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宇[1]2000年在《新疆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兼具有城乡两重性质的城市边缘带农用地和非农用地相互交错，土地利用问题很多。本文定义了城市边缘带的概念、土地利用性质，以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新疆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着重从造成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问题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入手，阐明了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不经济的历史、现实原因，并在寻求边缘带土地利用短期行为和盲目性发生，确立秩序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土地利用管理方面进行了探索，主要借鉴土地利用的有关理论，从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制订和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法规，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技术创新及明晰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疆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实现的政策措施。
熊威[2]2006年在《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准城市化地区处于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化最直接、最敏感的地区,在土地利用上具有特殊性,也存在不少问题。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日趋强烈,由此所激发和暴露出的准城市化地区发展与建设方面的问题与矛盾十分突出,准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也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首先在总结国内外各有关学派、学者对城乡之间区域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界定了准城市化地区的概念及范围,并概括出该地区土地利用现有的基本模式。随后,文章结合大量实例分析了准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特点及现存的若干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对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驱动因子分析,概括出准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通过问题与规律分析,文章提出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理论,并结合理论研究建立了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内容体系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以江西省丰城市准城市化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丰城市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内容体系框架的研究,文章对丰城市准城市化地区的人口规模和土地需求进行了预测,并运用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对该地区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及产业结构进行了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文章将丰城市准城市化地区土地进行空间管制分区与建设引导控制,并提出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的相应实施措施。
崔峰[3]2013年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与物质保障。在一定地域条件下,人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经济(Economy)构成开放复杂的动态巨系统(PREE系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则是这个巨系统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利用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也是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全球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作为研究自然与人文过程的理想切入点,越来越受到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其研究内容也从全球气候变化效应扩展到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过程、驱动机制及资源、生态环境效应等多方面。其中,LUCC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与评价、LUCC的微观机理与过程研究是当前LUCC研究的两个热点。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程度等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不同特点。选择较小空间范围的典型区域进行研究,是深入分析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生态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城市边缘区作为地处城乡交错地带的LUCC典型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腹地的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机制。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从空间尺度上看,城市边缘区都是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天然实验室和最佳尺度。因此,加强具有不同地域和土地利用特征的城市边缘区LUCC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的研究,既能为有关部门提供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机制的信息,进而为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对进一步夯实区域LUCC研究基础,深化中国LUCC研究及城市边缘区LUCC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江宁区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南京市城市边缘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是进行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动态变化、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响应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特点、功能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南京市城市边缘区——江宁区实例,遵循“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生态环境响应”的研究路径,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动态分析法、模型构建法、定量分析法等,分别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响应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具体研究方法如下: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包括城市与乡村、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区和城乡交错带,阐明了本研究使用“城市边缘区”这一表述的原因;其次,基于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点与功能的分析,揭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互动机理;第三,通过引入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土地利用变化效益等指标或模型,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第四,在系统阐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第五,从价值量(货币化)角度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三种评价方法的比较,采用Costanza等的生态服务价值模型,并对谢高地等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和价值系数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进行评价;第六,从物质量(非货币化)角度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研究: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引入“市公顷”概念,构建“市公顷”模型框架下的均衡因子与动态产量因子计算方法,并采用复种指数对耕地类生态足迹进行修正,进而定量评估江宁区1996-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足迹;第七,基于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和布局的视角,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在系统阐述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评估模型框架及方法的基础上,依据PSR模型框架构建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共27个指标),并运用物元模型对江宁区2005-2010年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在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内、外两种作用力的共同影响下,生态环境不断演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会对土地利用变化发挥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作用。(2)1996-2010年,江宁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耕地、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面积明显减少,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林地面积明显增加,其它土地面积则变化很小;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总体上表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耕地明显减少,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迅速增加,是江宁区15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趋势;15年间,江宁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增加、优势度减小、均匀度提高的特点,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干扰程度不断加大。(3)导致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差异等。其中,人口增长是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中最具活力的驱动力之一;经济增长是推动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差异巨大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指数,促使江宁区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总之,城市向外扩张力和城市边缘区内部作用力均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其本质是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不同用地类型间边际效用的比较。(4)1996-2010年,江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趋于减少,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15年间,江宁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水文调节和废物处理的生态服务价值降幅最大,仅原材料供给价值呈稳定增长态势。(5)15年来,江宁区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均在降低,生态赤字较为明显。其中,2010年江宁区总的生态赤字达75.42466×104hm2,相当于当年江宁区总生态承载力的722.47%,即全区生态足迹已经超过其生态承载力的7.22倍,表明江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也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6)2005年之后,政府的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产生了明显的生态环境绩效,6a中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整体上呈“安全”状态,但安全水平较低,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其中,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等对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有重要作用;而单位耕地薄膜用量、环境治理完成投资总额占GDP比例、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指标则是制约江宁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因素;(7)建议从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强化生态用地保护、优化土地利用配置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王盈[4]2008年在《上海市西南典型城市化样带LUCC过程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上海市1987年、1995年、2003年和2006年4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提取相关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并结合相关的生活生产消费资料,运用ArcGIS和ERDAS等软件在上海市西南区建立两条在空间上连续的典型城市化样带,重构了城市化发展的空间递推性和时间延续性的过程:通过分析样带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正确把握规律,采用生态足迹方法提取样带内人均生态占用和供给,计算人类生态质量指数和波动指数;根据景观格局分析法将区域环境安全指数引入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研究中;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不仅找出影响样带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且对其影响大小进行因子排序;从三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刻画了样带城、乡区域LUCC过程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表明:1.空间上,样带城市边缘从近郊向远郊区域推进时,样带总体人类生态质量指数不高(19.04),人类生态正向波动幅度不大(0.99)。近郊区是城市化发展辐射的直接影响区,随着近郊区进入城市范围,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变,原来属于近郊的区域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剧烈带,出现景观格局多样性指数的峰值,因此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低值的存在预示着其峰值的到来。2.时间上,1987-2003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景观格局多样性指数逐年提高,在生态环境承受阈限内,有助于增加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其环境安全指数较高(0.91)。2006年近郊部分区域转变为城市区域,样带人类生态正向波动剧烈,IHEQ2003高达86.88,环境安全指数开始下降(0.85),标志着城市化和人类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压力和环境影响的负效应增大。3.建成区用地和交通用地面积变化分别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驱动力关联系数为0.965和0.966,样带城市化所占用的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近几年增加很快,导致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变化与农业人口比重的关联系数为0.962,随着农村人口逐年转为城镇人口,城市化占用耕地的面积逐年增加。
龙燕[5]2014年在《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城市边缘区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执政理念在这一区域的贯彻实施变得尤为重要。2011年,风景园林学正式跃升为一级学科,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增设风景园林学为一级学科的论证报告》中指出,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使命的风景园林学对人居环境建设有着重大支撑,故本文拟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探寻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总结出城市边缘区中生态效应减弱和地域文化模糊的相关间题,为城市边缘区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撑。为了合理应对城市边缘区面临的景观生态间题,第一章“绪论”通过界定城市边缘区及风景园林空间的概念,探索二者在研究范畴上的突破口,认为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是承载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功能的最佳载体。在第二章“相关研究综述”中,本文以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对城市边缘区近20年的文献成果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归纳总结出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城市边缘区当前的研究趋势集中于以解决生态间题为导向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过程研究和以提高边缘区人民活质量为导向的空间宜人性研究,为本文探索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指引方向。本文将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视为复杂的人居生态系统,鉴于该空间所禀赋的自然生态和地域文化属性,第三章“理论基础”搭建出适用于本研究的系统观、生态观和文化观,作为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研究的理论平台,以支撑本文实证部分的相关研究。为了进一步挖掘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的共性特征,本文第四章“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体系构成及其特征框架分析”中,对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体系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空间构成进行详细分析,论证了每个层面空间构成要素的特殊性,归纳总结出包括武汉在内的一般性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在宏、中观层面呈现出典型的格局特征,微观层而呈现出典型的宜人性特征。并针对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共性特征展开分析,寻找到与之匹配的分析途径,最终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分析框架,为研究一般性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的具象特征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为了验证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框架的可行性,探索武汉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的具象特征,本文第五章“武汉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及规律分析”以武汉市1989、2000、2005、2010、2013年五期的遥感影像及大量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为基础,在宏、中观层面结合GIS、遥感影像解译、Fragstats景观指数分析等手段,对武汉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相关数据进行提取,从空间格局的角度对不同时期武汉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布、要素类型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挖掘武汉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的动态演变规律特征；在微观层面对武汉市具有代表性的边缘区进行大量间卷、访谈和实地调研,从自然生态效应、功能使用需求、地域文化特色三个方面对武汉边缘区微观层面的居住区风景园林空间、工业园风景园林空间、大学城风景园林空间、公共游憩带风景园林空间展开分析,得出武汉城市边缘区微观层而风景园林空间的具象特征。本文第六章“武汉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发展策略”中,分析了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对城市发展起到的作用,对武汉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具象特征进行提炼,总结出武汉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发展策略,为协调城市边缘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解决途径。
赵云强[6]2018年在《澳门半岛葡城边缘带发展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城市边缘带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英德地理学,是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思想,其研究在西方城市已较为普遍,但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探索城市边缘带的发展可以指导、服务于城市更新和生态保护的实践,并为大比例尺度的城市形态研究积累丰富的经验,在城市边缘带与居住用地的交互作用下,城市形态不断演变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不同的城市风貌。因此,城市边缘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城市的形态起源及不同时期的城镇景观风貌。澳门是中国最早接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其城市形态发展深受葡萄牙城市规划的影响,且澳门半岛狭小的地域面积也适于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历史地图和文字资料的解读,将澳门半岛葡城外侧边缘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1840-1911)、发展时期(1912-1980s)和稳定时期(1980s至今)。在康泽恩城市形态学平面格局三要素:街道、地块和建筑基底为框架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时期澳门半岛多重边缘带的演化发展,详细分析各边缘带用地平面格局特征,并最终绘制出各时期边缘带的平面类型分布图,将复杂的城市形态发展转化为直观的图形信息加以利用。在康泽恩平面格局三要素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形态学量化研究中数据更为准确的分形计算方法,采用ArcGIS分析平台,借助矢量网格法分别对三要素分维值进行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量化数据并对比分析其形态特征,为进一步认识和管控澳门半岛不同形态区的城镇景观特色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指标。本文将传统的定性分析绘制形态图与定量研究测算分维值相结合,弥补了单一方法研究的不足,有利于更加直观地揭示澳门半岛葡城边缘带的形态特征和演变规律。
刘凤莲[7]2005年在《乌鲁木齐市城乡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与区域环境效应》文中研究表明城乡交错带是城市化过程最显著的地域,不仅表现在区域景观由乡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土地开发由低密度转为高强度开发,其结果是城市空间区域扩大;更体现在区域内生态负荷、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发生的显著差异,从而导致区域生态功能的转变。我国对城乡交错带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建设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如何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方面缺乏整体发展目标和规划。当前,在我国西北地区大力呼唤生态环境建设下,乌鲁木齐作为西北特大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新疆的首府,对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从空间范围和区域尺度来掌握城乡交错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时空差异及生态效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城乡交错带景观变化与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促进城市生态建设。本文以乌鲁木齐地区2001年1: 50000的合成影像图为依据,运用信息熵原理对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根据近50年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历程,将乌鲁木齐的空间扩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扩展模式及城乡关系演变作了分析;在对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的空间形态研究过程中,指出乌鲁木齐市城乡交错带空间形态的形成受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及政府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了解到现阶段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的土地利用构成要素,并深入分析其目前所承担的经济、社会、生态功能;接着从土地利用类型入手,以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内四个乡为着眼点,依据调查资料从较微观的层面上解析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作了土地景观分析,总结出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景观演变的规律。最后,从整个地域单元层面上分析快速城市化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指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格局是区域生态问题产生症结所在,缺乏协调的人为控制常常使其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因此,要求在整体环境中重新审视城乡交错带,致力于城乡空间结构与生态过程相吻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乌鲁木齐城乡交错带空间格局优化思路。
龚娉[8]2013年在《城乡一体化导向下中等城市边缘区小城镇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等城市边缘区小城镇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受中等城市和周围农村的双重影响，其城镇特点和发展动力机制具有不同于一般城镇的特殊性。目前这类小城镇规划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明晰的战略思想做指导，较少考虑农村和中心城市的综合影响，建设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城市整体优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实现小城镇和区域的协同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取渭南城市边缘区故市、交斜、阳郭、桥南四镇为例，对该类小城镇规划策略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概况与相关理论，为后续的研究和论述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其次，从城乡一体化视角对中等城市边缘区小城镇进行整体审视归纳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渭南城市边缘区四个典型镇发展现状的详细调查，分析出典型小城镇的问题；而后，对中等城市与边缘区小城镇发展的双向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为边缘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再次，研究了城乡一体化导向下渭南城市边缘区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包括总体目标、产业路径、空间结构三方面，为边缘区小城镇规划奠定了方法基础。最后，在四镇规划实践中提炼出中等城市边缘区典型小城镇的规划策略，产业发展策略意在加强与中等城市及农村地域的联系；空间重塑策略意在形成合理的镇村体系，布局特色的镇区空间；社会转型策略意在发挥小城镇的固有优势，形成小城镇自有的引力范围；生态建设策略意在为中心城市构建良好的生态屏障，对新时期中等城市边缘区小城镇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宗玮[9]2012年在《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及土地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上海海岸带位于长江三角洲最东端,是支撑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上海进入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随着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系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重大工程(开放浦东、兴建浦东国际机场、建设临海新城、成立金山、奉贤工业开发区等)的实施,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覆盖格局也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本文选择上海海岸带作为研究区域,以土地科学、景观生态学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理论与方法作为支撑,建立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了1990年至2009年期间,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中,从土地利用分类角度及湿地分类角度分别研究了上海海岸带大堤内外不同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格局、过程及驱动机制,并以崇明东滩为样区,对滨海湿地盐沼植被的地上生物量进行估算,为后期快速评估湿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提供依据。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方面为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土地利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研究成果揭示了在经济转型期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特征与规律,为上海海岸带综合利用与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对推动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上述系列研究,本文获得以下主要结论：(1)1990-2009年的19年间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一增一减”和圈围土地的现象。“一增”是指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一减”是指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圈围土地是指19年间上海海岸带共圈围土地511.71kmm2,成为自1950年以来上海海岸带圈围土地的新高峰。(2)1990-2009年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类型主要表现为新圈围土地→其他用地、其他用地→建设用地、新圈围土地→耕地、水产养殖→其他用地、耕地→建设用地5种变化类型。其中,其他用地是该区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占转移面积的29.8%,其次为耕地,占转移面积的22.37%。建设用地为耕地主要的转移去向,占耕地总面积的26%。其次为其他用地,占11%。新圈围土地的去处主要是其他用地,约占新圈围土地的一半,其次转化为耕地,占新圈围土地21%。(3)1990-2009年研究区景观格局变化表现为海岸带中部及北部区域景观异质性逐步减少、破碎度逐步降低；海岸带西南部区域景观异质性有所增大,破碎度逐步增加。从斑块类型水平来看,上海海岸带景观逐渐从耕地与其他用地为基质,水域、水产养殖为镶嵌体的景观格局过渡到耕地、建设用的、其他用地、林草地等多种类型斑块均衡分布的格局。(4)1990-2009年上海海岸带湿地面积逐步减少,19年里共减少面积483.8km2。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面积由1990年2938.74km2减少到2005年2368.51km2,内陆湿地则有小幅增加。(5)利用SPOT5高空间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结合野外实测数据、实验室测定分析,对崇明东滩湿地典型盐沼植被——芦苇、互花米草、海三棱蔗草的地上生物量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崇明东滩湿地盐沼植被地上生物量表现为：互花米草>芦苇>海三棱藨草。(6)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90-2009年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圈围土地和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是近海及海岸湿地减少的主要人为因素。通过主成分分析及灰色关联度方法对海岸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状况、经济状况及新圈围土地面积是影响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分布的重要驱动因子。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驱动因子和土地利用变化两组变量整体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海岸带LUCC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因素。(7)采用GM(1,1)模型及线性内插方法预测海岸带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变化趋势。预测结果表明,2010-2030年里,建设用地需求仍将保持较高增长趋势,耕地面积将呈缓慢减少趋势。最后,结合本文研究成果,论文给出了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八条建议及对策。
程莲[10]2007年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化最直接、最敏感的地区,在土地利用上具有特殊性,也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日趋强烈,由此所激发和暴露出的城市边缘区发展与建设方面的问题与矛盾十分突出,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问题也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为此,本论文选择以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城市扩展趋势和具体情况,初步划分出了乌鲁木齐市城市边缘区的具体范围,并以乌鲁木齐市城市边缘区(东山区)为例,分析了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设计出了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探讨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模式,提出了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保障措施,这对于缓解城市压力、改善城市地域结构、提高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效益、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搞好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提高城市周围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促进整个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新疆城市边缘带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研究[D]. 丁宇. 新疆农业大学. 2000
[2]. 准城市化地区土地统筹利用研究[D]. 熊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3].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响应[D]. 崔峰. 南京农业大学. 2013
[4]. 上海市西南典型城市化样带LUCC过程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D]. 王盈.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5]. 城市边缘区风景园林空间特征研究[D]. 龙燕. 武汉大学. 2014
[6]. 澳门半岛葡城边缘带发展演变研究[D]. 赵云强. 华侨大学. 2018
[7]. 乌鲁木齐市城乡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与区域环境效应[D]. 刘凤莲. 新疆师范大学. 2005
[8]. 城乡一体化导向下中等城市边缘区小城镇规划策略研究[D]. 龚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9]. 上海海岸带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D]. 宗玮.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10].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D]. 程莲. 新疆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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