893)；M.Reynaud《中国的彼岸世界》(Another China,伦敦，1897)；H.A.Giles《古代中国的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伦敦，1905)。专论中国边远地区的，有W.J.Gill两卷本《金沙江》(Burmah,伦敦，1880)；E.H.Parker《上溯扬子江》(Up the Yang-Tse,香港，1898)；S.A.Horsie《在西部中国的三年(川黔滇游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伦敦，1897)；M.S.Wellby《穿越未为人知的西藏》(Through Unknown Tibet,伦敦，1898)；S.A.Hosie 《满洲：它的人口、资源和近代历史》(Manchuria,Its People,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伦敦，1901)；F.H.Nichols《穿越神秘的陕西》(Through Hidden Shan' xi,伦敦，1902)。专论台湾的，有G L.Mackay《来自遥远的台湾》(From Far Formosa,伦敦，1896)；J.W.Davidson《台湾岛今昔》(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纽约，1903)等。
收集、购置和阅读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清楚表明孙中山渴望从不同视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解决中国问题，既需要认清世界潮流，又需要认清中国国情，而认清中国国情，实非易事。中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彼此差异甚大，凭藉感性直观，极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凭藉官方文书和其他方面资料，则太多文过饰非的虚妄之词。西方人士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自有其片面性，甚至会有不少偏见，但是，如与中国自己的文献相结合相补充，必定有助于对中国国情获得较为真切的认识。这就是孙中山虽非历史学家，却一直那样认真广泛地了解中外历史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于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自觉认同与热忱追寻，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所显示的孙中山革命思想又一特色。
所谓现代文明，所谓现代性，有着数以百计的不同定义、不同诠释。为绝大多数诠释者所公认的现代文明、现代性的主要指标，包括疆域固定和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性联系的实现，公众主体性的确定和世俗公众社会形成，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和幅度扩展，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理性批判精神高扬，科学与技术作用日益突出，由自由、平等、博爱、进步、民主、法治、公平、效率构成的新的价值体系逐渐成为主导性价值。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自觉认同与热忱追寻，就是对这些主要指标的自觉认同和热忱追寻。
当中国人开始全方位直面现代文明、现代性时，现代文明、现代性自身已面临严峻挑战和深刻危机。这是因为现代文明、现代性从西欧发端时，一开始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地理大发现、殖民掠夺与殖民统治、资本原始积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工业革命，是西方现代文明、现代性形成的一座座里程碑。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使现代文明、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又导致西方社会陷入普遍的异化民族国家的建立走向了殖民扩张，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相伴的是社会两极化，社会出现尖锐阶级对立，世俗公众社会和代议制政治制度成为对于公众新的奴役，理性常常陷入非理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涨。以斯宾格勒、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文明、现代性未加区分，在抨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现代文明、现代性也进行了解构，以致走向否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与此同时，在欧美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批判资本主义，而肯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主张现代文明、现代性通过社会主义而重建。
针对欧美社会矛盾的现实和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20世纪初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现代性应否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问题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趋向：一是震慄于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社会矛盾和剧烈的社会冲突，而倾向于否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二是认定资本主义道路无可避免，中国应准备付出必要代价，依循西方所走过的道路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三是接受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认定中国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既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而又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弊端。当时，可以说，“翼教丛编”这一派代表了第一种趋向，康有为、梁启超代表了第二种趋向，孙中山和同盟会核心成员代表了第三种趋向。
在同盟会核心成员中，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现代性普世主义核心内容信仰与追求最为坚定，主张中国应当探择社会主义方式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最为明确、最为热切。在西方国家各社会主义派别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常被视作现代文明、现代性成长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而在孙中山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成为东方国家区别与西方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另一条道路。1905年5月，孙中山赴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见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中国革命党为其成员时，就将这一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中国社会主义者要探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⑤
这也就是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倡导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⑥
孙中山信仰之所以如此坚定，主张之所以如此明确，根植于他对西方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极为认真的系统研究。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已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⑦ 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生动地表明，孙中山这一时期确实已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并对之进行了十分认真的研究。
孙中山说过：社会主义“其中流派很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⑧ 在故居现存藏书中，综合讨论各派社会主义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著作就有近10种，如C.H.Vail《科学社会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芝加哥，1899)；J.B.Peixotto《法国革命与现代法国社会主义》(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Modem French Socialism,纽约，1901)；M.Hirsch《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Democracy Versus Socialism,伦敦，1901)；W H.Mallock《对社会主义批判的检验》(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伦敦，1908)；J.T.Stoddard《新社会主义》(The New Socialism:An Impartial Inquiry,伦敦，1909)；R.W.Kauffman《什么是社会主义》(What is Socialism,纽约，1910)等。通过这些著作，对于欧美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的主张，自然能够获得较为准确而不是泛泛的了解。
孙中山非常关注现代文明、现代性经由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他指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尽享，贫民反食恶果，总有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⑨ 故居藏书中有相当一批著作专门讨论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如T.G.Spyers《劳工问题》(The Labour Question:An Epitome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abour,伦敦，1894)；B.Kidd《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纽约，1895)；C.B.Spahr《美国财富分配现状》(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96)；H.George《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伦敦，1898)；G.Tarde《社会规律》(Social Laws,纽约，1899)；Le Bon《大众》(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伦敦，1900)；G.F.Lydston《社会的弊端》(The Diseases of Society,伦敦，1904)；J.R.Day《对繁荣的入侵》(The Raid On Prosperity,纽约，1908)；L.Austin《美国无产者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Proletarian,芝加哥，1910)等。故居藏书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芝加哥1904、1911年两个版本，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在孙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孙中山摈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是基于对欧美各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
亨利·乔治是孙中山非常器重的一位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乔治认为，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病，而土地投机买卖和垄断更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解决办法就是土地公有，将全部地租作为赋税收归国家所有，废除其他所有捐税。他的主张因此被称作土地国有和单一税制，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英国等社会主义运动中曾风靡一时。孙中山对亨利·乔治的学说有浓厚兴趣，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还专门去考察过实施这一主张的情形。在故居藏书中，除去上述《社会问题》一书外，还有亨利·乔治的《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伦敦，1890)、《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98)。亨利·乔治出版于1882年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孙中山曾多次提起，并给予很高评价，但在故居中未曾发现，孙中山理应收藏过这部著作。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故居中现存藏书并不完全，孙中山阅读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藏书。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占有状况，孙中山购置了不少这一方面的书籍。在故居现存藏书中就有F.Seebohn《英国村社》(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Examined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Manorial and Trial Systems,伦敦，1884)；W.Epps《大洋洲的土地制度》(Land Systems of Australasia,伦敦，1902)；W.A.Somers《为征税对不动产进行估价》(The Valuation of Real E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ation,明尼苏达，1901)；F.Verinder《土地、工业和税制》(Land,Industry and Taxation,伦敦，1902)；J.Hyder《土地国有化实例》(The Case For Land Nationalisation,伦敦，1907)；H.J.S.Maine《东方与西方的村庄》(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伦敦，1907)；R.M.Hurd《城市土地价值原则》(Principles of City Land Values,纽约，1911)等。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孙中山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形成的丰厚的学理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派，孙中山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1912年10月，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连续3天所作的演讲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他本人的社会主义主张。他说：“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产而均分之。……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组织粗浅激烈之言论矣。”⑩ 他还认为，掌握了马克思资本公有的主张和亨利·乔治土地公有的主张，即掌握了“社会主义之真髓”。(11)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确实进行了十分系统的研究，而将社会主义视作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孙中山在力主中国应当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时，对于实现现代文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归趋自由、平等与博爱，民主与法治，也始终坚信不疑。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伦敦与英国记者谈话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历数清王朝统治的各项“虐政”：
一、满洲人的统治是为其本族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全体国民。
二、他们反对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进步。
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统治民族对待，否认我们各种平等的权利和特权。
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他们纵容和鼓励贪污行贿。
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未经我们的同意，不公平地向我们征收重税。
八、他们实行最野蛮的酷刑。
九、他们不经法律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他们不能履行职责，以保障其辖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在这篇谈话的最后，他说：“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12)
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现代性核心价值坚信不疑，同样根植于他对阐明这些核心价值观念的相关西方思想学说的深入研究和忠实继承。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大体梳理出孙中山这一方面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主要脉络，这一脉络由以下几个侧面构成：
其一，关于民主、自由观念与现代民主制度。作为其理论渊源的著作，有F.Macdonald两卷本《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A New Study In Criticism,伦敦，1906)；W.A.Dunning《政治学说史——从路德到孟德斯鸠》(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Luther to Mantesquieu,纽约，1910)；G.N.F.Heger《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纽约，1900)；F.W.H.Myers《人的个性及其不朽》(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纽约，1909)；M.Y.Ostrogorski两卷本《政党体制与民主》(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纽约，1908)；H.J.S.Maine《民治政府》(Popular Government,伦敦，1909)；J.S.Mill《代议制政府研究》(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伦敦)；T.W.Wilson《国家：历史组合与政治实践》(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波士顿，1911)等。专论美、英等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著作，如R.Frothingham《合众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10)；A.Hamilton、J.Jay《美国联邦制拥护者》(The Federalist: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98)；P.S.Reinsch《美国联邦政府论文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Abridged Edition,纽约，1911)；J.M.Robertson《英国政治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olitics,伦敦，1900)等。此外，还有一批讨论俄国、德国、日本政治体制的著作。关于民治、民有、民享，关于人们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关于人们能够共同参与创造和共同享有智力方面与物质方面的进步，以及所有这一切如何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架构与有序运作而获得保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孙中山关注的中心。
其二，关于法治建设理论和宪法、法律建设。阐述法治理论的综论性著作，其中有B.Montesquieu两卷本《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纽约，1900)；R.H.Pollock《法学与伦理学论文集》(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Ethics,伦敦，1882)；J.Bryce两卷本《历史与法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牛津，1901)；R.Sohm《法理概要》(The Institutes,牛津，1907)；T.E.Holland《法学基础》(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伦敦，1908)；H.Taylor《法学》(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纽约，1908)；W.W.Howe《罗马法研究及与英美法律的渊源关系》(Studies In the Civil Law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Jurisprudence of England and America With References To the Law of Our Insular Possessions,波士顿，1905)等。关于各国宪法和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典的著作，包括J.W.Burgess两卷本《政治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纽约，1890-1891)；J.R.Tucker两卷本《美国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芝加哥，1899)；W.Bagehot《英国的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and Other Political Essays,纽约，1908)；W.E.Dodd《近代主要国家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芝加哥，1909)；J.F.Stephen《英国刑法概观》(A 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伦敦，1890)；F.H.Goodnow《比较行政法》(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纽约、伦敦，1893)；J.H.Gubbins《日本民法典》(The Civil Code of Japan,东京，1897)；L.H.L
nholm《日本商业法典》(The 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and the Law Conceming Its Operation,横滨，1898)；J.S.Risley《战争法》(The Law of War,伦敦，1897)；F.M.Gregg《国会法手册》(Handbook of Parliamentary Law,波士顿，1910)等。变礼俗社会为法理社会，被视为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通过宪法和完备的立法建立现代法理社会，孙中山完全不满足于抽象化、概念化的了解，这些著作充分表明，他对此作了精心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孙中山那么急切而执著地坚持制定临时约法，从这里可以得知，这绝非偶然。
其三，在推行民主与法治中特别富于应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著作。其中专门研究比例代表制选举方法的著作，就有七八种之多，如T.R.Ashworth《适用于政党政府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pplied To Party Government:A New Electoral System,伦敦，1901)；《比例代表制社会》(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ociety,伦敦，1907、1909、1910、1911年等各个不同版本)。专门研究司法机关及其判例的，有G.P.Moriarty《巴黎的法院》(The Paris Law Courts,伦敦，1894)；H.S.Hogan等《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Ohio,俄亥俄，1911)；E.Wambaugh《判例研究》(The Study of Cases,波士顿，1894)；G.Bemis《韦氏案例报告》(Report of the Case of John W.Webster,底特律，1897)等。专门研究国际公法的，有L.Levi《国际公法》(Intemational Law,伦敦，1887)；T.J.Lawrence《国际公法手册》(A Handbook of Public Intemational Law,伦敦，1898)；F.Meili《国际民事和商业法——理论、立法、实践》(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s Founded Upon Theory,Legislation,and Practice,纽约，1905)等。
从以上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孙中山阅读西文书籍目的性、针对性非常明确，这就是如何引导中国真正实现政治民主与法制健全下的社会自由。
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现代性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孙中山立志将中国引向现代文明、现代性，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便成了他阅读的又一重点。故居中现存1911年以前出版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工业发展、银行与信贷、危机与萧条、垄断与托拉斯、财政学等著作，差不多有120种之多。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除去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亨利·乔治《政治经济学》之外，故居中还有一批欧美第一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专著，如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N.Kaynes)《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97)；意大利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M.Pantaleoni)《理论经济学》(Pure Economics,纽约、伦敦，1898)；英国社会经济学家霍布森(J.A.Hobson)《分配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纽约，1900)；美国经济学家哈德利(A.T.Hadley)《经济学——私有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Economics,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Welfare,纽约，1901)；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伦敦，1898)与《工业经济基础》(Elements of Economics of Industry,伦敦，1907)；美国经济学家拉弗林(J.L.Laughlin)《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纽约、芝加哥，1902)；荷兰经济学家皮尔松(N.G.Pierson)《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伦敦，1902)等。哈德利的《经济学》一书，重视私人经济发展，强调要确定政府职权范围；皮尔松的著作强调经济发展是改善物质福利的基础；马歇尔是剑桥学派创始人，他以生产成本解释供给价格，以边际效用解释需求价格，是自由经济的坚持者；庞塔勒奥尼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边际效用理论作了出色分析，是自由竞争经济运行机制的热情支持者。从这些可以看出，孙中山非常重视经济学理论新的进展。
垄断资本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动向。故居中有好几部著作，分析这一现象，如E.V.Halle《托拉斯》(Trusts,or Industrial Combinations and Coal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99)；R.T.Ely《垄断集团与托拉斯》(Monopolies and Trusts,纽约，1900)；H.J.Levy《垄断与竞争》(Monopoly and Competition:A Study In English Industrial Organisation,伦敦，1911)等。孙中山在经济领域的敏锐性于此可见一斑。
故居现存藏书中，1911年前出版的有关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银行制度、银行法、银行史的著作有40多种。有关财政学、财政制度、货币制度的著作近10种，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属于这一领域权威性著作。
故居现存藏书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关于发展铁路交通、国有铁路管理、铁路建筑、路桥设计、铁路业务经济学等方面的著作，差不多有30种。孙中山后来之所以力主大量修建铁路、发展铁路运输，和他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准备显然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孙中山关于经济如何发展的论述并不多，《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直到1918年方才写成。而正是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时期对于经济问题的密切关注和不断思考，为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同盟会而言，孙中山不仅是一位思想上、政治上卓越的领袖，而且是一次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者和军事指挥者。同盟会建立后，在中国南部发动的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防城之役(1907年9月)、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至4月)、河口之役(1908年5月)，都是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对于现代军事科学，对于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对于现代战史，孙中山理所当然地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了解到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在故居藏书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关于军事与战争方面的著作为什么多达七八十种。
首先是战史研究著作。其中研究美国南北战争诸战役的著作最多，共有10多种，综合性的著作就有J.D.Cox《亚特兰大：南北战争诸战役》(Atlanta:Campaigns of the Civil War,纽约，1882)；M.F.Force《从亨利堡到科林斯(南北战争诸战役)》(From Fort Henry To Corinth:Campaigns of the Civil War,纽约，1898)；A.S.Webb《半岛(1862年麦克莱伦战役)》(The Peninsula:McClellan' s Campaign of 1862，纽约，1898)等。其他研究日俄战争的、研究1813年莱比锡战役和1815年滑铁卢之战的、研究1870-1871年法德战争的、研究1877-1878年保加利亚战役的，都各有一种至数种。
其次，是专门研究战争、战略、战术的著作。这里有克劳塞维茨(K.P.G.V.Clausewitz)3卷本《战争论》(On War,伦敦。1873)；V.B.Derrécagaix两卷本《现代战争》(Modem War,华盛顿，1888、1890)；F.N.Maude《近代战略的发展》(The Evolution of Modem Strategy From the xviii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伦敦，1905)；F.Hoening《未来战术探究》(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Tactics of the Future,伦敦，1899)；W.L.Goltz《战争指挥》(The Conduct of War,伦敦，1899)等。
再次，研究枪枝与射击的著作。主要有W.W.Greener《枪与它的发展》(The Gun and Its Development,伦敦，1910)；C.Lancaster《射击术阐释论述》(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Art of Shooting,伦敦，1898)等。
故居现存军事类藏书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专门研究海军发展与制海权的一批论著。这里有1901、1902、1903、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年朴茨茅斯与伦敦出版的《海军年鉴》(The Naval Annual)；1906、1907、1908、1909、1910年伦敦出版的《简氏战舰年鉴》(Fighting Ships)；A.T.Mahan《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伦敦，1889)；同一作者两卷本《制海权对法国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伦敦，1892)；同一作者《美国在制海权方面的利益：现状与未来》(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伦敦，1898)；G.Y.Fiennes《海上帝国》(The Ocean Empire; Its Dangers and Defence,伦敦，1911)等。对于海军发展和掌握制海权战略地位的特别关注，反映了孙中山世界视野下的宏大的战略眼光，革命尚未成功，但他已经在思考中国未来在这一方面应当如何部署的问题。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文明的最新成果，经常最先运用于军事和战争。战争中新技术的运用、新战略的形成、新战役的指挥，以及军队新的组织和新的训练，常常是新文明产生的催化剂。现代战争与现代军事，同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关系也不例外。研究现代军事、现代战争，应当是孙中山更为敏锐更为强烈地认同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又一动力。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体系之中，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走向现代文明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中国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既立足中国实际，又能充分吸取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推动中国自身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放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历史性的挑战，孙中山高度自觉地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以其广博的知识、精粹的思想、超强的能力和卓越的成果，为人们做出了表率。孙中山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今天，当13亿中国人齐心协力，立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际，孙中山的这种气概与精神最值得我们努力继承和大大发扬。我以为，这才是对孙中山最真诚的缅怀和纪念。
(本文撰写过程中，重点参考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合编《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10月〕，并获得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的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88页。
③《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芳川显正》(明治38年8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秘第2047号。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279页。
⑤《中国的社会主义》，布鲁塞尔法文版《人民报》1905年5月20日报道，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⑥⑦⑧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326-327，327，326、327-328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5-556、557-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